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歐盟轉向了中國式的“產業政策”
左大培（2024年9月22日）
本文的論述基于以下兩篇美國報紙上發表的文章。
產業政策上的中西方比較
《參考消息》2024年5月29日第13版轉載美國《紐約時報》網站5月27日文章，題：“中國如何在產業政策上遙遙領先（作者：帕特里西婭·科恩、基思·布拉德舍）
“半個多世紀以來，對石油短缺或氣候的擔憂促使各國政府投資替代能源。
“20世紀70年代，吉米·卡特總統在白宮屋頂上安裝了太陽能電池板，作為他致力于開發太陽能的象征。20世紀90年代，日本開創性地為安裝光伏板的房主提供補貼。
“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支持規模和力度能與中國相比。國際能源署的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在全球清潔能源制造業的投資中占據85%的份額。
“現在，美國、歐洲和其它富裕國家正忙著趕上來。它們希望糾正過去在產業政策上的失誤，并從中國的成功中獲取經驗。它們正斥巨資補貼本土企業，同時也在設法阻止具有競爭力的中國產品。它們取得了適度進展。國際能源署說，中國去年在新清潔能源工廠投資中所占份額下降到75%。
“然而，西方面臨的問題在于，中國的工業主導地位是由幾十年來的經驗所支撐的，這種經驗就是調動所有手段，同時鼓勵私營企業展開激烈競爭。
“中國在太陽能電池板和電動汽車方面無可匹敵的產量建立在較早前對化工、鋼鐵、電池和電子行業的培育，以及對鐵路、港口和高速公路的大筆投資之上。
“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一項分析顯示，從2017年到2019年，中國將國內生產總值的1.7%用于產業支持，這一比例高于其它任何國家。
“隨著富裕國家的消費者越來越多地轉向綠色科技，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幫助中國如今能夠向競爭對手大量提供低成本的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和鋰電池。例如，中國現在控制著全球太陽能電池板制造各個環節80%以上的生產。
“研究全球太陽能產業的威斯康星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格雷戈里·內梅特說：‘像中國那樣做大，會產生巨大的規模經濟。’
“通過部分地采用中國培育產業的策略，拜登總統和歐洲領導人決心發展本國在半導體、電動汽車和電池等先進技術領域的制造能力。
“拜登曾經的助手、現任威廉與弗洛拉·休利特基金會經濟與社會計劃負責人的珍妮弗·哈里斯說，中國在主導全球關鍵制造行業上的成功，顯示了國家產業政策的潛力和力量。
“西方接受產業政策的做法與美國及其盟友此前所倡導的開放市場和政府干預最小化的意識形態背道而馳。
“1980年里根當選總統后，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能源危機后推出的政策大多被廢除。就連卡特政府時期安裝在白宮的太陽能電池板也被拆除。除了某些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產業外，美國曾經采取的觀點是，不受約束的市場總是最了解供需。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美國長期以來一直缺乏更廣泛的產業政策和協調一致的戰略。他說；‘就連民主黨人也不敢讓政府起更積極的作用。我認為這顯然是一個會帶來長期后果的巨大錯誤。’
“在一些專家看來，美國和歐洲有關中國不公平競爭的抱怨是它們本國政府失敗的表現。”
歐洲效仿美國“新增長模式”
《參考消息》2024年9月19日第6版轉載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9月16日文章，題：“歐洲為何擁抱美國新增長模式？（作者 喬恩·辛德雷烏）
“上周，歐洲央行前行長馬里奧·德拉吉發表了關于如何阻止經濟停滯的報告，對歐盟政壇產生震動。德拉吉因在2012年拯救歐元區而受贊譽，外界對他的這份報告期待已久。
“該報告的要點是‘歐洲應致力于在生產率增長和創新方面向美國這個榜樣靠攏’。報告強調，過去50年間，歐洲沒有一家上市公司的估值超過1千億歐元（約合1110億美元）。而在美國，蘋果、微軟、英偉達、亞馬遜、‘字母表’公司和元宇宙平臺公司的估值都超過了1萬億美元。
“但向美國靠攏意味著什么？德拉吉強調了科技行業的重要性，稱過去20年間美國生產力的優異表現幾乎都要歸功于科技行業。他認為，‘歐洲不能再停留在’舊產業上。
“為什么美國的生產力更高？這是一個老問題。1928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美籍講席教授阿林·楊提出了這個問題。在一次演講中，他否認這種差距與美國企業經營得更好有關。他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國內市場’意味著‘生產方式在美國是經濟的、有利可圖的，而在其它地方卻可能無利可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導致最復雜的工業在那里萌芽。
