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當如何應對世界經濟危機*　　

何干強　　

【內容提要】  應對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為指導。本文以馬克思關于資本流通與商品流通的共性、聯系和區別的原理為指導，針對目前我國的經濟實踐，認為在宏觀調控上不應忽視五個方面的問題，即解決金融信貸失衡需要重視社會再生產過程的比例失衡，調整產業結構必須與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結合，擴大消費需求必須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擴大就業的關鍵在于振興新型公有制經濟，必須堅持在對外開放中的獨立自主。　　

【關鍵詞】 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  經濟危機  宏觀調控　　

當前，世界金融危機（本質上是世界經濟危機）還在延續，給我國經濟運行帶來不利影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遇到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困難。我們應當如何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正確應對，標本兼治，搞好宏觀調控？本文擬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角度談些認識。　　

導言：應對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　　

1.宏觀經濟調控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為指導。我國近期的宏觀經濟調控，采取調整結構、擴大內需、擴大就業、改善民生等一系列對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仍然存在一些深層的問題。我們有必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一步總結經驗，改進和完善宏觀調控的措施。在這方面，借鑒外國宏觀經濟調控的實踐經驗是必要的；但是，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在政策措施的理論指導方面，卻不能拘泥于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而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為指導，緊密結合本國國情，力求建立和完善當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理論，來實現與可持續發展緊密結合的科學的宏觀經濟調控。即使宏觀調控在調整結構、擴大內需、擴大就業、改善民生等用語上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似，也要看到我國在這些方面的內容具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所賦予的特有規定性。　　

2. 現代西方宏觀調控理論的弊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是以凱恩斯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而這個理論從總體上并不科學。在上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出現經濟“滯漲”之后，凱恩斯的理論在西方也受到懷疑和批評，先后出現了“新古典綜合”、貨幣主義（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新凱恩斯主義、后凱恩斯主義和奧地利學派等多個流派，不過，所有關于宏觀經濟調控的思想流派，在界定自己時，都承認與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的思想有聯系，“要么是它的某種思想的發展，要么是某種前凱恩斯古典思想的復活”；他們都站在維護私有制的立場上，同意凱恩斯的主張，認為政府想要有效率，就不應關心“那些已由私有經營者進行的活動”，而應當關注“私有經營者私域之外的那些職能，關注那些政府不做就無人去做的決策”。 [①] 這些流派中，貨幣主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等流派對所謂“前凱恩斯古典思想” 的復活，也就是對歷史上薩伊教條（認為市場供求可以自動實現均衡）和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的復活，換句話，也就是在宏觀調控理論中融進了主張普遍私有化和貿易、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可以說，現代西方宏觀調控理論的各種流派不過是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或多或少的結合體。這兩種經濟思想都屬于資產階級思想范疇，在宏觀經濟調控的價值觀上都以維護“總資本家”利益為目的，在世界觀上都帶著“自利的”“生意人的眼光”認識經濟關系，因而都不可能“公正無私”地理解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他們的不科學處，從學理上看，就是都把資本主義當成永恒合理的經濟形態，對待市場經濟都不能區分簡單流通（也就是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也稱一般流通）和資本主義的資本流通（以下簡稱“資本”流通）。　　

新自由主義迷信簡單流通對社會再生產的自動調節，看不到即使是簡單流通也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②]認為完善的市場體系（實質指簡單流通體系）本身可以解決私有制造成的矛盾，無視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商品、貨幣流通是與生產過程中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聯系在一起的；無視私有制生產關系決定的分配關系的不平等具有對抗性，它必然導致危機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目前這場世界性經濟危機以美國“次貸”危機為發端，正是由于美國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指導下，推行私有化，導致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然后慫恿金融領域的過度放貸來彌補居民收入過低造成的市場需求不足，與此相聯系，又放任金融資本家大搞投機性“金融創新”信貸，導致市場需求“泡沫”泛濫，資源流動錯位，致使產業結構比例關系發生重大失衡，進而表現為市場供求關系重大失衡而引起的。[③]而危機之所以蔓延到世界大多數國家，也是正因為當今的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起主導作用的。應當說，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的基本矛盾，產生了社會再生產過程內部的危機，它首先在金融領域表現為貨幣危機；而金融貨幣危機又反作用于生產過程，進而又加深和擴展了生產過程內部的經濟危機。如果相信新自由主義能起積極作用，那就等于放任市場自發地調整經濟結構，放任私有化促成經濟危機，然后再通過社會生產力遭到巨大損害來被動地恢復社會再生產平衡。這顯然是不科學的。　　

