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許小年的中國引發美國經濟危機論

葉勁松

美國經濟危機后，主流經濟學家們編造的市場經濟會自動調節，使資源有效配置，從而提高經濟效率，達到現有條件下的最隹效果的神話，被經濟危機的現實所駁斥，所以，許多主流經濟學家只能采取低調不出，以免耳聞一片喊打之聲。主流經濟學家中也有一些出來評說美國經濟危機的（如龍永圖、林毅夫等），他們多說美國經濟危機的原因是美國對金融業松于監管，以及美國濫發消費貸款、住房貸款。這些主流經濟學家們說法都有一共同點，都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之外的因素（金融業松于監管、貸款過多等）是經濟危機的原因，他們企圖以此掩蓋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才是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不過他們還承認了市場經濟的自由放任造成的問題——金融業松于監管，消費貸款、住房貸款泛濫。并由此承認應該用凱恩斯的國家經濟干預，如加強金融監管等。　　

而現在仍高調捍衛市場經濟，反對凱恩斯的國家經濟干預的主流經濟學家——許小年，其言論與以上主流經濟學家相比就顯得很另類。　　

對許小年現在仍高調捍衛市場經濟，反對凱恩斯的死硬態度，南方周末也對其表示驚奇，其記者對許小年說：“當前世界各國采取的措施，包括正在密集討論的全球集體救援計劃，難道不是政府干預市場嗎？如大家所說，現在‘人人都是凱恩斯’”。　　

對現在“人人都是凱恩斯”的說法，許小年來了個強硬回應。09年1月3日，上海證券報刊載了許小年的、名為《中國不需要凱恩斯，需要鄧小平》的演講的部分內容的報道。報道說，“‘中國不需要凱恩斯主義，中國需要鄧小平理論。’許小年教授總結道，‘鄧小平理論是什么？就是堅持改革開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讓市場發揮作用’”。因此，許小年《中國不需要凱恩斯，需要鄧小平》的標題，可改為《中國不需要凱恩斯，需要市場經濟》。　　

許小年在演講中談到此次美國經濟危機的原因問題。對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從贊美市場的立場后退，靠向凱恩斯方向，認為經濟危機的原因是市場經濟的自由放任造成金融業松于監管等說法，做為市場經濟死硬捍衛者的許小年，表現出不屑的態度。當然，許小年總要在他所捍衛的美國市場經濟之外找到經濟危機“原因”，以說明私有制、市場經濟不是產生經濟危機的原因。他企圖以此證明市場經濟神話還在，并進而證明還應繼續堅持不要凱恩斯，要市場經濟。　　

而許小年在美國市場經濟之外找到的“原因”是中國。“‘實際上，中國因素部分引發了這場危機。’許小年教授語出驚人”。許小年找出的“原因”把報道的記者驚呆了。因為可能沒有任何人會想到，許小年會說，是中國因素部分引發了美國的這場幾十年來最大的經濟危機。　　

許小年演講的這部分首先問，“你知道為什么美國要長期保持低利率嗎？”然后以此切入講述他的是“中國因素部分引發了這場危機”的觀點。許小年說，“如果發生了通貨膨脹，難道格林斯潘不知道提高利率嗎？問題是，當時的情況是‘低利率、低通脹’，……所以，在猶猶豫豫之中格林斯潘把‘9．11’后的低利率保持到了2004年。2004年中，通脹在美國開始抬頭，這個時候格林斯潘才開始加息，收緊銀根，但是已經太晚了。” 也就是說，許小年認為是低通貨膨脹導致低利率，使“美國要長期保持低利率”。　　

那么又是什么造成導致低利率的低通貨膨脹呢？許小年認為主要是中國造成。“‘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一個主要原因，’許小年教授接著分析說，一方面，美國人消費了大量低價的‘中國制造’，生活成本就降低了很多；另一方面，中國加入WTO也抑制了美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由此可見，在一定程度上講，‘中國因素’幫助美國控制了通貨膨脹，也間接地導致了格林斯潘時期錯誤的貨幣政策，從而間接地引發了此次危機。”也就是說，許小年認為，“美國人消費了大量低價的‘中國制造’”，“ 中國加入WTO也抑制了美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幫助美國控制了通貨膨脹，也間接地導致了格林斯潘時期錯誤的貨幣政策，從而間接地引發了此次危機”。照許的說法，讓美國資本賺大頭，中國只賺零頭，并使美國實現低通脹的“低價的‘中國制造’”，是在產生罪惡，是在產生使美國和世界陷入嚴重經濟危機的罪惡。　　

