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真正用意,并不是解釋經驗現象中價格變動的規律性,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實行“按勞分配”的理論依據。馬克思并沒有以勞動價值論來否認資本主義社會“按要素分配”的現實。在馬克思看來,非勞動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者由這一類要素獲得收入,首先靠的是這一類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制。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本質上是一個為人類發展而設置的評價體系,它在評價個人對社會的作用上將勞動看作唯一的標準,認為個別生產者對社會的真正貢獻只能是他所投入的勞動。在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關于勞動是人類及其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決定因素、非勞動者依賴勞動者而生存的觀點是最基本的思想,勞動價值論只是他的這一唯物主義歷史觀在經濟理論上的具體體現。

　　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至今已經有近140年了。在這期間,世界的經濟和經濟學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必須站在當今世界經濟和經濟學的高度上來討論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真正科學地和正確地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

　　本文論述的是,如何在當代經濟學發展的最新高度上理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科學含義。這里所說的“理解”,是我們應當如何說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真正用意。馬克思本人可能沒有這樣明確地說明過他的這些用意,但是熟知馬克思全部思想的人將會承認,我們的解釋闡發了馬克思經濟理論的核心。

　　為了便于讀者把握本文的主要論點,首先將簡要地說明,我們應當如何從當代社會科學的角度闡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含義。這也就是我們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解。然后再轉而討論需要詳細論述的理論問題:這種理解是否合乎馬克思本人的原意,它對當代社會的現實意義。

　　價值的含義與創造價值的勞動

　　勞動價值論認為只有勞動才創造用于交換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價值。在圍繞勞動價值論所發生的爭論中,有兩個關鍵性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勞動所創造的是什么樣的“價值”,“價值”概念在這里的含義是什么;第二個問題是,什么樣的勞動、哪些勞動創造這樣的“價值”。

　　亞當·斯密最早系統地論述了勞動價值論。他在《國富論》中基本上把“價值”這個概念當作與“交換價值”、“自然價格”一樣的概念來使用。他用這些概念表示商品價格背后的本質,表示在競爭性市場經濟中商品價格圍繞其波動的中心。這就把勞動價值論當成了一個經驗科學上的命題。

　　馬克思在《資本論》等一系列著作中的大量論述給人留下了一個極其強烈的印象,似乎他的勞動價值論中所說的“價值”也有著與亞當·斯密一樣的含義。后來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轉述也都是這樣解釋馬克思所說的“價值”概念:價值是商品經濟中價格圍繞其波動的中心。

　　而本文所強調的最主要論點是:價值概念的上述含義在馬克思的經濟學體系中并不重要。我們在本文的下一部分中將專門詳細論述這個問題。這里需要的只是指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賦予價值概念以更深刻得多的含義。在馬克思的經濟學中,價值是從社會角度對單個商品生產者所作的評價,是單個商品生產者對社會所作的貢獻。

　　由這樣的價值概念出發我們就可以看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在經濟學上的具體體現。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基本精神在于,以商品生產社會中的價值決定問題為特例,強調勞動是人類及其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決定因素,認為個別生產者對社會的真正貢獻只能是他的勞動。勞動價值論本質上是一個為人類發展而設置的評價體系,它在評價個人對社會的作用上將勞動看作唯一的標準,認為個別生產者對社會的真正貢獻只能是他所投入的勞動。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并不否認其它因素對人類社會的決定作用,但是它強調,勞動之外的其它因素只是參與了使用價值即財富的生產。馬克思指出:“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本來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但是在馬克思看來,勞動之外的其它因素不創造價值,因為他把價值看作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的體現,看作是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的評價指標,而自然界等等因素當然與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無關。從這種觀點出發,那些不是靠自己的勞動而獲得的收入,包括單純由非勞動的生產要素的所有權而來的收入,就都是對他人勞動的“剝削”。這樣定義了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我們就必須回答第二個問題:什么樣的勞動、哪些勞動創造這樣定義的價值。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不但系統地論述了勞動價值論,也在此基礎上區分了創造價值的和不創造價值的勞動。后者就是斯密著名的有關“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學說。斯密從增進“國民財富”的目的出發,把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看作是“生產勞動”,而將不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看作是“非生產勞動”。在區分“生產的”和“非生產的”勞動時,斯密使用了法國重農學派的標準,根據能否產生凈收益(剩余),來判定一種活動是否具有生產性。但是他不同意重農學派把生產勞動只限于農業勞動的觀點,而強調所有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都是“生產的”。盡管如此,斯密仍然堅持說一切不產生物質產品的勞動都是“不生產的”。