“這給我們的啟示是，企業只有在有意義的增長領域開展業務，才會進行提高生產力的大規模投資。這就是為什么歐洲在非建設投資率方面與美國存在差距：近年來，歐洲在研究方面支出最多的三家公司一直是汽油車制造公司。相比之下，美國在本世紀最初十年的研發支出大戶在汽車和制藥領域，10年代在軟件和硬件領域，最近則在數字應用領域。
“但各國并不能輕易進入這些更為復雜的行業，因為規模收益遞增會對任何創業挑戰者形成天然屏障。
“事實上，當今世界‘企業贏者通吃’、根深蒂固的貿易失衡以及少數大都市地區的集聚現象，都無法完全用比較優勢來解釋，甚至無法用匯率失調和資本流動的影響來解釋。
“回看任何試圖在經濟上迎頭趕上的國家的歷史：盡管美國具有自由放任的特點，但在19世紀追趕英國的過程中，美國也曾熱衷于工業保護主義。較近的成功案例，如日本和韓國，嚴重依賴受青睞的行業和出口市場。
“20世紀下半葉，美國曾是多邊自由貿易的倡導者，直到最近，它仍有足夠的動力這樣做。
“但隨著中國成為直接競爭對手，美國開始改變主意。
“美國的應對措施首先是特朗普的關稅，然后是拜登總統的《芯片與科學法》和《通脹削減法案》，這些法案向國內半導體、電動汽車和清潔能源產業注入了聯邦資金。它們帶來了制造業建設的繁榮。
“但歐盟卻未能做出同等程度的反應，這應歸咎于治理結構分裂、德國在俄羅斯的社團主義利益，以及對自身自由市場宣傳的深信不疑。
“德拉吉的終極技術官僚形象使他有機會改變這種狀況，同時避免轉向具有破壞性的保護主義。為此，在這份長達400頁的報告中，德拉吉提出了一項貿易政策，該政策基于對如何提高生產率的‘個案分析’，以及一項基于選擇行業而非特定贏家的產業戰略。
“在半導體方面，報告將歐洲的汽車和網絡設備等優勢產業的代工廠列為補貼對象。在太空經濟方面，它提倡有針對性的優惠原則，以擴大國內企業的規模。在太陽能技術方面，它建議對部分國家的貿易行為和產能過剩進行反擊，但也警告說，過于嚴厲的報復可能會危及歐盟在風能技術方面的貿易順差。
“這是有先例的：20世紀90年代初，空中客車公司是一家虧損的歐洲各國合資企業。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和有的放矢的商業戰略，如今它已成為世界頂級飛機制造商。
“20世紀末的所謂‘華盛頓共識’宣揚自由貿易和自由放任的經濟管理。如今，成為‘美國隊’意味著有針對性的保護主義和大力補貼高科技行業。”
上引的第一篇文章直接談論了中國的產業政策如何成功。第二篇文章中所說的“美國新增長模式”，實際上也嚴重依賴美國政府的產業政策支持，而在實行成功的產業政策上，中國才是真正的領先者。
所謂“產業政策”，就是政府使用其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包括保護關稅來推動發展本國的某些具體產業。在經濟自由主義者看來，任何產業政策都是罪大惡極的國家干預行為。國際貿易中的自由貿易教條更是將產業政策打入嚴禁的行列。而在實際上，任何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發展歷程，都少不了形形色色的產業政策護航；中國現代工業化經濟的發展更是一直靠成功的產業政策推進。
我早些年在我的微博中就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上最重要的成功傳統之一，就是政府有計劃地實施系統的政策以發展各種重要的產業。為建成先進的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而系統地實行工業化，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最主要的產業政策。最近四十年來歐美國家經濟自由主義的傳播，削弱了中國在這方面的努力，為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留下了重大的隱患。連我的那些稱頌產業政策的微博也成了經濟自由主義者們仇恨的目標，被他們策動封殺。但是中國人民深知正確的產業政策的重要性，以卓絕的努力保留和發展了最重要的產業政策。熟知中國經濟政策的人，特別是中國前國家計委、現在的發改委的局中人都知道，最近幾十年中國實行了多少產業政策——如系統地發展“中國制造”的規劃、發展信息產業的一貫努力、高鐵的系統建設、對光伏產業的重點扶持。正是這花樣繁多的產業政策，造成了今日中國制造的強勢，造就了強大的中國經濟。
正是慣于實行產業政策的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和中國經濟的急速壯大，引起了美國和老歐洲的恐慌。美國首先改變了其20世紀下半期到處推銷的自由貿易政策，由特朗普發起了貿易戰；其后執政的拜登也以一系列法案大力推行起美國自己的保護主義產業政策。現在德拉吉的報告，應當是發出了歐洲大力推行產業政策的信號。正像前邊轉載的那兩篇文章所指出的，歐洲追隨美國轉向推行產業政策，標志著肆虐了幾十年的經濟自由主義的破產。我要補充說的是，在這波反對經濟自由主義的產業政策浪潮中，中國是真正的帶頭者。只不過中國也曾經沒有足夠強力地推行促進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以致中國內地到目前為止仍然在半導體產業等高端制造業上還過于落后。這是中國今后應當在產業政策的競賽中加緊補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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