一、“憲政”橫飛為哪般?

　　寫劇本出身，年高七旬的公共知識分子沙葉新先生最近在微博上連發五哭：我哭!我哭!我哭!我哭!我哭!

　　老爺爺哭聲這么大，大家都會關心一下。定睛一看，是為兩件事：一為一個敢于脫衣服宣誓的女性，一為“厲行憲政”。

　　“憲政”這個詞最近不斷飛入我們的耳朵，同時伴隨各種花邊八卦。看似和最近黨刊與商業媒體、微博知識分子的爭吵有關，但“憲政”不是新話題，一直縈繞在我們耳邊。且不說年初的南周新年獻詞事件，記性好一點的網友會記得，兩年前，一個著名投資人在微博上高調宣稱拋開一切和情婦私奔，然后又在一片嘲諷聲中發來一則深沉的微博，大意稱：我雖然如此荒唐，但我依然關注憲政。

　　問世間“憲政”為何物，能叫私奔者念念不忘?

　　沒錯，對于部分知識分子來說，不可一日不談“憲政”，正如不可一日不談普世什么的。最近的事件看似黨刊和媒體人互博，但“互博”嚴格來說并不對等。在我看來，今天的黨刊完全不比50年前，讀者稀少，影響有限。最近發表的這篇并無新意的馬列主義老教授論文，放在平時，會像很多枯燥論文一樣直接睡進故紙堆。偏偏是商業媒體如獲至寶，高高掛起示眾，才引起知識界軒然大波。但從十八大報告開始，官方一再強調“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空談誤國實干興邦”，一些清議知識分子則惴惴不安，仿佛談“憲政”的空間已經不大。他們急需尋找縫隙，開拓出新的討論空間。此番揪住黨刊，仿佛逼著官方進行了一次對話。

　　黨刊在熟諳大眾炒作的門戶媒體面前顯然不知所措。門戶網站修改標題聳人聽聞，社交媒體上更是千奇百怪。

　　一地干柴只等火星。不僅是各路學者，還有性學專家、半吊子軍事專家、藝術家也紛紛加入憲政討論大潮。對此，有人認為這是中國的政治討論門檻太低，也有人認為這是民智開啟的好結果，各執一詞，眾說紛紜。不過說“討論”有點過，口水橫飛的快感才是主流。以至于憲政派、反憲政派、社會主義憲政派學者們現在也都懶得扯學術，只是在微博上一個勁互相冷嘲熱諷。

　　二、“憲政”知多少?

　　我們不妨先猜猜“憲政”這個詞的來龍去脈有多少人了解。尚無調查，但我們可以參考下PM2.5。這個由美國大使館和公知大V一起推波助瀾的年度詞匯，最后成了官方定期發布的指標。可是據最新調查，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公眾知道PM2.5是什么意思。再回到政治領域，據中國社科院的調查，中國人中贊同美國政治模式的右派只有8%，其他都是中間派和左派。可見，作為右派的立命之本“憲政”，了解的人也很難超過8%了。但這依然不妨礙網絡媒體上一片夸夸其談。

　　有趣的是，很多大V參與這個話題時，都會主動先說：我也不清楚什么是憲政。比如潘石屹，“最近大家在討論憲政，我有些聽不懂。但我感覺公平、正義是最高原則，符合這些原則的就應該支持。公正的原則應該超越黨派、民族、國家、老鄉、男女、城巿……甚至要超越家庭。”一路超越，眼看就要像方志敏烈士一樣上升到宇宙高度，最后卻英雄氣短話鋒一轉，落進了家庭窠臼，難道是在向專制的張欣要求家庭憲政民主么?所以，你搞不清楚各色人等借著“憲政”這個詞到底在說什么。

　　社憲派的童之偉教授發表微博說：“憲法學是入門容易真正搞懂難的學問。在西方，有的教授一輩子只研究憲法一個條款或一個修正案，到死還留下不少問題。”一輩子抱著一個條款死去，多不容易。可是任志強偏偏不同意，他說：“許多人在爭論什么是憲政，要不要憲政，憲政姓資還是姓社?其實憲政很簡單，就是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把鑰匙交給國民。’”我覺得真應該把陶喆的《愛很簡單》為任總改一下歌詞，變成《憲政很簡單》，一定有助于推廣“憲政”這個詞，讓人們像滿口是“愛”一樣滿口“憲政”。