　　斯密對他劃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由所作的論證雖然并不嚴謹,但是卻能使人清楚地看清他的真實動機。他之所以把不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看作是“非生產勞動”,主要目的在于想盡量減少家仆這一類的勞動者在整個經濟中的比例。家仆所作的勞動,如打掃衛生、端飯倒水,可以說是一種直接對個人產生效用的“純服務”。斯密認為,這種勞動越多,“國民財富”就越少,因而將它視為“非生產勞動”。

　　從一般人的消費行為中我們可以推知,如果每個人都必須為所享受到的“純服務”付出等量的勞動,那就只有當每人平均消費的物質產品達到很高的數量之后,社會上才可以消費較多的“純服務”。在有史以來的人類社會中,“純服務”勞動者的數量比按這個標準推出的數量要大得多,這是由于社會中的收入分配極不平等,富人可以用自己極少部分的收入雇用許多不得不作“純服務”的窮人,而這些富人為要得到他們所支出的這部分收入,只須付出極少的“勞動”,甚至根本不需付出任何勞動。這樣,從事“純服務”的勞動者多,只是標志著整個國家中的窮人多,標志著整個國家的貧窮。由于意識到了這樣的相互關系,斯密才把所有不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都與“純服務”的勞動一樣看成是“非生產勞動”。在論證這種相互關系的過程中,斯密還提出了一個劃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標準:生產勞動是能產生利潤并使資本增值的勞動。

　　馬克思的經濟學剖析的是社會的生產關系,它當然要進一步發展亞當·斯密從生產方式上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劃分。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把生產勞動定義為帶來剩余價值的勞動。由于沿襲了亞當·斯密的一些說法,馬克思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印象,似乎他也認為只有直接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這就在馬克思主義者中引起了無休無止的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辯論。

　　可是另一方面,人們往往忽略了馬克思的生產勞動學說中同樣重要的另一個部分:所謂“非生產的必要勞動”。在討論商業流通費用時,馬克思說,商業的勞動者“執行一種必要的職能”,“不過他的勞動的內容既不創造價值,也不創造產品。他本身屬于生產上的非生產費用”。這種“非生產的必要勞動”,性質類似于當代西方經濟理論中所說的“交易費用”,它在我們認識社會經濟活動的特征時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其實,無論馬克思當初關于創造價值的勞動、關于生產和非生產勞動是怎樣說的,我們現在都沒有任何理由再拘泥于亞當·斯密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劃分。其原因不僅在于時代變了,劃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社會環境變了,而且在于經濟學的認識已經大大向前推進了:經濟學的分析已經告訴我們,只要存在著資源的稀缺性和信息傳遞的成本,個人之間就會有利益沖突,也需要專門的活動來組織社會的生產過程。這必定要求耗費額外的“協調費用”(交易費用),其中包括用于協調不同個人活動的“勞動”或“努力”。我們可以把這種勞動看作是“非生產的必要勞動”。

　　另一方面,社會的發展已經使按是否生產物質產品來劃分生產勞動變得沒有意義:馬克思可以一方面堅持按是否由資本雇傭來劃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另一方面又支持斯密的說法,把“純服務”業的從業者都看成是非生產勞動者。在他和斯密那個時代,這樣作不會造成任何自相矛盾,因為那時從事服務勞動的人(如家仆)幾乎都不是雇傭勞動者。但是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方式高度發達的今天,服務業的市場化經營已經產生了大量的使用雇傭員工的企業,它們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事經營活動,指揮其員工向其顧客提供各種人身的服務。當代著名的酒店集團,如“希爾頓飯店”、“假日飯店”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這種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營的服務業也會提供剩余價值或利潤。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是否帶來利潤來劃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標準,勢必會與按是否生產物質產品劃分生產勞動的標準相沖突。

