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高明

 

        文本以《農民為什么不種地》發表于環保部主辦的理論雜志《綠葉》2012年第2期(總第164期):25-30.

 

        不久前，農業部宣布糧食“八連增”，即2011年我國生產5.7億噸糧食，人均852斤。從全球營養水平看，即使扣除家畜、釀酒等消耗的糧食，中國產出5.7億噸糧食肯定是吃不完的，為什么還要大量進口呢？顯然，我國糧食生產的形勢并沒有像有關部門宣稱的那樣樂觀，而是糧食生產存在很多難隱之憂。中國農業科學專家錯誤地估計出，中國糧食生產能力下降是我們的種子不爭氣，建議國家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充滿風險的轉基因研究，這與解決中國糧食短缺的初衷是“南轅北轍”的。限制我國糧食生產的因素不是種子不爭氣，而是農民不愿意種地(種糧不掙錢)，沒有力氣種地(婦女與老人從事農業)，地力出現嚴重下降(用地不養地)。這是城市掠奪鄉村，大力發展工業化農業的必然后果。

 

 

        影響中國糧食生產的真正因素，據我們長期觀察和一線親自實踐，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谷賤傷農。農民種地成本高，而價格低廉。以山東農村種植小麥玉米為例，化肥、農藥、除草劑、機耕、澆水、收獲、種子等種地成本每畝580元，山東中產田小麥玉米大約都是800-900斤/畝，價格1.1-1.2元/斤，按照最理想的價格計算，每畝全年凈收入只有1580元(兩季，不計人工)。如遇天旱、化肥、農藥、地膜漲價，收入只有500-600元。種兩季只收一季，遠不如出去打工一個月掙得多。上世紀70年代，山東一帶小麥玉米周年產量即突破1000斤/畝，可收入人民幣200元。那時候的200元人民幣值，若以黃金購買力計算，值今

天的2.7萬元！

        二是地力下降。由于種地不掙錢，農民就不好好伺候土地。傳統的精耕細作方式被無情拋棄，轉而依賴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造成地力嚴重下降。由于有機肥不能還田，山東一帶土壤有機質已由2%左右下降到不足0.8%。農田、果園、菜園大量使用農藥，農田里到處充滿殺機，害蟲越殺越多，益蟲益鳥越來越少。在這個過程中，農藥商、農膜商、化肥商、種子商賺足了錢，將農業利潤進一步瓜分。由于地力下降，我國糧食單產最近8年幾乎沒有顯著增長，但化肥施用量卻增長了40%，每公斤化肥生產的糧食不足19公斤，每公斤化肥生產效率正以少產1公斤糧食的速度下降。這一趨勢正說明，中國耕地不是缺化肥，而是缺有機肥和土壤生物多樣性。

        三是耕地撂荒，種植面積無法保證。由于糧食便宜，即使產量提高，也不能給農民帶來實惠。聰明的江南農民已經讓土地撂荒，夠自己吃就行，沒有心思為城里人生產糧食。筆者在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蘇、廣東、四川等地調查發現，撂荒現象越來越嚴重。另外，全國各地大搞房地產開發和工業開發，屢屢沖擊18億畝耕地紅線。地方政府以“占補平衡”名義占用良田，但換回來的幾乎都是劣質農田，這使有效的糧食播種面積大打折扣。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勤勞的，年齡大一點的嘗過挨餓的滋味，會種一些糧食滿足自用，這多少緩解了國家的糧食短缺。

        四是糧食進口對中國農業生產沖擊很大。一方面農民種地積極性下降，糧食生產能力先天不足，另一方面大量進口糧食與油料作物。2011年，我國從美國、巴西等國家進口了5250萬噸轉基因大豆、500萬噸轉基因玉米、120萬噸小麥、151萬噸大豆油、660萬噸棕櫚油。進口的糧食，加上進口油料作物和油料折合糧食，共高達1.39億噸，占當年中國消耗量的19.2%，大大超越了10%的安全警戒線。糧食大量進口，且以充滿風險的轉基因為主，進一步造成了糧價便宜，農民種地更沒有利可圖，拋荒現象就更突出，從而造成惡性循環。