　　所以問題來了。春秋綜合研究院的寒竹研究員說：不用“憲政”這個詞也能把自由主義者的訴求說清楚，但為什么一定要用這個詞?“憲政”看似個外來漢語詞匯，卻是漢語創造。英語里沒有這個詞，最接近的是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意譯是立憲政府。“憲政”這個詞比英語詞匯曖昧許多，幾乎無法再翻譯成英語。這正是中國政治的奧妙之一——曖昧才好。漢語的語言游戲就在于遮遮掩掩，把很多不好明說的意思表達出來。

　　不好明說，我也就不去明說了。我想說的是，懂“憲政”人雖然極少，但這些人也沒有理由沮喪。因為是否具有影響力不在于人數多少，而在于是否觸到人心、軟肋和G點。就好比同性戀雖然稀少，但是有那么多名達捧場，有那么多腕兒(比如某畫家)紛紛表示很可惜自己不是同性戀的時候，同性戀話語就儼然成了文明時尚。記住齊澤克的話：“啊，民主，讓我們一起高潮吧。”

　　三、快意屠戮?

　　高潮也好、敵愾也罷，關于憲政的口水和論文實在太多了，即便我這樣比較關注的人也無法全關注過來。何況最近微博上是有哭有鬧有露點，實在看不出頭緒，也沒那個時間。好在有徐達內先生孜孜不倦的“媒體札記”，不厭其煩地為我們記錄和梳理媒體上的雞零狗碎。

　　在《求助的代價》一文里，徐達內說明：“在自由派知識分子占據主要話語權的微博論壇上，更多的是快意恩仇。”

　　怎么樣的快意恩仇呢?環球時報英文版記者@張治龍GT家屬遭遇車禍，警方處理疑似不公，于是他向當地記者@王歪求助。當地記者表示：不值得報道，尤其因為你是環球時報的，我更不報。喝彩蜂擁而至。比如中國新聞周刊主筆@章文說：“我在北京媒體圈人脈較廣，唯獨沒有環球時報的朋友。環球時報記者在圈內基本上是被孤立的。原因很簡單，大家瞧不起為了一碗飯而昧良心的人!”上海商報副總編輯@陳季冰于千里之外響應：“我負責任地認為，這種幸災樂禍恰恰說明了：盡管有環球時報這種媒體天天在鼓噪，但我們民族的良知依然尚未徹底泯滅。為什么傳統社會里一人做了壞事，全家甚至全村人都抬不起頭來?甚至老話還說：‘你干這種缺德事，連累祖宗都被人瞧不起!’是非黑白和道德觀，就是靠這種社會輿論的壓力發揮作用的”。

　　環球時報到底干了什么“缺德事”呢?徐達內說：“此番‘憲政’討論中，環球時報又是比母報更加沖鋒在前，以社評《‘憲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國發展之路》助陣‘憲政姓資論’。”

　　看上去和四十年前一樣，人們因為政治觀點不同可以親屬反目，勢不兩立。@我是陳紀英問：“那記者的邏輯是‘連坐’么?”或許在政治分歧面前，普世價值也會被拋在腦后，憤怒者更向往的還是古老的懲罰之術。

　　@沈步搖的爹宣布：“環球時報的從業經歷，必將成為編輯、記者個人的負資產，供職時間越長，就越沉重。”

　　不知道環球時報以往的言論令這些媒體人有多痛，會讓他們如此怨恨。但一般圈內人都知道環球時報中、英文版是兩家，互不干涉。據我了解，英文版的主編非常“普世”，討論問題最愛談底線，說什么都是“要有底線”。沒想到只因環球時報這個名頭而不被普世派見容，反被看作“一個硬幣的兩面”。我不由回憶起朱學勤教授的言教，他曾經盛贊電影《竊聽者》，因為電影表現了蘇聯克格勃因為監聽西方太久而終于被西方感化率先文明。我想，如今臺面上的憲政派們如果有前自由主義者的一些風骨，也該夸獎環球時報英文版的編輯畢竟是接觸西方多，和中文版差別很大。結果竟然表現出斬草除根之勢，怪不得令很多網友咂舌。

　　四、尋父之痛

　　不過在我看來，這些畢竟只是語言暴力，只是無處宣泄的情緒一旦找到發泄對象之后的難以自禁。就像受傷的孩子找到機會就拼命撒氣。

　　為什么會像孩子?因為找不到父親。

　　不是嗎?

