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一場災難性的金融危機橫掃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群體。1982年，該危機在拉美首演，然后陸續蔓延蘇東、東南亞、東亞，到本世紀初的2002年，又以拉美暫告結束。這場歷時20年，深刻影響第三世界的金融危機，宣布了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到來，意味著跨國企業可以在新一輪的全球貿易和市場“自由化”中擴大壟斷范圍和規模；同時，經濟全球化的核心，金融全球化，也隨之而來，意味著跨國財團的巨大資本可以在全球資本市場自由流動，獲取更加巨大的利益。

　　當前，西方的“金融全球化”觀點主要有四種：1、核心論，2、趨勢論，3、過程論，4、一體化論。按照時下西方經濟學家比較流行的定義，金融全球化可以解釋為：各國政府、企業和居民等經濟主體突破國界和民族國家的限制，以普遍接受的金融資本領域的原則為基礎，平等互利地進行金融資本的交往。從這個定義已經很明顯地看出當前全球化固有的矛盾。

　　首先，當今世界的金融領域根本不存在平等互利的金融交往。當前的金融全球化是由美國為首的幾個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其國際財團、金融寡頭、金融機構等制定金融領域規則，既充當比賽選手，又擔任比賽裁判的一場資本實力的比賽。既然是實力的比賽，那么弱者就要被淘汰。在這樣的比賽中，缺乏資本的國家，其金融領域和金融機構將逐漸由西方國家及其跨國金融機構壟斷和控制。

　　其次，當今世界不存在全球普遍接受的原則，但卻存在由西方發達國家及其金融機構強行推廣的原則。因為西方國家和金融機構在金融領域的發展遠遠領先于其他國家，所以原則只能由他們提出，發展中國家只有兩種選擇，要么接受，參與這種金融全球化；要么不接受，經濟上，至少融資方面遭到西方國家的孤立。簡單地說，從國家貿易和結算只能使用美元，其次使用歐元就可以知道金融全球化意味著整個系統是由美元和歐元構建的，美元和歐元創始國以外的其他國家沒有話語權。

　　歷史證明，80年代開始的金融全球化是由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及其跨國財團、金融機構為了自身在世界的戰略主導地位而極力倡導的一種“世界潮流”，原因是他們認為，至少是他們希望，發展中國家在此資本大潮中肯定處于永久的劣勢，資本及其利潤的流向永遠都是單向的。但美國等發達國家本身對金融危機也并沒有太強的“免疫”功能，這次從美國開始蔓延西歐和日本的次貸危機已經明確地證明了這點。而且，資本當前也出現了某些西方意料之外的流向。所以，金融全球化在不斷的金融危機中完全可能出現停滯，直至倒退。發展中國家屬于身不由己，發達國家會基于自身的戰略地位和全球利益也會根據情況改變其全球化的戰略。

　　歐盟委員會2007年9月19日公布一份限制非歐盟國家投資歐盟能源領域的文件。歐盟委員會建議采取一系列措施來防止甚至禁止非歐盟國家收購歐盟的天然氣和電力供應網。歐盟只會同意那些愿意向其開放能源市場的非歐盟國家收購歐盟的能源電力資產。

　　無獨有偶，2007年06月21日，中國日報環球在線報道：美國參議員吉姆•韋布日前致信美國財長保爾森、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考克斯和美國土安全部長切爾托夫，稱中國購買美國黑石集團股票可能會給美國國家安全帶來威脅，要求黑石集團推遲上市。這些設想和言論完全違背了西方自己鼓吹的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準則。所以摩根士丹利亞洲主席史蒂芬•羅奇認為美國正逐漸“滑向保護主義的深淵”。原因在于，西方國家發現，有幾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多了，有可能像西方那樣往全球，尤其西方資本市場投資并獲取利潤。

　　所以，我同意墨西哥著名經濟學家A.A. Béjar結合墨西哥近二十年的改革經驗，總結金融全球化趨勢時指出四點：1、金融自由化隱藏著引發危機的危險，而且沒有提供獲取援助、避免經濟動蕩的國際機制；2、金融全球化顯示所有國家（包括經濟成熟的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在金融規則方面都有巨大紕漏；3、流向新興工業國和第三世界的資本只占世界流通資本的很小一部分，如果這些國家沒有一個足夠的調節，自由進出的資本將制造深刻的動蕩；4、不斷出現的金融危機和巨大的“復蘇”成本，使絕大部分國家的資本項目自由化進程其實很有限，即使經濟成熟的發達國家也不例外。（注[1]）

