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耀邦：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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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耀邦著

 
2009年2月初，世界經濟正處于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之中，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在一篇題為“全球金融危機”的文章中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控訴。陸克文先生在文章中說，由于全球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對過去30年風靡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正統經濟理論提出質疑，因為這一理論正是各國及全球監管框架的理論基礎，卻在防止這場經濟災難方面表現完敗。”1

確實，在經濟危機僅僅數月之后，全球投資者在股票投資組合上距離峰值損失了32萬億美元。不斷上漲的房價，之前曾被前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視為“創造財富”，如今已呈直線式墜落。各工業國的失業率不斷增長，尤其是在美國，已經有數百萬人口下崗待業。在恐懼、困惑和金融恐慌的氛圍之下，陸克文先生對新自由主義的控訴自然地得到了全球數以億計的人的共鳴，后者正遭受著新自由主義的廉價勞動力政策以及近來的金融危機之苦。

令人驚訝的是，第一個對澳大利亞總理評論持反對態度的是一個意想不到的人，他是一位來自中國的經濟學教授，由于全球金融危機，這個國家的數千萬工人失業下崗，無數工商企業倒閉。許小年教授來自上海，是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們否認如下論斷：“危機是新自由主義和監管缺位的結果”。與此相反，許小年說：“相反，現在是終結凱恩斯主義的時候了，是到了宣告凱恩斯皇帝沒有穿衣服的時候了。”2

顯然，教授的斷言是令人吃驚的，因為它曲解了事實。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自里根政府以來，美國和工業化世界步入了新自由主義時代。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是美國經濟出現滯脹現象的結果。滯脹的特征是高通脹，低增長，企業收益和實際工資下降，失業人口增加，經濟嚴重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是資本主義制度失敗的結果，這正好發生于羅納德?里根在1980年大選中成功當選美國總統之時。

20世紀80年代也是中國宣布其門戶開放政策之時，隨著該政策的施行，超過50萬名學生被送往美國進行深造。遺憾的是，在這種包含經濟領域的深造過程中，指導海外學生的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

1983年，吳敬璉，一位來自中國權威學術機構的著名經濟學教授，作為訪問學者被派往耶魯大學。在美國，吳先生花了一年時間學習現代經濟理論的本科生課程。他回到中國后，成為鄧小平的重要經濟顧問。耶魯大學的現代經濟理論課程由經濟模式、決策論、博弈論和總體均衡論組成。在西方國家，根據新自由主義的指導，學生們學到的是“‘現代化’就是資本主義自由化，以及跨國公司和海外投資發揮積極作用。”3他們回來后堅定地相信，“效率就是贏利能力和私有化，不平等是缺乏效率的結果”。3

實際上，市場化發生在1984年吳先生回國之后，他協助政府最高顧問起草了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文件。市場化的提議被接受后，吳先生在國務院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被提升至一個富有影響力的地位。吳先生迅速成為對制定中國經濟政策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人物，不久，他成為中國領導人的決策顧問，并參與中國經濟政策的討論。
結果，中國社會經歷了巨變。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錯誤指引下，中國許多國有企業私有化，導致了經濟上的兩極分化，貧困的勞動人口上升。這種情況發生在一個曾經被視為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在這個國家，大量工人被解雇，許多人失去了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甚至是受教育的機會。私有化過程中滋生的腐敗現象引發了人們的極度怨恨，因為中國官員侵吞國有資產的現象隨處可見。腐敗隨著歡迎外資的政策而進一步惡化，因為跨國公司一向以腐敗行為而臭名昭著。
雖然眾口鞭撻，但私有化、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和不加鑒別地歡迎外來投資的現象沒有減弱。20世紀90年代末期，管理層收購日漸風行，管理層收購就是將國有資產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賣給“關系好的人”或是中國官員。這違反了中國憲法，“2004年，中國對憲法作了修正，明確規定對私有財產進行保護。”4