    凱恩斯主義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范圍內比它之前的新古典經濟學或自由主義經濟學有進步，它承認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矛盾。但是，它同樣把“資本”流通與簡單流通混為一談。凱恩斯主義那張關于企業和居民之間相互交換的宏觀經濟循環流程圖，描述的正是簡單流通關系。那里看不出宏觀經濟運行客觀存在的價值補償與實物補償的相互依賴關系；沿襲了斯密教條丟掉了C（不變資本）的錯誤，缺少了生產資料部門企業與企業內部的交換，也就是丟棄了Ⅰc內部的交換，有明顯的片面性；[④]按照這樣對宏觀經濟運動的理解，這就必然不能指導搞好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這也就是說，即使只是在資源配置層面搬用凱恩斯主義，也必然不能進行標本兼治的科學宏觀調控。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顯然不能靠凱恩斯主義來指導。　　

3.我們應當用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指導宏觀經濟調控。我們要應對世界經濟危機，在宏觀調控上達到標本兼治的效果，就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為指導。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貫徹唯物史觀的方法論，具有豐富的內容，它除了人們熟悉的社會再生產理論，還應包括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分散在關于商品流通和貨幣、資本流通和周轉、收入分配、信用制度等論述中的一系列原理。從遵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有關市場經濟宏觀經濟一般運行的規律來看，我們在宏觀經濟調控中，必須高度重視生產過程對流通過程的決定性作用，在此前提下也要重視流通過程對生產過程的反作用；必須樹立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具有二重性的觀點，從價值補償和實物更新兩個角度指導調整產業結構，而不能單純從貨幣價值運動的角度看投資和需求；必須看到生產資料形態下的不變資本價值C是宏觀經濟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總產品或全社會的商品價值總量是∑（C+V+M）,而不能像凱恩斯那樣只關注新創造的社會價值產品∑（V+M），也就是只看到國內生產總值（GDP）[⑤]；必須高度重視生產領域中的所有制結構和關系，而不能忽視所有制的性質對宏觀經濟運行的作用；必須從一國的社會總產品出發控制社會再生產，高度重視提高本國的勞動生產率，而不能忽視鞏固和壯大民族經濟體系。與西方宏觀經濟學相比，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一個顯著的科學特征就是，深刻地闡明了關于資本流通與簡單流通之間存在共性、聯系和區別的重要原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條件下，運用好這個原理，對于我們實施科學的宏觀經濟調控格外重要。它要求我們既看到簡單流通和“資本”流通具有的共性、聯系和區別，又看到簡單流通與社會主義公有資本的流通(以下簡稱“社本”流通)的共性、聯系和區別；還必須看到“社本”流通與“資本”流通的根本區別，充分認識必須堅持“社本”流通的主體地位，發揮其在多種流通并存中的決定性作用。　　

4. 在宏觀調控中必須堅持關于資本流通與簡單流通之間具有共性、聯系和區別的原理。簡單流通、“資本”流通和“社本”流通具有共性，它們都包括簡單流通或商品、貨幣流通（即W—G—W）；它們之間的聯系是，“資本”流通和“社本”流通都以簡單流通的實現為前提（這可以從公式W’—G—W…P…W’看出來）。　　

簡單流通和“資本”流通的區別是：在流通的目的上，前者是為個人消費，后者是為追求剩余價值；在流通的內容上，前者是使用價值交換，后者是“資本”價值的自行增殖；在流通運動的持續性上，前者是滿足個人消費為限，后者為追求剩余價值永無止境；在流通關系的承擔者上，前者是小生產則或消費者，后者是資本家。這些區別是由“資本”流通包含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過程決定的。　　

簡單流通和“社本”流通的區別是：在流通的目的上，前者是為個人消費，后者是為追求廣大人民需要的“必要勞動價值” （包括“必要個人價值”和“必要社會價值” [⑥]）；在流通的內容上，前者是使用價值交換，后者是勞動者自己控制和不斷追加勞動使“社本”價值增值[⑦]；在流通運動的持續性上，前者是滿足個人消費為限，后者堅持勞動者按勞分配的個人收入與“必要社會價值”相應地共同持續增長；在流通關系的承擔者上，前者是小生產則或消費者，后者是自主聯合勞動者。這些區別是由“社本”流通包含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過程決定的。　　

 “社本”流通與“資本”流通都包含生產環節，它們的根本區別則在于，生產環節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有公私之分。顯然，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宏觀經濟運動，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宏觀經濟運動，兩者存在重大區別。　　

