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談三十年國企變遷:私有化是完全錯誤的
2008年09月27日 《財經文摘》
本刊記者 齊介侖
兩個階段的劃分
《財經文摘》:依照您的觀察與分析,國企改革時至今日,在路徑選擇和操作方法上,有哪些得失,有哪些經驗教訓?
左大培:中國這30年的國企改革,大致分了兩個階段,這個階段是我自己分的,但卻是根據我的觀察得來,而我關注的重點顯然是第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體上,各種方案、政策都限制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框架之內,公有制企業經營管理模式的轉變,都限定在公有制的范疇之內。第二個階段,從1993年到1996年開始,或者說,從今天上溯15年。當然,這第二個階段在時間上不能截然地、清晰地劃分,1993年到1996年可以算是一個過渡期,而1996年之后,基本上這個過渡期結束,也即真正進入到了第二個階段。這第二個階段是什么意思呢?實際上,所謂的國有企業改革、公有企業改革,變成了一場私有化運動。按國外的標準,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化,這是沒有任何疑問的,也就是改了所有制,而改了所有制,也就談不上改革了,那就是純粹的私營企業了,你還談什么國有呢?如果我們談國有企業改革,立足點起碼還應該是國有企業。上述兩個階段大概是各15年。
首先,需要說明我的立場。對于后一階段,我是持完全否定、完全批判的態度的,也就是1993年到1996年之后。這段歷史在國內爭議最大,2004年郎咸平和我參加的國企改革大論戰,都是批判后一段的,基本上是完全否定后一段的,當時有些改革派,說我們否定改革,但他們又不敢出來公開辯論,因為國企改革造成的民憤太大了。其實很顯然,難道改革就是讓大多數工人下崗、流離失所、社會失衡,讓少數人暴富,讓某些人一夜之間變成資本家?這已經不僅僅是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了。
郎咸平的觀點是左還是右,這沒關系,而我肯定是左派,郎咸平自己不想說自己是左派,但郎咸平是財經專家這是絕對的,尤其是股份公司治理這一層面,郎咸平在國外都是著名專家,而他就是拿美國的標準來觀察中國的國企改革。老實話,我們這么做,連資本主義都不如,美國都不會這么干啊。
《財經文摘》:那次辯論似乎迄今仍無定論。
左大培:是的,沒有定論,誰也沒給下定論,就是大伙憤怒了一頓,批了一頓,網上激烈辯論了一頓?,F在也經常有這樣的情況,事情發生了,然后慢慢又自消自滅了。但是,這次辯論對中國宏觀政策的影響是巨大的?,F在你去看,還有幾個地方在講企業產權改革?媒體都不提了,而且越是官方媒體越不提了,《人民日報》肯定是最正統的官方媒體,也不提了。為什么?很簡單,臭了。就是那次搞臭了。當時,這些主流經濟學家都很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們基本上都不吱聲。吱聲能怎么吱聲?難道說他過去的主張錯了、他反對這種私有化?畢竟他還是個經濟學家,不能這么一百八十度地轉變。但是反過來,如果讓他說,我堅決反對你老百姓,堅決批判你郎咸平,他根本就不敢啊。老百姓憤怒了,民怨太大。
最近10年來,國有企業是完全的私有化改革,我認為是錯誤的,后果是有害的。為什么錯誤,為什么有害?我在《不許再賣》里談的很詳細。國企改革特別是其中的兩個東西,一個叫經營者持大股,叫MBO,也就是經營者把企業拿到自己手里,郎咸平和我都是徹底否定的。不單是錯誤的,而且是極其不公平和極其錯誤的,這是少數人對大多數人民的掠奪。還有一個,把大量的國有企業賣給外國人。這是私有化的一部分,如此下去,中國的民族產業就完蛋了。我現在還在籌劃,準備徹底批判這一套。
國際經驗不足取信
《財經文摘》:中國的國企改革,是否存在向發達國家類似改革實踐借鑒經驗的可能?
左大培: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出現如此多的問題,當然有中國自己的原因,它確實有實際困難,比如說1996-1997年國有企業虧損程度非常高。為什么虧損高,我有解釋,而出現這樣的問題,其實也是和借鑒國際經驗緊密相聯的,這就是你所謂的國際經驗。這個國際經驗是什么呢?就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掀起的私有化浪潮。關于私有化浪潮,我現在可以做一個結論:基本上都是失敗的。特別在蘇聯、東歐國家,在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搞的那種私有化,基本上全部是錯誤的,后果不用講,蘇聯,東歐國家都出現了經濟上的大幅度衰退。也就是說,這個國際經驗,根本就沒有什么可談的??赡軅€別國家存在一點實踐,比如英國,但英國的實踐是否就是成功的呢,學界爭論得很激烈。很多人認為,這和私有化不私有化關系不大,當時的私有化也不能說有多么大的成果。你去看,英國的鐵路私有化了,但后來政府又收了回來,為什么?經常出事故。為什么會出事故?降低成本。這些都反映了私有化以后的企業經營狀況。
中國的私有化改革受到了國際影響,尤其最近這20多年來,西方國家大量推行私有化政策,而這個政策在經濟上是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的表現,在中國,左派批新自由主義,右派卻認為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并沒有表現。其實,私有化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表現。任何人都知道,中國的國企改革也好,都是和西方學的,而西方的私有化就是經濟新自由主義,現在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批判、反對。經濟學界至少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西方國家的私有化,沒什么成功可言,至少是成功和失敗參半的,有好有壞,而把這個私有化經驗搬到東方國家來,特別是蘇聯、東歐國家來,那就是完全錯誤的,給整個蘇聯、東歐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經濟災難,毀滅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貧富分化,老百姓大量失業。
《財經文摘》:依據您的觀點,英國、俄羅斯等國的國企改革,在實現背景和運作模式上,與中國的國企改革有哪些異同點?
