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要和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打倒帝國主義，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這就是我們的國際主義，這就是我們用以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

　　—— 毛主席《紀念白求恩》

　　1939年12月21日

　　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如英國、法國等都曾幾次反復。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這種反復，如南斯拉夫就變質了，是修正主義了，由工人、農民的國家變成一個反動的民族主義分子統治的國家。我們這個國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斗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

　　—— 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1962年9月24日

　　1

　　過去數年，有這么幾件典型的案例：

　　2021年5月1日，長安網發了一條嘲諷印度、以印度底層苦難為“輿論戰抓手”的“點火”微博，引發全網熱議；

　　2021年11月19日，立陶宛反華事端正憨，胡錫進跳出來發了一條微博：“中國完全不必被立陶宛氣著，鼻屎小國哈”；

　　2022年3月22日，觀察者網馬前卒發了一條微博：“俄國是中國的加拿大”。

　　……………………………

　　1915年5月，列寧在《第二國際的破產》中曾有述：“機會主義者在客觀上是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某些階層的一部分，他們由于受帝國主義超額利潤的收買而變成了資本主義的看門狗和工人運動的敗壞者。”

　　一年后，列寧在《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中又有言：“我們揭穿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實際上在出賣群眾利益、揭穿他們維護少數工人暫時的特權、揭穿他們傳播資產階級的思想和影響、揭穿他們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同盟者和代理人——這樣，也就教育了群眾認識到自己真正的政治利益，教育了群眾通過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停戰的漫長而痛苦的動蕩過程，來為社會主義和革命進行斗爭。”

　　三十年前，蘇聯與歐洲蘇維埃力量已經在帝國主義的蠶食中被吞并和淹沒，其作為政治資源繼承者的俄國政權，今天亦是在帝國主義國家設置的框架里奮力掙扎、為了生存而進行“去意識形態化”式的自衛戰爭。

　　那么社會主義中國，更需警惕帝國主義傾向，而不僅僅是為“防止亡黨亡國”而勤敲警鐘。

　　從2021年長安網的“點火”說起。

　　先別急著陷入群論，可以代入編輯本身制作這條微博的初衷。

　　很簡單，他只是很單純地想表達一個事實：「中國強大，印度垃圾」。

　　「中國強大，印度垃圾」，這絕對是沒毛病的，且是絕對貼合事實的，尤其是放置于抗擊新冠這個國際性事業中進行對比，印度政府的許多操作更是在中國體制面前呈完敗之勢。

　　所以長安網的編輯想要輸出的觀點即「中國強大，印度垃圾」，很OK。

　　但是，那條微博的問題并不在于輸出的觀點本身，很多一味強調印度如何如何抗疫不力的朋友完全是跑題了。

　　那條微博的真正問題在于輸出觀點的方式：太冷血了，冷血得讓我們這些自己人都有點不寒而栗。

　　中國的強大，需不需要借助他國底層貧民的悲劇來強行反襯、強行凸顯？

　　這種手法，難道不恰恰是對中國強大的一種矮化嗎？

　　醉心于大國較量心態，卻沒有底層共情意識。

　　作為國家級宣傳平臺，完全可以把精力和筆墨放在抨擊印度落后的醫療制度、印度的私有化教訓、印度的種姓文化缺陷，共同導致了難以形成社會化抗疫的局面。

　　而不是拿底層印度貧民的慘死，來“揚我中華國威”。

　　有錯的不是印度貧民，而是無能的印度政府。

　　這種國威，揚起得過于急不可耐、過于用力過猛、過于不顧吃相，我個人實在是不需要。

　　估計許多人要說了：“你忘了中印邊界犧牲的烈士了嗎？你忘了印度處處配合美國印太戰略圍堵我們了嗎？你忘了印度媒體一天到晚抹黑我們了嗎？怎么能和這種SB阿三‘共情‘呢？”

　　我想說，日本人當年對我們做了什么，無需多言吧？中國軍民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烈士規模，無需多言吧？

　　然而毛主席說了這樣一句話：“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那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敗類。”

