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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金靴|河北掃黑,仍有死角

歐洲金靴 · 2024-09-26 · 來源:金靴主義|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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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黑,就是在清算一個時代;而清算,應當是沒有終點的。

  關于酒店偷拍行業能夠大規模興起背后的文化分析,我在之前的文章已有論述。 點擊閱讀

  本篇則側重關注本起石家莊事件里的“圍堵派出所”、“地下黑道”、“行業抱團”……

  從唐山到石家莊,過去的那個屬于河北黑社會的江湖時代歷歷在目,而經歷過掃黑除惡后,看來某些死角仍舊存續。

  1

  在過去那個被稱為“江湖”——所謂“江湖”,就是社會主義法治無限淡漠——的年代里,我們所熟知的太多黑老大,背后都有政策和權力的背書。

  如劉涌,曾身兼沈陽嘉陽集團董事長及和平區政協委員等職務,1997年還當選為第十二屆沈陽市人大代表;

  如徐征勇,從一個農民逐步爬升至村主任,連續擔任兩屆市人大代表,用金錢開道最終成為了黑老大;

  如宋守強,同時具備警察和涉黑頭目的雙重“黑白”身份;

  包括吉林省吉利亞飲食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梁旭東,通過各種關系混入長春市公安局警察隊伍成為刑警大隊偵查員,并組建了35人的涉黑團伙;

  還有廣東的“紅頂黑老大”龍杰鋒,在四會市警察隊伍藏身五年,直至2005年被槍殺其背后的涉黑組織“龍興社”才浮出水面;

  同樣典型的安徽涉黑頭目李慶彬,自1992年以來,通過“以黑護白”非法控制鄉鎮房地產開發、土地使用轉讓權等,從中汲取利益,還行賄企圖連任鎮長繼續牟利,直至2008年才被鏟除。

  ……………………

  2018年1月11日,領袖在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

  老虎要露頭就打,蒼蠅亂飛也要拍。要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嚴厲整治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要把掃黑除惡同反腐敗結合起來,既抓涉黑組織,也抓后面的保護傘!

  兩年后,已退休近十年的河北省委原常委、副省長張和,宣告落馬。

  張和在唐山任職超過二十五年,利益盤根錯節。

  2003年到2006年,他曾擔任唐山市委書記,也是楊樹寬等唐山黑惡勢力飛揚跋扈的階段。

  主政唐山期間,張和大興土木、大拆大建,被稱為“拆遷書記”。

  而每一個拆建項目背后,都是油汪汪的金錢交易。

  此后待他離開唐山、上任河北副省級,楊樹寬等人旋即落網。

  同時,上任副省級僅一個月,張和就被中央革去河北省委常委,成為了當時非省委常委的副省長。

  2011年1月,張和辭去副省長,卻依然擔任河北省政府黨組副書記,并成為省政府的“特邀咨詢”——這種退休不離手、垂簾聽政的作態,反映了河北省當時政治生態和政治風氣的不正常。

  十八大之后,張和擔任唐山市長、市委書記期間與之搭班的多位官員或下屬,也紛紛落馬。

  2016年12月,唐山市副市長李曉軍落馬,在張和擔任唐山市長期間,他是唐山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

  2018年7月,河北省政協原副主席艾文禮落馬,他是張和擔任唐山市長時的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還有兩位張和擔任唐山市委書記期間被他提拔的副市長亦先后被調查:于山,張學軍。

  于山與張和同為遷西人,在張和成為唐山市委書記三個月后,于山從唐山市規劃局局長被提拔為副市長,此后還擔任了唐山市委常委、宣傳部長。

  另一位副市長陳學軍,和于山同時被提拔,由唐山市開平區委書記晉升為副市長。陳學軍還曾擔任過曹妃甸工業區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

  2015年5月,陳學軍任河北省住建廳黨組書記,一個月后即被查。

  此外,原唐山市委常委、副市長,唐山市政協黨組書記、主席胡國輝,原唐山市市長高建民,原唐山市委常委、副市長王久宗,原唐山市副市長李國忠,原唐山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后任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市長鄧沛然,唐山市公安局原黨委副書記、副局長許少安,唐山市豐潤區原副區長、公安局局長劉金良,唐山市公安局南湖分局政委盧廣杰,唐山市曹妃甸區公安局黨委委員、臨港治安分局局長徐大志,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贠衛東,唐山市路南區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馬明旭,原唐山市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反貪局局長楊浩,唐山市開平區人民法院原黨組書記、院長楊立銘——全部被查!