　　在今日的西方國家,不直接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勞動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從事著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在斯密那個時代,西方國家的科學和教育事業都很不發達,教育事業幾乎只限于教富人特別是貴族子弟讀書,科學研究對技術進步的推動作用也很不明顯。在那樣一種時代背景下,斯密把從事科學和教育事業的人也都算作“非生產勞動者”并不是很大的錯誤,因為他鼓勵“生產性勞動”是為了增進“國民財富”,而當時的教育和科學事業對增進“國民財富”的意義并不明顯。可是在今天,教育和科學事業在提高勞動者素質、加速技術進步上的作用已經十分顯著,就是在增進物質產品的生產上,它們也已經成了決定性的促進因素之一。在這樣的時代,再將從事這種勞動的人排斥在“生產勞動”之外,就會甚至違反亞當·斯密劃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最初動機。

　　考慮到上述種種因素,本文下邊將簡要地討論某些社會經濟活動和行為的性質。這些經濟活動和行為的性質,過去一直就是爭論的熱點,而本文對它們的討論,首先基于本文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解釋。這一討論的另一個視角,是這些經濟活動與行為的社會功能。我們將會坦率地承認,從有利于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某些現象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承認這些現象合理性的理論,并不完全合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本文還將指出,論證這樣一些經濟現象合理性的學說,至多可以在多大限度內嵌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框架之內。

　　在界定所有這些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的性質時,把科學技術上的勞動算作生產勞動應當是最合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即使按照馬克思本人的論述,直接與物質產品生產有關的技術工作也是“生產性勞動”。廟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企業中的生產關系時,把工場手工業或機器大工業下的工人稱作“結幌總體工人”。這種“結合總體工人”由許多工人結合而成,把他們有機結合起來的是企業在物質產品生產過程中實行的分工。馬克思在說明這種分工時談到了一些“不屬于工廠工人的范圍”的“高級的工人”,他們包括“工程師、機械師”等等。就是把生產物質產品作為生產勞動的標準,參與物質產品生產的那些技術工作顯然也屬于“生產勞動”。但是在現代的科學研究中,研究工作的大多數成果又往往是為這些技術工作提供理論基礎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的科學技術工作是生產活動的一部分,因而是生產性的勞動。

　　在當代,“純服務”已經不是少數社會上層人物的專門享用品,發達國家的普通勞動者也可以享受大量的“純服務”;更重要的是如本文前邊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在“純服務”領域占據了很大的地盤。在這種環境下,連馬克思主義者也沒有理由再將“純服務”之類的非物質產品生產排除在生產勞動領域之外。我們應當接受現代的經濟學在最近一百多年中發展起來的概念,將生產勞動定義為能夠給社會帶來有益的使用價值的勞動。按照這樣一種生產勞動定義,其勞動成果為非物質產品的絕大多數領域中的勞動都應當是生產勞動。

　　不過,我們應當將這個生產勞動的定義與經濟發展的政策區分開來。盡管我們應當承認從事“純服務”之類的非物質產品生產的勞動也是生產勞動,但是對我們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論述仍然具有現實意義,物質產品生產的發展、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仍然是我們致富的主要途徑。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采取了非常現代的分析態度:他將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的所有者的職能與它的經營者的職能區別開來。在他看來,企業的經營者從事著“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即使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中,這種勞動也不僅是“非生產的必要勞動”,而且同時具有“生產勞動”的性質:一方面,它“是每一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這方面來說,它“是一種生產勞動”;而另一方面,“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們需要作的唯一修改是承認:在任何一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下,只要生產者還沒有把按社會需要進行勞動看成是自己“生活的第一需要”,就會存在著直接生產的勞動者與產品的使用者之間的利益沖突。這種沖突加上信息傳遞的成本,都要求有企業領導者專門的指揮勞動和監督勞動來協調不同個人的活動。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以使用當代經濟學的術語,將馬克思的論點表述為:企業經營者的勞動,就它直接參與使用價值的生產(如決定如何生產某種產品)這一點來說,它是一種生產勞動;而就它協調了不同人的活動這一點來說,它是一種“非生產的必要勞動”,在這個意義上,它構成社會的協調成本的一部分。

