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伴隨著“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的口號，一大批國營工廠的職工被迫失業。曾經的勞動模范，如今的失足婦女……

　　當我們提及那段歷史總會被冠以“自由”、“發展”、“繁榮”的美譽，可是這真的對得起那個群體嗎？時間會給出一個真相。

　　以下為正文，您讀完整篇文章大約需要5分鐘

　　01最后的除夕夜

　　他叫王國輝，之前是一名鐵西區煉鋼廠的工人。1996年，煉鋼廠被收購，他成了下崗工人。

　　這天，他像往常一樣在街上舉著牌子，看著路上來往的奔馳車，希望有老板能給他一份工作。

　　天不遂人愿，他在沈陽刺骨的寒風中站了一天，向往常一樣回了家。

　　“怎么樣？找到工作了嗎？”關上家門的時候，他聽到了妻子的聲音，妻子的聲音像往常一樣溫柔，卻又震耳欲聾。王國輝搖了搖頭，沒有說話，一切都那么的平常，卻又那么反常。

　　他點燃了一根香煙，以前不讓王國輝在家抽煙的妻子也只是看著，一滴不經意的眼淚從眼角劃過，王國輝并沒有發覺。吃完了晚飯，王國輝坐在沙發上，久違的開始打量著這個搖搖欲墜家。

　　這房子是一個兩室一廳的布局，客廳中擺放著簡陋的木制沙發和茶幾，遠處電視柜上的電視似乎已經很久沒有用過了，上面落滿了灰塵：客廳連著廚房，廚房里妻子正在洗碗，頭頂的燈光像是隨時要熄滅了一般忽明忽暗；衛生間里的馬桶有些發黃，滴滴答答的水龍頭下接著一桶水，燃氣熱水器時不時發出聲響。

　　王國輝起身走進了孩子的臥室，看見兒子正在做著功課，有些欣慰，便沒有再打擾他。自己和妻子的臥室通往陽臺，陽臺很擁擠，只夠勉強站三個人，王國輝再次點燃了一根香煙。

　　“國輝”妻子突然開口，小心翼翼地問“我能不能跟你商量個事?”

　　“什么事?”王國輝答到。

　　“讓我出去賺錢吧，孩子還要上學。”妻子的聲音有些哽咽。

　　王國輝一下子就知道了妻子的意思，他也聽別人講過，有些家庭實在沒錢，找不到工作，就會讓妻子出去做皮肉生意，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只是王國輝怎么也沒想到，這種事情也會落到他的頭上。

　　“我不能讓你去做那種事情”，王國輝低著頭說道，“錢我會想辦法的，你就在家里好好照顧孩子。”

　　妻子淚如雨下：“國輝，我們家的積蓄已經快用光了，孩子的學雜費都要交不起了，我就是為了孩子，為了這個家，你讓我去好不好?”

　　妻子的眼淚讓王國輝清醒了過來，他沒有回答妻子，只是拿出了一支煙抽了起來。

　　第二天晚上，王國輝的妻子坐在自行車的后座上，和王國輝一起去了洗浴中心。

　　一夜過去，妻子賺到了錢，王國輝在洗浴中心外等著妻子下班。

　　“對不起，我對不起你，國輝，原諒我……”

　　王國輝心情復雜地看著眼前哭成淚人的妻子，沒有說話，只是騎著自行車，帶妻子回了家。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一周，妻子的報酬也只不過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很快，到了除夕夜。