筆者用較多筆墨闡述上述基本原理，主要是為了強調，面對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我們要實施科學的宏觀經濟調控，就必須在理論指導上揚棄以凱恩斯主義為基礎的西方宏觀經濟學，堅持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就有必要對當前調整結構、擴大內需、擴大就業和改善民生等政策措施賦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科學內容。下面，筆者結合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值得重視的五個方面的問題，對宏觀調控實踐的方法論原則，提出一些看法，向讀者們請教。　　

一、解決金融信貸失衡需要解決社會再生產過程的比例失衡問題　　

1.區分金融危機和特種貨幣危機。如上所述，“資本”或“社本”流通都包括生產過程，作為簡單流通的貨幣流通則不包括生產過程。懂得這種區分，就不應當孤立地僅從貨幣金融領域本身來看待金融危機。馬克思指出，“貨幣危機是任何普遍的生產危機和商業危機的一個特殊階段，應同那種也稱為貨幣危機的特種危機區分開來。后一種貨幣危機可以單獨產生，只是對工業和商業發生反作用。這種危機的運動中心是貨幣資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圍是銀行、交易所和金融。”[⑧] 現代的金融危機一般是在金融資本運動的過程中發生的、在貨幣流通領域表現為信貸危機的經濟危機，性質上屬于馬克思講的前一種貨幣危機，也就是與生產領域、商業領域的資本運動聯系在一起的貨幣危機或金融危機、而不是那種單獨發生在貨幣流通領域的特種貨幣危機或在單獨的資金融通領域發生的金融危機。在馬克思的時代，現代意義上的金融資本尚未真正形成，那時使用“金融危機”這個概念，在學術上講也就是指“貨幣危機”，也應當把作為“普遍的生產危機和商業危機的一個特殊階段”的金融危機和作為“直接范圍是銀行、交易所和金融”領域的特種金融危機，作出區分。金融資本是在壟斷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出現的，根據列寧的論述，“金融資本就是和工業家壟斷同盟的資本融合起來的少數壟斷性的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⑨]。可見，現代金融資本不等于單純的貨幣資本。后者是表現為貨幣形態的資本，如存在于銀行、交易所、財政領域的貨幣形態的資本，并不包括生產領域的產業資本和商業領域的商業資本，而現代金融資本則是“少數壟斷性的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同作為“壟斷同盟”的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包括今天在服務領域的服務資本的融合。今天的世界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并不是單獨發生在貨幣和貨幣資本的流通領域的危機，而是與工商業危機結合在一起的、在金融信貸環節上表現出來的世界經濟危機。金融貨幣領域的借貸關系的斷裂，不過是工商業產業部門之間比例關系的嚴重失衡形成的生產總過程的危機在貨幣流通領域的表現形態。　　

2. 金融貨幣領域的問題是現象，社會再生產中的問題是本質。從“資本”或“社本”流通與簡單流通的區別來看，我國要治理金融領域中出現的“三角債”、“呆賬”等信貸失衡問題，就不能只把目光停留在金融領域或資金融通領域本身，而必須充分認識重視生產與流通的內在聯系。作為簡單流通的貨幣流通，一旦發生渠道堵塞的故障，不能只關注貨幣流通本身，而必須重視“資本”或“社本”流通過程中包括的生產環節（因兩者都包括生產過程，以下用“資本一般流通”來概括兩者的共性）。須知資本一般流通以簡單貨幣流通為中介。在社會總資本（在中國的條件下包括“資本”或“社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中，貨幣流回規律正是這種中介作用的表現；它是指，在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中，各生產部門是互為條件、互為前提的，它們通過相互交換產品，來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更新；如果交換正常，作為交換主體的生產者預付到流通中用作媒介商品交換的貨幣，將按照他們投入的數額，流回到自己的手中。[⑩]貨幣流回規律顯示出，在宏觀經濟運行比較穩定，全社會商品流通正常進行的情況下，企業在資本一般循環中，投入流通的貨幣（貨幣形式的資本價值）就能夠比較及時地回到企業；如果企業的貨幣來自銀行貸款，那末貨幣就會流回銀行。在現代銀行信用制度已經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全社會企業的貨幣投入與中央銀行是緊密聯系的，如果宏觀經濟運行比較正常，中央銀行投放的貨幣就能比較及時地回流。因此，貨幣流回規律其實是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表現形態。社會再生產過程是否正常與貨幣能否流回，是本質與現象的關系，也是原因與結果的關系。　　