我看見過許多卑鄙，但沒有看見過許小年這樣如此卑鄙。做為哈美的、要求我國向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世界接軌的主流經濟學家許小年，為了掩蓋資本主義內在的、不可克服的缺陷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原因，不惜無端抹黑自己的祖國。他想通過抹黑自己的祖國來向世人說明，美國爆發的這場經濟危機，主要是外部因素——中國因素造成，美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身是好的。他企圖以此修復主流經濟學家們在我國宣揚的、但此次危機中已經殘破的美國市場經濟的神話，企圖繼續維持美國是我國國際接軌的方向的“優秀形象”。　　

許小年的卑鄙還在于，他為了抹黑自己的祖國，不惜使勁自扇耳光。許小年先說，“如果發生了通貨膨脹，難道格林斯潘不知道提高利率嗎？問題是，當時的情況是‘低利率、低通脹’，他想加息，但又看不見通脹，敵人沒有出現你打槍是什么意思？”許小年這兒實際是說，沒有通貨膨脹，所以不能實行高利率。換句話說，他這兒也認為低通貨膨脹時，實行格林斯潘時期的低利率貨幣政策是正確的。　　

當上述沒涉及中國因素時，許小年認為低通貨膨脹情況下格林斯潘時期實行低利率是正確的。但當他把中國因素引入時，他馬上自扇耳光地說：低通貨膨脹時，格林斯潘的低利率貨幣政策是錯誤。他說，“由此可見，在一定程度上講，‘中國因素’幫助美國控制了通貨膨脹，也間接地導致了格林斯潘時期錯誤的貨幣政策，從而間接地引發了此次危機。”許小年剛剛翻手為云，馬上就復手為雨，馬上說低“通貨膨脹”時，“格林斯潘時期錯誤的貨幣政策”。　　

許小年的卑鄙還在于，他掩蓋歷史事實，掩蓋美國戰后經濟史中低利率被美國政府、美聯儲賦于的“反危機”作用，以便用他的低利率造成經濟危機觀點來欺騙民眾。許小年做為“大經濟學家”，應該精通美國經濟史。但許小年一會將低利率與低通貨膨脹掛鉤，一會又說低利率“引發了此次危機”，卻獨不談戰后美國政府、美聯儲一貫賦于低利率的“反危機”作用。　　

美國戰后各次經濟危機期間，都把降低利率做為“反危機”措施之一來使用。我們來看看上世紀50年代后期以來的幾次經濟危機中的利率變化，就可證明這一點。　　

1957——1958年，美國經歷了戰后第三次經濟危機。美國“1957年11月至1958年4月半年之間競四次降低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貼現率，把它從3%降到1.75%”（武漢大學經濟系北美經濟研究室《戰后美國經濟危機》人民出版社1976.64）。即貼現利率在半年內下降了40%多。　　

1960——1961年，美國經歷了戰后第四次經濟危機。“為了緩和經濟危機，美國聯邦儲備局曾經兩次降低貼現率。1960年6月10日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貼現率由4%降低到3.5%，同年8月12日再降低到3%……在1961年2月肯尼迪（時任美國總統——筆者注）提出的‘反危機’措施中，在強調‘加快政府的采購和公共工程計劃’以外，還重視‘降低長期貸款利率和抵押貸款利率以刺激企業投資和住房建筑” （《戰后美國經濟危機》86、87）。　　

1960年代的越南戰爭增強了美國因為戰爭產生的需求，再加上民主黨政府加強國家經濟干預的其它措施，美國出現戰后最長的“繁榮”時期。1969年尼克松上臺后，為緩和國內人民高漲的反戰情緒和嚴重的通脹，使1969年軍事訂貨減少了66億美元，還提高了利率。一再推遲的美國戰后第五次經濟危機終于在1969年10月發生。為緩和經濟危機，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降低貼現率，“銀行對大企業放款的優惠利率也從1969年6月的8.5%降到1971年底的5.25%” （《戰后美國經濟危機》109）　　

而美國1990年經濟危機發生后，美國銀行貼現率從1989年的7%降到1992年的3%（《美國利率變動資料》）。　　

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的學者們，根據他們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研究也得出這樣的結論：經濟危機下，資本主義國家“中央銀行認為首要任務是克服正在發展著的危機現象，并把擴張性的貨幣信用政策作為武器。在這種情況下，根據現有的理論公式，主要的努力將放在增加貨幣總量和降低利率方面”（伊諾澤姆采夫等主編《現代壟斷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上誨譯文出版社1978.521）　　

許小年大談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美國的低利率與低通貨膨脹，卻掩蓋2001年時美國IT泡沫崩潰使其經濟滑向經濟危機，從而掩蓋了2001年時的美國低利率是作為“反危機”的武器來使用的情況。但有關當時經濟狀況的文獻資料卻揭穿了許的這種掩蓋。“當初美聯儲為了盡快擺脫IT泡沫的崩潰，頻繁降息，以刺激低迷的經濟”（ 孫立堅《美房地產泡沫怎樣被放大》）。