　　“爸爸!我要吃豬肉餡的餃子!”王國輝聽著兒子的話，一滴淚從臉頰劃過，他看了一眼妻子，和妻子來到了廚房。

　　不一會，餃子端了上來，王國輝的孩子看著餃子，特別開心，大口的吃了起來。

　　王國輝的妻子張開了嘴，想要說些什么，但看到兒子已經將餃子吃下，閉上了嘴，流下了兩行清淚。

　　“吃吧，快吃吧，涼了就不好吃了。”王國輝勉強擠出一個微笑，招呼二人吃餃子，自己也吃了起來。

　　很快，餃子就吃完了。

　　“爸爸，媽媽，這餃子真好吃，我以后有錢了，要天天吃餃子!”兒子摸著肚皮，朝爸爸媽媽笑著說。

　　“好，好，以后我們有錢了，天天吃餃子!”王國輝強忍著淚水，聲音有些顫抖，摸著兒子的頭，一旁的妻子早已將頭轉過去，掩面哭了起來。

　　一家人看了春晚，很快就睡下了。

　　春風吹遍了全國大地。

　　只是這一家人，再也沒有醒來。

　　其實，這只是當時集體下崗潮的一個縮影而已。在當時，扎堆自殺的不在少數。

　　但是很抱歉，由于那個年代無人統計過因下崗而自殺的具體數據，所以即便我翻遍了知網、萬方等數據庫也沒有任何結果。

　　然而，在很多網友的回憶中，我也能大概了解那個時期的慘烈。這是一種“集體記憶”，已經刻入了親歷者的骨髓里。按照一般統計學方法，這種類似訪談的實例也具有一定真實性，并且這些實例數量可觀，大部分情況下能替代調查數據呈現出可靠事實。那么接下來我將以親歷者的訪談內容作為支撐材料，來呈現那個時期刻骨銘心的慘烈！

　　02互相求死的冬夜

　　以下為網友口述后整理成稿：

　　“九十年代我老姨所在的國營飯店破產，她下崗了。

　　在這之后的幾年里，老姨一個人帶著女兒吃了很多苦，給人做過保姆、炸過麻花、賣過卷餅勉強維持著生活。后來，老姨找了個掃大街的工作，每個月工資500元左右。

　　老姨為人實誠，幾乎不懂什么潛規則，隊長給分了什么工作，她就傻乎乎的去做。東北的大雪深的時候，都能沒過膝蓋，老姨總是被分在早班，三點多就要去掃雪，掃一點下一點，怎么掃都掃不完。后來，在單位同事的點撥之下終于明白，就是她每個月賺的這500塊，都要拿出200來孝敬她的小隊長，只有這樣小隊長才不會一直難為她給她小鞋穿。

　　但是當時老姨實在是太窮了，她太需要這500塊錢了，如果給了隊長200塊，她可能飯都吃不飽，更別說養活一個女兒。老姨咬了咬牙，不肯送禮，她想著苦點累點就忍著吧。

　　可惜天不遂人愿，這個小隊長越看老姨越來氣，終于不滿足于給她小鞋穿了。在某個冬天的晚上，老姨提著打掃工具走在回家的小胡同里的時候，她的隊長這個壞女人給我老姨腦袋拍了一板磚，在我老姨跌倒的時候，她又上來對著我老姨又是踢又是踹的一頓毆打。

　　后來我老姨報了警，警察以沒有證據為由沒有管。我全家人咽不下這口惡氣，借錢給我老姨打官司。可是法院也是調節和稀泥，那個壞女人在法院上表現的特別認錯，可是私下里拒絕任何賠償，還揚言讓我老姨小心一點，她的家人看到我老姨是一個沒有老公沒有父母的女人，私下里對我老姨，可以說是百般奚落。

　　認清了這個世界真相的老姨，沮喪的走路回家。

　　鶴崗煤礦發不出工資的那個春節，一個打劫的路人在午夜給打工回家的老姨跪下了。他握著尖刀給我老姨磕了三個響頭，他說，他多了也不搶，就要一袋面錢，回家給孩子包頓餃子。

　　老姨當時是萬念俱灰，不但沒有得到該有的賠償，還被打得在醫院住了半個月的院，欠下了一大筆債，舉債起訴打官司，更是讓她的生活雪上加霜。

　　她對那個打劫的冷笑了幾聲，一把抓住了那人手握著的尖刀，用力的往自己身上就要捅……

　　那個劫匪被她的舉動嚇壞了，但是這個劫匪應該是個身強體壯的礦工，力氣大反應也敏捷，趕緊打落了尖刀，阻止了老姨的自殺。

　　后來，老姨和劫匪互相給對方下跪對著磕頭，都求對方弄死自己……

　　終于，兩個人都跪著在雪地里嚎啕大哭起來：

　　他們誰都沒有問誰原因，只是一直哭一直哭……”