　　真正的波瀾其實是劉小楓的“國父論”引起的。劉小楓稱毛澤東為國父，并且坦言：憲政前提是全民共識，然而在開國人物評價上都無法達成一致，又如何建立憲政共識?邏輯幾乎無懈可擊，于是所有的憤怒都奔著“國父論”而去。他們痛斥劉小楓的背叛，痛斥他認毛做父，甚至搶奪了孫中山的國父地位。文學副教授@嚴鋒說：“文革把愛情視為下流反動，連《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都被視為黃色小說，到了75年才解禁。為某人招魂的劉小楓，可記得你懷戀的冬妮婭?”5月31日賀衛方接受聯合早報網訪談，依然認為左翼的民意基礎只是長期洗腦的結果。在另一邊，毛派自然對劉小楓大加贊賞。于是，雙方的互相詛咒和爭論越激烈，越證明劉小楓判斷正確——只有精神內戰，毫無共識。

　　以理論解讀著稱的網友@匿名祭詩隊員 稱：“自由主義者申斥他認毛作父，這不過是因為劉小楓是他們的父，而現在，這個父拋棄了他們。”

　　我覺得恍然大悟。這前前后后不就是一個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尋父的故事?他們看似無所顧忌，時而像艾某人一樣放浪形骸，時而像范跑跑一樣破罐破摔，時而像某肉償姑娘一樣敢作敢當，看似一副弒父的樣子，卻始終在暗暗尋找一個能讓她們安心的父親。

　　她們自認為成功刺殺的那個父親卻頑強活在另一部分人的心中，只把無力感留給了她們自己。自己尋得的父親卻總是轉身離去，劉小楓走了，甘陽走了，更多的精英決然離去。現在你能理解小說《牛虻》里男主人公的悲傷與決絕了嗎?這正是劉小楓在《沉重的肉身》里為我們娓娓道來的，卻在今天的中國重演。

　　“憲政”論者也一直在尋父。孫中山看似無可爭議的國父，但這個父親并不在場，不曾用手撫摸她們的額頭。他們之間也并無真正的血脈。自稱具有血脈是無用的，一陣太平洋的風刮來，他們就會因為內心深知這個血脈的虛假而恥辱。實現臺灣“民主”的蔣經國也是他們的父，但他們更希望這個“父神”能降臨大陸。他們憤恨過鄧，認為他最可能做這個父卻沒有去做。他們永遠寄望下一個長得像父親的人，卻永遠失望。

　　我懷疑，正是因為無法辯駁“父親”劉小楓，才狠狠憋著一口氣，發泄到了黨刊身上。說來說去，我覺得“黨”其實是個更曖昧的父親，是可以由得兒女們撒嬌的。

　　為自己的親父丟人，又找不到別的父親，即便在狂轟黨刊之后，“憲政“派們依然感到內心空虛，以至于一旦發現《投資者報》上很man的言論就興奮異常。徐達內特別援引王曉漁的薦語：“這篇文章太、太、太猛了!”。

　　猛就猛在，這是一篇直指“父親”的評論。作者說：“啰嗦這些東西跟我們投資有什么關系?據我與圈內人士的交往經驗，對中國政治話題的興趣從十八大前至今，其熱度并沒有因新領導集體亮相而減低……直到上周那些有強烈論戰味道的文章出來，新領導人的語言環境才逐步被確認——像他要求黨員干部重走群眾路線所透露出來的一樣——他并不是一個新潮的人、更談不上‘酷’了。在我看來，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恐怕是我們所能遇到的黨培養出來的最為徹底的一代人，在他們的教育經歷中幾乎沒有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和碰撞，而這些在四十年代之前、六十年代以后的人們中間多多少少都會有”。

　　徐達內說：“這和直接點名也沒什么差別了。”