  短短兩年時間,唐山市下轄七個市轄區、三個縣級市、四個縣,轄區領導落馬者眾:

  唐山市路北區政府黨組成員、副區長賈興利,唐山樂亭縣委書記,后任定州市委書記(副廳級)的王東群,唐山市曹妃甸區委副書記楊靖山——全部被查!

  ……………

  曾以為,圍繞張和構筑的唐山黑色網絡已然土崩瓦解,但是從2022年6月份唐山打人事件以及后續的諸多疑點(逃跑懸疑、公車使用懸疑)來看,新的黑色網絡恐怕早已經在唐山布局開來。

  這或許也是為什么那次打人事件會交給廊坊市方面進行偵破的原因。

  彼時任唐山市公安局局長的趙晉進,曾任廊坊市政府黨組成員、市公安局局長。

  兩年前的“異地辦案”,這體現了對唐山當地政法系統的絕對警惕乃至高度不信任。

  官商勾結、官黑相護,不論是現實還是影視劇中,我們都已領教太多了。

  2

  反腐倡廉沒有盡頭,自我革命絕無終結。

  “燒烤店事件”兩年后的2024年,對唐山的新一輪整治開始:

  4月5日,唐山市副市長李建忠被查;

  4月9日,唐山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遷西縣委書記李貴富被查;

  4月30日,唐山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郭彥洪被查;

  5月21日, 唐山市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主任楊潔被查;

  5月31日,河北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韓國強宣告落馬。韓國強也曾長期在唐山工作,先后擔任遷安市市長、遷安市委書記等,2021年出任省發改委副主任;

  6月6日,唐山師范學院黨委原書記孫貴石被查;

  6月28日,唐山市副市長郝志軍被查;

  7月1日,唐山市委常委、曹妃甸區委書記侯旭被查;

  8月11日,河北省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和春軍、唐山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李麗被查;

  此外,今年7月以來,唐山當地反腐工作快速下沉,一批干部相繼接受省紀委監委、市紀委監委審查調查。

  包括唐山市民政局原副局長于存,市委政法委三級調研員于海濤,市委組織部原副部長、二級巡視員谷守軍,路北區缸窯街道黨工委書記谷玥,市原國土資源局調研員張文莉,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黨工委委員、管委會副主任杜佳,遵化市副市長李偉,灤州市委常委、辦公室主任、三級調研員李瑞嶺,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執法監察支隊礦產執法監察處原處長晏志民,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豐潤區分局原黨委書記、局長趙國成,遵化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原黨組成員、副局長郭江濤,唐山市公安局機場治安分局局長、一級高級警長郝志宏,唐山市豐潤區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大隊教導員、一級警長劉滿倉等。

  可以看到,兩年前的蕩滌污濁絕非終點。

  今年春季以來,唐山聚焦用人、反腐、掃黑、治亂,深入開展政法、礦產資源、工程建設等領域腐敗問題專項整治,已立案2189件,處分2116人,其中縣處級干部90人,共留置95人,移送檢察機關28人。

  那么,石家莊呢?

  掃黑除惡風暴中,石家莊也曾一度被肅清去污:

  2018年7月31日,河北省政協原副主席艾文禮投案自首。艾文禮曾任石家莊市委副書記,承德市市長、市委書記,在2008年9月至2011年11月任石家莊市代市長、市長;

  2020年12月21日,石家莊市長鄧沛然被查,此人長期在河北省工作,擔任過河北省紀委駐省教育廳紀檢組組長、省監察廳駐省教育廳監察專員,河北省監察廳副廳長,唐山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滄州市委副書記,河北省供銷合作總社黨組書記、理事會主任等。2010年,鄧沛然在監察廳副廳長任上還曾出了一本書,名叫《創新之路:唐山市反腐倡廉建設新模式》……就問搞笑不搞笑吧;

