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重慶打黑，中國社會當中有些人是不愿意的，比方說政府內部的貪官和有血腥原罪的資本家。因為，如果中國繼續腐敗下去，乃至變天，那么，已經到手的貪腐成果就能保住；建立在罪惡與血腥之上的資本原始積累，也就可以隨時間的積累而洗白。因此，當重慶旗幟鮮明地嚴厲打黑時，有些人慌了。他們生怕重慶打黑的方式延續下去，甚至擴展到重慶之外——如果那樣的話，有多少今天的風光人物，明日就可能會成為階下囚呢？因此，在當今中國，對于那些通過非法手段攫取了大筆財富的人來說，重慶模式是他們的心腹大患，是他們頭上懸著的寶劍。為了自保，他們希望將重慶的做法被封堵在局部，不讓其擴散。實現這個目的重要手段，就是歪曲重慶唱紅打黑的價值，以非此即彼標簽化的方式，將重慶罵死，減少在重慶之外推廣重慶打黑模式的可能。因此，反對重慶唱紅打黑的既得利益集團調動了他們看家護院的力量：一批資用文人。
    資用文人對于重慶最常用的標簽是：重慶將“回到文革”。我曾多次指出，重慶模式絕不可能“回到文革”。“回到文革”的說法，不過是資用文人們為了抹黑重慶而配合演出的大合唱。但是，資用文人們在抹黑重慶時，遇到一個大麻煩：美國也打黑，雖然成果不佳，但重慶打黑的成果卻被社會普遍認可。一些號稱要推行民主的資用文人，對此憤憤不平。他們曾經說：重慶明明是倒退，居然獲得大多數民眾的支持！這里且不說這種論調與他們聲稱的民主是多么地矛盾，我只想就此指出：正是基于上述中外兩個原因，資用文人們也不敢公然反對打黑。于是，質疑重慶的重擔落到了一些特種兵那里——一批嚴重西化的法律專家。在“賀氏公開信”和反對我的“公開信”的意見中，最常用的一個專業術語就是程序公正、程序合法或程序正義。
    使用“程序正義”這個概念來攻擊重慶，包含了資用法律專家們的集體智慧和深刻用意——先排除重慶打黑本身是否有價值的討論，或者蜻蜓點水、輕描淡寫地肯定一下重慶打黑的意義，然后，濃墨重彩地集中到“程序正義”上，向人們宣告——如果沒有程序正義，實質正義也沒意義，只有程序正義才是第一。為了讓這種口號被人們接受，資用法律專家們在不同的場合，異口同聲地說著同樣的話：如果沒有程序正義，下一個受害者可能就是你！如果連律師都要判罪，將來誰替你們維護正義？似乎只有公檢法之外的、以律師為主的資用法律專家們，才是正義的化身，因為，公檢法所代表的公權力，早已被他們描繪為“邪惡”，只有那些收取律師費的資用法律專家們，才是社會公正的保證。然而，當某人不像龔剛模那樣有錢時，律師還會替人主持公正嗎？
    而且，這一集中強調“程序正義”的做法，已經預設了一個前提：重慶打黑，先不管實質，程序肯定是不對的。這種觀點在重慶打黑剛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出現，所謂“黑打”的說法就是這一預設前提的體現。在“賀氏公開信”后，重慶打黑是“黑打”，仿佛已經成為無爭的事實。以至于一些支持重慶打黑的人，也退而求其次地說：只要打掉黑社會，犧牲一點程序正義也沒什么不可以。對此我想說，之所以把那些人稱為“資用法律專家”，是因為他們在西方資本和西方思想的影響下，頭腦已經僵化。他們能否回答：1、重慶打黑究竟哪里不符合程序？2、為何只有西方教科書、西方法律體系制定的程序才是“正義”的程序？3、為何中國人自己不能制定符合中國現實、適應中國實際的程序？因此，重慶打黑是“黑打”，這一預設的前提是完全錯誤的，它的潛臺詞就是：只有西方制定的程序才是正義的。然而，資用法律專家們關于這個話題的多聲部合唱，絲毫不能改變重慶打黑的正義性，今后也無法阻擋重慶打黑的經驗向重慶之外的地區延伸。
    關于程序正義，我想說點歷史。宋朝是中國古代法治的高峰，宋朝法治的成就，這里不多作介紹。對比一下我們會看到，與宋朝差不多的歷史時期，歐洲流行一種審判制度，叫做“神判”。何謂“神判”？比方說，懷疑某人偷東西，但沒有證據怎么辦？找一大堆人圍觀，由重要人物主持，讓嫌疑人用手去抓一塊燒紅的烙鐵，時間有要求。完了以后，手要包起來，做好封印，幾天后打開，根據烙鐵燙傷的痕跡來判斷此人是否偷了東西。此外，還有燙舌頭的。涉及到女人的“性犯罪”，還可以把女人捆起來扔到河里，看她是沉下去還是漂起來，以決定她是否有罪。
