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晚8點半，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結束一場演講后，中心副主任李玲的身邊照例圍了一群熱心的聽眾。像往常一樣，有關醫改的提問占了很大一部分。醫療改革是目前中國社會生活最熱的話題之一，而李玲正是處在風口浪尖上的人物，她領導的中國醫療體制改革課題組提供的觀點和結論已經成為新一輪醫改的決策依據。
政府主導公共衛生
2006年9月，經國務院批準，國家11個有關部委組成的醫療體制改革協調小組已經成立，由發改委主任馬凱和衛生部部長高強任雙組長。據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副司長王東生透露，醫改小組比較青睞政府承擔公共衛生及全民基本醫療的“英國模式”。這也正是中國醫療體制改革課題組一直倡導的政府主導公共衛生的模式。
李玲認為，政府直接提供醫療服務，可以集醫療衛生服務的提供、醫療保障和監管功能于一體，政府能在制高點上全面規劃醫療衛生資源配置，能夠將政府的職能、醫療衛生的特點和公民的需求，有效統一起來，具有更強的目標與手段統一的優勢，廣泛合一的優勢，以及信息共享的優勢，能夠更好地控制醫療費用。因此中國應該建立以廣覆蓋、低成本為發展原則的全民基本健康保障體系。一個基本的框架是，全民基本健康保障體系由三級醫療機構提供，為了保證三級醫療體系的有效率的運轉，使各級醫院有轉診和控制費用的激勵機制，應該鼓勵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也就是一級和二級以及三級醫院垂直整合，建立醫療集團，三級醫療機構以公立的為主，符合條件的社會醫療機構，也可以納入全民基本健康保障體系，接受相應的監管。
政府主導公共衛生的一個標志是，政府撥款用于全民基本健康保障計劃。根據李玲的測算，建立全民基本健康保障體系，政府的財政支出每年為2690億人民幣左右，分別占我國財政支出的9％，占GDP的2％，占目前衛生總費用的30％，它接近或者低于同類國家水平。
一旦政府承擔了公共衛生開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醫院的收益如何保證。對此李玲曾表示，醫院的經營績效和是營利、還是非營利，是國有還是私有沒有多大的相關性。營利性的醫院利潤變動率比較高，因為它隨經濟波動，經濟好的時候病人多，經濟不好的時候病人少，但是利潤水平在非營利和營利醫院差別不大。中國有這么大的市場空間，很多與醫療相關的產業都是可以賺錢，不要把它們看成包袱。我國是一個大國，大國辦醫療有它的難處，攤子大，包袱重。但是大國的優勢是市場大，完全可以在規模經濟上做文章。它可以成為一個經濟增長點。
引入競爭機制
在醫療資源市場化的體制下，政府把醫院推給市場，把病人推給醫院。雖然有民營醫院，但是規模小，無力和國營醫院競爭。再加上廣大患者和醫院相比處于信息不對稱的境地，只能按醫院的要求照單給錢。于是國營醫院處于上無監管下無競爭的狀態，盈利欲望無限膨脹。
有專家認為，目前中國醫療服務體系中的一大問題就在于公立機構的過分主導性。正是公立醫院，一方面成為政府醫療衛生投入的吸金庫，另一方面還以其強勢地位在醫療服務市場上大展拳腳。
針對這個問題，李玲主張可以有計劃地引進一批品牌醫院，這樣可以對綜合性大醫院形成競爭壓力。同時這樣也可以利用市場機制滿足不同層次的健康需求。
方案設計 和而不同
李玲的整體醫改方案建議包括幾項新內容：成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以統籌體制改革；實行垂直的一體化管理以有效配置資源；引進國外品牌醫院以加大競爭壓力；發展包括藥品、醫療器械和服務在內的健康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等。成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這個設想的出發點是為了解決現行醫療體制下政出多門的弊病。李玲在《中國醫療體制的現狀、問題和對策》的報告中指出，醫療衛生涉及衛生、財政、社保、發改委、商務部、藥品監督、食品監督等18個部門，單靠衛生部一家，很難推動全方位的體制改革。雖然由11個有關部委組成的醫療體制改革協調小組已經于9月成立，但在李玲提議之初，還是有專家對此表示質疑。北京大學中國保險與社會保險研究中心研究員高書生認為，李玲對中國醫療體制的把脈是準確的，但開出的藥方太大。在現有部門設置的既定格局下，通過一個凌駕于各部委之上的綜合部門來統籌醫改全局，可操作性不大。
即便在研究中心內部，也有學者發出不同的聲音，甚至有教授曾公開稱對這套方案很失望。對于這些不同的意見，李玲笑著回答：“這是很正常的學術討論，我們和而不同。”
由于身份特殊，李玲對有關醫改方案具體進展的提問三緘其口，但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正如她當初提議的那樣，政府已經成立了一個類似于國家衛生委的專門機構——醫療體制改革協調小組負責各個部委之間分工合作，和醫改關系最緊密的兩個部門，發改委和財政部都是小組成員。更重要的是，政府主導全民醫療健康保障已經不再是學者間的共識，而變成了醫改指導原則之一。（記者 王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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