　　近來，國內再次發生惡性襲擊日本幼童事件，我在微博也引用了毛主席的這句警世名言：

　　然而評論區的某些評論真的讓我無語又失望：

　　侵華戰爭前夕與戰爭進行期間，日本國內反華氣氛高漲，從民間媒體到課堂學生教材，無不殺氣騰騰、個個要滅我中華于極瞬之間。

　　可是在毛主席眼里，那些狂熱的日本人民、特別是童稚時就學習操作玩具槍和玩具手雷、被教說“為天皇陛下效忠”的日本孩子，都是軍國主義教育的受害者而已。

　　這也就是為什么毛主席會在1945年美國用原子彈轟炸日本后提出不應這樣傷害日本平民：“盡管日本是壞的，它是犯罪者，但是我們對罪犯難道就能夠這樣子不分青紅皂白，不分平民和戰犯都去殺嗎？不應該這樣子，所以他只要傷害到平民，我們當時八路軍那個時候連俘虜都不殺，我們殺了日本人的軍人，他犯過法，他殺過人，但是我們抓了他，我們要改造他。”

　　同時，毛主席也看穿美帝的陰謀、一針見血地點明美帝不過是耀武揚威地進行原子彈宣傳。

　　毛主席還自信地表示：“原子彈無非是一個紙老虎，它沒有什么了不起，一切反動派看起來有力量，其實都是紙老虎，因為他們背叛人民，他們不站在人民這邊”、“是人民決定誰勝誰負，如果沒有人民的力量，沒有一個正義的人心所向的話，原子彈只不過是一個重要的新型武器而已！”

　　這就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原則，同時也是作為一位政治家的政治胸懷：時刻牢記“解放全人類”，特別是解放受苦受難的人，哪怕這些人是身處于敵對國家中。

　　這種姿態，本身也是對自己居于意識形態高位的自信。

　　在毛主席時代，我們一方面進行要求徹底清算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宣傳教育，一方面也加大對日本國內左翼力量的支持，幫助被美帝國主義和右翼勢力統治的日本人民進行民主化斗爭。

　　1959年3月12日，日本社會黨書記長淺沼稻次郎在北京發表演講時，更是呼出驚世高論：“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

　　2

　　所謂“解放”，一定是帶有高度的同情心理的。

　　對被解放者的政治同情和對解放者自身的政治自信，二者促合在一起才能構成政治正義，即一切政治行為的合法性。

　　也就是1951年10月23日毛主席在《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中說的：“我希望我國人民好好地自己團結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們的民族和人民團結一致，向著爭取反侵略斗爭的勝利、向著建設我們偉大國家的勝利、向著保衛世界持久和平的勝利而繼續前進，同志們，只要我們這樣做，我相信，勝利決定地是我們的。”

　　這也就是為什么美帝國主義每每入侵他國顛覆政權都要打著“輸出皿主滋油”的旗號——連邪惡不要臉如美帝，都知道追求一個“師出有名”、都知道追求一個政治正義。

　　那么遑論風清氣正的我們了，怎可行踩踏別國底層悲劇之舉？

　　我們可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啊。

　　美國為什么那么害怕蘇聯？為什么蘇聯都解體覆滅三十余年，美國還是不放過它、還要不遺余力地在各種電影、游戲中丑化惡搞蘇聯？

　　美國真正害怕蘇聯的是什么，是蘇聯鋼鐵洪流的軍事武裝嗎？

　　如果是害怕這個，聰明的美國人就不會在紅警中配合著《蘇維埃進行曲》將蘇聯的軍事力量大吹特吹了。

　　美國人在根子上從來就不懼怕蘇聯乃至今天俄羅斯的核武庫，他懼怕的是蘇聯當年喊出的那句口號：“解放全人類！”

　　準確而論，是蘇聯的社會制度和國家運轉模式，是蘇聯國內“勞動者當家做主”、“沒收資本家財產”、“一切權力歸于蘇維埃領導集體與蘇聯工農”的階級景觀。

　　這些，才是讓西方利益群體、壟斷財閥們自1917年始，一夜之間被破防的根因。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曾語：“蘇聯是什么？第一，這是一個公平公正的國家，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的代表占到60%，而現在的議會（指俄羅斯）一個也沒有；第二，蘇聯意味著國家掌控著經濟命脈；第三，蘇聯意味著免費的醫療/住房/教育；第四，蘇聯意味著沒有階級貧富之分，這里沒有超富，也沒有赤貧。”

　　所以，美國人送給全世界偽精蘇分子（一群鍵盤戰爭狂）的所謂《蘇維埃進行曲》，其歌詞與蘇維埃沒有一毛錢關系。

　　這就是毛主席晚年面對蘇修的蛻變景觀，而對中國產生擔憂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細細想來，晚近四十年來，我們又有多久沒有提過“無產階級專政”了？又有多久沒有提過“階級斗爭”了？又有多久沒有提過“解放全人類”了？