  2021年3月27日,石家莊市人民檢察院原黨組書記、檢察長陳曉明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主動投案,接受河北省紀委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此外,約三年前那個階段,除了上述三人,落馬的還有:

  保定市政協原主席萬書君;

  河北省公安廳原副廳長陳慶恩;

  河北省公安廳刑事警察總隊(刑事偵查局)原總隊長(原局長)王星亮;

  河北省公安廳原副巡視員許振霞;

  河北省公安廳交通警察總隊(河北省公安廳交通管理局)黨委書記、總隊長(局長)張建芬;

  冀中能源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原董事長王社平;

  冀中能源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原董事長楊國占;

  河北融投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李令成;

  河北建設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原總經理梁靜;

  唐山市供銷合作總社原黨組書記、主任蔡春奎;

  邢臺市政府原副市長張西軍;

  淶水縣委原書記王義民;

  晉州市委原書記陳慧明;

  上述這些人人,分別涉及政法系統腐敗、國有企業系統性風險背后的腐敗、金融領域腐敗、供銷領域腐敗等問題。

  其中,有六人都是政法系統落馬官員,五人曾在河北省公安廳工作。

  然而,結合2024年竟然仍能發生“圍堵派出所”、“警力護黑”等事端,不禁想問:河北掃黑,真的清凈了嗎?

  我在這里給出一個事實:2018年7月中央掃黑除惡督導組進駐河北,并向全省通報了舉報渠道,隨后短短一個月時間內督導組竟然收到舉報來件過萬次,超過全省此前半年的總量。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7月中央掃黑除惡輔導制度確立,當時作為中央掃黑督導第一站的就是河北省。

  然而即便如此,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歷經三年的掃黑除惡專項行動后,在河北省特別是省會石家莊依舊存有死角。

  不破不立,沉疴必須清除。

  3

  早在1979年時,當年度刑事案件總數就已經首次突破60萬起(當年為63.6萬起),十年后的1989年更達到197萬起,1991年更是達到263萬起,立案率為2‰,實屬罕見。

  數據為我國犯罪學界對20世紀新中國成立后的犯罪問題考察,收錄在康樹華的《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犯罪發展變化及理性思考》中,可以參考。

  治安幾近無治安、檢法幾近無檢法,這種黑社會死灰重燃、刑事犯罪如家常便飯的態勢,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十年間為共和國書寫了難以抹去的時代記憶。

  犯罪發展速度最快的年份是1988、1989兩年 ,其環比發展速度分別為145.1%和238.3%;之后發展速度較快的年份還有2000年,發展速度相對于1999年來說為161.7% 。

  追溯長期根源,是1979年逐步廢止知青下鄉政策。

  自1979年始,知識青年被大規模召回城市,強行往國企里面塞,造成了體制性的人浮于事、大鍋飯、“一份工三人干”等惡況。

  同時,那些沒能進入國企的青年,便游走街頭無所事事,隨即迎來了83嚴打……

  1983年8月25日,中央發出《關于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決定》,提出從1983年起,在三年內組織“三個戰役”。

  從1983年8月上旬至1984年7月,各地公安機關迅速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此后至2001年,除1985年、1997年外,每年都組織“嚴打”。

  “嚴打”,即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最早提出這個詞的人是當時的中顧委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由于中國各地社會治安不好,成為了當時面臨的急需解決的突出問題。

  根據公安部的統計,1980年全國立案75萬多起,其中大案5萬多起;1981年立案89萬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萬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

  到1983年上半年,案件數量猛烈上升,雖隨著開展“嚴打”發案大幅度下降,但全年立案總數仍達61萬多起,其中大案65000多起。

  后來迫于無奈,又搞了一段時間的“知青重返農村”運動,并硬著頭皮重新正面宣傳一度被抹黑的下鄉運動。

  就城市安置知青的問題,那時候還提出“大城市學上海,小城市學常州”的口號,就是為解決知青在城市的安置難題,什么“父母提前退休、兒女提前接班”的封建之事也在國企內大面積出現。

