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愿意回到人民公社嗎？》一文之后，既有網友留言不愿意回到人民公社的，也有網友留言愿意回到人民公社的。那各自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有一位網友（乘風破浪的喜鵲VA）講到：“一個農民工說，我寧愿給老板打工，受剝削，每天干8小時賺200元，也不愿意回到人民公社，每天累死累活賺2角錢。”還有網友說：“錢從哪里來？能有3000元一個月我就干生產隊，別告訴我跟南街村一樣一個月250。”

　　而另一位網友（遠見卓識輪船OA）則說“我愿意，因為 老有所依，住有其屋，病有其醫，孩有其學，人人有工作，人人有平等。”另一位網友則說：“大公社，起碼有退休金，起碼有五險一金，老小有所養，年輕人工作穩定。一解散，連退休金都沒有了”。

　　很顯然，愿意的和不愿意的，都是由自己的正當理由的。

　　現在我們就來討論為什么要回到人民公社體制的問題。

　　一，從農民的角度看，為什么要回到人民公社體制？

　　上述所引用的是四位網友對要否回到人民公社體制的看法。各有兩位持相反意見。

　　“我寧愿給老板打工，受剝削，每天干8小時賺200元，也不愿意回到人民公社”，這反映了絕大多數農民的看法和做法。現在的農村年輕人大多選擇了外出打工，去賺四、五千元的工資，而不是在家種地。因為僅僅靠家里的幾畝責任田，現在已經難以維持個人和家庭正常的生活了。

　　但假如人民公社沒有解散，而且經過50年的發展，不僅實現了農業生產的高度機械化，而且農村工副業也已經有了充分發展，那么，如今的農民收入也會大幅增加。因此，絕不會“每天累死累活賺2角錢”的。原來的人民公社，糧食產量實際上是逐年增長的，到1980年前后的畝產事實上已經到達千斤左右，只是受到國家低價定購的政策影響，因而出現了“高產窮隊”的現象。如果改革后指令性的指標取消，讓糧食價格按市場需求自然波動，那么，人民公社社員的收入會有一個大的增長；而農業機械化的高度發展和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大幅提高，許多的農業勞動力都會轉移到社隊企業和副業，農村工副業的充分發展，農民的整體收入水平也會有大幅提高。

　　如果人民公社沒有解散，那么“大公社，起碼有退休金，起碼有五險一金，老小有所養，年輕人工作穩定”。這是實實在在的。醫療、保障、文化教育及適宜于普通勞動者成家立業的社會環境，也會和人民公社一道延續下來，就不會有今天這種狀況。

　　最主要的是，人民公社事實上形成了老百姓生存和發展的適宜環境。在人民公社時期，一對夫婦兩個勞動力負擔一個七、八之家，負擔三、五個孩子的生活費用，這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而從總體上來看，人民公社時期的25年也是我國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從1956年我國的人口從6億多人增加到1983年的10億多人，凈增加了4億人，平均每年增加1600萬人。這一鐵的事實說明，人民公社體制是最適合普通勞動者的生存和發展的體制。

　　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人民公社體制的存在，意味著不斷走向興旺，他們的家庭會由一家變成兩家、兩家變三家……。

　　這是因為不僅建立工分制的生產隊模式，體現了社員在集體生產中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利益要求，而且還因為“補償消耗的、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余下都是自己”的分配模式，在體現勞動者按勞分配的要求的同時，也注重發展社會需要的公共產品，從而滿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公共需要，從而使整個社會的普通勞動者的生產、生活環境有大幅的改善。

　　在與網友交流的過程中，許多人談到，人民公社體制不變，它也會不斷發展的。就像周家莊等單位一樣，早就實現了共同富裕，怎么會出現“三農”問題呢？正是在這種比較中，許多人呼吁恢復人民公社體制。

　　二，從現實看，為什么要回到人民公社體制？

　　今日讀到了網友介紹的《孔俊華：一位種田大戶對鄉村振興的思考與建言》一文。此文作者孔俊華是高級工程師、國家注冊一級建造師、監理工程師、咨詢工程師，2015年返鄉務農至今，所經營農場于2017年被授予省級示范家庭農場。文章對我國農村現狀進行了調查分析，歸納了目前農村存在的九個問題：