3.弄清解決金融貨幣領域存在問題的科學路徑。有必要指出，一些人并不明白上述原理，實際上是把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當成了“可以單獨產生”的特種貨幣危機，或者把我國金融領域出現的“三角債”、“呆賬”也看做是該領域本身的問題。這表現在，有人以為向金融市場注入資金“救市”，或者向流通領域投入貨幣來擴大購買力、擴大需求，或者改善金融貨幣領域本身的“監管”，就可以阻止金融危機。顯然，這是只把目光停留在經濟的表層現象上想出的“治標”辦法，是解決不了實質問題的，是不能“治本”的。解決金融貨幣領域的問題，必須弄清上述本質與現象的關系、原因與結果的關系，因而必須重視生產領域產業部門相互之間的比例失衡問題；從解決生產領域產業結構失衡做起，才能找到解決金融貨幣問題的科學路徑。這當然不是說金融貨幣領域就沒有自身的諸如監管不嚴、借貸不當等問題；而是說，宏觀經濟調控絕不能采取孤立、片面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而必須充分理解馬克思已經科學地揭示出的國民經濟運行總過程各個層面的內在聯系，遵循商品流通決定貨幣流通、產業結構的平衡決定預付貨幣的流回這些規律；這樣實施宏觀經濟調控措施，才能真正實現科學的標本兼治。　　

二、調整產業結構必須與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結合　　

1.調整產業結構必須結合現實生產關系的作用來進行。從生產決定流通的唯物史觀基本觀點來看，解決金融貨幣領域流通不暢的問題，要從促進產業結構形成均衡比例做起。但是，調整產業結構不能憑主觀設計，不能照搬外國的經驗。產業結構屬于社會生產力范疇，而社會生產力總是一定生產關系中的生產力。當我們對社會生產力本身做抽象的理論分析時，可以暫時舍象生產關系，但是，如果解決現實經濟中的社會生產力問題，就必須結合實際生產關系的作用來進行。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社會生產力的歷史發展水平決定一定的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社會生產力有反作用；而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都是與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結合在一起的。在已經建立起生產關系與社會生產力基本適應的經濟形態的歷史條件下，從生產力起決定性作用的角度來看，如果人們能遵守客觀經濟規律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就能形成與生產關系相輔相成的合理產業結構和增長速度，并推進生產關系進一步向前發展，走向完善，而一旦人為因素導致生產力背離客觀規律盲目發展，社會生產力自身的發展必定出現產業結構失衡的問題，也會對生產關系產生破壞作用；從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角度看，如果人們能夠從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鞏固和完善一定歷史形式的生產關系，就能促進社會生產力更好更快的發展，而一旦這樣的生產關系遭到人為破壞，則會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破壞也會體現在產業結構的失衡上。　　

所以，調整產業結構，既要遵循生產力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又要注意與歷史形成的生產關系形成相輔相成的適應關系。實踐證明，中國現階段與社會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調整產業結構，應當與促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結合起來進行。　　

2.產業結構必須有利于大多數人民群眾的需求才是合理的。在中國現階段的生產力水平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關系和結構最能促進社會生產力持續穩定發展。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中，自主聯合勞動者成為生產力的主人翁，自主決定（在途徑上通過代表自身利益的國家或集體機構）分配關系，因此，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對勞動者人口占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最為有利。根據馬克思揭示的分配關系是生產關系的結果和表現這個基本原理，[11]這樣的所有制關系和結構，必然產生現階段的對人民群眾有利的分配關系及其結構，從而形成現階段的市場有購買力的需求及其結構。從市場供給的角度來看，產業結構就需要與這樣的市場需求及其結構相對應。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現階段有利于社會生產力自身發展的產業結構，必定是有利于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市場需求的結構；產業結構只有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的市場需求結構相對應，也就是與占人口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的有購買力的需求向對應，才能有利于市場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也才會遵循貨幣流回規律的要求，實現金融信貸的平衡。如果現實的產業結構出現背離大多數人民群眾有購買力需求的情況，就必定違反客觀經濟規律，阻礙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我們看到，在現實生活中，的確存在背離大多數的市場需求而導致產業結構不均衡的傾向。試舉兩例：　　

——盲目發展小汽車產業拉動宏觀經濟。這就等于把與小汽車產業相聯系的一系列配套產業所耗費的資源和勞動力，都用于為目前能夠買得起小汽車的階級和階層服務了。須知目前小汽車在我國還屬于高檔消費品范疇，大多數勞動者目前還買不起；這就決定了小汽車產業的發展一旦超出其狹小的有購買力需求的限度，就會因供過于求而影響一大批相關制造業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難，這就必然反映到貨幣流通上，釀成信貸失衡的金融問題；這里還不談由于中國人均土地少，在地鐵尚未普遍發展起來的情況下，私人小汽車過多，在交通、占用土地、污染方面帶來的后果。　　