  至于到了90年代末將國企解體瓦解時,已不會有人愿意去追溯這些根因,只知道大快朵頤得鯨吞國有資產。

  以上是黑社會產生的長期根源,而短期根源則是80年代中后期的軍隊改革。

  一方面,“軍隊要忍耐+軍隊可以經商”使得原本吃皇糧的制服機構無限下沉,軍隊內部克扣軍餉、社會上又欺壓百姓商販,屢屢上演穿著軍裝和商戶“搶生意”、“爭攤位”的奇景。

  另一方面,百萬大裁軍轟轟烈烈,可是卻又并未做好退伍安置工作,造就了難以計數流入社會的“兵痞”,成為了各個地方黑惡勢力崛起的組成人員。

  那一時期,基層警事完全脫離了黨的領導,幾乎“社會化”。

  官方警力一旦社會化,最直接惡果就是警黑勾結。

  派出所、公安局淪為了黑勢力的保護傘、“鐵哥們”,從而使得黑社會不但時隔四十年在華夏大地死灰復燃,并各擁地頭、相繼做大,讓90年代徹底成了“黑色年代”、“黃色年代”。

  像孔慶東老師生動描述的:

  百萬工人下崗,百萬小姐上崗。

  黃賭毒在中國死而復生,其背后也是因為黑社會做大。

  在任何國家,有黃賭毒都必然有「黑」——而「黑」,永遠是控制黃賭毒的幕后boss,比如《狂飆》中徐江的白金瀚(黃)和白江波的下灣賭場(賭),都需要雇傭私家武裝為其生意“保駕護航”。

  4

  每一個“大王”的背后,一定都站著一個甚至多個“諸侯”。

  大樹不倒,猢猻長吠;大樹若坍,猢猻則散。

  比如當年有“沈河王”(沈河為沈陽市一區)之稱的李俊巖,1999年被擒并被判處死刑,直接原因就是著名的沈陽官場大地震“慕馬案”;

  比如孫小果,有十九個保護傘并能雇傭一個副部級官員和五個正廳級官員為自己打工;

  再比如能為區區八萬賠償款而勒令包頭市政法委從辦公經費中擠出來代賠、又鯨吞國有資產的“內蒙王”郭全生;

  再再比如能一年之內拿下五座煤礦的“山西王”陳鴻志;

  再再再比如組建地下武裝并壟斷區域內賭博業/高利貸市場、發家逾百億、還當選政協委員、頻頻大搞慈善和愛國公益事業的“四川王”劉漢……

  除了廢止知青政策和百萬裁軍,90年代黑社會沉渣泛起的另一原因為國企解體,河北省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官商學黑」,這是權貴體制的典型結構,也是封建門閥、官閥、學閥彼此共生的物質基礎。

  不獨日本、美國、歐洲或臺灣省,凡是私有制地區都會存有黑社會,這不以政策念經的意志為轉移。

  同時,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黑社會組織,那便是市場經濟的動蕩本性,決定其市場主體自身必須形成壟斷才能為資本帶來穩定的利潤。

  于是,黑社會就通過強行壓制競爭、強買強賣、不準他人進入某些環節,以合作乃至領導的姿態形成一個局部的壟斷經濟體系。

  所以,黑社會也是社會結構過分依賴自由市場導致經濟動蕩的條件下的一個「社會穩定因素」,也就是為什么過去許多年某些基層黨政機關甚至會“依仗”黑社會頭目幫助管理秩序、參與社會維穩。

  權力依托黑惡去做一些權力無法明做的事,黑惡則反過來依附權力拿到無法通過白道獲取的利益……

  因此從歷史來看,自80年代末興起、于90年代末達到頂峰的國有企業解體潮,始終是分析中國黑社會死灰復燃現象繞不過去的時代背景。

  一方面它促成了封建官僚主義的話語權得到重塑(從“大民主”時期的群眾手里奪回),另一方面則是大面積的下崗職工為此后所謂的“社會閑散人員”基數提供了要素支撐。

  畢竟,一個有悖于政策初衷的客觀史實是無法回避的:二十多年前所謂的“下海潮”,本質并不是貧民階層的致富經,而是各路二代們的斂財路與洗白池。

  普通的群眾階級是沒有資源和本事創建聯想集團等時代性民營企業的。

  等待他們的除了1998大下崗,別無其他。

  根據2002年2月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全國下崗職工報告:1998-2000年,全國國有企業共發生下崗職工2137萬人。