“ 在“9·11”事件之后，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瘋狂地降低自己所控制的利率——聯邦基金利率在幾個星期之內從3.5%降到1.75%，以此來刺激經濟復蘇。2003年6月，格林斯潘更是把這一利率降到了1%，并且讓這種狀態維持了1年。同時，其他頗具影響力的中央銀行開始公開表示對于通貨緊縮的擔憂，這也使得長期利率降低。2002年11月，當時的美聯儲理事本·伯南克警告說，對于通貨緊縮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在這種情況下，房屋抵押貸款的利率從2000年的8%降低到了2003年的6%。”“低息資金，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免費資金很快就進入了房地產業。二手房交易量很快從2001年的525萬套上升到2003年的617.5萬套。與此同時，房屋的平均價格也從147,500美元上升到178,800美元，增幅達21%。新房交易量也從2001年的160萬套提升到2003年的185萬套。房地產也的確提供了工作崗位，從整個國家的角度來看，房地產業也許是接納過剩生產力的最佳產業了”（《 美國房地產泡沫成因》）。從以上文章可看出，2001年及其后的降低利率，是用來“刺激低迷的經濟”，“ 刺激經濟復蘇”。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陳寶森，也曾談到因為2000年底至2001年美國經濟正滑向經濟危機時采用降低利率的“反危機”措施。他寫道：由于“經濟滑坡太快，幅度太大，有使經濟陷入衰退的風險……于是聯儲在12月19日的公開市場委員會上宣布，把調控目標轉向防止經濟疲軟。從2001年1月起到5月連續五次降低聯邦基金利率2個百分點使之達到4%。……6月27日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宣布，決定第六次降息，幅度0.25個百分點，使聯邦基金利率下降到3.75%，達到7年來的最低水平。聯儲在解釋降息的理由時強調：‘近幾月的明顯特征是，盈利率和企業資本開支下降，消費擴張乏力，國外經濟增長緩慢’。‘委員會相信……在可預見的未來，主要風險是導致經濟疲軟的各種情況’。”“聯儲降息后抵押貸款利率隨之下降，房屋需求上升，扭轉了自2000年4月以來的下降趨勢，住房開工1、2、3月份連續保持在160萬棟以上的較高水平”（均引自陳寶森《當前的美國經濟形勢和前景》《國際問題研究》2001、5）

其實，就是去年開始的這次經濟危機中，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各國，都在使用包括降低利率的各種“反危機”措施。例如，多次降息后，去年12月中旬美聯儲宣布：“該行已經將其聯邦基金利率從1%下調至0到0.25%的‘目標區間’，高于許多分析師此前預期的下調至0.5%。美聯儲同時明確表示，將把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相當低的水平。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及其同僚同時承諾，將使用‘所有可用工具’來抑制自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以及1/4個世紀以來維持時間最長的經濟衰退。”　　

甚至在經濟已經資本主義化的我國，雖然還未陷入經濟危機（即經濟還未負增長），但因為經濟增速已急劇下降，我國對此也是多次降息。我國多次降息以實行低利率的原因，也是把低利率作為制止經濟滑向危機的措施來使用的。

低利率是美國慣用的“反危機”措施之一，但按資產階級經濟學觀點，要美“聯儲放手降低利率，其前提條件是通貨膨脹處于受控狀態。否則聯儲就面臨‘滯漲’局面，陷于進退兩難的地步，這對聯儲來說將是‘大忌’” （陳寶森《當前的美國經濟形勢和前景》）。因此，“ 中國加入WTO也抑制了美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幫助美國控制了通貨膨脹”恰恰是為美國“放手降低利率”來“反危機”創造了“前提條件”。而中國因素“ 幫助美國控制了通貨膨脹”的效應不僅2001年存在，2001年后直到現在，這種效應仍存在。即中國因素有利于美國反2001年的危機，也有利于美國反本次危機，而并不是如許小年所說，中國因素“間接地引發了此次危機”。　　

許小年決心最死硬捍衛市場經濟神話，但他無法遮掩被他們稱為市場經濟楷模的美國正在這次經濟危機中掙扎的事實，他就企圖遮掩2001年美國發生的經濟危機（不遮掩，他怕別人會問，2001年美國又怎么陷入危機？那他又會陷入窮于編造、辯護境況），并編造低利率導致危機的說法，來編造美國陷入這次經濟危機的原因。通過以上手法，他要向人們造成這樣一種印象，不是美國市場經濟造成經濟危機，是美國市場經濟之外的因素——中國造成了美國的這次經濟危機，因此真正的市場經濟并防備外部因素干擾，就不會發生經濟危機。他認為，有他造成這樣一種印象的支持，他就有理由叫嚷：不要凱恩斯，要市場經濟。　　