 

 

        中國用全球7%的土地，養活了全球25%的人口，但代價是消耗了全球35%的氮肥和70%左右的淡水資源。“糧食連續八年豐收”背后的數據是，2-3倍于歐美的化肥和農藥使用量，數倍于傳統種子的工業種子費用。如何解決糧食產量與耕地退化之間的矛盾呢？發展生態循環農業才是正確出路，這也是聯合國糧農組織總結人類幾十年來農業發展道路得出的經驗。搞生態農業不僅不會餓死人，相反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其道理如下：

        一是秸稈變成了可食熱量。中國18億農田里除了產出5億噸糧食外，還產生約7億噸秸稈。中國7億噸秸稈，其實就是巨大的“糧食倉”、“肥料廠”和“能源庫”，我們稱之為FFE, 即食物(food)、fertilizer(肥料)、energy(能源)。根據我們的實測數據估算，每7斤秸稈飼料配合一定的精飼料，可以轉化為1斤活牛重。國務院要求力爭到2015年，中國秸稈實現80%的綜合利用。如果這個目標能夠實現，就相當于增加了8000萬噸牛肉，或相當于糧食增產40%。有機質還田還能夠養地并固碳，可杜絕秸稈焚燒，保護農田生態環境。因此，秸稈綜合利用才是生態循環農業的重要突破口。

        二是將中(低)產田變成高產田。“用地養地”就需要有機肥，在現有的光照、雨熱、水利、機械、電力條件下，我國許多地方的中(低)產田可變高產田，前提是需要大量的有機肥(含重金屬和抗生素的工廠化禽豬糞除外)。牛是名副其實的“造糞機器”。每生產1噸牛肉約生產16.7噸牛糞，我國18億農田可產近17億噸的有機肥。在山東平邑縣弘毅生態農場，我們經過4年有機肥還田，在堅持“六不用”（不用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添加劑、轉基因）前提下，該農場已成功將低產田(600公斤/畝, 玉米小麥周年產量)改造成噸糧田(1028公斤/畝)，充分顯示了生態循環農業的強大威力。

        我國有18億畝農田，高產、中產和低產田面積各約占三成，如果將低產田改造成中產田，中產田改造成高產田，則中國耕地產出的糧食很輕易突破6億噸糧(有6億畝高產田即可完成)，從而實現“藏糧于地”。生態循環農業糧食生產潛力巨大，轉基因生物技術難以與之比肩。

        那么，既然生態農業有那么多的好處，為什么“叫好不叫座呢”？這是因為，農民不會承擔環境保護的責任，也不會管城市里人的健康；國家在生態農業的扶持經費少，而將農業補貼多數給了農藥、種子、化肥商；國家用于轉基因種子研究的經費接近300億元人民幣，而用于生態農業只有其中的三十分之一；糧食優質無優價，市場以次冒真，造假的成本遠遠低于造真的成本；城市消費者不明白“在健康的環境下，用健康的手段，生產健康的食品”需要有合理的價位，農民才會生產；再加上主流聲音偏見地宣傳“搞生態農業會餓死人”，決策者對生態農業采取觀望態度，讓市場這只無形的手來操控公益性非常強的生態農業或有機農業產業，由此造成了生態農業處于非常尷尬的地位。

 

 

        首先，將各項農業補貼改為直接高價收購糧食。將被農業管理部門、化肥商、農藥商、農膜商、種子商、配方施肥、生物技術專家拿走的不利于糧食可持續生產的國家經費直接還給種糧農民。適度恢復“公糧制”，讓真正的種地農民直接從高價售糧中受益。作為糧食高價收購的兌現條件，農民必須承擔恢復地力、保護生態環境、保障食品安全的基本責任。待糧庫中的糧食充實后，逐步停止糧食進口。以保護國民健康為由，停止轉基因玉米、小麥和大豆進口，轉而提升中國糧食可持續生產能力。