　　1.“農業弱、農村窮、農民苦”。

　　2. “千軍萬馬奔他鄉，萬戶蕭疏鬼唱歌”。

　　3，“三量齊增”的困境。中國糧食出現了生產量、進口量和庫存量三量齊增。

　　4. “洋貨入市，國貨入庫”的尷尬。因為缺乏國際市場競爭力，導致糧棉油糖等進口不斷增加，出現了“邊進口、邊積壓”和“洋貨入市、國貨入庫”的現象。

　　5. 農產品價格政策陷入兩難的境地。一方面，為了彌補農民的種糧成本、保護農民的積極性，需要繼續提高政策性收儲價格；另一方面，如果繼續提高政策性收儲價格，則會進一步加大進口壓力，同時收儲企業難于實行順價銷售，導致庫存積壓，財政壓力不斷增加。

　　6. 中國農業的“三不得利”。一不得利，農戶窮，種糧食不值錢，種經濟作物經常找不到銷路。生活水平在貧困與溫飽之間徘徊；二不得利，大戶苦，國家政策扶持不到位，土地流轉不僅成本高，難以形成規模效應，因此，破產跑路的比比皆是；三不得利，國家每年都花了大把的銀子，用以調動農民、大戶種糧的積極性，可事與愿違，土地荒蕪越來越嚴重，國家糧食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

　　7. 岌岌可危的“耕地紅線”。農業耕地不斷被侵占，建筑用地、觀光農業、經濟作物及苗木種植大面積增加等，最為嚴重的是觸目驚心的土地荒蕪，讓這根高度敏感的18億畝“紅線”形同虛設。

　　8. “后打工族”的后顧之憂。隨著城市化節奏的減慢，隨著科技的進步，大量智能設備投入使用，城市用工量逐步減少，返鄉農民工將成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

　　9. 農村男孩子討不到老婆。這已成為嚴峻社會問題。

　　為什么改革開放會出現這種狀況呢？

　　作者分析認為：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家逐步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人為地控制著農產品的價格，卻不控制農業生產資料——化肥、種子、農藥、農機具的價格，導致農民收入在經濟在發展的環境中相對減少，中國農業越來越被所謂“飛速發展”的中國經濟遠遠甩在后面。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小農經濟弊端明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質就是土地人均占有制，實質是恢復小農經濟的生產生活方式。與工業經濟相比，這種經濟模式的特點是自救能力極強，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由于局限于個體生產，由于技術、資金和人力和能力等方面的限制，發展后勁不足。存在的問題一是大量勞動力依附相對較少的土地，難以形成規模效應；二是地塊零碎，影響先進農業機械、技術的普及與提高；三是專業化程度低。不僅農業的專業化程度低，而且使農村的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服務業絕大多數都成為以單戶經營為主、分散的農戶兼業行為，不能產生分工合作的集體效益，進入市場的主要是沒有經過任何加工或只經過了初級加工的低價位農產品。

　　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幾十年延續不變，導致農民的勞動生產力長期難以大幅提高，農民生產的產品數量少、創造的價值就少，從事農業生產的效益低，收入就難以提高，因而農民越來越窮，農村越來越落后。

　　受制于中國農業的現狀和體制，小農經濟模式的糧食種植成本太高，只能溫飽、難以致富；規模化的現代農業又難以實現便宜的成片規?；恋毓?；大搞采摘園、鄉村旅游吧，一是客源和銷路的問題，二是大量的“非農化”、“非糧化”的東西勢必沖擊國家的糧食安全。中國“三農”各種問題交織在一起，致使很多鄉村尤其是中西部偏遠的鄉村進入深度凋敝狀態，這就是中國農業和農村的現狀。

　　“毫無疑問，鄉村振興的主體是億萬農民群眾，只有億萬農民組織起來，自己動手創造美好生活，‘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振興總要求才能實現。在當前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出農村、進城務工經商的背景下，億萬農民群眾本身也是變動的，是需要通過制度和資源來進行組織與動員的。缺少組織的一家一戶式個體農戶顯然不可能成為振興鄉村的主體”。“當前中國農村最重大的戰略是鄉村振興，最重要的制度條件是農村集體所有制。鄉村振興顯然離不開農村集體經濟，如何利用農村集體經濟的條件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很多值得討論的空間”（《賀雪峰：不將農民組織起來，振興鄉村就沒有可能性》來源：《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發布時間:2021-06-06）。

　　什么是集體經濟？怎樣發展集體經濟？

　　很顯然，20多年人民公社的實踐事實上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答案。要搞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我們必須重視已有的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積累。而人民公社體制，是十月革命以來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唯一實現按勞分配的公有制經濟，是唯一作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集體經濟。