　　連“解放”臺灣，都在1978年變成了“統一”。

　　3

　　再說胡錫進的“鼻屎小國論”。

　　可以探究：中國的強大，以及對于臺灣省主權被侵犯而致滿腔怒火的表達，需不需要借助侮辱立陶宛來實現？

　　這種“國威”，今天以胡先生為典型代表的某些“正能量官媒”與某些“愛國網友”，揚起得實在是過于急不可耐、過于用力過猛、過于不顧吃相了，在我看來完全是不需要。

　　我不禁試問：如果今天挑起臺灣省鬧劇的不是立陶宛這樣的所謂“鼻屎小國”，而是某大國、某超級強國，是不是胡錫進之流就要偃旗息鼓、陰陰自慰了？

　　尤其事實是，給予立陶宛這個前臺木偶以挑釁中國信心的，本來就是某帝國主義強國，胡先生難道心里沒數嗎？

　　非要逮著一個立陶宛窮盡潑婦罵辭，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胡先生這是在避重就輕，是在刻意回避與立陶宛背后某帝國主義強國進行正面交鋒？

　　事實上以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胡錫進在臺灣問題上的諸如“薛定諤的臺海戰爭打響論”等怯媚姿態，確實是讓人可以認定他對美國的恐懼以及恐懼背后的崇拜（以及拿中國網民當傻子、以致于肆意得販賣廉價的雞血）。

　　對待弱小的立陶宛，就色厲氣大地怒斥其“鼻屎小國”；而轉過頭來，對待強大的美國，便又如阿Q一般夾起尾巴躲到角落里自我安慰：“隨他美國去吧！我們先忍忍，看他能怎么樣……”

　　這就是今天官媒的對外作態嗎？

　　每每美帝國主義向前五步時，胡先生便戰狼式叫囂“你敢不敢來十步？”待到人家真的向前十步，胡先生又咆哮“我不信你敢二十步！”

　　如果這時候美國方面沒動靜了，胡先生就會瞬間吹起勝利號角：“我們贏了！他們果然沒敢二十步！”

　　………………

　　敢問，這就是傳說中的“贏麻了”？這就是所謂的“強硬”？

　　在國際外交場合，選擇性的強硬，其本質就是不強硬。

　　對弱敵國忘乎所以地自大，其硬幣的另一面，就是對強敵國的跪首稱臣。

　　這是Pink黨、工業黨、民族主義黨永遠無法邏輯自洽、無法改掉的通病。

　　而這種通病的病發緣由，則是來源于自身的階級局限：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帝國主義道路。

　　如此階級性的通病，如果不加限制和扭轉、甚至反而放任其于遁于中國的外交，那么它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拉低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

　　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國際主義精神框架內，也一定會讓毛主席一手建立起來的新中國不再“新”，從而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以國力強弱來擺弄自身的外交姿態，這顯然是非常錯誤的對外思路。

　　從歷史看，也往往是社會主義向社會帝國主義邁進的第一步，最終則一定會把社會主義制度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昔日蘇聯的修正主義外交路線，從1956年波蘭危機到1968布拉格之春，從1979年阿富汗危機到1989年獨立分離風潮………早就給予中國人慘痛教訓和歷史經驗了。

　　2021年，代表領袖和十四億中國人民意志的潔篪同志，才在阿拉斯加以“美國沒有資格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對話”為名，不卑不亢、身位極正、國格拉滿得教育了一番美帝國主義。

　　結果，同為對外發聲陣線一員的胡錫進先生，竟然毫無學習領會，仍在以“實力”作為外交姿態的風向標，真的讓人失望。

　　難道中國在實力羸弱的時候就得低三下四？在實力強大的時候又得趾高氣揚？

　　1950年面對美帝國主義時，我們強大嗎？1969年面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時，我們強大嗎？

　　可是為什么我們沒有“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去向美帝和蘇修低頭、去把朝鮮半島和東北三省拱手相讓給兩大帝國主義？

　　按照胡先生的邏輯，這實在是難以理解吧？

　　特別是在2020年5月胡先生曾鼓吹“中國需要在較短的時間里將核彈頭數量擴大到千枚的水平、包括至少要有100枚東風-41戰略導彈”的前提下，我們若循著胡先生的外交思維，就更加無法解釋為什么曾經毛主席領導下的新中國可以不靠核彈就打退麥克阿瑟與格列奇科這兩位戰爭瘋子。