——把高檔商品房作為發展房地產業的支柱。由于過多地發展脫離一般老百姓購買力的高檔商品房，不言而喻，這必定造成高檔房空置，這同樣會產生由商品房流通不暢引起貨幣流通不暢的問題，再加上房地產的炒作引起泡沫，就更加變成金融問題；這里還不談由追求私利導致的不法官商勾結，腐敗屢禁不止的問題。　　

這兩個例子反映出，產業結構出現了不利于大多數人的因素，就會引發金融問題。一般地說，引起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顯然與市場社會分工制度具有自發性的短處有關，而私有制比重越大，這種自發性就越大。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導向，可以減少這種自發性,利用好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長處，促進生產力發展；但是，如果公有制基礎被削弱，計劃導向就難以實現了。由此又可以看出，我國產業結構出現的問題，并不單純是生產力領域的問題，它與私有制比重的擴張和公有制的削弱，也就是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削弱是聯系在一起的。　　

3. 只有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才能形成有利于廣大人民群眾的產業結構。現階段我國的產業結構要形成合理的比例關系，就必須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惟有如此，才能有利于廣大人民群眾，保證市場供求的平衡。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云同志在領導我國財經工作時，一再強調要建設“有利于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12]，并明確指出，“經濟建設與人民生活必須兼顧，必須平衡。”[13] 這個思想在今天看來，就是要求形成一個有利于廣大人民群眾有購買力需求的產業結構，來促進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目前我國不少行業產能過剩，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不足，這是與所有制結構存在的問題相聯系的。近些年來，不少地方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搞私有化“改制”，導這致公有制經濟比例嚴重下降，收入差距明顯拉大，而高收入者人數少，消費總量少；中低收入者是大量的，卻缺錢，這怎么能不造成有購買力的市場需求不足呢，又怎么能不引起商品流通不暢，從而導致銀行借貸不平衡呢？因此，調整產業結構是不能回避所有制方面存在的問題的。真正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就要重視生產關系方面的科學發展，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三、擴大消費需求必須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1.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深層原因在于私有制，而不是消費需求不足。必須充分認識，目前表現為金融危機的世界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危機。不把這種危機的原因歸結為私有制的根源，而把它歸結為消費不足，這種認識是膚淺的。馬克思深刻地指出，“認為危機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者引起的，這純粹是同義反復。”[14]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消費只能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費，產能過剩、商品賣不出去而形成的危機，與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買者，找不到消費者完全是一回事。這就是說，用消費不足來解釋危機的原因等于什么也沒有解釋。原因要到資本流通的生產環節中來尋找，這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導致的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收入的兩極分化。　　

不深入到資本流通過程中的生產環節，而只從簡單流通領域去尋找危機的原因，很可能被流通中的假象所迷惑。資產階級學者認為，既然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不足，那么，在現有制度下提高工人的工資就可以解決問題。針對這種觀點，馬克思深刻地指出，“我們只須指出，危機每一次都恰好有這樣一個時期做準備，在這個時期，工資會普遍提高，工人階級實際上也會從供消費用的那部分年產品中得到較大的一份。按照這些具有健全而‘簡單’(!)的人類常識的騎士們的觀點，這個時期反而把危機消除了。因此，看起來，資本主義生產包含著各種和善意或惡意無關的條件，這些條件只不過讓工人階級暫時享受一下相對的繁榮，而這種繁榮往往只是危機風暴的預兆。”[15]可見，由于資本主義經濟以私有制為基礎，即使出現一定時期的經濟繁榮，工人收入可以得到一定提高，也不能改變危機的必然性，那不過是預示著工人接下來就要受到危機的煎熬。　　

2. 我國目前出現的消費不足，原因在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受到削弱。我國目前也出現消費需求不足的現象。這給我們應對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搞好宏觀調控帶來很大的不利。為此，有必要弄清產生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上世紀60年代初，我國由于此前搞“大躍進”，結果出現了消費不足的“困難時期”，那是與違背生產力本身的規律，以致人為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相聯系的。現在的消費不足，則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起來，生產力得到相當大發展之后形成的。生產力發展了，為何出現消費需求不足？據資料，2001年以來，我國投資率不斷上升，2007年達到了43％，超過了在我國在較長一段時間內38％的平均水平；但是消費率則從1997的59％下降到了2007年的48．8％。更值得關注的是，1997年到2007年，中國勞動者的報酬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從53．4％下降到39．74％。而同期資本收入所占比重卻在持續上升，企業盈余占GDP比重從21．23％上升到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到20．57％。[16]這種消費需求下降的狀況與公有制主體地位的下降是成正相關的。有統計學專家測算，從1995年到2006年，我國的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比重，從分別為73%與27%，演變到48%與52%。[17] 這驗證了分配關系是生產關系的結果和表現這個基本原理。因此看來，要解決消費需求下降的問題，必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振興新型的公有制經濟，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是宏觀經濟調控要達到改善民生的治本之策。　　

