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機時代難求政策平衡

過去幾個月中，在寬松經濟政策的刺激下，各國經濟或多或少地出現了好轉的跡象。美、日、歐的經濟開始企穩(wěn)，其中，日本還出現了緩慢的回升。而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已經出現了較快的增長。但是與此同時，各國（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以及大宗商品市場也都經歷了強勁的反彈，漲幅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期。為此，一些國家（如以色列、澳大利亞和挪威）選擇了政策調整，試圖通過加息來暫時平抑通脹壓力。對此，其他國家是否會跟隨，進而引起全世界的寬松政策退出，引發(fā)了市場的高度關注。

從表象上看，目前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確是面臨了兩難境地：繼續(xù)擴張性政策，可能會進一步助長通脹預期，并引發(fā)一系列新的風險；如果貿然轉向緊縮性政策，難免會傷及并不牢固的經濟增長基礎。下一步何去何從，如何在保持刺激經濟政策與抑制資產價格泡沫間保持一個適度的平衡，成了一個讓政策制定者頭疼的問題。

坦率地講，沒有什么平衡可言。從歷史經驗看，成功的政策實踐從來都是壓一邊，鮮有在兩個矛盾的目標中求得一條羊腸小道而涉險過關的范例。

這是由生產過剩型危機的性質所決定。

隨著繁榮期資產泡沫的破裂，需求方突然崩塌，在經濟高度信用化和證券化的時代，貨幣、收入、流動性等經濟流量部分的局部放緩和萎縮很快就會通過支付危機或者資產負債表的變化傳染和擴散到整個經濟肌體，經濟大蕭條就是這樣造成的。

供求恢復均衡之路只有兩條：要么是供給結構性重組：壓縮產能；要么向流動性收縮的經濟重新注水。前者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在短期，這意味著經濟更嚴重的緊縮，更多的失業(yè)和痛苦。但是陣痛過后可能迎來的卻是長期的經濟復蘇和繁榮，理論上或意味著索洛生產函數的重構，一種新的經濟模式的誕生。

而凱恩斯的那一套就是后者，通過從公共部門注入流動性，強行擴大信用和支付能力以匹配現存的產能。問題的關鍵在于貨幣刺激政策日后能否把整個經濟的流量循環(huán)（投資－消費－收入）重新帶起來？很遺憾，存世的任何經濟學流派，沒有一家認為貨幣刺激是長期有效，其中包括凱恩斯本人，他說：“長期看，一切都將死去”。

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需求管理不是供給方的政策，對于結構性問題，對生產率和經濟的競爭力等在中長期發(fā)揮作用的因素沒有關照，所以貨幣刺激無法擺脫日后的資產泡沫和物價通脹等后遺癥，因為很明顯這是通過資產價格上漲來推動經濟反彈，而不是經濟增長推動的資產上漲，所以只可能是泡沫。政府和公共部門為此將背上了需要償還的巨大財政赤字與債務負擔。接下來是政府要加稅，企業(yè)部門成本上升，就業(yè)和收入又如何產生呢，這就是為什么貨幣刺激難以帶動經濟流量的循環(huán)。

經濟要走出危機，必須出現熊皮特式的“破壞性創(chuàng)造”，它來自于對既有資源配置結構的根本性調整，從而產生出新的經濟模式和財富創(chuàng)造方式。

具體地講，美國必須完成回歸實體經濟的“再工業(yè)化”，“再工業(yè)化”絕非回歸傳統制造業(yè)，而是基于實體創(chuàng)新的制藥業(yè)、替代能源、使用新能源或者節(jié)約能源的綠色汽車業(yè)為核心的所謂低碳經濟模式，美國是領導型經濟，它必須恢復其“重構、創(chuàng)新和再投資”的活力，為全球經濟的下一個長周期設計驅動機。

而中國要適時地抓住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的機遇，加快對國內政治經濟體系進行銳意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業(yè)以及居民與居民之間的財富分配上的調整，挖掘國內需求；減少壟斷、放松行政管制；最大限度地釋放改革的制度紅利，降低其過剩儲蓄 實現內需主導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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