于是，中國產權改革和通過管理層收購出售國有企業，在2005年引發了一場大論戰。這場論戰開始于一位來自香港的經濟學教授郎咸平，指責管理者和官員通過私有化過程以極低的價格收購國有資產，導致國有資產的流失。然而，另一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一位學院院長張維迎參與論戰，他堅持認為，企業家和公司經理被中國媒體妖魔化，人們應當“善待那些對社會作出貢獻的人。”5張維迎最早主張“雙軌制價格”，后者是造成高通脹和腐敗的原因。在張維迎看來，中國通過私有化進程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增長，企業家應當受到中國社會的保護和尊重。5

遺憾的是，像張維迎這樣就學于哈佛大學并長期脫離中國民眾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很容易忽視幾千萬下崗職工和農民工的困境。這些工人在最悲慘的環境中工作，拿著微薄的工資，還經常被拖欠報酬。顯然，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是與中國勞動人民、特別是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站在同一戰線。

隨著人民公社的解散和大規模機械化耕作的破壞，中國農民陷入可怕的困境。過度的課稅、農業生產成本的增加、醫療服務的終止和基礎設施規劃的放棄，所有這一切促成了中國農村經濟的停滯。結果，許多中國農民無可奈何地離開農村，去城市尋找工作。

中國農民放棄了農田，這些肥沃的土地被侵吞，用于投機性目的的城市房地產開發，這造成了中國農業的災難。為有錢人和外國人興建高爾夫球場，預示著中國農業危機的即將到來和過去幾十年農業改革的失敗。
我們希望中國農業改革的失敗能為我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顧問敲響警鐘，從而在中國恢復合作社制度，改變當前路線。現有的成千上萬個合作農場都是高度繁榮，它與中國改革者發起的責任制形成鮮明對比，這尤其令人深思。遺憾的是，簡言之，我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顧問給中國農業危機開出的藥方就是，“將國家的農田集中起來，讓少數農民耕種。”6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林毅夫曾就讀于芝加哥大學，芝加哥是新自由主義的搖籃。按照林毅夫的觀點，中國農業的良方和“縮小城鄉差距的最重要辦法就是減少農村人口，將農村的大量勞動力轉移出去。”7

不幸的是，快速城市化政策和中國農業改革的失敗早已將中國環境置于失修的狀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林毅夫無視中國的特定國情，主張加強城市化進程，并舉例說，美國和日本的農民在全國總人數中所占的比例不超過2%到4%，中國應當以這些國家為榜樣。其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贊同完全私有化，因為以效率為名義，土地將集中在少數農民的手中，他們是大型生產者。其結果是，數以億計的農民沒有土地、沒有工作，生活貧困，就像革命前年代的被剝削者一樣，游走于中國的城鄉之間，這種陰影將很快在中國成為現實。這顯然是釀造不穩定的藥方，也是革命性變革的誘因。7

像林毅夫這樣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過去15年一直規劃著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卻提出如此不成熟的解決之道，這令人難以置信。林教授與吳敬璉先生沒有什么區別，后者被美國作家勞倫斯?布拉姆（Laurence Brahm）視為中國“經濟學之父”，因為“他的言論是中國改革藍圖”。8

對中國來說遺憾的是，吳先生及其破產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已經“影響年輕一代的經濟學家，他們如今在政府中位居高位，這其中包括中國中央銀行行長周小川和中國大型主權財富基金董事長樓繼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吳先生也自稱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者”。8但是，人們應該提醒他和中國其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讓他們解釋如何調和社會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因為在現代政治和經濟哲學中，二者是相互對立的。

事實上，新自由主義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自由貿易、金融自由化和解除管制的政治哲學。它已經將美國工業經濟轉變為賭場資本主義。由于經濟危機和金融災難，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已經喪失信譽。顯然，對吳敬璉先生來說，中國的情形也不是很好。吳先生及其同僚所主張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結果是，西方跨國公司日益控制中國經濟的關鍵部門，與之同時，中國公司在美國的經營遭遇強有力的抵制。吳先生已經失去中國人民甚至是中國最高領導層的信任。他在接受西方媒體采訪時開始訴苦。雖然吳先生在中國經濟改革時期是朱镕基和江澤民的顧問之一，但如今他斷然指出，“政府傾向于干預市場；收入差距不斷拉大；低效的壟斷；還有裙帶資本主義”。8

