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期看我們都死了？
2008年11月09日 中國經營報
盧周來
發端于華爾街的金融危機正席卷全球，并逐漸向實體經濟蔓延。各國政府都緊急出臺各種所謂“救市”方案。這些方案看似五花八門，其實質就兩個：擴張性貨幣政策與擴張性財政政策；措施則都是想增加市場上的流動性。
由此觀之，各國政府應對危機所采取的政策并沒有什么新鮮的東西。所有的政策都非常正統，也非常老套。所謂正統，即這些政策與標準版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提供的應對經濟緊縮時的工具很吻合。因為標準版的經濟學教科書在宏觀經濟部分所提供的工具就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工具，而且在經濟走向蕭條時，就是建議使用擴張性工具；所謂老套，即這些政策與歷史上應對危機時所采取的政策幾乎沒有任何變化。
應該承認，從短期看，各國政府應對危機所采取的這些政策或多或少都會對經濟產生積極的影響。但是從長期看，擴張性政策導致的后果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也將會很嚴重，甚至有可能使下一次危機的規模來得更大。
比如從貨幣政策的長期效果看，根據“貨幣數量論”，央行所增加釋放的流動性，最后必將沉淀于物價上；而如果實體經濟發展跟不上，必將引發通貨膨脹。況且金融危機下的“流動性不足”，并非原來的流動性不存在了，而只是“暫不流動”了而已。在此情況下，如果大規模放松銀根，從長遠看，有可能導致通貨膨脹的進一步加劇。
其實，僅從一般性經濟理論看，標準版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所推薦的凱恩斯主義宏調政策，也僅止于短期發揮功效。這與經濟凱恩斯主義背后的哲學相關。這一哲學在中國還鮮有人提起，而凱恩斯本人對此有深刻的闡發。
在上世紀30年代末期，有人就批評凱恩斯通過刺激總需求帶動經濟增長的主張僅僅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短視策略”，甚至因其與新教倫理所主張的“節制”相悖而被認為是“不道德”。
針對這些批評，凱恩斯在1939年所寫的《我們子孫的經濟學》中承認了這一點。但他為自己辯解道，多少年后，我們將會“再一次把目的看得比手段重要，寧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實用。”“可是，要注意！這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至少在100年內，我們還必須對己對人揚言美就是惡，惡就是美，因為惡實用，美不實用。”
而針對“短視”的批評，凱恩斯說出了他那句名言，“從長期看，我們都死了”。在他看來，針對眼下的大危機，首要的是使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盡快脫離危險，所以采取的措施與手段當然都是短期的，都是“救命”或“治標”的；而如果一開始就考慮“長遠”，想著如何“治本”，可能還沒有等到那些措施發揮功效，資本主義經濟就已經無藥可救了。
所以，凱恩斯主張眼前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只要眼前利益最大，不必專門去計算經濟行為的未來收益。
應該說，凱恩斯本人的主張在今天看來也沒有錯。一個最恰當的隱喻莫過于“治病”：應付危機與治療突然襲來的大病一樣，首先是急救，保證病人脫離危險；然后才談得上后續進一步“固本”的治療。
但后來人們最大的錯誤在于一再把凱恩斯這些短期內“應急”手段誤解成長期“治本”之策。正因此，每次危機一來，在千篇一律地用了凱恩斯主義這些手段后，危機一過，各國政府并沒有進行后續的“固本”治療，而是很快“好了傷疤忘了痛”，甚至根本忘記了導致危機的深層次“病因”。
就拿中國內地為例。為應對危機，央行放松了此前針對房地產市場的信貸政策。而眾所周知，房地產市場泡沫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心腹隱患，或者說中國經濟增長與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已經像吸食鴉片成癮的病人一樣依賴于房地產畸形增長；而造成這種局面就與2003年貨幣政策相關。2003年“非典”之后，央行為刺激經濟增長而放松信貸，甚至不惜廢除此前剛剛出臺的旨在限制房地產行業貸款的“121”號文件。結果，導致當年信貸量猛增，經濟增長也從該年出現了“偏快轉過熱”的苗頭，房地產業更是出現了畸形發展的局面。
本來教訓十分深刻，但此次為應對危機，央行卻選擇了放松房地產信貸。這樣的政策從短期看可能有效果，但從長期看，則不僅會妨礙中國經濟結構性矛盾的解決，還有可能釀成中國式的次貸危機。
所以，在這個時候，想想與凱恩斯同期的另一位經濟學大師熊彼特的話也許更有用。與凱恩斯不同，熊彼特認為，因為眼前經濟行為將無法挽回地釀造未來，因此，作出任何一項短期決策時都要思考它們對“我們都死了”以后的長期效果，否則就是不負責任。
也因此，我建議中國政府在考慮應對危機的策略時，智慧的做法是既要考慮眼前救急，同時也要考慮中國經濟更為長遠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比如在財政政策上，還是要加大用于改善民生尤其是支持農村與中低收入者的力度；在貨幣政策上，放松創新性企業與中小企業信貸顯然應該優于放松房地產信貸，這才是真正兼顧眼前與長遠之策。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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