　　不過我們必須強調,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企業中,企業經營者的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在履行必要的生產功能和協調功能的同時,也履行著為資本的私人所有者榨取剩余價值的剝削功能,它的協調活動同時就是一種剝削活動。進行這種勞動的企業經營者會得到其勞動報酬,而且這種報酬往往比普通勞動者高得多。這不僅是因為他們進行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的必要勞動”,而且是因為他們履行了剝削的功能。

　　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非勞動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者由這些生產要素所得到的收入,都是對他人勞動的剝削。但是,現代的經濟理論和企業理論卻證明了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者可能履行兩種對社會有益的功能:首先,在任何由分工和協作組織起來的“結合的生產方式”下,都需要對勞動者進行監督以防止偷懶。而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者為了保證自己的個人收入,有著最強的動力去監督使用自己的生產要素的勞動者。這是生產要素私人所有者的“監督防偷懶功能”。另一方面,要達到有效率的資源配置,首先應當達到所謂的“帕累托效率”。而在企業自主決策的情況下,要實現帕累托效率,生產要素的使用者就應當為其使用的所有生產要素支付足夠高的代價。這些生產要素不僅包括勞動,而且應當包括資本和土地等各種自然資源。而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者為自己的利益,也有著最強的動力去向使用自己的生產要素的人索要盡可能高的代價,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因而是一種“資源配置功能”。

　　從這個角度看,連生產要素私人所有者的剝削行為也會對社會作出貢獻。

　　不過,這里出現了一個悖論: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者之所以能夠履行這兩種有益的功能,都是因為他們進行了相應的“勞動”(或努力)。顯然,不計算和比較收益、不同使用自己所有的生產要素的人進行討價還價,任何私人所有者都不可能從使用自己生產要素的人那里索取足夠高的使用代價;而如果不付出哪怕最少的一點點監督的努力,要素的所有者也不可能防止使用要素的勞動者偷懶。而這些比較和計算、討價還價以至監督的努力,都是在進行“勞動”或付出努力。這樣,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者要能夠進行剝削,就必須進行“勞動”(不過這是進行剝削這種特定的“勞動”);剝削收入的產生倒需要用勞動價值論來解釋。

　　用馬克思式的術語來說,非勞動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者所進行的上述“勞動”,至少是一種“非生產的必要勞動”,甚至可能是一種生產勞動:在它參與使用價值生產的限度內,它可以是生產勞動;而在它協調不同人的活動的限度內,它是“非生產的必要勞動”。不過,私人所有者的這些“勞動”又都總是與他們利用對要素的所有權而進行的剝削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要素的私人所有者由非勞動的生產要素所獲得的收入是一種剝削,因為他們獲得的這種收入不是來源于他們自己的勞動對社會所作的貢獻;但是他們為了獲得這種收入,也必須或多或少地作出某種努力,付出某些“勞動”,不過這些“勞動”僅僅是進行剝削的努力,其直接形式主要是將非勞動生產要素對使用價值生產所作的貢獻居為己有。

　　當然,除了那些只有很少的非勞動生產要素的小私有者之外,非勞動生產要素的大私人所有者從其所有的要素中所獲得的收入,主要是與歸他們所有的非勞動生產要素成比例,而與他們為這種收入所付出的努力不成比例。他們為此所付出的每單位“勞動”的收入絕對地大大高于一般的勞動報酬,這二者的差額就正好度量了非勞動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剝削程度。

　　其實,在各種社會經濟現象中,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形成最大挑戰的是私人的儲蓄。我們這里所說的是當代經濟學意義上的私人儲蓄,它是私人家戶收入中沒有用于自己消費的部分。在現代社會中,私人儲蓄最終可以用于增加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特別是機器設備等勞動資料。而這種“實物資本”的增加可以增加社會的使用價值即財富的生產。用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的話說,這是因為資本有“生產力”;而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這是因為所有的生產資料都參加使用價值的生產,而生產資料的狀況決定了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從這個意義上說,私人的儲蓄有助于增加整個社會的使用價值即財富,因而是個人在其勞動之外對社會提供的另一種“貢獻”。但是這樣一來,個人對社會所作的貢獻就不僅僅是他的勞動。即使按照我們前邊所說的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理解,私人儲蓄對社會的貢獻也是與勞動價值論相沖突的。