3.私有化加公共財政再分配之路走不通。近年來，有一種傾向在蔓延。我們遵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振興公有制經濟，有人卻認為私有化形成的格局已不宜改變，主張通過政府的公共財政來解決收入差距拉大問題。這種“私有制加公共財政再分配”的辦法并不是什么創新，而是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搞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辦法。事實上，這種辦法在那些國家行過一時，也逐步走不通了。它們能夠一時推行，也是因為它們作為“中心國家”掌握先進生產率，可以通過“中心—外圍”的國際經濟關系格局，在國際經貿關系中攫取高額壟斷利潤和超額利潤，能從中分出一部分給本國老百姓搞公共福利，從而緩和階級矛盾。但是，我國沒有這種條件。這只要看一下近年來我國財政出現的困境就可以明白。2009年，中國財政赤字已擴增至9500億元，已經逼近了國際上一般認為的財政赤字占GDP規模應在3%以內這一警戒線。有關專家說，這是新中國成立60年來最高額度的財政赤字，與2003年歷史最大規模赤字3198億元相比，在絕對量上增加近200％。[18]值得關注的是，五年以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地方債務課題組的一次摸底統計，地方政府債務在1萬億元以內；[19]而據財政部財科所統計，到2008年底，以直接債務、擔保債務和政策性掛賬構成的地方政府總債務，已達到4萬億元以上，相當于GDP的16.5%。[20] 這種狀況充分表明，把希望寄托在“私有制加公共財政再分配”的“模式”上，這是根本行不通的。也從反面證明，要解決擴大內需，主要是擴大個人消費需求的問題，根本的辦法還是振興新型的公有制經濟，堅決糾正私有化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的傾向，通過落實憲法規定的按勞分配為主，來提高大多數人的收入。　　

四、擴大就業的關鍵在于振興新型公有制經濟　　

1.發展私有制經濟的經濟增長不能持續擴大就業。宏觀調控要求改善民生，改善民生就必須擴大就業。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必須通過追加投資，使經濟年增長率達到一定高度才能保就業，這初看起來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分析，就可以發現，這種看法未免籠統。因為這種講法撇開了“資本” 流通和“社本”流通在性質上的根本區別，如果引入了它們在流通過程中生產環節的所有制具有不同性質這個因素，就可以看出，其一，如果用財政手段追加投資或通過銀行擴大貨幣資本信貸等政策措施，扶植私營企業的發展，那么，這將不可能有效地實現保就業的目標，尤其不能保證就業的長期穩步擴大。即使刺激私人資本積累增長，在一定時期可以增加某種程度的就業，但是，卻無法改變私人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資本論》早已揭示也被實踐證明的事實是，私人資本積累將不斷地再生產出相對過剩人口，即仍然會造成新的失業。其實，私人資本的存在和發展本身就是以失業率的存在為前提的。其二，通過財政手段追加投資，如果不是著眼于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而只是著眼于擴大基礎設施的投資拉動需求，從而擴大就業，那么，在本來的結構不合理或者說產能過剩的情況下，這些問題就會被暫時掩蓋起來，結果只會使矛盾積累起來拖到今后爆發；如果財政投資是靠寅吃卯糧，靠赤字財政，情況將更加糟糕，不就勢必發生通貨膨脹。如上所述，產業結構必須與所有制結構相對應。在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并存的條件下，只有堅持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并逐步擴大公有制的比重，失業率才有可能逐步趨于減少。在促進經濟逐年增長的過程中，逐步減少失業率，乃至最終消除失業率，這是我們在宏觀調控目標上與凱恩斯主義不同的地方，這也是科學發展觀“發展為了人民”這個目的的要求。必須看到，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經濟，一般來說總有一定的發展速度的，因為其再生產的特征就是擴大再生產，但是，那終究是伴隨失業、兩極分化的帶病發展；在現代它通過宏觀調控減少失業率和增加就業，終究為的是增加私人資本和總資本家的資本，其經濟總量的年增長，或許可以暫時給戴在雇傭勞動者身上無形的鎖鏈寬松一下，但是，決不可能真正解決勞動者的失業和社會收入兩極分化現象的。　　