資產階級豢養的文丐們，對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關系，始終不能正視，而用盡各種方法回避或掩飾。龍永圖、林毅夫等說美國經濟危機的原因是美國對金融業松于監管，以及許小年大講引發美國經濟危機的中國因素，都是這種情況的表現。但龍永圖、林毅夫等雖掩蓋經濟危機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但他們還承認美國市場經濟有缺陷（對金融業松于監管等），說是這缺陷造成經濟危機。而許小年對龍永圖、林毅夫等的說法是不屑的，許認為美國市場經濟是好的，而這個好的市場經濟之所以發生經濟危機，是因為好市場經濟之外的因素——中國造成。　　

許小年是主流經濟學家中最死硬地堅持新自由主義的。對于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當年也曾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庸俗經濟學新自由主義……一個很顯著的區別是：它的辯護是毫不掩飾的。它不僅不象新制度主義或者現代凱恩斯主義中的新劍橋經濟學那樣打著收入均等化，縮小貧富差距的旗號，甚至也不象現代凱恩斯主義中的新古典綜合派經濟理論那樣，以充分就業、福利國家、維持物價穩定為標榜，它總是高唱‘自由勝于一切’的濫調。它不象其它資產階級經濟學流派那樣多多少少承認‘自由市場經濟’有缺陷或資本主義經濟有弊病，它百般歌頌自由市場和競爭，聲稱失業和通貨膨脹并非資本主義所造成，而是資產階級政府的干預所引起的。無怪乎資產階級經濟學界把新自由主義稱做‘保守派’、‘右翼’經濟學。”（胡代光、厲以寧《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流派》商務印書館1982. 168—169）許小年現在還在高調喊不要凱恩斯，要市場經濟，還在“百般歌頌自由市場和競爭”，聲稱經濟危機并非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所造成。整個表現就如胡、厲二先生當年對新自由主義的表述是一個模樣。　　

我們又回過頭來談談低利率的反危機作用問題。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和資本主義國家機關，始終回避經濟危機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所以，他們那維持資本主義私有制前提下的“反危機”措施，根本不可能消除經濟危機的發生，最多只能在經濟危機發生后緩和經濟危機，減輕危機嚴重程度，或使經濟早些從危機泥潭中爬出來。低利率這種“反危機”措施也同樣。　　

資本主義私有制下，資本的貪婪，資本間競爭，使資本擴大生產規模。而資本對勞動的剝削，使勞動群眾購買力增長很有限（有時甚至負增長）。因此，資本主義必然產生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而這個矛盾尖銳到一定程度，就必然發生生產過剩經濟危機。　　

凱恩斯看到生產過剩經濟危機，但他認為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他認為有效需求不足分兩部分：人們對消費資料的消費需求不足，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投資需求不足。凱恩斯低利率措施主要用于刺激投資（而現在已經發展到還要刺激消費），消除投資需求不足。凱恩斯認為，企業（即資本家）投資與否，取決于預期利潤率和貸款利率關系。如前者大于后者，企業就投資，反之，就不會投資。而危機期間企業預期利潤率已經降低，要刺激企業投資，就必須降低利率，使其低于已降低的企業預期利潤率。這就是凱恩斯用低利率“反危機”的基本原理。　　

而凱恩斯低利率在危機時刺激企業投資需求的設想，是其只看到生產過剩經濟危機，未看到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受剝削的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尖銳化的結果。當危機中工人失業增加、在職工人所受剝削加重（收入減少）時，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已不是相對縮小，而是絕對縮小。這時商品銷售困難并積壓嚴重，工廠停工或開工不足現象增加，這時不是生產資料投資不足，而是生產資料投資過剩。而正是生產資料投資過剩，才產生生產過剩危機。在生產嚴重過剩時，資本家也不會用低利率貸款去投資擴大生產。只有少數生產過剩不嚴重的行業，或自認為其新產品在市場上有銷路的少數企業，才會用低利率貸款去投資擴大生產。　　

而低利率刺激消費也有局限性。危機中工人失業增加，失業工人失去工資收入，通常也不敢貸款消費。危機中，在職工人所受剝削加重，收入減少，并工作穩定性變差，此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也不敢貸款消費。2001年那次危機，因為美國許多年房價趨漲，并多數人對房價未來也看漲，在這種情況下，較低利率刺激了用住房貸款買房。但現在房價還會跌多久時間不明朗情況下，較低利率卻不能刺激美國人用住房貸款買房。我國利率下調許多的情況下，符合一定條件住房貸款利息還可再打7折，但房價還會下跌多少不明朗情況下，這很低的利率仍未起到顯著刺激用住房貸款買房的作用。　　

因此，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產生的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只有推翻了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后才會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經濟框架下的一切“反危機”措施（包括低利率），最多能起點治標作用，不能起到治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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