    歐洲中世紀的“神判”不用再多舉例，它說明幾個問題：一是無知。歐洲人當時沒有獲得證據的有效手段，只能靠“神”來判定事實。比較而言，中國人的法治比他們先進太多，比方說宋代宋慈所著《洗冤錄集》是全世界最早的法醫學著作，而歐洲當時還沒有紙，各國文字還在形成之中，絕大多數人是文盲。神判的第二個特點是“程序”。在上面的簡單介紹中，讀者可以體會，圍觀、主持、烙鐵大小、抓握時間、包扎、封印、監督、開拆、判斷等等，它是一系列嚴格的程序，違反了任何一項程序，都可能導致最終結果產生歧義。但是，“神判”這一復雜嚴格的程序，與事實的真相沒有必然的關系。它之所以能夠在歐洲長期存在，還有第三個特征就是：做出判斷的不是人，而是神。那些愚昧無知、不識字、沒文化的歐洲人認為，神是最客觀公正的。因此，神判就是無知的狂歡，但它確實就是當今資用法律專家們所稱“程序正義”的重要起源之一。
    “神判”在歐洲被取消后，出現了一些替代形式，比方說，資用法律專家長期鼓吹的陪審團制度。陪審團制度是“神判”的替代物，不同在于，神判是根據“天意”來定罪，而陪審團是根據“人意”來定罪，它同樣與事實真相沒有必然關系。西方的律師就是在那個時期出現的。某當事人如果有錢，能請一位專家，當對方沒錢、請不起法律專家時，有錢者幾乎就贏定了。這里的程序正義在于：法官維護雙方辯論的過程，不負責揭示真相，真相由陪審團成員去判斷，而陪審團的判斷，取決于律師的口才、表演、導演、長相、性暗示、等級身份等等。必須強調是的，英國出現陪審團、律師庭辯制度時，依然沒有證據法，比中國的完善法治落后太多。換句話說，英國出現陪審團制度最初的判案，只是靠“吵架”技巧來決定的，所謂“程序正義”，就是吵架雙方公平的發言機會而已。這一特征在西方另一個歷史遺跡上體現得更加充分。
    前一篇文章的結尾我曾經說，普希金就是死于“程序正義”，什么意思？普希金38歲死于決斗。決斗在歐洲和美國長期存在，直到19世紀末才基本消失，除普希金外，西方很多名人都進行過決斗。當決斗是合法行為時，裁判者所要求執行的，僅僅只是“程序正義”。例如，裁判者要檢查槍、檢查子彈、檢查場地、發出口令；決斗者持槍反向而行，走多遠，轉身、開槍，等等，對于程序有非常嚴格的要求。但是，它無關事實真相。比方說，決斗雙方槍法水平有高有低，打槍準的，就能代表正義？此外，歐洲決斗還可以雇人，花錢多就能雇到高手，錢多的就是正義？在這樣的決斗中，“程序正義”與“司法獨立”的含義本質上是一樣的，就是：獨立地不干預。所以，普希金之死與真相和事實無關，它只是利用程序正義來殺人而已。程序正義貌似給雙方公平的機會，事實上，獨立地不干預雙方，必然使得社會的不平等，延伸為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西方歷史上的程序正義嚴重缺乏實質正義，現代西方法律體系中的程序正義雖然同歷史上有所不同，但是，現代西方法律中程序正義的來源的確就是與實質正義相去甚遠的“神判”。在等級制度下，程序正義只是社會不平等特權的延續。在資本主義時代，社會不平等只在理論上消除了，實際上大量存在。因此，現代西方法律的程序正義，依然是特權者保護自己的工具，比方說有錢，就可以拖垮沒錢的對手。律師們趨之若鶩地追求高額律師費的案子，并且在表面程序之外，大量動用非法的黑箱手段，這些聲稱代表公正的資用法律專家究竟代表誰，其實一目了然。
    美國打擊黑社會100年，依然打不完。在美國打擊黑社會的法律較量中，律師經常站在黑社會一邊，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他們賺夠了錢，踐踏了法律，分享了黑社會非法攫取的社會財富。前幾天，日本最大黑社會組織的頭目又被放了出來，這一切都是玩弄程序正義的結果。因為，號稱民主的西方政治實際上就是利益集團瓜分的政治，法律也是利益集團定的。在這樣被利益集團左右的法律體系中，程序正義很多時候只是利益集團保護自己的合法外衣。律師，則是替利益集團涂脂抹粉的寵物。所以，重慶打黑問題，不是程序公不公正的問題，而是擺脫利益集團控制的法律，能否有另一套程序的問題。按照那些被西方洗腦的律師們、資用法律專家們的“程序正義”，中國的黑社會將像美國一樣難以清除。資用法律專家們，便能從黑社會、既得利益集團那里，分一筆賞錢。所以他們要用資本控制的話語權，拼命夸大他們的程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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