2. 只有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的經濟增長才能真正擴大就業。要真正地擴大就業，必須堅持“發展依靠人民”，也就是通過宏觀調控的計劃調節，服從結構調整，引導人民群眾自己組織起來，振興與市場經濟高效結合的、把收入差距限制在按勞分配范圍內的新型公有制經濟。如果能夠在調整產業結構的同時，利用目前大批私營企業不敵世界經濟危機的外部沖擊，實現新的由私向公的“轉制”，增加就業，在實踐上振興新型公有制經濟，實現公有制經濟真正占主體地位，那么，即使暫時經濟的年增長率沒有達到8%，由于民生得到保障和改善，社會就會穩定，科學發展就有希望。我們在公有制前面加了新型兩字，這是因為，目前我們提高要振興公有制經濟，有人就說，“你又在主張回到舊體制了”。他們把公有制與舊體制看成一回事，實際上是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是對立的。我們則認為，現在要振興的是突破計劃產品經濟體制之后，與市場經濟實現高效結合的公有制經濟。新型公有制經濟的生命力，已經體現在改革后已經煥發活力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中，問題是要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它們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惟有如此，才能從根本上擴大就業，逐步消滅失業，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五、必須堅持在對外開放中的獨立自主　　

1. 堅持從國力出發，弄清外資不是本國國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在資本主義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全球化條件下，世界經濟危機必定會周期性的發生。問題在于，世界經濟危機一旦發生，我國經濟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能否潔身自好，不被卷入？如果對外開放與獨立自主是可以統一的，我們就有充分理由回答，只要我們能動地發揮好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是可以做到不卷入世界經濟危機的。這是一個需要展開論證的大問題，本文對此不能展開。這里只是從宏觀調控應當對堅持民族經濟獨立自主有所作為的角度對此進行一些必要的論述。　　

從這個角度來看，十分重要的是，宏觀經濟調控必須區分國力與外力。我們知道，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下，我國的公有資本和合法私人資本構成了民族總資本。在對外開放條件下，雖然我國民族資本的流通與外國資本的流通是交織在一起的，但是，從資本價值所有權的歸屬和資本取得利潤的歸屬來看，民族資本與外國資本的界限又是十分清晰的。應當說，民族總資本才屬于本國國力；引進的外資只是外力，并不是本國國力。陳云同志運用馬克思關于社會再生產的基本理論，強調“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21]，也就是要從國家的財力物力出發進行宏觀經濟調控。在對外開放條件下，這個基本觀點仍然是正確而必須遵守的。我國要避免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損害，在宏觀經濟調控上就必須從國力出發，必須維護和發展本國國力，控制外資。這是因為，外資尤其是生產力高的外資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越大，對民族經濟發展的阻力就越大，外國資本主義經濟運動我國經濟的影響也就越大，從而世界經濟一旦發生危機，我國經濟的風險也就越大。所以，宏觀調控不能不對引進外資及其流通進行控制。但是在現實經濟工作中，忽視從國力出發的傾向卻嚴重存在。本來，合理利用外資是為了學習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曾幾何時，不少地方干部卻把外資當成自己的國力，出現了盲目引進外資的傾向；加上把改革開放與建立獨立自主國民經濟體系對立起來，盲目發展外向型經濟，這就加大了人民幣經常項目的順差，加大了制造業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性，加大了超過合理限度的外匯儲備，從而加大了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對我國經濟的制約。這種制約性越大，國際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對我國的不利影響就越大。所以，必須在宏觀上把進入我國的外資控制在一定的限度。　　

2. 維護民族經濟的獨立自主就不能允許國際資本自由出入中國。如前所述，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是既有共性、聯系，又有區別的。用這個經濟學原理指導處理國際經濟關系的宏觀調控，就必須區分國際貨幣流通和國際資本流動[22]。充分認識，前者與外匯經常項目的兌換相聯系，涉及的主要是用于國際貿易等價（國際價值）交換關系中的國別貨幣的兌換；而后者與外匯資本項目的兌換相聯系，不僅涉及國別貨幣形式的兌換，而且涉及國別資本內容的關系，也就是涉及不同國家的資本主體的相互利益關系，它們是一種國家之間的民族利益關系，也是不同國家的資本主體掌握的不同生產資料所有制之間的關系，因此，國際資本的流動，關系到國家的經濟主權。這與國際貨幣流通有本質區別。這就告訴我們，宏觀經濟調控必須把握人民幣經常項目的自由兌換，與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兩者的本質區別。　　

值得提出的是，即使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第八條款明確規定了外匯經常項目的自由兌換，卻沒有明確規定外匯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有專家指出，“關于資本項目可兌換，尚沒有一個國際組織對其有統一的管轄權，也沒有統一和規范的定義。”“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資本管制。”[23] 這反映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對自己的民族利益和經濟主權，都是抱維護的慎重態度的。因此，客觀地說，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并不是判斷金融業是否對外開放的標志。毫無疑義，我國的金融業必須對外開放，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可以不分不同國家之間民族經濟利益的界限。只要有損于本國民族經濟利益，就不能隨意開放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　　