　　之前的立陶宛窮兇極惡地挑釁中國主權，我們完全可以從捍衛自身領土尊嚴的正義角度，絕對自信且從容地與立陶宛進行平等對話，奉勸其切莫被一時的沖動所禁錮、甘當美帝國主義的對華棋子。

　　而不是胡錫進先生那一副驕傲自大的霸主作態，以看不起、瞧不上立陶宛的舊日殖民帝國式嘴臉，對立陶宛不屑一顧“什么鼻屎小國，也敢挑釁我大中華？”

　　……這種論調的下一句，是不是跟著要蹦出一嘴李云龍式的“信不信我大中華一炮轟了你xx養的立陶宛？”

　　………………

　　“彈丸小國”，說起來多么的輕蔑，仿佛小小立陶宛不堪一擊、中國隨時都可以繼續“贏麻了”……

　　然而不要忘了，正是這“彈丸小國”的立陶宛，三十年前卻是偌大蘇聯帝國土崩瓦解的第一塊磚、第一洞蟻穴——1990年3月11日，在蘭茨貝吉斯的授意下，立陶宛議會全票通過《立陶宛獨立宣言》，將原本的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更名為立陶宛共和國，將原本駐扎在立陶宛境內的蘇聯部隊改為立陶宛國防軍，并表示蘇聯憲法將在即日起失去法律效用。

　　4

　　丟仁政而拾霸政，棄仁氣而擇“霸氣”，“鼻屎小國”，這樣的口氣非但不可能體現絲毫社會主義大國風范，反而會在如街頭罵娘的口辭中將自身內心的沖動暴怒和淡定不得，充分暴露。

　　“蕞爾小國”、“彈丸小國”、“老鼠跳蚤”，止不住地以各種下三路的詞匯與敵國進行謾罵，繼而用核武器、國家軍事實力對其進行恐嚇，卻絲毫不從斗爭正義性的角度（維護我國主權領土完整）與立陶宛進行交鋒，這必然會讓胡先生所代表的“胡氏戰狼外交”呈現出社會帝國主義的蘇修姿態。

　　由此，也根本無法讓作為反動方的立陶宛心服口服。

　　縱使你胡錫進真的扔一顆原子彈滅了立陶宛，你的對手也只會認為自己是輸給了核彈而非輸給正義，根本認識不到自己踐踏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的錯誤性。

　　這一點，實際與今天日本軍國主義幽幽不滅、始終認為自己“1945年只是輸給原子彈而已”、完全認識不到自己的法西斯侵略罪責，是同一個道理。

　　正是因為胡先生之流從未真正以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角度進行理論深耕，因而在外交場合會屢屢于危急關頭將命運交給“核武器”，而不是去討論議題本身之中中國處于的正義立場。

　　最后展現的姿態便是：要么在對手的核武器面前敗下陣來，要么仗著自己有核武器就在小國面前耀武揚威。

　　“鼻屎小國”，這種惡俗到極致的話放置于公開的對外辭令，上一次我看到如是現象，還是2004年臺灣民進黨負責所謂“對外事務”的陳唐山。

　　2004年9月24日，新加坡時任外交部長楊榮文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提到了臺海形勢，呼吁國際社會關注臺海局勢，設法避免它惡化。

　　結果陳唐山得知后公開大罵，用閩南話罵道：“像新加坡這樣鼻屎大小的國家，竟然也在聯合國大會上耀武揚威地！”之后又罵了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話……