        其次，提供低息、貼息或無息小額貸款，幫助農民尋找致富出路，帶動新農村建設。山東平邑縣蔣家莊的農民在沒有政府補貼的前提下，在專家指導下，利用秸稈養牛，產品依然走向市場，增加了收入，恢復了地力，但農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即10%的利潤給了銀行。大量農藥進入生態系統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采取物理加生物的辦法，在無農藥前提下控制蟲害，一可節省藥錢，二可保護生態環境，更重要的是，保護了農村婦女，挽救了母親(近距離噴灑農藥多為婦女從事)。農田里沒有農藥和除草劑，誘捕的昆蟲和人工除的

草，可作為生物質資源，發展柴雞、鵝、蝗蟲、淡水魚等，增加農民收入。在健康環境下養殖的動物健康、抗病、肉質安全。但所有這些公益性的農業事業，必須得到政府扶持或健康市場的認可才能推廣。

         第三，解決農民后顧之憂，解決他們面臨的教育與醫療，生老病死等現實問題。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讓更多的人口留在農村，在很大程度上可減少糧食壓力。這是因為，農民滿足了自身的糧食安全就是滿足了國家糧食安全。幾年前中國的農民還占總人口的70%，現在這個數字已低于50%，如果繼續推進美國式的城市化，讓少數人養活多數人，中國耕地壓力將越來越大。實際上，穩定農民在家鄉安居樂業的前提條件是合理的糧價。目前糧價低廉，遠遠低于三四十年前的相對價格，農民對種糧興趣不大。如果國家提高糧食收購價，同時解決了他們面臨的教育、醫療、養老等后顧之憂，農民就會主動以保護生態環境的做法生產糧食，即發展生態農業。大量農民在家鄉從事與涉農產業，城鄉經濟社會格局將是另外的局面。

        第四，建立一支穩定的以青壯年為主力的糧食生產大軍。將糧食安全上升到軍事安全高度予以重視，要研究西方控我石油、拒絕出售給我糧食后的糧食生產緊急預案，從技術、土地、倉儲、運輸等方面提前做好應急準備。要認真普查我國到底還有多少畝耕地用來種植糧食？我國到底儲存多少噸糧食，才能抵御未來重大自然災害和局部戰爭。對那些無視國家糧食安全，非法強占倒賣耕地、虛報當地糧食種植面積、大肆非法騙取和貪污國家糧補貼款、非法盜賣國家糧食儲備庫存糧的各級官員，加大依法打擊力度，確保國家糧食戰略

安全。保障糧食安全必須有一支特殊的以青壯年為生力軍的種糧大軍，老人和婦女只能起輔助作用。穩定這只隊伍，需從國家糧食戰略安全高度出發，從穩定糧食產量和保護耕地質量的實際出發，給予政策的特殊傾斜，不能放任市場壟斷糧食供應。用土地流轉的辦法生產糧食必須作為國家行為，否則將是對農民利益的進一步掠奪。

 

        農業部門強調，農業生產遵循“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十字方針，但在農業生產實踐中，往往僅強調了“高產”，對于其它幾方面則重視不夠。農業是第一性生產，其特點是產品數量多，農民處于利益鏈的末端。任何發達國家對于農業都不敢采取放任自流的辦法，而是采取高額補貼鼓勵農民種地。如何既保證糧食生產的“高產、高效”，又要保證“生態、安全”呢，根據我們的經驗，大力發展生態循環農業才是正確出路。

        根據我們的前期研究，完全不用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添加劑、轉基因“六大害”，一畝地照樣能夠產出2000斤糧。如果發展生態循環型有機農業，將國家糧食收購提高到3元/斤(國家可采取高價收購、低價出售政策，同時可補貼有機農業，利用市場作用減輕國家補貼壓力)，80%農民將回鄉安居樂業，帶來城鄉和諧、社會穩定、農民就業、環境保護、節能減排、農村兒童教育等方方面面的重大變化。