　　在對新父親不抱幻想之后，作者自然回到鄧小平那里。“直到今天，三代領導集體后的答案似乎都是只繼承了禁區，卻沒有繼承如何突破它們的勇氣和智慧.……但我想告訴讀者，鄧的思想精髓就是放松管制以調動積極性。在我眼中，鄧打破的禁區比后人打破他所設定的禁區更難。因為，鄧的成功足以說明，打破那些禁區所帶來的社會反應和效果如此的積極，以至于只會給打破者增加更大的力量……短期之內不會有人斷言它們能夠兌現，但相信我，結果不會讓你等得太久。”

　　“相信我!”這既是個父親般的承諾，也是個如同蒙泰里尼神父(牛虻生父)嘴里發出的欺騙。而看上去，那些欣喜的讀者們準備再接受一次。

　　稍稍研究過鄧小平的讀者，哪怕是美國人傅高義都承認，鄧小平的高明之處恰恰在于沒有像戈爾巴喬夫一樣一松到底，以至于不可收拾，令俄羅斯人口在苦難中悲催地減少了近一個億。鄧拋棄了文革的極端路線，將管制與放松結合，用集中手段彌補放任市場的不足，才保證了中國的繁榮。

　　但是祈求者所要的無非是一個能夠縱容自己的父親。投資者期望有新的獵場向他們開放，哪怕那些是底層社會最后的“自留地”。

　　想要好父親的往往不一定是好兒子。他們總是一邊尋父一邊想伺機弒父。作者最后問道：“直到今天，三代領導集體后的答案似乎都是只繼承了禁區，卻沒有繼承如何突破它們的勇氣和智慧。鄧將只能作為一個無法超越的小個子嗎?”“小個子”，如此輕佻的語氣，難怪李慎明會在《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一文中有些擔心過度：“惡毒攻擊毛澤東，這絕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個人的問題，而是他們企圖進而否定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云等我們黨的其他領袖人物和一大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不用擔心。還記得不久前王牌投資家馬云說的話嗎?他說：現在很多人動不動就談政治改革，似乎不談政治改革就干不了事，但“其實跟你一點關系都沒有”。我隱約懷疑其實《投資者報》是在向馬云這個父親說不。貌似深刻的政治話語背后，只是代表中小投資者在馬云面前撒嬌。

　　知識分子陷入精神尋父和弒父的兩難境地。但是相信我，如果真地找到了那個父親，可能會更加失落。想想電影《星球大戰》里的天行者盧克，當黑武士敞開衣襟對他喊道：“I’m your father!”的時候，天行者是怎樣地震驚與恐懼吧。一個事實是憲政派與反憲政派都躲避不了的，無論如何，雙方都是紅色共和國的兒女，但無論怎樣留戀，時代也都已經進入了改革開放。畢業于斯坦福大學的李世默先生早就指出中國的左與右身上同根同源的脾氣，越想切割就越物極必反。

　　圍繞“憲政”或者其他一類令人愛不釋手的詞，戀愛和爭吵還會繼續，這是禁止不了的。良善的沙葉新老爺爺，最近在美國做寓公，大概還沒搞清楚國內情況，就為敢于扯下自己衣服的女性疾呼。一個十年前在網上依靠秀裸照出名的“流氓燕”，最近幾年轉型為維權藝術人士，專門跟在丑惡現象后面炒作。此番涉嫌持刀傷害他人，在事實尚未確定的情況下，就立刻被部分律師、公知描繪為遭受官方迫害。那位女性主義女教授，立刻扯下了自己的衣服來聲援。我曾經閱讀過她的論文，卻怎么也沒有想到今天要面對她的乳房。這場景令誰心疼?我懷疑，曾經脫光了的流氓燕，很快就會披上“憲政”的文胸了。她會發現，這樣比脫光了更有誘惑力，尤其是對知識分子。而沙葉新老爺爺何辜，還經得住如此刺激么?

　　“憲政”啊“憲政”，多少荒謬假汝之名橫行。如此以往，變成流氓最后的庇護所也不是不可能，那將是一件多么令人心痛的事情!但無論如何，悲觀者將繼續前行，無力者將繼續尋父，不舍不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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