　　這就是“鼻屎小國”一詞的由來。

　　臺灣政客的粗鄙陰暗、在國際社會上恃強凌弱的嘴臉，于這個詞身上一覽無余。

　　然而，十幾年后，我方的胡錫進先生竟然撿起了臺灣政客吃剩后吐在地上的口香糖，并津津有味得嚼了起來……不敢對壘美帝國主義，只敢甩著腦袋痛罵立陶宛……

　　看不起“鼻屎小國”？于Pink黨而言，立陶宛都是讓人不屑一戰的“鼻屎小國”了，怎么還能驚得中國互聯網2021年深秋時沸騰連連？

　　小國，真的就沒有能量嗎？

　　如果沒有這個世界上眾多“鼻屎小國”的支持，中國1971年能夠順利重返聯合國嗎？

　　我是不知道今天的美帝國主義勢力看到像胡錫進先生此情此景是如何想法，70年代莫斯科的社會主義霸權重現？（還好，他退休了，不再身披官方戰袍）

　　我也不知道那些中國與關系交好但實力羸弱、國土狹小的國家，看到胡錫進先生“鼻屎小國”的言論又是如何想法，會不會感到后背發涼、心生齟齬。

　　因為，這完全就是昔日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再現！

　　曾經在他勃列日涅夫的眼里，地球上哪個國家不是“鼻屎小國？”蘇聯遇到的哪個國際事件不可以用所謂“真理只在大炮之內”來解決？

　　但結局呢？

　　那么多的“鼻屎小國”們最后都活得好好的，而你坐擁千門大炮、千枚核彈、千輛坦克的蘇修帝國卻轟然坍塌了。

　　5

　　這個世界上每天都在發生著各種各樣的人間慘劇，也在發生著各種各樣的“小國依附西方強權而對中國不利”的遺憾，我很愿意以此去抨擊這些國家其執政者之無能，但我絕無興趣去利用和借助那些底層的慘像或是政客的下作，去對準其民族體量和底層人民而“揚我中華國威”。

　　“親不親，階級分”，無產階級立政的工農國家，絕不該有這樣的道德萎縮。

　　1968年4月，面對遠非今日印度政府般羸弱、相反異常強大的美國政府，毛主席都曾雄文豪邁：《支持美國黑人抗暴斗爭的聲明》：“美國廣大黑人同美國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是階級矛盾。只有推翻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摧毀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美國黑人才能夠取得徹底解放。美國廣大黑人同美國白人中的廣大勞動人民，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爭目標。因此，美國黑人的斗爭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美國白色人種中的勞動人民和進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國黑人斗爭必將同美國工人運動相結合，最終結束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罪惡統治。”

　　對敵國底層的政治同情，才是在敵國國家機器面前最巍峨的政治自信。

　　社會主義外交觀的核心是什么？——不放棄解放別國的工農階級，不輕易輕視別國的反動階級，不畏懼抗擊別國的剝削階級。

　　這其中的內核真理，就是堅定的人民信仰，而不是所謂“從實力的地位出發”。

　　曾經面對艾森豪威爾、李奇微、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等一眾法西斯帝國主義分子的核炫耀、核威脅，永遠站立于人民偉力之中的毛主席，從來有過恐懼和妥協嗎？

　　美帝國主義的原子彈幾乎快要到來時，毛主席的態度是：“時間要打多久，我想我們不要做決定。過去是由杜魯門、以后是由艾森豪威爾或者美國的將來的什么總統，由他們做決定！就是說：他們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勝利！”

　　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原子彈幾乎快要到來時，毛主席的態度是用大三線建設換取時間和空間，令蘇修軍隊入侵中國的成本和付出的代價呈指數級上升——最終在大國捭闔、主動扭轉國際形勢的共同配合下，蘇修放棄了進攻中國，轉而培植越南等蘇修勢力在東南亞襲擾中國（七十年代末的中越戰爭也最終成了蘇修“流血的傷口”，間接促成其亡國）。

　　真正的大國，其國之“大”，不僅在器，更在于“氣”。

　　即抗美援朝時毛主席做出的論斷：“美軍鋼多氣少，我們鋼少氣多。”

　　最終戰爭的結果也應證并解釋了戰爭為什么勝利、志愿軍為什么偉大、1840年以來中國為什么有了毛主席才重新成為一個「大國」。

　　長安網、胡錫進、馬前卒的這三條微博，短短三篇博文，其實反應了很多深層次的問題，且是積重已久的問題。

　　它讓我仿佛看見了1956年之后美蘇兩國的宣傳機器彼此攻擊、互相嘲諷的歷史魅影……

　　喬治敦大學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任R·S·克萊因教授在其《世界權力的評價》一書中，曾有這樣論述：“在國際舞臺上的所謂實力，簡言之，乃是一國之政府去影響他國政府去做本來不愿意為之的某一事情之能力，或是使他國不敢去做其本來躍躍欲試的某一事情之能力，而不論其影響方式是利用說服、威脅，或明目張膽的訴諸武力。”

　　論武力，沒有原子彈的中國可以迫使坐擁核武器的美國，在板門店極為不甘地簽下停戰協議；

　　論武力，核彈頭數量不及蘇修帝國主義一個零頭的中國，可以迫使勃列日涅夫在捷克斯洛伐克肆意橫行的“有限主權論”陰謀概念，在中國的毛澤東面前一敗涂地。

　　真正能夠讓中國屹立世界的，絕不僅僅是一門門火力威力巨大的炮筒，而是堅定且自信的政治高度。

　　不認識到這一點，而盲目陷入英雄史觀和原子彈崇拜，注定無法厘清包括二戰歷史、冷戰歷史和后冷戰史在內的近現代人類文明史。

　　6

　　結合這次深圳襲擊日本幼童事件，我真的遺憾感嘆，一切都回不去了......

