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愛：主流經濟學家們對茅于軾的學術寬容

云淡水暖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無疑是極端痛恨計劃經濟時代的，丁學良很是看不慣國內有些老百姓的作為，比如“我回國的時候，經常聽到司機發牢騷、罵娘，說改革怎么樣怎么樣，很多人都在車里掛了以前領導人的像。有好幾次在出租車上我都跟他們講，你呀要是認為今天的中國不如改革以前的中國的話，你知道不知道，過去你有開出租車的機會嗎？那時候賣幾個雞蛋都是投機倒把，就會被抓起來。你這樣把革命領袖的像當菩薩掛著‘避邪’，更會拖去被專政八年、十年！”（《經濟觀察報》2005年11月14日）。

看來，國內的老百姓在丁學良教授眼里，簡直就是“群氓”，當年的知情者也都“死光”了，連“賣幾個雞蛋都是投機倒把，就會被抓起來。”的歷史大家都不知道，但是，草民不理解，如果當時真是如此，那草民們當時在集市上買雞蛋的時候，是被“抓起來”的人賣的？還有，丁學良教授的氣急敗壞，說明丁學良們30年如一日的對“革命領袖”的污名化，收效甚微嘛。

但是，丁學良教授看不起百姓也就罷了，畢竟自視為“上流”了么。有意思的是，丁教授看不起的，還有國內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為什么呢，因為“學術”，丁學良教授在2006年曾經有一句引起軒然大波的話“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搞得國內日見龐大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很尷尬，憑什么呀，丁教授膜拜的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內地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也膜拜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么，丁教授拜的是“真神”，別的主流專家泰斗拜的是“假圣”？

否也，草民分明見到的是“同室操戈”，丁教授有些不厚道，非要在“主流”之中再分出個三六九等來，但一查丁教授本人的公開經歷，又令人有些疑惑，丁教授是哈佛博士，但是是“著名的社會學思想大師丹尼爾•貝爾的關門弟子。”，又長期在“環太平洋諸國家和地區從事比較現代化的研究和教學”，儼然是個“主流社會學家”嘛，怎么會對主流經濟學界怒火萬丈呢，這不是“牛圏里伸進了馬嘴”么，看來丁教授有自己的“標準”。

丁教授對媒體說用經濟學期刊作為標準來評價經濟學家不失為一種很好的方法，丁學良舉例說，世界上有各種注冊的經濟學期刊800多種，其中有影響力的有160種，比較得到學術界尊重的有60種，被優秀的經濟學家看中的有20種，被一流經濟學家尊重的有12-15種。衡量一個經濟學家，首先看他在這些最好的雜志上發表論文的情況，其次看這些論文被其他經濟學家引用的情況。（《東方早報》）。

怪不得丁學良教授對同屬自由主義陣營的主流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也很看不起，比如，當年郎咸平教授為已經被判刑的“企業家”顧雛軍問題出與國內主流經濟學家群體辯論的時候，大師級的張維迎教授是很看不起郎咸平教授的，斥之為“無恥之人”，然草民曾經做過一個搜索，郎咸平先生在“這些最好的雜志上發表論文”大約有20幾篇，而張大師為0篇。然而，張維迎大師在“出身”上是不亞于丁大師的，張大師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學讀書，1992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M. Phil.)，1994年獲博士學位(D. Phil.)。但是如果用丁教授的標準，又會傷及一個自由主義“大家”——茅于軾。

茅于軾先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語氣也極為自戀“我是自由派，沒問題，但中國改革成功全靠自由派。中國改革的成功，當然自由派也有失敗的地方，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自由派主導的。”，基于這一點，茅于軾與丁學良大師無疑是屬同一戰線的戰友，更為投契的是，茅于軾對計劃經濟時代也是極為貶斥的，動不動就要拿出來痛批。然而，丁學良教授卻不太買賬“其它的學科沒有應有的機會發展，沒有一個長期穩定的渠道，就導致很多不是經濟學家、也沒好好讀書的人，都跑到經濟學領域里來以‘經濟學家’的名義講話。所以現在經濟學領域的很多話題，并不是從經濟學科的邏輯和基礎出發的，但他們卻都要打著經濟學的保護傘。”

這似乎很是對了茅于軾的情況，看看茅于軾的話語，打著“經濟學家”的名頭，大講自由主義、大聲哭訴計劃經濟時代自己“吃苦”，甚至還有…。然而，張維迎大師似乎又很看重茅于軾的“經濟學成就”，比如，張大師說“上世紀八十年代，茅于軾先生可以說是我不掛名的學術導師…在我看來，茅于軾先生是中國最精通價格理論的經濟學家之一。”（《中國經濟學人》）。

但是一查，“作為中國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之一，茅于軾此前曾取得過許多中外矚目的學術成就。1979年，他在十分艱苦的情況下，獨自推導出非線性規劃方面的‘擇優分配原理’。…‘擇優分配原理’是經濟學的支柱性原理之一，…1975年前蘇聯經濟學家康特羅維奇因提出了線性規劃的‘擇優分配原理’曾被授予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由此也可見‘自學成才’的茅老在經濟學領域攀升的高度有多么讓人欽佩。”（《人物》）。

再一查，“康托羅維奇是前蘇聯科學院院士，前蘇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國民經濟管理研究所經濟問題研究主任。…1965年，為表彰他在經濟分析和計劃工作中應用數學方法的成績，蘇聯政府又授予他列寧獎金。…康托羅維奇把資源最優利用這一傳統的經濟學問題，由定性研究和一般的定量分析推進到現實計量階段，對現代經濟應用數學的重要分支——線性規劃方法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給人的印象是，媒體贊美不已的茅于軾 “獨自推導出非線性規劃方面的‘擇優分配原理’”，還有“這部被稱為重新構造了整個微觀經濟學的著述”是不是鼓吹得有點過了？因為按照丁學良教授的標準，“衡量一個經濟學家，首先看他在這些最好的雜志上發表論文的情況，其次看這些論文被其他經濟學家引用的情況。”，茅于軾在這方面的資料為零，不過，稱茅于軾為“是我不掛名的學術導師”的張維迎大師在這方面也比較短缺一點。

諸如上述，草民想，外表很講究“專業素養”和自己的“專業出身”的主流經濟學家群體，在更為激進的、更為自大的自由主義學者如丁學良們看來，還是“不夠格”的。然而，正是因為這樣的“不夠格”，對茅于軾這樣一只手舉著“自由派”大旗，另外一只手舉著“經濟學家”大旗的更為“不夠格”者，采取了笑納的態度，不管什么阿X阿X，只要膜拜在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圣壇下，管他什么“學術”不“學術”，任由媒體和茅于軾自己給茅于軾戴上“中國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之一”、“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中國的亞當•斯密”、“經濟學界的魯迅”、“經濟學界的胡適”（茅于軾語）等等大而不當的高帽，反正不要主流們掏錢，怎么說都忍了。但是，有人給茅于軾掏錢褒獎了，就是美國著名的Atlas基金會。

Atlas基金會“每年進行的一次評獎卻非常有名，獎項的內容是：每年在世界范圍內評選出一本在推進市場和民主方面有突出成就的書，對其作者給予獎勵。而該獎項的7位評委基本都是世界聞名的經濟學家。在1999年的評獎中，茅老所著《中國人的道德前景》一書最終被評委會選中。”。

看來，美國的“7位評委”并不傻，看中的是茅于軾的社會學范疇的“成就”，那本“非線性規劃方面的‘擇優分配原理’”根本不入人家的法眼。但是，如果茅于軾擠入社會學家的行列，自由主義社會學教授丁學良恐怕又不干了，為什么？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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