　　在現代工業化社會形成的歷史中,確實可以看到私人儲蓄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貢獻。私人儲蓄的這種作用,是促使許多人反對勞動價值論的主要原因。本文的最后部分,將進一步討論我們對私人儲蓄的態度。

　　以下本文將詳細論證我們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解。

　　要正確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首先要消除對它的種種誤解。在看待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時,我們必須避開兩大誤區。避開了這兩個誤區,我們就可以正確地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

　　不是經驗科學的命題,而是科學的社會觀

　　我們應當避開的第一個誤區是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看作是一個經驗科學上的命題,認為它正確地解釋了某種經驗上的事實。這個誤區導致人們力圖從經驗事實上去論證勞動價值論的正確性,并且宣稱勞動價值論說明了市場經濟中的商品價格圍繞著什么中心而波動。

　　實際上,這個理論誤區本身就是對馬克思經濟學說的誤解。馬克思以自己的勞動價值論來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如何運行,而正是馬克思本人明確地指出了,當“資本主義的發展達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勞動決定的價值就會轉化為生產價格,這種生產價格“是一個中心,日常的市場價格就是圍繞著這個中心來變動,并且在一定時期內圍繞這個中心來拉平的”。這就是說,馬克思自己承認,實際的經驗事實是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市場價格圍繞著生產價格而波動,而不是直接圍繞著勞動決定的價值而波動。

　　馬克思本人堅持說生產價格只是價值的轉化形式,“一切不同生產部門的利潤的總和,必然等于剩余價值的總和;社會總產品的生產價格的總和,必然等于它的價值的總和”。這就是著名的“總計二命題”。為了搞清楚有關計總的這兩個命題能否同時成立,勞動價值論的反對者和擁護者后來進行了有關“轉型問題”的曠日持久的爭論。對國際經濟學界圍繞著馬克思的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問題所展開的討論,朱紹文先生在《價值向生產價格的“轉型”問題》一文中作了系統的總結。

　　但是實際上,這個關于轉型問題的爭論并不涉及勞動價值論的經驗科學性中的關鍵之點。即使象馬克思所相信的那樣,有關計總的兩個命題真的能夠同時成立,馬克思本人也承認,現實經驗上觀察到的單個商品的市場價格畢竟是圍繞著生產價格而不是勞動決定的價值波動的。而我們前邊所列的公式已經足以表明,在大多數情況下,單個商品的生產價格不會等于其由勞動決定的價值。這也就是說,由勞動決定的價值不是現實的競爭性資本主義經濟中價格圍繞其波動的中心,勞動價值論并不是用來解釋經驗現象中價格變動的規律性的。

　　《資本論》出版后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發展進一步淡化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經驗科學方面的意義。

　　在《資本論》第1卷第一章中,馬克思用一個簡單的推理,來論證生產商品的勞動決定了商品的價值:作為不同商品之間相互交換的比例,“各種商品的交換價值”“要化成一種共同的東西,各自代表這種共同的東西的多量或少量”,商品的價值就是這種共同的東西。“這種共同東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幾何的、物理的、化學的或其它的天然屬性。商品的物體屬性只是“使商品成為使用價值”,而“商品交換關系的明顯特點,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價值”。這是因為“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而“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這也就是說,具有不同使用價值的不同商品所包含的共同的東西,就是它們都是勞動的產品,因此商品的價值只能來源于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

　　馬克思的這個推理是從商品交換的經驗事實出發的,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對經驗事實的一個解釋。這一推理所使用的主要前提是,不同商品的使用價值有著質上的不同,而使它們可以相互交換的價值,對不同的商品應當是同質的。在這方面,馬克思從邏輯上進一步發展了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1篇第4章中闡發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悖論:使用價值大的東西往往交換價值小,而使用價值小的東西往往交換價值大。