        落實到具體行動上，就是要建立生態循環糧食生產實驗示范區，用生態學的辦法，一攬子解決糧食安全、環境污染、溫室氣體排放、農民就業、農業院校大學生就業等問題。在糧食生產大省的河南、山東等地，先進行村級實驗，再進行鎮級實驗，逐步擴大到縣這一級，然后在全國糧食生產區域推廣。實驗成功與否的考核指標是非常明確的，即1）不能使用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添加劑、轉基因等六項不可持續技術；2）年周年每畝生產糧食2000斤；3）土壤地力和土壤微生物得到大幅度提升；4）秸稈得到100%循環利用；5青壯年農民從城市返鄉并安居樂業。作為國家可持續糧食生產實驗示范區的保障條件，國家對科學家指導、農民生產出來的有機糧食以3元/斤保價收購。待實驗成功后，逐步走向成熟的有機食品市場，實現種地盈利(目前市場有機糧食10元/斤)。

        將國撥科研經費由目前的單一轉基因育種向生態農業、有機農業、傳統育種轉移。自1986年以來，轉基因技術得到了累計約210億元的國家財政撥款，而同期生態農業只得到約7億元的投入，兩者相差30多倍。轉基因重大專項讓一大批農學家受益，但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發表中看不中用的SCI文章。中國并不掌控轉基因核心技術，試圖用轉基因解決糧食安全問題，最大的贏家是國外轉基因生物技術壟斷寡頭，還會加重農民種地負擔，造成中國耕地質量持續下降。轉基因技術作為防御性武器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但絕不能一窩蜂地搞轉基因。目前，涉農科研只要與轉基因沾邊就給錢，這樣的局面必須改變了。

         中國目前的農業專家，受西方影響很大，言必稱美國，看不到自己在糧食生產方面的優勢。實際上，中國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的發展是國際上最先進的，幾千年來我們就是采取這樣的做法；在育種方面，袁隆平的“超級”雜交稻也是國際最先進的，連美國人也要學習中國的經驗。從糧食生產的實際能力來看，美國用29億畝耕地，才生產了3億多噸糧食，中國用18億畝耕地生產了5.7億噸糧食。美國人口3.1億人，只有中國的零頭。如果美國的人口與中國一樣多，耕地一樣少，他們還能吹噓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供應國嗎？如果換位思考，不是誰來養活中國人的問題，而是誰來養活美國人的問題。可見，中國人在糧食生產上是具備優勢的，這個優勢就是精耕細作，用地養地，可惜這樣的大好局面被哪些生物技術專家、國外糧食供應商、不合理的市場經濟、不合理的農業政策，無情地打破了。

        要扭轉我國糧食生產的被動局面，必須調整現有的糧食生產政策，鼓勵發展生態農業或有機農業，在保障糧食總量提高的前提下，對生態有機產品給予一定的現金補貼；對有機糧食生產國家給予免費認證和標識，從而斬斷其中的利益鏈，讓城鄉居民消費放心的有機食品；在逐步提高國內糧食生產能力的前提下，停止轉基因糧食進口，對化肥、農藥、農膜生產和銷售，停止農業補貼，并加收環境和健康危害費，將補貼費用向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傾斜。鼓勵資本下鄉從事糧食生產，但必須在生態學家指導下有序進行，必須在保障“農民受益、地力恢復、環境保護、糧食增收”等前提下，得到國家對農藥的補償經費，嚴厲打擊那種以套取國家農業補貼為出發點，不認真從事糧食生態的土地流轉企業行為。

        總之，我們糧食生產存在的根本問題是農民不愿意種地、地力下降、播種面積和季節都出現了問題。目前流行的工業化農業，并沒有將環境污染和人體健康因素考慮在內，如果考慮這些因素，工業化農業就不具備什么優勢。中國正在探索的或許是人類農業明天必走的路子，建議國家有關部門積極扶持中國原始創新的可持續農業發展模式，建立大型以糧食生產為主體的生態農業示范區，在全球率先發起生態學唱主角的第二次綠色革命。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