　　又有一個年輕網友回憶：

　　“我媽是軸承廠的檢驗員，又紅又專的那種。下崗那天，她特別生氣，拿了一盒工業用的紅寶石回來（人造紅寶石小圓片，后來證明這并不值錢），但這就是我媽最大的反抗了。

　　她本來是不用下崗的，因為她的技術簡直可以抵一臺儀器了。但整個廠都沒有了，新的老板對軸承也不感什么興趣，所以下崗下到最后一輪，她還是得走。

　　后來廠子一直荒著，城市發展很快，那里變市中心了，老板把地賣了，說是當時一千多萬買的廠，賣地賣了八九個億。

　　這件事對我媽和我的打擊都特別大，雖然當時下崗工人的子女遍地走，也不差我一個。不過當時人小，臉皮也薄，學校攀比得厲害，內心還是感到自卑的。

　　我媽可憐兮兮的天天騎自行車出去找工作，又要我加倍努力。這件事對我的負面影響特別大，因為我本來就挺努力的，但那段時期給了我極大的心理壓力，這個巨大的心理包袱，壓得我整個初高中階段都喘不過氣來。本來排十幾名的，反而退步到二三十去了，當時自己也不懂什么自我疏導，整個就是靠自己熬過來的。

　　我媽也特別可憐，打了很多很辛苦的臨時工，在衣服店、超市領著最微薄的工資，一站就是一整天……”

　　03前無出路、后無退路之殤

　　有人下崗后全家服毒自殺；有人從天臺一躍而下；有人忍受著職業病帶來的苦痛艱難求生；也有人下崗后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

　　很多人可能難以想象，為何“下崗”對當時的職工來說是比判了死刑還痛苦一萬倍的事。按照我們現代人的思維方式，失業了大不了再找一份工作唄，實在不行難道就沒有任何福利保障措施可以救一救嗎？

　　不好意思，放在當時還真的就挺絕望的。

　　按照現有的資料，我可以大致歸納下絕望的根源是什么：

　　① 經濟體制的快速轉換

　　在長達40年的時間里面，直到下崗潮來臨前，國營企業就是本土唯一有管理有技術的企業。80年代崛起的那些個體戶，小私企，那是小作坊，老板多是靠膽子大，敢忽悠起家的。

　　然而當國營企業一旦破產了，而新的就業體系還遠遠沒有形成，新模式下的經濟形態不愿意容納原先在國營企業的大量職工——私有化制度下，外資企業和港資企業并不需要這么多勞工，它們以節省成本擴大利潤為首要宗旨。那么，這就導致了大量下崗職工無法找到新的工作，沒有更多后續的就業機會提供給他們，大多數人是面臨著“下崗即餓死”的狀態。

　　可以不客氣的說，90年代的下崗，對中國大部分地區的經濟，不是什么優勝劣汰，而是類似白堊紀那種生態滅絕。

　　當時，由于一刀切的政策，一些正在轉型、而且轉型還算順利的企業也被迫破產，工人大量失業。群體性失業直接導致了社會購買力下降，當地經濟倒退。

　　經濟倒退，企業和廠家的貨賣不出去，然后導致繼續下崗，經濟繼續倒退，形成惡性循環。最后的贏家只有少數腐敗份子和撈了一票的少數老板。

　　很多擁有幾億資產的國營企業以幾百萬價格賤賣給浙江沿海的那些老板們。由于這些人不想投資也不想經營，原本工廠里先進的氣流紡紗設備（進口設備）被拆走，廠區完全荒廢，部分空地被承包出去當堆料廠。

　　除了經辦的官員拿了回扣得到了第一桶金，浙江商人用幾百萬買到了價值兩千多萬的進口紡紗設備，我看不到贏家。

　　隨后，上千名職工的生活一下子成了問題，工人臥軌自殺，隴海鐵路阻斷超過30分鐘。

　　② 社會保障制度嚴重缺失

　　伴隨著大量職工下崗失業的卻是我國相應的勞動保障制度還未能及時建立和完善。

　　我國勞動法制度是在1995年正式施行的，而作為勞動法下位法的勞動合同法則是在2008年才正式施行。勞動保障制度的建立姍姍來遲，在大下崗的時代背景下，很多職工即便能找到工作，也是在“裸奔”，不會有任何法律上的庇護。因此，被拖欠薪資、被老板惡意欺凌成了當時最常見的現象。

　　與此同時，對于低收入群體、失業群體的總體性、機制性的保障措施陸續消失——城市困難家庭救助體系、醫療保障體系不能說從來沒有出現過，只能說在國企倒閉后，這些都結束了。

　　1993年，當一車一車廠區大巴拉著職工前去免費體檢和治療的時候，很多人不會想到那竟然是最后一次了。彼時彼刻，在冶金廠的職工每周要去做重金屬排毒治療，以減少血液中的鉛濃度。然而當廠子倒閉，這些工人仍然需要排毒，否則就會造成臟器不可逆轉的受損，可是此時沒有醫保的他們也花不起這個錢去大醫院就診。對于一些家庭來說，這簡直是滅頂之災。