遺憾的是，吳先生并不了解：在拉丁美洲，西方跨國公司控制的國有壟斷部門私有化，只是導致服務費用的上升和公共設施的減少，從而使國內產業和全體人民，特別是城鎮窮人處于不利地位。

雖然腐敗是吳先生經濟改革所不可避免的結果，但他沒有說到這點，而是將之歸咎于中國領導層的錯誤。他呼吁建立大不列顛模式的民主，要求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8

中國學者，尤其是在中國經濟改革決策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呼吁在中國建立大不列顛模式的民主，這說明他們完全無視現實。在亞洲，印度和巴基斯坦所采取的大不列顛模式的民主以及美國強加給菲律賓的民主化都已經遭受完敗。這些亞洲國家的政治經歷清楚地說明，沒有經濟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甚至在美國選舉中，美國政治也已經受到金錢文化的腐蝕，美國選舉結果證明了“一人一票表決權”的傳統觀念完全是一種謬論。

結果，作為亞當·斯密經濟自由主義產物的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后期成為挽救日益崩潰的資本主義的末路嘗試，卻得到了極少數中國知識階層的擁護，這些人錯誤地將其視為最先進的現代經濟思想。在沒有經過任何公開和私下討論的情況下，這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就向中國決策者建議，唐突地在中國實施那些給中國工人階級利益造成極大傷害的政策。他們的行為同樣違背了中國憲法和國家利益，破壞中國的社會主義根基，將給中國未來造成難以預計的后果。

Notes:
1. Rudd, Kevin: “Global Financial Crisis,”The Monthly, February 4, 2009.
2. Calick, Rowan: “Chinese give Kevin Rudd less on neolibralism,” The Australian, June 19, 2009.
3. Petras, James: Rulers and Ruled in the U.S. Empire, Clarity Press 2007, P. 155.
4. Cheng, Eva: “Resistance against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 China”, Green Left.
5. China.org.cn: “Revamp Rules to Promote Equality” .
6. Weil, Robert: Red Cat. White Cat, Monthly Review, 1990, P. 79.
7. Wen Dale: “Globalization, Inequality, Poverty,” The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China, November 2006.
8. Barboza, David: “Mr. Wu keeps talking,”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2009.

吳敬璉評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Special/wujinglian/Index.html