  其中1998年,該年年初為691.8萬人,全年又新增562.2萬人;1999年,上年結轉610萬人,當年又新增618.6萬人;2000年,上年結轉652萬人,當年又新增444.6萬人。

  在石家莊這樣的老工業重鎮,遣散驅離更為嚴重。

  從1998年開始,夜幕逐漸籠罩在東北平原與華北平原的上空,也籠罩在關內關外千萬計的下崗工人心里:至2001年的短短三年間,石家莊的下崗人員犯罪數占總犯罪數比例飆升,達到36.2%,比起1997年增長了三倍不止。

  最明顯的是盜竊罪——一個反映也充斥著饑餓、彷徨、頹唐的罪徑,下崗人員的盜竊數量直接占到總盜竊數的50.8%,超過了半數。

  這些現象的出現與國有企業改革帶來的大規模下崗潮有著密切關系,引起這些工人犯罪的核心動機就在于“生存斷裂”。

  工人階級家庭所習慣的一切生存途徑都被徹底封死,且幾乎沒有任何救濟措施和情緒安慰,就任由他們孤零零地被飛馳的私有化列車,生硬又兇狠地拖在后面。

  這樣的故事原本在北方的國度都出現過:1991年蘇聯解體,使2000多萬俄羅斯人被迫留在“境外”,幾百萬人流離失所。90年代初期,僅塔吉克斯坦由于社會和民族沖突就死亡60萬人,上百萬人背井離鄉。

  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輔,黑手黨無法無天,犯罪猖獗。蘇聯劇變后十年間各種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劇增。

  整個90年代,俄羅斯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蹤人口超過10萬。平均每5分鐘就有一人被殺害,平均每10萬人口有1000個犯人——這是世界上最高的犯罪率。

  到了90年代末期,擁抱了皿煮滋油的俄羅斯每年縮減人口約80萬,全俄平均預期壽命從戈爾巴喬夫上臺前的70歲降到64歲,男性平均預期壽命降到54歲。

  然而“秦人不暇自哀”……

  當河北省內一座又一座國營工廠在90年代末被人為粉碎,那些從廠子里雙目無神地走出舊世界的工人們,就一點一點地讓一個曾經秩序井然的城市變得“魚龍混雜”起來。

  1999年5月,張寶林的弟弟張寶義,被孫大洪的打手丁旭在石家莊街頭當街打成重傷;兩個月后,張寶林帶人手持獵槍將丁旭和他的超跑堵在巷口,一秒爆頭。

  從此張寶林的名字前面多了一個稱謂:石家莊老大。

  兩年后,距離舊日的“東北王”、哈爾濱喬四爺被執行死刑整整十年后,張寶林在石家莊終于被捕。

  再兩年后,以張寶林為原型的電視劇《征服》上映,孫紅雷飾演的劉華強基本把張寶林的兇惡面相全貌演繹。

  同樣是在2003年,昔日張寶林手下的馬仔張建設,改名為張家豪,逃出了石家莊,去往了北京,算是和自己在莊里的所有灰與紅的記憶揮別。

  在北京的娛樂場所看場子時,啤酒瓶飛來砸去之間,張家豪認識了趙剛——一位新的東北大佬的保鏢。

  一年后,趙剛本色出演了這位大佬制作的電視劇。

  困于分身乏術,趙剛便把張家豪介紹給了這位大佬,讓他成了大佬身邊新的保鏢,直至如今的本山傳媒副總裁。

  兩年后,電視劇又拍了續集,早就不說石家莊話、而是一口濃濃東北腔的張家豪,也本色出演了電視劇里的一個狠角兒——這兩部電視劇,就是《馬大帥》第一部、第二部。

  而這位大佬,就是在“沈陽王”劉涌、以及“喬四爺手下第一殺手”李正光紛紛被繩之以法之后,崛起為“新東北王”的二人轉龍頭:趙本山。

  5

  2007年,一樁企業入股收購案引起了河北人民的關注:柳傳志的聯想控股集團,欲收購歷史悠久的國營企業石藥集團(石家莊制藥集團有限公司)。

  石藥的前身是八路軍在太行山的醫藥衛生材料廠(1938年),為當時的抗日戰爭以及后面的新中國醫療事業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97年8月,石家莊一藥集團、石家莊二藥企業集團、石家莊四藥股份、河北制藥集團四家聯合組建了石藥集團,注冊資本2.2億元。