　　但是,在《資本論》第1卷出版以后不久,主流經濟學內部就發生了著名的“邊際革命”,主流經濟學家們轉而信奉了邊際效用價值論。邊際效用價值論強調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它的邊際效用,而效用不過是個人對商品的主觀評價,邊際效用受商品的稀少性影響。邊際效用價值論也承認價值是不同商品都具有的共同的東西,但是它認為這種共同的東西就是:不同的商品都具有主觀上的效用。它實際上是把商品的價值歸結為它的使用價值,但是通過把使用價值主觀化為效用,它又把質上不同的使用價值化成一種共同的東西。再通過強調主觀評價受商品稀少性影響,邊際效用價值論就徹底消除了斯密所說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悖論。

　　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分析表明,通過把使用價值主觀化,也可以消除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的悖論,說明價格決定的經驗現象,從而不需要使用勞動價值論來解釋價格決定上的經驗事實。

　　當代西方的主流經濟學經歷了“邊際革命”之后經濟學100多年的發展,已經基本放棄了對抽象的價值概念的討論。它完全用供求關系來解釋商品的價格如何決定,把注意力集中在供求相等時的均衡價格上。它以主觀效用論來說明商品需求與價格的關系,而以生產費用來解釋商品供給與價格的關系。它沿襲馬歇爾奠定的傳統,認為商品的價格在短期中取決于它的邊際效用,而在長期中則取決于它的生產成本。按照它的說法,商品的長期均衡價格等于其生產成本,但是這個生產成本是“機會成本”,它包含了企業經營的“正常利潤”。這種長期均衡價格使等量勞動得到等量工資,等量資本得到等量利潤,因而實際上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價格”。

　　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價格構成了當代西方經濟學所說的“競爭經濟中的長期均衡價格”,這個價格是現實當中市場價格圍繞其波動的中心。以這個命題為中心所展開的一系列分析,構成了一個“實證的經濟學體系”,它的作用在于說明競爭性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經驗事實。不僅當代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屬于這樣的經濟學體系,就是斯拉法在《用商品生產商品》中建立的經濟學體系,也屬于這一類經濟學體系。當代的這些經濟理論分析都說明,不使用勞動價值論,也足以說明市場經濟中的價格是如何決定的。

　　除此之外,當代西方的主流經濟學還論證了另一類經濟學體系,它們是所謂“資源有效配置的經濟學體系”(規范的經濟學)。這些經濟學體系考察達到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的條件。按照這一類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要達到有效率的資源配置,首先應當達到所謂的“帕累托效率”。而在企業自主決策的情況下,要實現帕累托效率,企業就應當為其使用的所有生產要素支付足夠高的代價。這些生產要素不僅包括勞動,而且應當包括資本和土地等各種自然資源。在企業之間相互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合乎這樣一些要求的產品價格就應當是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生產價格。

　　與這兩種經濟學體系相對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構成了第三種經濟學體系,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的評價體系,我們應當依據它來評價單個的生產者、每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根據這種經濟學體系,人類社會利用已有的自然資源和資本品來生產滿足自己需要的物品(使用價值),在這種生產中,自然資源、人的勞動和資本品(工具、機器和原料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對于這種生產,單個的生產者、個人所真正能夠作出的貢獻,只能是他的勞動,是他付出的社會必要勞動。在社會的生產過程中,其它的生產資料——土地、資本品等等,都只是人們利用的對象,而不是任何人對社會生產的貢獻。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下,土地和資本品的所有者能決定其財產如何投入生產過程,靠的是社會的所有制制度,這不是他們個人真正的貢獻。任何人如果不勞動就獲得了收入,他就是靠別人的勞動而過活;如果這種人能勞動而不勞動,他就是在“剝削”別人。

　　馬克思用它的這個經濟學體系來表達一種科學的社會觀,提供一種對社會進行批判分析的認識方法,而絕不是要論證一個價格圍繞哪個中心波動這樣的經驗科學命題。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這樣一種理解,是完全合乎馬克思本人的原意的。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從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古典經濟學發展而來。斯密在創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時,系統地闡發了勞動價值論。斯密的理論體系關注的是如何才能增加“國民財富”,而這種財富主要指的是物質產品。出于對增加物質產品生產的關心,也出于在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中流行的對下層勞動者的同情,斯密把勞動看成是一國國民消費的一切產品的源泉。由這種立場出發,斯密自然要把不勞而獲者看成社會的蛀蟲,甚至連不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勞動者(如家仆)也都成了“非生產勞動者”。斯密的這種觀點,引起了后世對“生產勞動”問題的長期爭論。在《國富論》第2篇第3章中,斯密把他的生產勞動觀闡發得淋漓盡致。而我們在這里所要強調的則是,斯密的學說表明,勞動價值論從其產生那天起,就是一種世界觀和社會哲學的體現,這種世界觀和社會哲學認定勞動是人類社會繁榮昌盛的唯一源泉。