馬耀邦：中國的外國說客

作者：馬耀邦
 
20世紀80年代，在鄧小平宣布中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時，外國說客或美國公關公司在中國開始出現。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加速了游說活動，2001年中國準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更是如此。
確實，正是在2000年，中國通過了一項禁止使用加密技術的法規，西方跨國公司的游說努力就變得尤為明顯。加密技術廣泛地使用于摩托羅拉手機、英特爾微信息處理器和微軟公司的電子郵件程序等此類產品。西方跨國集團和日本公司對此極力反對，因為其商業利益由于這項新的中國法規而受到威脅。因此，他們游說他們的政府向中國施加壓力。當時中國正希望加入世貿組織，在這種敏感時期忙于加強與美國的談判，并最終屈從了壓力，修改了這項法規，僅僅對十分特別的敏感產品做出限制，從而滿足了跨國公司的要求。1
這一影響中國決策部門起草法規的成功事例開啟了西方游說集團的新篇章。在西方人看來，它首次意味著，在中國，任何影響他們集團利益的法律都是可以修改的。最令人吃驚的是，西方游說公司開始雇傭前中國政府官員，或是向中國官員提供私人好處，培養與他們的關系。其他經常使用的接近官員之方法包括，向政府部門的研究機構捐款，雇傭中國研究人員與政府官員聯絡，以及雇傭高級官員的孩子，以實現他們游說的努力。1
近年來,西方國家在中國建立的商會和貿易協會都從事上述游說政策。西方跨國公司總是向他們的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政府進行政治游說，從而獲得他們所期望的結果。最著名的政治游說機構是美中貿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它囊括三百多家美國跨國公司，其中有波音、菲利普莫里斯美國食品煙草公司（Philip Morris）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美中貿易委員會甚至聘請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對他們在中國的努力給予幫助。
美國大企業在中國的主要議程是，開發中國市場，保護美國在中國的投資。它通過其代理機構——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商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事宜。其首要目標是推動中國實施“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同時大幅削減關稅，改變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本質，因為“這個國家在經濟上對外國企業在中國的經營設置了重重障礙。”2
巧合的是，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1996年的指導文件對中國的要求，與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有著極為相似之處。其中包括：
——貿易權。“外國具有無需經過貿易公司，也無需在中國進行投資，就直接在中國市場進行銷售”的權利。
——取消電子產品、汽車、機械設備和化學品等“支柱產業”產品的進口禁令。
——取消外國投資者的差別稅以及對本國企業的補貼，不允許實施進口限制。取締有關合資的種種限制。
——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有權使用司法救濟和預先禁止令”。2
對美國跨國公司來說，中國的世貿組織會員資格意味著經濟自由化。對于中國，著手體制改革和轉變政府職能，重視市場和民營企業的作用，是絕對必要的。然而，這些都是美國跨國公司單方面的要求，它們直接違反了中國的憲法，公然侵犯了中國的主權。
美國跨國公司完全有著他們不可告人的動機。對石油大鱷雪佛龍等個別美國公司來說，他們關心的是在中國的陸上勘探機會。對美國汽車公司來說，合資要求和高稅收顯得“有點麻煩”，但他們最關心的是中國應當像美國一樣掏空存款以刺激汽車需求。為了將中國轉變為汽車消費型社會，中國應當修建公路、停車場等基礎設施以容納高交通量，盡管大多數中國城市已經存在污染問題。2在中國世貿組織成員資格上強加的條件確實迎合了1996年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政策文件，中國簽署了國際貿易史上最不平等、不公平的協定。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協定的細節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帝國主義列強在19世紀通過侵略戰爭和炮艦外交從征服中華民族中取得的東西，如今美國大企業集團借助美國政府貿易代表通過施壓和威脅同樣取得了。令人驚奇的是，談判時最重要的武器之一竟是威脅從中國撤回外國投資。而且，美國跨國公司在處理其與中國的關系時一而再地使用這種威脅方式，中國勞動合同法的起草過程充分說明了美國資本的貪婪本質。盡管中國2007年起草的勞動合同法并沒有給中國工人提供一個獨立工會或罷工的權利，外國公司還是竭力表示反對，認為它給了工人太多的保護。
在中國，由于集體農莊的解散和國營企業的破產，民工和城市工人正逐漸喪失他們的正當權利，甚至是最基本的救濟金。為了應對工人的不滿，勞動合同法草案給工人提供了適度的保護。遺憾的是，美國和其他外國公司還是堅決阻止這些極其細微的改進。他們“發出不加掩飾的威脅：如果這部法律得以通過，外國公司將離開中國。”2他們抱怨，這部擬議的法律使他們難以解雇工人，他們希望保持當前的勞動環境，在這種環境里，他們能夠最大限度地剝削中國工人。雖然雇傭合同是西方規范的勞工實踐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中國的外國企業“單方面希望給所有工人提供報酬和工作條件時無需簽訂合同。”2同時，在中國經營的西方公司反對工人的工作調動，這特別體現于如下條款,“用人單位可以向改變工作的勞動者尋求補償損失”。2他們還威脅稱，拒絕向中國引進新技術。總的來說，西方跨國公司想要繼續保持中國的工作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人們沒有就業保障，雇主可以不加區別、不分工作履歷地隨意解雇工人。最重要的是，他們害怕一旦給予工人有限的權利，工人將要求得到更多權利，甚至組織獨立工會以行駛他們的基本權利。2