左大培:如果說有點成功因素可言的話,那是英國,撒切爾夫人在上世紀80年代初搞過一些私有化政策,現在講私有化成功,都是拿撒切爾說事。但就算在英國經濟學界內部,對此也是存在相當大爭論的。比如說,英國鐵路改革到底成功不成功?
大體上講,比較一致的觀點認為,世界各國的國企改革,還是英國搞的比較成功,但往下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我認為,中國不但不能沒有國有企業,而且還要有強大的國有企業。為什么?你看現在全世界都在搞的是什么?在搞國有化。次貸危機以來,英國、美國,這些私營企業比例最高的國家,在搞什么?在搞國有化,而不是私有化。英國的北石銀行,去年快破產了,政府把它收歸國有。最近,美國把兩家最大的房地產貸款企業房利美和房地美接管了,本來這兩個企業就是和政府有關聯的。我的觀點是:私有化是錯的,特別是對我們這個國家而言。對于國有企業,不僅中國,哪怕對全世界來說,最基本的問題是如何規范經營,如何讓它適應市場經濟環境,是規范的問題,而不是什么改革。說改革,那都是空話。 帕累托改進
《財經文摘》:如果按照您的思路推演下去,有沒有一個可使之改觀的方案出來?
左大培:關于改觀的方案,具體到政策,我講很簡單的幾個方面。第一,現在已有的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規范它的經營。至于怎么規范經營,事情很多,光方案本身就很多。第二,也是現在最緊要的,停止任何出售國有企業產權的行為,不許再賣。不管向中國人還是向外國人,一律停止。先停止了再說。第三,國家能夠調控的資金過剩,也就是我說的外匯儲備,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外資收回來的問題。我到處和人鼓吹的是這個,收回外資。收回來當然就是國有的。這是對中國現在,包括財經上的困局來講,最有效的解決方式,也是最省事的。就看領導有沒有決心。就這么簡單,要做。
《財經文摘》:學界普遍認為,當今現代民主國家,其經濟基礎基本都是私有制,而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是勢在必行的,而你的觀點似乎恰與此相左。
左大培:有些學者,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了。他們現在提倡的私有化走到最后,就是讓美國人把中國的企業都拿掉,就這么簡單。到現在,他們還在鼓吹這個,那就是完全替美國人搞垮中國經濟。目前全世界真正的問題是什么呢?是終結西方的霸權,而中國某些學者,卻是在為西方霸權說話,美國需要中國的私有化。我們說的是,國有企業、公有資產不能私有化、不能賣,而美國人最需要的是,你趕快賣掉吧,把你的國有企業賣給我。你去看我和張宏良寫的文章就行,現在的形勢越來越清楚。
在中國,不可能實現“美國式”的民主。
《財經文摘》:那么,中國的國企改革應該采納怎樣一個路徑,您的評判標準是什么?
左大培:開拓自己的道路。你去看看,現在的中國企業被美國拿掉了多少?在中國搞私有化,只有兩條路,要么MBO,但老百姓答應不答應呢?要不就是賣給外國人。非常清楚。如果講私有化的人不懂這一點,那就是裝不懂。
判別一個經濟政策好還是不好,不能根據什么改革不改革、開放不開放,這根本不是科學的標準,人家西方經濟學的標準都比你好,帕累托改進是什么?沒有人變壞,有人變好。你說這個標準正確,還是改革的標準正確?如果你的市場能做到帕累托改進,那么市場是好的,做不到,市場就是壞的,槍斃。
哪一個私有化國家老百姓不遭罪?不大量員工下崗?不造成兩極分化?現在很多講改革好、爭改革功的人,基本都已經把焦點集中在1993年之前了,現在的很多報紙,總是談1993年之前的改革政策,如何讓老百姓富了,怎么讓老百姓好了,某人在這里有什么功勞,1995年之后的不談。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那些鼓吹改革的人,對1995年以后的事,至少覺得有點不太對勁了。
其實1995年之后,改革改出的最大問題,就是國有企業,當然還有別的,比如教育收費,醫療改革,這些都是失敗的,而房地產,那是典型的一個大窟窿。所以,稍微懂事點的改革派干脆不提1995年之后了,不講它好,也不講它壞。講它壞,他們自己都在里面涉及很多,那不等于罵自己了?所以人家干脆就不講。
我現在越發認為,當時我提出的很多東西是正確的,對他們當時流行的東西我是不同意的,具體做法上問題太大,但當時我沒說他們方向上存在錯誤。所以,講國企改革,還不如就講源頭這塊,看看1993年到1995年他們都干了些什么,這些年,官方的政策如何,政府到底是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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