　　馬克思之所以繼承并進一步發展斯密的勞動價值論,正是因為他接受并進一步推進了亞當·斯密的這種世界觀和社會哲學,只不過他更進一步地完全站在沒有任何財產的勞動者一邊。馬克思在思想上的出發點,是把勞動看成人類及其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決定因素,以勞動為標準來衡量個人對社會的真正貢獻,把不勞而獲的人看成是剝削者。他是基于這種觀點而在經濟學上接受和運用勞動價值論的。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過程和經濟理論體系都證明了這一點。

　　馬克思本人在其思想發展過程中,先形成了他關于勞動與人類社會關系的學說,然后才在經濟學上接受并發展了勞動價值論。在這個過程中,他對勞動價值論本身的態度也發生過變化,最初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否定勞動價值論的。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在其思想形成的過程中,寫下了著名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那里他已經系統地闡明了他有關勞動與人類社會關系的學說,通過對“異化勞動”問題的分析揭示了資本支配勞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在這個時期馬克思尚未全面接受勞動價值論,在這之前甚至還對勞動價值論明確表示過否定的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早年的這個時期馬克思否定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他認為,勞動價值論與現實當中對勞動的剝削和統治無法相容。他當時把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的含義理解為:從理論上說勞動的全部產品本來都屬于工人;他因而指責古典經濟學家,說他們一方面在理論上承認勞動的全部產品本來都屬于工人,另一方面他們又自相矛盾地說,工人實際上得到的只是產品中為工人的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馬克思還指責古典經濟學家,說他們一方面說勞動是人用來增大自然產品的價值的唯一東西,另一方面又讓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處處對工人占上風,并對他發號施令”。恰恰是早年對勞動價值論的這一批評,表露了馬克思最深層的思想:他認為當時社會的根本問題在于不勞而獲者對勞動的剝削和統治。

　　而在這個時期,馬克思已經形成了他有關勞動對人類的意義的學說。他把勞動看作是人在社會中的真正財富,說“勞動是我真正的、活動的財產”。從此以后,馬克思就把勞動看作是人對社會的真正個人貢獻。

　　與此相聯系的是,早年的馬克思借用費爾巴哈的哲學術語,用“類生活”、“類存在物”來表示人類及其生活的本質。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強調:“人是類存在物”,而“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在社會主義的人看來,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產過程”。這一思想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觀點——勞動是人類及其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決定因素。基于這種認識,馬克思才能夠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闡明“異化勞動”問題,批判非勞動者對勞動者的剝削和統治。

　　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歷程表明,在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關于勞動是人類及其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決定因素、非勞動者賴勞動者而生存的觀點是最基本的思想,勞動價值論只是這一思想在經濟理論上的體現。正是基于這一基本思想,馬克思才必須把自己的經濟學體系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

　　在經濟學說史上,馬克思第一個完全清楚地指明了由勞動決定的價值在概念上與生產價格如何不同,而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都在某種程度上混淆了這兩個不同的概念。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出版之前就已經寫出了第3卷的手稿,在那里他已經清楚地指出,價格圍繞其波動的中心是生產價格而不是由勞動決定的價值。按理說,馬克思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經濟學理論建立在生產價格論的基礎上。斯拉法在近100年后就建立了這樣一個以生產價格為基礎的經濟學體系。可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卻堅持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來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特別是堅持把生產價格僅僅視為勞動創造的價值的轉化形式。從說明價格如何決定的經驗事實這個角度看,這是在理論上不必要地兜圈子。20世紀70年代薩繆爾森就是這樣指責和否定馬克思關于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理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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