  2003年,石藥集團利稅突破十億元,2005年實現利潤2.8億元。

  2007年6月,聯想控股突然以8.7億元100%入股石藥集團,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河北人似乎又聞到了一股十年前即90年代末的熟悉的味道。

  然而,接盤僅僅16個月后,2008年10月29日晚間,聯想控股計劃折價2.4億元、以6.315億的價格公開掛牌出售石藥集團。

  一天后,北京產權交易所網站掛出的產權轉讓項目,僅僅16個月的時間,石藥集團的估值在聯想集團掌中縮水27.4%,達2.4億元。

  聯想以6.3億元的價格把石藥集團賤賣給了自己的控股另一家公司——聯想弘毅;此后聯想弘毅也開始一路減持石藥股份,從74.2%到62.26%,再到17.91% 。

  直到2014年5月,通過七次減持,聯想正式退出了石藥集團。

  從2007年抄底,到2014年徹底退出,聯想在石藥集團套現了400億港幣。

  如此來看,這一系列操作更像是一個深諳資本的獵手,目標是獲得短期高額利潤,而不是所謂的“整合提升中國制藥業集中度、為中國制藥業現代化做貢獻”的。

  這一點其實早從聯想收購先聲藥業即可見一斑:2005年聯想以2.1億元收購了先聲藥業31%的股權,并運作其到美國上市。兩年時間先聲藥業的市值就超過了十億美元,聯想也取得了八倍的投資收益。

  作為戰略投資者,聯想除了提供資金,更多的作用是擔任先聲上市的咨詢者,其目標就是低價參股、包裝優質企業,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通過上市退出而獲得暴利,這是投行一貫的套路。

  如此看來,2007年聯想對石藥不過是故技重施而已。

  同一年,河北省國資委權威人士向外披露:醞釀已久的河北省《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指導意見》,已正式通過省政府常務會議審議。

  該方案提出,目標到2020年所有的省屬國企“百分之百是混合所有制企業”,且已選定第一批、第二批試點企業,將分類實施混合所有制、董事會授權、改組改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股權激勵四項改革試點。

  當時,河北省國資委監管的國有企業共26家,包括冀中能源、河北鋼鐵、開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河北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河北港口集團有限公司等,涵蓋能源、港口、金融、鋼鐵、旅游投資、電子、農業、科研等多個行業。

  值得注意的是,那輪河北國有企業改革方案中,煤炭、鋼鐵等能源企業均被劃分為競爭性國企。

  河北一位參與方案征求意見稿修訂的國有企業人士,彼時對對外聲稱:

  河北鋼鐵集團、冀中能源集團、開灤集團、河北港口集團、河北建投集團這些大集團肯定是要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而且不會有股比限制,國企不一定要絕對控股。此外,在董事會改革方面,嚴格要求只有國企總經理一人可以當董事,副總經理都不能當,董事會必須有外部董事和獨立董事。

  …………………

  當然了,僅一年后,河北省國資委原主任周杰便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后被雙開。

  

  1998年,伴著劉歡在耳畔靡靡不絕的《從頭再來》和宋祖英那首刺耳的《好日子》,石家莊的一位工人在毛主席塑像上面掛個了一副對聯:

  毛主席,向前看,前面都是貪污犯;毛主席,向后看,下崗工人沒有飯。

  那座毛主席塑像的前面就是石家莊市政府,后面則是工人文化宮。

  不要問河北省的老百姓為什么那么想念毛主席,更不要問《殺死那個石家莊人》為什么那么火…

  掃黑除惡運動的本質是一場政治肅清,而不論主觀還是客觀,政治肅清都是意識形態清朗的前提。

  打黑,就是在清算一個時代;而清算,應當是沒有終點的。

  2019年12月26日,石家莊,河北人民紀念毛主席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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