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劉吉張維迎茅于軾等經濟學家的“奴隸主思維”

作者：李季平 來源：新華網

對于目前我國經濟下滑的原因，一些具有輿論話語權的經濟學家，竟然提供給大眾一種“奴隸主思維”！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劉吉，近日在某報發表文章稱，目前中國經濟危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認為是《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是錯誤的，實踐證明正是這些因素導致中國經濟出現危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也在某雜志發表的文章中稱，中國經濟遇到的困難，是（國家）對一些企業采取了一些不恰當的措施，如2007年通過的《勞動合同法》，使企業用工制度變得非常僵化。

兩位專業人士不約而同地認為是《勞動合同法》出臺導致企業用工成本提高造成中國經濟困難。事實真的如此嗎？

一個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涉及很多因素，用工成本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勞動合同法》的出臺，主要目的是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規范企業用工制度，即使帶來了用工成本一定程度的增加，也是在工人生存狀況極其低下的基礎上低水平的增加。如果一家企業僅僅因為增加了一定的用工成本，就導致倒閉破產，只能證明企業本身的生產經營存在問題。

2008年10月，位于廣東東莞的“合俊玩具廠”倒閉，致使6000多名工人失業，當時南方以及國內諸多媒體對此報道，最后歸納的倒閉原因是：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企業資金鏈斷裂、不注重工人生活，沒有職工宿舍、沒有職工食堂、連續幾個月拖欠職工工資。這樣的企業倒閉，其賬也要記在《勞動合同法》的頭上嗎？

另外，我們也必須注意到，2007年通過的《勞動合同法》是在一種什么樣的背景下出臺的。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一方面我國的經濟高速發展，GDP總量已占到世界第三位，另一方面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約2億多農民工生存條件依然較差，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各種社會保障匱乏，工資待遇明顯偏低。

令我記憶猶新的是，2006年3月8日《中國青年報》在一篇題為“中國工人最可愛”的文章中報道，一些外資企業稱“中國工人最可愛”的原因是勤勞、聽話、工資低：以汽車制造業工人為例，美國汽車制造業工人工資每小時為62美元，中國工人每小時僅為1.5美元，而早在1914年，美國福特汽車制造商的工人日工資就是5美元。我想，雖然那時的美元與我國的貨幣兌換比率難以查閱，但62美元與1.5美元的比較，足見中國工人多么“可愛”。

由此可見，一些企業主的利潤，是以犧牲工人的健康和透支他們的未來為代價，掙的就是工人的血汗錢。要改變這種狀況，企業主是不會主動做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出臺《勞動合同法》，以法律的方式規范企業用工行為，讓更多的弱勢群體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經濟上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政治上也是必須的。

現在一些企業經營困難，主要是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大環境影響。一些專家認為凡是增加企業成本的法律行為，都應當暫緩執行，也不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因為除了《勞動合同法》以外，安全設施、防止污染等都要增加企業的成本，難道說企業都不去做嗎？即使沒有《勞動化合同法》，還有《環境保護法》、《安全生產條例》等等關系國民健康和安全的法律法規，難道為了減少企業成本都要將這些法律法規廢除嗎？

我曾經想，這些在中國擁有響亮頭銜的經濟學家所提的觀點為什么總是難以讓中國的普通民眾接受？為什么總是能夠與暴富階層在輿論上高度一致？通過這次他們對《勞動合同法》的攻擊，我終于明白，這些經濟學家的思維其實就是“奴隸主思維”，即把最弱勢的群體當作奴隸對待的一種思維方式。

在這些人看來，窮人是依附于富人生存的，所以“替富人說話，就是為窮人辦事”。為了企業的利潤，就應該老板讓工人怎么樣就怎么樣，要你加班就無條件加班，要你工作14個小時你就必須服從，給多少工資，有無安全保障，完全是企業與員工的雇傭與被雇傭行為，政府不能干預；一旦政府干預、法律干預，就會影響企業發展。看看我們現實生活中的黑煤礦、黑磚窯、血汗工廠，這些早該被現代文明社會拋棄的歷史垃圾，在一些言必稱西方的專家眼里卻被視為理所當然。

這些經濟學家經常以改革的功臣自居，利用學者、專家的頭銜影響著社會輿論。而他們又為誰服務呢？近年來，媒體不斷披露一些專家學者接受利益集團的“聘請”，一些人動輒接受上百萬元的捐款，卻還要打著慈善的幌子。與“資本”的貼面熱舞，讓這些人活躍在學術講壇、媒體的聚光燈下，春運不用擠火車、農忙不用秋冬種，更不用體會下崗工人和農民工的辛酸生活。可是，如果按照這些人的理論來引領未來，多數中國人的明天又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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