　　三，從建國前30年的發展成就看，為什么要回到人民公社體制？

　　建國以來，我國農業和農村的發展經過了三個時期：分別是建國之后到1956年以農民個體所有制為基礎的農業發展時期；從1957年到1983年的高級社和人民公社發展時期；1983年到2023年的以土地公有制為基礎的農戶個體經營時期。經過73年的實踐，農村到底要走什么樣的路，實踐其實已經給出了明確的回答。小崗村和周家莊這兩個典型分別代表了個體生產方式和集體生產方式，他們的發展結果事實上已經作出了最好的回答。許多人事實上也已經意識到了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村和農業現代化的唯一道路。但是，盡管農村和農業需要集體經濟的認識似乎已經成為共識，但現實中卻并沒有切實有效的去進行農村集體經濟的推動。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這與我們對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缺乏明確認識相關。

　　從1957年到1983年的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實踐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

　　1，正是在人民公社二十多年發展的基礎之上，我國實現了工業化，由一個農業大國轉變成為世界第六的工業化國家，并形成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

　　2，人民公社二十多年的發展，使我國農業快速實現了電力化、水利化、農田種植和管理科學化，并開始了農業機械化和農村工業化的發展趨勢，使我國農業生產力水平大幅提高，從養活6億多人發展到養活10億多人，20多年的人民公社不僅使我國人口數量大幅增加，而且也使我國人口的素質也有了全面的提升。

　　3，人民公社的二十多年的實踐，為農村改革打下了基礎。沒有人民公社時期大量的基礎工程和農業生產條件的根本性的改善，1980年之后的分戶種植就不可能形成延續我國糧食不斷增產的發展趨勢。事實上，人民公社從1964年起，就使我國糧食產量進入了一個長期的上升通道。之所以人們會覺得到推行承包制之后農民才吃飽了飯，是因為我國人口在從1972到1984年人口增長率呈現一路遞減趨勢：分別從2.46%、2.08%、2.07%、1.77%、1.55%、1.36%、1.34%、1.33%、1.25%、1.28%、1.47%，1.44%，1.31%。因而這一時期也是人均占有糧食數量增長最快的時期，即從吃不飽到吃飽的轉變時期。

　　4，人民公社時期形成的勞動力儲備是改革開放人口紅利和世界工廠的基礎。沒有人民公社時期的人口的快速增長和勞動力儲備，就沒有后來所謂的世界工廠和人口紅利。人口數量的增加和人口質量的全面提高，事實上正是改革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所在。

　　5，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公共品的供給達到了歷史高度，在這一時期，農村教育普及，農村合作醫療、農村社會保障、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田水利的興修等等，都得益于人民公社體制。以農村合作醫療為例，在70年代，聯合國衛生署提出，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制度與合作醫療是全世界農村衛生工作的樣板。這一時期，農村的健康水平乃至全國的健康水平提高很快。農村消除了大規模的傳染病和流行病，兒童的死亡率達到全世界最低，這些都是得益于中國農村實行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6，人民公社時期是老百姓生存和發展能力最強的時期。從事農業生產的一對夫婦可以養活一個七、八口之家，可以負擔三、五個孩子到成家立業。勞動者這種生存和發展能力在古今中外是絕無僅有的存在。

　　但是，政界和經濟學界卻對我國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模式卻形成了否定性的認識。

　　不僅高層形成了否定人民公社的相關決定，而且就是許多主導改革的專家、學者對人民公社也都持否定意見。吳敬璉（《重啟改革議程一一中國改革二十講》一書專門討論農村改革的第六講）、高尚全（《中國經濟制度的創新》第十章）等人無不對人民公社實踐持否定意見。王曙光著有《全面反思人民公社制度的利弊》一文，其中談到了經濟學界對人民公社的看法，有“關于人民公社體制的七個假說”，認為人民公社體制存在著七個方面的問題：1，“激勵不足假說，即人民公社內部沒有適當的激勵機制，收益分配機制有問題，導致農民不愿意投入勞動，而是采取偷懶的搭便車的方法。”2，“生產力水平或經濟發展水平約束假說”。3，“監督缺陷假說”。4，“退出權假說”。在人民公社中農民退出的權利被剝奪，這對一個俱樂部或者合作社來說是致命的。沒有了退出權，合作社成員就必然理性地選擇搭便車，合作社就喪失了提高效率的動力，因為缺乏成員“退出” 的威脅；5，“規模邊界假說”。“合作社的規模太大，則這個合作社一定會面臨崩潰，因為會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對稱，會出現大量的監督問題和激勵問題”。6，“契約假說”：即人民公社基本上不是一個漸進的自發的過程，而是一個非常激進的過程，這個激進的過程破壞了農民與合作社之間的平等契約關系，而成為強迫性的；7，“產權缺失假說”。在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收益權和處置權，包括其他財產權，基本上都是缺失的，這就扭曲了激勵。這些專家、學者們完全不懂得勞權經濟與產權經濟的根本區別，用產權企業、產權制度和產權觀念來看待作為勞權企業、勞權制度和勞動實體存在和人民公社體制。這是典型的用西方經濟學來解讀大寨模式，自己都生了病，還想去給別人去做診斷，提供意見，以己之昏昏，欲使人昭昭！