　　當被宣布下崗的那一刻，免費的醫療，免費的幼兒園，免費的供暖，甚至免費的服裝，都不復存在。而事實上，這些曾經作為他們收入的一部分，讓他們用自己勞動的所得，維持自己衣食不愁的生活。

　　③就業與高福利捆綁

　　在國際上，7%的失業率就已經達到了警戒線，將導致消費需求進一步減少，社會動蕩。而具體到各個國家，失業率帶來的影響也不同。

　　歐洲國家由于有基于國家福利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體系，幾乎所有的公共服務都免費，還有高額的救濟金，所以失業率達到10%問題也不大。而福利水平雖然比中國高很多、但仍然低于國際水平的美國，一旦失業率超過5%，即已經是天大的事情了。

　　來，讓我們把目光再回到90年代的國內。

　　不用看失業率，光是1993-1996年內的新增失業人口，就已經達到了11%。而與其他區域不同，由于東北的國營企業比例過大，下崗決不僅僅集中在這兩年，而是維持了相當長一段時間。

　　更可怕的是，這些嚴重依賴國營企業的地區幾乎所有社會公共服務，都是同就業綁在一起的，以至于就業可以解決他們百分百的福利問題，實現了水準相當可以的整體居民福利水平。而一旦下崗，他們所能享有的社會公共服務也全部失去，比起11%的新增失業率這個駭人聽聞的數字，社會現實要殘酷無數倍。

　　④貪腐問題屢見不鮮

　　改革開放后，由于經濟增長成為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頭等大事，經濟績效也就成了干部晉升的主要指標之一。

　　而在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資本擁有比勞動更強的經濟拉動作用，因而在追求經濟績效目標的指引下，政府的勞資政策呈現出明顯的向資方傾斜的態勢，偏向于資方的勞資政策逐漸累積起諸多勞資利益不和諧的因素，主要表現在忽視勞動者的權益保護、收入分配嚴重偏向資方、勞動保障和社會福利不健全等等方面，勞資利益關系逐步顯現出失衡的態勢，給社會的穩定和諧造成嚴重隱患。

　　國企的市場化改革在產生下崗失業工人群體的同時，也催生出新的利益群體一一高薪管理階層。

　　從利益的分配視角來看，國企中的高薪管理階層與普通職工和下崗失業工人存在一定的利益對立和沖突。他們的利益狀況與私營企業主、外資企業管理人員，甚至還有數量不少的地方官員出奇的一致，共同構成了資方利益集團。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有資產流失”就成了其中最被熱衷的話題。

　　進入90年代，我國國有資產每年流失量高達1000億元。如果加上壞帳、偷稅漏稅、公款消費以及決策失誤造成的浪費等，國有資產的損失已經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

　　而這種現象在幾乎所有的行業中均有發生，一些地方官員使用非法手段大量侵吞公共財產，甚至國家規定的下崗職工安置金都要貪污，把自己喂得膀闊腰圓，油光滿面。然而這些惡果最終全部轉嫁到了底層職工身上。

　　⑤ 社會犯罪率直線上升

　　按照國家統計年鑒的數據，我國原有國有企業的職工1.1億人，1998年銳減至5200萬人。而原為4000萬人的集體企業職工，更是銳減為1000多萬。

　　這減少的7000多萬原有國營單位的職工，大部分人都有一段或長或短的下崗或失業的經歷。以一家三口計算，受到直接影響的人群超過2.1億，間接影響的人數就更多。

　　大規模的下崗失業面積，再結合我之前說的幾點因素共同導致了社會治安加速動蕩，各種暴力犯罪案件呈指數式上升。

　　重慶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下崗職工人數越多的省份，其后經歷了更高的犯罪率。

　　事實上，經濟沖擊（衰退）導致勞動力市場條件惡化，進而增加失業率，降低了實施犯罪行為的成本，最終提高地區犯罪水平，尤其是侵財類犯罪。

　　在國企下崗改革結束之后，下崗人數對犯罪率的影響效應仍持續近7年時間——在國有企業下崗改革結束之后(2003—2011年)，對于下崗職工人數較多的省份(處理組，其他對照省份為控制組)而言，犯罪水平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跳躍”。具體而言，2003年至2008年間， 處理組的犯罪水平上升約47%，而控制組犯罪水平僅上升約41%。

　　隨著經濟發展（收入水平和城市化率），工資水平和收入差距擴大，男女性別比例失衡，這些都將提高地區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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