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于中國70%財富在0.4%人手中

（原創）

忠言/文

據6月19日《人民政協報》報道，中國財富的“集中度”問題在政協十一屆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專題討論會上受到常委和委員的熱切關注。政協委員蔡繼明說，“我國在社會財富增長加速的同時，出現了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傾向。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高于美國。

另據中新社的報道，由《香格里拉》雜志進行的一項關于“中國實業家的理想生活”的調查報告6月15日出爐，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61個城市中的近800名身家在千萬元人民幣以上的民營企業家接受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貧富差距過大”得到八成受訪者認同。有專家認為，這一結果直接說明，作為一個對經濟生活有直接影響的階層，他們對貧富差距的觀點與公眾仍能保持一致。同時，被調查和隨訪中，近六成實業家認為目前中國社會中存在著一個上流社會。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有了巨大增長。但是經濟增長的成果并沒有惠及更多的老百姓，社會財富在以幾何增長的速度向少數人集中，導致了極大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的狀態，這也是近年來中國社會出現官民對立、貧富對立等社會撕裂式的群體事件增多的重要原因。改開之初，鄧小平曾經把改革開放定性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但是在實際運行當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被大量拿來，“效率優先”被放到了不容置疑的不適當的位置。新中國探索和形成的許多社會主義原則被拋棄和顛覆，如鄧小平反復強調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這兩點實際上都沒有很好地做到，出現的是越來越嚴重的私有化和貧富差距。

中國財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并達到危險水平，已經是不爭的事實。2007年下半年,亞洲開發銀行發表了《亞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報告，在22個納入亞行研究范圍的國家中，中國勇奪貧富差距之冠。從1993到2004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從0.407擴大到接近0.5，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懸殊的國家之一。造成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幾個方面是顯而易見的：　

第一，國有資產在改制中被少數人瓜分成為私家財產。始于90年代初的企業市場化改革，“精英”們先是把全民所有性質的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一字之差，改變了所有權。此后，“精英”們又以“產權不明晰”和“政企不分”為接口，要把剝奪了公民所有權的"國有企業"股份化、私有化。所謂“抓大放小”，其實就是保留少數國有企業，大部分都賣掉。眾多國有企業紛紛被賤賣或改制，而瞬間成了少數人的私家財產。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企業如同白送，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一些人一夜暴富，廣大工人在“優化組合”、“減員增效”中被迫下崗失業。

第二，官商勾結，少數人利用公共資源和公權力中飽私囊。由于改革之初的“雙軌制”，一些下海經商的官員，利用人脈關系，與掌握大量公共資源的官員形成利益共同體。如能源、礦山資源，以及商貿、金融領域和后來的服務業等私營企業和改制的股份制企業，都有一些官員或明或暗入股分紅，有的股份純屬“關系股”和“權力股”。這種依附權利和公共資源的商業企業的暴利可想而知。這種官商合作，在股市、房地產中內外勾結、瘋狂斂財行為更是令人咋舌。

第三，不法經營，牟取暴利。中國企業的誠信著實不敢讓人恭維，許多中小企業是靠賄賂工商稅務官員，偷稅漏稅而生存和贏利的，而工商稅務官員也深諧生財之道，常常是對企業獅子大開口，然后又以“減免”稅收，接受賄賂從中獲利。就是一些大的知名企業，也嚴重存在以次充好、摻雜使假、虛假宣傳等非法手段牟取暴利。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們為了發財，已經置人民健康和斷子絕孫于不顧。金錢的誘惑，已經使一些人的良知蕩然無存。

第四，放棄按勞分配原則，“按資分配”使先富者越來越富。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它是保證勞動者權益和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和途徑。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推行，這一社會主義分配原則被邊緣化。隨著外資、合資和私營企業的發展，按勞分配已經被“按資分配”、“按權分配”所取代。沒有了按勞分配，而又極度缺乏社會財富的二次調節，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近乎于無，可想而知，普通勞動者的富裕之路只能是改革“精英”們為勞動者許下的一個充饑畫餅。一方面的是普通勞動者的低收入，一方面是企業高管們高的驚人的年薪。即使是“按資分配”，高官們天文數字的年薪也大大地離譜。中國平安老總馬明哲年薪6500萬，他一年的收入抵的上千名農民工一輩子的收入。

第五，畸形的國際競爭，使勞動者被剝削現象日益嚴重。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依靠資源消耗型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出口拉動增長，據中國權威機構的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27％得益于由勞動力隊伍擴張和贍養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紅利。勞動者的工資和福利待遇低的可憐，剝削現象十分突出，“山西黑磚窯”可見一斑。這些年，中國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為世界第三，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在普通勞動者工資水平的提高，勞動者無法分享到經濟快速增長的成果。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我國利潤總額和國家財政收入迅速增加，但我國家庭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卻持續減少。數據顯示，我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第六，官僚經濟，少數人得利。中國經濟增長一直是政府拉動型，除政府直接投資外，各級官員都在瘋了般招商引資，個中緣由是巨大利益的驅動。同時由于長期實行勞動者低工資、低收入、低福利政策，形成政府財政收入增速過快，企業高管收入畸高。也正因為太多的收入和資產財富掌握在政府和少數資本家手中，同時政府預算中民生開支比例過低，因此難于由民間消費拉動內需也就毫不奇怪了。這次應對經濟危機，政府拿4萬億救市，也再次說明了中國經濟高增長下的民生困境仍將繼續。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不是只有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彼€警告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回顧30年的改革，目睹中國貧富懸殊的現狀，重溫偉人的諄諄教誨，每一個關心中國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的人不能不感到擔憂。
目前，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問題，雖然引起了政府的關注，但并沒有放在突出的位置，也沒有解決問題的有力的措施。不僅第一次分配收入差距問題沒有得到遏止，再分配調節措施也遲遲未見出臺。而從我國政府龐大的財政收支規模和財政實力來看，政府應當而且也有能力緩解貧富差距問題，關鍵還是作不作為的問題。

在政協常委會議上，蔡繼明委員建議國家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改革財產稅中的遺產稅制度。蔡繼明說：“個稅起征點是一個小稅種，本身對財富的集中不會產生影響。但是通過提高個稅起征點，可以惠及部分中低家庭，尤其是部分個體商戶，本身通過自己的勞動養活了家庭，這已經減輕了社會負擔?！彼€建議適時施行遺產稅制度：“目前，我國的第一代富翁應該準備向下一代轉移遺產了，但是收入的不公平不應該一代代相傳，要適時提出遺產稅，縮小收入差距。”

政協常委劉慕仁等，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他們認為，當前我國的分配格局存在地區、行業和貧富三大差距。其中貧富差距的社會影響最大。他建議，在制度上加快城鎮化進程，縮小城鄉差距；大力發展中小企業，解決就業問題；建立制度保護合法財產，同時鼓勵富人資助窮人。政協常委鄭楚光特別提到“高管年薪”的問題，他對能源、金融等壟斷行業中有些高管把直接收入變成了自己的福利待遇表示不滿，他強調要打破壟斷，調整分配。

貧富差距，利益沖突，發展成果共享問題，越來越成為中國社會的熱點問題，并成為引發社會矛盾和群體性事件的根源。貧富差距不只是簡單的收入分配問題和經濟問題，其實質是政治問題，是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為什么人的問題。今年，適逢新中國建國60周年，認真反思改革出現的弊端，及早下決心解決，關系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關系社會的和諧穩定和長治久安。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