3.勞動生產率平均水平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當是人民幣資本賬戶自由兌換的基本條件。在對外開放中，何時才能開放人民幣資本賬戶的自由兌換？這是宏觀經濟調控必須回答的問題。新自由主義的金融理論主張發展中國家都放開外匯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其主要論據是，讓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實現國際經貿的自由競爭，可以提高效率，使商品價值降低，這對廣大消費者有利。這是似是而非的。其實，市場競爭并不是只有商品流通領域的競爭，更重要的是資本流通領域的競爭；市場競爭的結果，影響的不僅是商品流通領域的賣者和買者，而且是資本生產過程中的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的關系。國際市場競爭是以馬克思揭示的國際價值規律為基礎的，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生產同種商品勞動生產率較高的國家，商品的國際價值較低，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可以用較低的價格占領國際市場。這樣，在國家經濟實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如果生產力高的國際資本自由進入發展中國家，必然使這些國家的民族企業因生產率不敵發達國家的企業，而處于劣勢地位，這將壓迫民族企業降低成本以求生存，這其中就包括降低勞動力成本，也就是淘汰工人，或者降低工資。如果不加限制地讓大量外國企業進入國內，固然在某種程度上會暫時擴大就業，但是，因為其資本有機構成高，吸納勞動者人數會明顯少于有機構成低的民族企業，而且因生產力低的民族企業被削弱、兼并、破產，又會淘汰大量勞動者。結果，發展中國家民族經濟實力受到嚴重削弱，廣大勞動者收入降低，有更多地失業。這樣一來，即使外國企業的產品物價較低，發展中國家大多數勞動者作為消費者仍然會買不起，也就談不上得到什么益處。金融自由化理論只分析一般流通中的競爭，不分析資本流通中的競爭，這顯然是片面的。這里又可以看出，金融自由化理論是一種對發達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有利的理論。　　

根據馬克思揭示的國際市場競爭以國際價值規律為基礎的基本原理，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只有在國家之間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相當的條件下，才能真正實現平等的國際自由競爭，也只有在這種條件下，開放外匯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促進資本的國際自由流動，才會使國家的民族經濟在國際市場中獲取長遠的與競爭國對等的比較利益。因此，同等經濟實力，是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自由兌換的必要條件。在這種條件尚不具備的條件下，應當遵循國際價值規律，以增強民族經濟國際競爭力為價值目標，有控制、有選擇地把國際資本“引進來”，促進本國資本“走出去”。　　

可見，說開放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是大趨勢，這在中國的國力總有一天要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個意義上，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按照金融自由化理論，撇開國際市場競爭力的差距，認為目前必須立即選擇時機，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筆者是不能茍同的。我們在宏觀調控中，應當把好人民幣資本項目這個關，只有當我國社會平均生產力達到了可以和發達國家真正展開資本之間的平等競爭的程度，才能實行自由兌換的開放，否則就只能實行有限度的開放。　　

結束語　　

根據上述分析，應對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必須采取標本兼治的辦法。治本之策是，根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調整所有制結構，下定決心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堅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振興新型公有制經濟；同時從有利于人民出發，調整產業結構，構建既開放又獨立自主的現代國民經濟體系，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經濟結構合理化，促進市場供求的可持續均衡，才能最大限度的擴大就業，促進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實現經濟的科學發展。當然，針對眼下急于解決的一些問題，也不能忽視治標之策，也需要用財政手段追加經濟結構中的短線投資、加強銀行監管，用政治手段制止金融投機、腐敗等等。目前，我國資本項目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并沒有開放，因而把我國經濟方面的問題，主要歸結為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是根據不足的。面對宏觀經濟出現的問題，我們應當著眼于分析內因。沒有必要擔心，如果國際經濟危機不能緩過氣來，我國一定會跟著倒霉。只要我們堅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世界經濟危機再嚴重，我國經濟也可以做到“我自巍然不動”。從根本上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的社會形態發展的基本規律，充分認識并自覺遵循這個客觀規律，這是我們對國內經濟實現科學發展具有信心的底氣所在；而忽視遵循這個基本規律，盲目地搬用西方宏觀經濟理論的教條，就只能治標而不治本，還有可能掩蓋矛盾、深化矛盾，這是廣大人民群眾不愿意看到的。　　

（作者：南京財經大學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09.3.31初稿，2009.8.5 修改稿　　

2009年11月23日再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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