經過大量游說之后，西方跨國公司說服中國官員按照他們的方式修改勞動合同法，因為他們聲稱，這部新法律“將使他們在中國的貿易成本過于昂貴”。3按照上海復旦大學趙可金的看法，其理由之一就是：“大量游說款流進了個別官員的口袋。”“除了直接的賄賂之外，一些游說組織將高層官員的朋友列入公司的工資名單之中，或是為官員奢華的海外‘培訓’買單。”3
除了中國高層官員之外，中國學者是這種游說策略中的另一關鍵群體，因為他們是參與起草法律的智囊團成員。此外，美國跨國公司喜歡利用高聲望的前美國官員在最頂層進行游說。這些官員中的明星人物有基辛格、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以前是老布什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如今是高通公司移動電話銷售業務代表）、前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里德?亨特（代表硅谷的利益），前華盛頓州長和奧巴馬政府的商務部長駱家輝（代表微軟和星巴克的利益）和唐納德?埃文斯（2001年至2004年擔任小布什政府的商務部長，如今受雇于金融服務論壇）。金融服務論壇是由美國最大的17家金融機構的執行總裁組成的團體。該論壇成立了接觸中國聯盟（Engage China Coalition），這是由9家金融貿易協會組成的聯盟。接觸中國聯盟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他們渴望在中國市場擴張金融服務業的規模。4、5、8
2007年之前，中國對外國持有中國銀行股權的最高限額是25%。中國工商銀行在美國成立一個分支機構都存在困難，而埃文斯先生竟厚顏無恥地游說中國解除所有限制，允許外國百分之百地控股中國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4
我們應當指出，外國接管中國金融服務業對中國來說是悲哀的，因為外國資本將控制中國的國內儲蓄和中國工業部門的信貸。辛勤勞作的中國人民的儲蓄將通過金融操縱而被挪用，并流入中國非生產性的投機部門，就像美國的賭場經濟一樣，最終導致債務激增、金融噩夢和經濟危機。
在這方面，按照中國銀監會上海銀監局局長閻慶民的說法，美國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希望花旗集團更多地參與中國業務。這非常令人吃驚。6人們可能會問，鑒于美國金融體系暴露出的掠奪性和腐敗性，特別是花旗集團在全球的舉動，中國決策者還希望追趕和擁抱爛透了的美國金融體系，并讓中國病魔纏身嗎？
實際上，外國游說對中國起草法律的影響，是中國擁護全球化和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必然結果。在力促中國迎頭趕上和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過程中，中國官員和學者正受到強大的西方跨國公司滲透性影響的腐化。中國很快會追隨美國的步伐，“在美國，買賣雙方對立法和聯邦政策的影響不斷增強，這已經成為共和黨議會和白宮領導的華盛頓的特征”。7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之際，我們經常聽到中國領導人宣布，中國即將站起來了。遺憾的是，除非中國領導人有勇氣清洗中國政府高層中那些自私自利的腐敗分子和學者（這些人已經長期與大多數中國人相脫節），否則，外國資本的游說和影響將會繼續，中國將喪失主權，因為一個主權國家決不允許其法律被外國人篡改。西方資本很快將控制中國經濟所有的關鍵部門，中國將成為美國的經濟和政治殖民地，重回一百多年前她所處的位置。這對中國來說是悲劇性的。

注釋:
1. Loewenberg, Samuel: “The gentle art of lobbying in China”,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5, 2001.
2. Weissman, Robert: “The China Lobby Campaign for Two-Way Trade with China”, Multinational Monitor, June 1997.
3. Bercher, J. Smith, B. Costello, T.: “Multinationals to China: No New Labor Rights”, Multinational Monitor, May 16, 2007.
4. Cha, Ariana Eunjung: “As China opens, U.S. Lobbyists Get Ready to Move in,”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 2007.
5. Engage China.
6. Areddy, James T.: “China Wants Citigroup to Expand,”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30, 2009.
7. Drew, Elizabath: “Selling Washingto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 June 2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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