　　正因為如此，雖然許多人覺得我國農村和農業的發展需要集體經濟，但在實行行動中卻有意無意地避開人民公社模式，甚至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人能夠好好地研究人民公社制度模式。

　　從我國的人民公社實踐來看，特別是經過“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調整之后，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模式，事實上很好地體現了廣大勞動者對勞動所有權的利益要求。“補償消耗的、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余下都是自己的”這種分配模式，既體現了勞動者的公共需要，又滿足了勞動者個體的消費需要，是一種很好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生產隊建立了社員大會、隊委會領導下的隊長管理體制，大體上體現了勞動者對勞動管理權的利益要求；而以工分為形式的按勞分配制度，也基本上體現了勞動者為集體提供勞動量的差別，并從分配上體現了這種差別，體現了勞動者對勞動分配權的要求?？梢哉f，生產隊模式是一種新型的勞權制度模式，是與股份制相對應的按勞分配模式?？梢赃@樣說，人民公社體制，特別是生產隊模式是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偉大創造，它真正把勞動者當家做主和按勞分配的利益要求的體現成為現實。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生產隊，事實上由于采用工分制而形成了以勞動收入的波動為特征的、對生產經營活動起調節作用的經營機制，從而保證生產隊的發展能夠滿足社員的利益要求。因此，人民公社不是沒有激勵和監督機制，而是具備了不同于產權企業的按勞分配經營機制。很顯然，那些只有產權觀念、只懂產權企業、只知道西方經濟學的學者、專家們是無法理解這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

　　從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基本原則出發，我們應該承認，人民公社的二十多年的實踐是成功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剔除了人民公社時期因為處于創業時期，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的許多方面還處于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中，因而許多問題事實上并不是人民公社體制的問題，而是我國處于早期的工業化時期、處于過渡經濟階段時期，處于人口快速發展時期的特殊性而形成的問題。因此，如果我們把人民公社時期的特殊發展階段形成的問題與人民公社體制的問題區別開來，對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體制的實踐是完全應該肯定的，人民公社這種體現勞動者利益要求的基本體制，是完全應該肯定和優先采用的。

　　如果國家不再采用低價定購的政策，那“高產窮隊”的現象就會消失，農民收入低的狀況就得以改變；如果農業生產實行了高度機械化，就不會存在苦的問題；農業機械化的大力發展，必然使農業生產勞動生產力大幅提高，農村勞動力就會大部分轉移到工、副業上來，而工副業的全面發展，自然會大幅增加農民的收入，農民又怎會累死累活干一天只有2角錢的收入呢？如果人民公社進一步發展，社隊干部在實踐中會不斷熟悉以工分制為形式的按勞分配規律，因而會在管理工作中不斷適應工分制變化規律，就不會出現“出工不出力”的現象；如果我國人口增長減緩，人口增長速度慢于糧食增長速度，所謂吃不飽飯的問題就會自然消失。而當農村經濟有了大的發展，農民收入有了大幅提高，對工商業的發展構成需求，就能形成我國國內有效的大循環，就會從根本上消除我國經濟發展依賴出口的局面。我國農民生存和發展能力的全面提高，會從根本上消除我國老百姓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我國就不會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

　　  很顯然，建立真正的農村集體經濟一一人民公社體制，不只是振興鄉村的需要，而且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全局同樣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參考資料：

　　1，《孔俊華：一位種田大戶對鄉村振興的思考與建言》，孔俊華 昆侖策研究院 2024年09月24日 05:40 北京。

　　2，賀雪峰：不將農民組織起來，振興鄉村就沒有可能性》來源：《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發布時間:2021-06-06。

　　3，《王曙光：全面反思人民公社制度的利弊》，本文節選自：王曙光著：《中國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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