　　B站賬號：陽春白靴

　　在這里，分享一個小林寬澄的故事，非常應景。

　　小林不止一次談到的毛主席所寫《論持久戰》里的俘虜政策，指的就是：“對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順導他們的這種自尊心，從寬待俘虜的方法引導他們了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

　　1937年10月，毛主席將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作為我軍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則之一，指出“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

　　抗戰期間，針對我軍日俘不斷增多的情況，我黨創辦了著名的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由日共領導人岡野進任校長，對日俘進行系統政治思想教育，很多學員后來都成為反戰同盟戰士。

　　后至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又發布了《對俘虜工作的指示》，確立對被俘蔣兵“權衡利弊、靈活運用”的方針，明確“大部爭取補充我軍”、“做好俘虜教育”等規定，把我人民軍隊的俘虜工作推向了新的歷史高度。

　　優待戰俘，這是我軍自成立之初毛主席就定下的軍紀鐵律，伴隨著我軍近百年風霜始終寫在軍隊紀律的核心位置。

　　早在1928年2月，毛主席就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俘虜政策：“不打罵俘虜，不搜腰包，受傷者給予治療，愿留的收編入伍，愿走的發給路費。”

　　1929年，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頒發《關于優待俘虜問題》的命令，進一步以條例形式將優待俘虜的政策落地。

　　正是鋼鐵一般的優俘政策，塑造了我軍“人民至上”的戰爭觀，這也是我軍總是能通過政治工作來拉攏爭取敵方俘虜的緣由所在，避免了我軍要像蔣匪國軍那樣通過抓壯丁這類的反動壓迫行為來擴充兵源。

　　最令全世界輿論驚嘆的，當然就是在朝鮮戰場了。

　　在朝鮮，被我志愿軍俘虜的美軍、韓軍，統統得到優待，“罐頭優先鑿、雪粥優先熬”（雪粥就是雪水摻雜樹葉煮的粥，這對于我軍是最高伙食了），甚至還在戰俘營中給美軍舉辦籃球賽、開設掃盲班教美軍識漢字。

　　這讓你想到了什么？

　　為什么中華文明能夠屹立至今？就是因為歷史上即便是被蒙古人的彎刀和清兵的鐵蹄破了關，他們依然會在武力征服之后臣服、融入于中華文明。

　　中國人是怎么說話的、是怎么吃飯的、是怎么進行生產的、是怎么思考問題的，從未因為蒙古人和八旗人的入局而被打斷。

　　相反，外族源源不斷地學習我們，最終成為了「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從這個角度看，熟讀古史的毛主席是以極為磅礴的氣概，將共產黨人的國際主義與中國人的文明高位有機結合在一起，讓人民軍隊成為了一支共產主義的軍隊，也讓中國成為了「新中國」——這個新，就新在我們是國際主義、是共產主義的，而不是帝國主義的。

　　莫尼卡·費爾頓夫人曾于1952年9月到過我軍戰俘營參觀訪問，同英美戰俘們談話、開座談會。在仔細了解了志愿軍戰俘營的情況之后，她感慨地說：“簡直是奇跡！這里真的不是戰俘營，而是學校！”

　　在我軍戰俘營中，美英俘虜們還可以可以給家人寫信。我軍給他們發了鋼筆、紙、信封，不要太貼心。

　　這也促使了許多美國大兵留下，在毛主席和我軍的教育下成為了一名共產主義者。

　　7

　　無產階級的對立面就是資產階級；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反面，就是帝國主義。

　　什么是帝國主義？

　　美帝國主義就不用多說了，真正值得警惕、銘記、觀察的，是50年代末起始的蘇聯，同樣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帝國主義國家。

　　“解放全人類”這個列寧和斯大林留給蘇聯的最寶貴遺產，逐步被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的所謂“戴維營會談精神”所取代，至格列奇科的“原子彈打服中國”與勃列日涅夫的“征服阿富汗”達到頂峰。

　　1981年的蘇聯“81-西方”軍演，看似鐵流滾滾、聲勢浩大，但你已看不到一丁點蘇維埃人民軍隊的樣子了。

　　當時的西歐諸雄在顫抖，美國媒體也在隱憂，可是真正聰明的、藏在深宮處的那一小撮美國大佬卻在暗笑——從“81軍演”，幾乎就已經能夠預見蘇聯的悲劇和美國的勝利了。

　　從2021年的長安網事件亦可看出，很多人依然執迷不悟“放印度死人的照片，不恰恰說明印度當局無能嗎” 說這種話的人恰恰暴露。

　　既然要懟印度當局，那就應該大大方方地懟，而不是借底層貧民的苦難來當作你擺秀優勢、攻擊敵國當局的抓手工具。

　　同樣的圖，海南警方官博的文案就顯得大氣多了。

　　哪怕是從外交戰的技術角度，當一個敵國發生了社會性的、群體性的災難，這難道不正好是一個“契機”嗎——用展現我們社會主義中國大國憫人姿態的手法，分化敵國當局與底層慘民的契機。

　　現實中我們也確實是這么做的（中國當時已向印度提供超兩萬臺制氧機），然而在輿論場上，長安網卻短短一行字拉了全局的胯………

　　有的人要說了：“拉倒吧，印度貧民是慘，但他們就是一群 %×*«%«￥……你根本感化不了的！看看他們在外網都是怎么罵中國的！”

　　對于這種言論，我只想說，當年的日本鬼子被軍國主義洗腦、美國鬼子被帝國主義洗腦、蔣記國軍被蔣府法西斯洗腦，哪個不比今天的印度人被反華主義洗腦嚴重？最后都是怎么被我軍感召教育的？

　　其次，這種蔑視歧視而非懷揣同情拯救心態的思維，非常可怕且可憐。

　　因為有對下之蔑視歧視，必然也有對上之仰視崇拜，這實際是將人類劃為了三六九等。

　　你瞧不起印度貧民，那么請問你瞧得起誰，西方白人？

　　那么這種所謂“瞧得起”，就會變種為對白人的媚洋崇拜跪舔。

　　不得不說，當民眾以這種通過蔑視嘲弄敵國底層災難、去達到攻擊敵國的目的的思維，去感染裹挾政府時，這更是恐怖……

　　今天你鼓動本國政府去蔑視別人，明天難保你自己不會被……不多說了。

　　8

　　中國，應該成為世界文明爭鋒舞臺上的燈塔，而不是一個狹窄領域——帝國主義熔爐里的一員。

　　中國絕不可成為帝國主義，中國的崛起必須是社會主義的。

　　什么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

　　什么是帝國主義？比如川普口中的所謂“美國優先”，又比如胡錫進和馬前卒口中的那些暴論。

　　十余年前，準確的說是十八大之前的中國輿論場，恨國是主流，公知群魔亂舞、南方系大行其道；而十八大之后，特別是十九大之后，愛國終于成為主流，特別是以《戰狼2》為代表的文藝作品引領了一股“愛國風潮”。

　　這很好，這當然很好，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還是要以相當克制的態度說一聲“但是”：就今天這個一眼望去“遍地是愛國大V、愛國博主”的輿論畫景而言，事實上，很多人反美，但他們反的只是美國，而不是美帝；很多人愛國，但他們愛的也并不是中國，而是（一種幻想中的）中帝。

　　以Pink黨、工業黨、GDP黨、民族主義黨為例，很多人都理解不了我到底在批判這些群體什么？

　　這些人的骨子里，其實是默認美國主導世界、默認資本和強權主導世界秩序——這里的“美國”我只是一個代指，指的是霸權、帝國主義。

　　他們當然愛中國，但他們愛的是1978年之后的中國而已，因為這四十年的中國可以在某些方面滿足他們的帝國主義幻想。

　　即“中華帝國主義”。

　　但是毛主席建立的不是中帝，而是社會主義中國。

　　民族主義者們看上去天天“反美”，但他們的目的和愿望，是打倒美國，然后由中國取而代之。

　　1965年《人民日報》編輯部曾發表過一篇聲討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文章《蘇共領導是宣言和聲明的背叛者》 ，文中有斥：“他們有時裝出一些反美的姿態，但是，一切政策的落足點，仍舊是美蘇合作主宰世界。”

　　可是毛主席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所要求的，不僅是打倒美國，且是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美國。

　　正如《讓子彈飛》里，張麻子面對黃四郎曾堅定地這樣反答：“你和錢，對我都不重要。沒有你，對我很重要。”

　　因為，張麻子要的從來就不是這座碉樓，而是這片土地上，再也沒有碉樓。

　　今天，我們在新時代領袖的教育下一遍遍地強調與學習“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我想請問問工業黨們：這里面有“大炮自信”、有“原子彈自信”嗎？

　　大炮飛機坦克航母原子彈固然重要，它同樣是一個大國的象征、是國防實力強大之必須——但是，它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真正安身立命的法寶。

　　就中國共產黨、就社會主義中國而言，決定我們能夠走多遠的，只能是領袖提出的“四個自信”中的四要素：道路、理論、制度、文化。

　　是這四要素，孕育出了大炮飛機坦克航母原子彈，即“槍桿子出政權”的前提一定是“黨指揮槍”；也是這四要素，決定著中國人民的政治地位、以及意欲被中國共產黨解放的全世界其他受苦受難的被剝削人民的政治地位——這同時也就重申了中共不可動搖的共產主義信仰和“解放全人類”的理想。

　　“四個自信”，刻畫著黨的純潔性，而絕非什么飛機航母、什么“光錐之內是尊嚴”。

　　當年把美國侵略者打到談判桌前的人民志愿軍，他們有飛機嗎？有航母嗎？有原子彈嗎？

　　別說這些硬家伙，喝雪水飽腹的人民志愿軍連胡錫進口中充滿著小資情調的“鐘表花瓶”都沒有！

　　可是他們在美國侵略者面前，卻比中國歷史上那些裝備精良、氣質綽約的軍閥部隊們、蔣介石國軍們，有尊嚴的多！

　　既不蔑視南朝鮮偽軍為“鼻屎小國”，也不媚視美國軍隊為“不可戰勝的大國”，半個多世紀前毛主席鑄造的人民志愿軍，才是真正的大國軍隊、人民軍隊。

　　我覺得我已經說得夠通透了。

　　跋

　　1976年，南開大學教材《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中有過這樣一段論述：“修正主義者那樣起勁地鼓吹階級斗爭熄滅論，難道他們真的要熄滅階級斗爭嗎？否。他們要撲滅的只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而他們自己一分鐘也沒有忘記保護黨內外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沒有停止過同無產階級作斗爭。修正主義者那樣起勁地鼓吹‘發展生產力’、‘實現四個現代化’，難道他們真的熱心于社會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們熱心的是恢復資本主義生產，實現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現代化，是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破壞生產力，破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

　　革命，革誰的命，誰自然便是抵觸革命、反對革命的急先鋒。

　　反對革命者，從歷史走來有一個相當浩長且人民導向的罪冠：「反革命」。

　　1925年，民國時代著名的白色媒體、媚洋改良派雜志《現代評論》刊文：“現在社會里面，有一種流行名詞‘反革命’，專用以加于政敵或異己者。只這三個字便可以完全取消異己者之人格，否認異己者之舉動。其意義之重大，比之‘賣國賊’‘亡國奴’還要厲害，簡直便是大逆不道。被加這種名詞的人，頓覺得五內惶惑，四肢無主，好象宣布了死刑是的！”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殘酷的現實：民族主義工業黨們在國家主義層面所秉持著沙文主義世界觀，其硬幣的另一面，就是他們在維穩主義層面也同樣秉持著等級主義治國論。

　　即：一切均用民族主義的敘事去麻痹輕易共情的受眾，實現去階級化、去革命化、去社會主義化的訴求。

　　認清這一點，才是全世界無產者能夠“團結起來”的政治前提。

　　否則，便是中學歷史教材（岳麓版選修《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里的那段經典案文：“英國資產階級竭力向民眾灌輸這樣一種意識：資本家的財富就是整個民族的財富，資本家的事業就是全民族的事業。‘倫敦東區最貧困的愛國者, 只要一想起英國的工業和財富，也會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正是在這種灌輸下，極端民族主義在歐洲大陸泛濫。”

　　瞿秋白在《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中曾對戴季陶有過精準總結：“他的主張，實際上是追求誘發資本家‘仁愛的性能’和智識階級‘智勇兼備以行仁政’的熱誠，來替農工民眾革命。這不但是純粹的空想主義，而且是要想暗示工農民眾停止自己的斗爭，聽憑上等階級的恩命和指使，簡單些說，便是上等階級要利用農工群眾的力量來達他們的目的，卻不準農工群眾自己有階級的覺悟。”

　　關于這一點，早在1943年，毛主席同樣就國民黨的虛偽政策給出過辛辣評價：“國民黨也需要老百姓，也講‘愛民’。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古代還是現在，剝削階級的生活都離不了老百姓。他們講‘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還有一種用場，就是能擠奶。剝削階級的‘愛民’同愛牛差不多。”

　　而用《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中的一段話來為本文做收尾，則更為宏大和精妙：“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并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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