　　墨西哥是金融全球化中發展中國家一個由外國金融機構主導完成金融體制改革的典型代表（注[2]）。從1982年金融危機開始到1994-1995年第二次金融危機，這個改革典型的正面效應是美國幫助墨西哥政府度過了還貸危機（注[3]）；負面效應是墨西哥政府迫于形勢，在美國及其跨國金融機構的“強行主導“下進行了代價巨大的經濟和金融體制改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開放外商投資，2、由美國控制石油銷售，3、開放農產品進口。通過改革，墨西哥逐步融入美國主導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美國倡導的金融全球化（注[4]）。

　　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機時，美國實施援助計劃的附加條件及其成因有三條：1、用墨西哥石油期貨還預期貸款。這項條款出臺的原因是美國戰略石油儲備接近枯竭，所以漫天要價。其索取的石油價值相當于市場貸款利息的兩倍。2、墨西哥開放其農業部門，進口美國玉米。原因是墨西哥農業部要求緊急貸款援助，所以要犧牲本國的玉米產業。3、墨西哥必須實施一套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原因是美國財政部、IMF為了能夠按期獲得貸款本息，要求墨西哥政府實施極其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注[5]）

　　通過其后實施的布萊迪計劃，使墨西哥政府開放金融部門，進行三點金融改革：1、取消國家對銀行利息的管制，2、改變外商投資的法規，3、對外資開放股市。（注[6]）到了1990年，卡洛斯•薩林那政府還對外資開放的國債市場，取消了政府證券投資方面對外資的限制（注[7]）。

　　1994-1995年墨西哥發生了第二次、也是更深刻的一次金融危機。美國又一次實施了援助計劃，而且，這次援助計劃動用了比1982年援助計劃多兩倍的資源（注[8]）。而墨西哥也付出了比1982年更大的代價。1、不僅要繼續實施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還要負擔所有的調研費用；2、墨西哥的石油收入必須先通過紐約美聯儲設立的賬戶扣除貸款的本息；3、最令墨西哥人感到恥辱的，是墨西哥政府必須全盤托出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的戰略資源絕密檔案。

　　美國及其國際金融機構實施的援助計劃只將債務推遲以解了燃眉之急，并非為了解決墨西哥金融體系的深層問題，造成墨西哥公共債務由GDP的31.4%大漲到43.3%（注[9]）。而1995-1996年為救市向美國及其國際金融機構借的債務，于2005-2006到期，但10年來運行在低谷的宏觀經濟使緊縮的財政開支負擔有增無減。為了償還欠美國及其國際金融機構1994年實施“援助計劃”時留下的債務，墨西哥政府在2000年3月1日拍賣720億公債進行融資，緩解迫在眉睫的債務壓力，完全是一種寅食卯糧的局面。

　　A．A．Béjar談到這個援助計劃時說：“我們（墨西哥人）不僅沒有感激之情，而且恰恰相反。”因為，1、來自IMF和世行對墨西哥的金融體制改革的要求越來越苛刻，2、來自美國對墨西哥各個領域開放（程度）的要求越來越高。他指出：“金融動蕩和對外開放是同步的。” （注[10]）

　　美國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并先后兩次從金融危機中“援助”墨西哥，明顯有其深刻和深遠的戰略意圖，所以，我們可以完全理解它愿意為此付出的代價。這個戰略意圖有兩個：首先、在關貿總協定成員國面前樹立達到美國或者西方要求的自由貿易的樣板。通過墨西哥的財政和金融改革說明要進入美國和西歐等全球最富裕市場的資格要求；其次，在世貿組織成員國面前樹立一個優秀的北美自由貿易區樣板，通過它向全世界證明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最理想的經濟模式。該策略非常成功，不僅使墨西哥最大程度喪失經濟、金融自主權，成為融入美國這個主導經濟體的一個附庸經濟體，也使全球各國政界和經濟界紛紛追捧這個“理想模式”，致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乃至世貿組織建立幾乎全部照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條款。至此，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終于成功建立起來。

　　經濟全球化的核心是金融全球化。所以，在接下來的世貿組織“千年談判”中，開放服務業領域就成了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大力推崇的條款。現代服務業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流通部門，包括交通運輸業、郵電通訊業、商業飲食業、物資供銷和倉儲業；第二個層次是為生產和生活服務的部門，包括金融業、保險業、公用事業、居民服務業、旅游業、咨詢信息服務業和各類技術服務業等；第三個層次是為提高科學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質服務的部門，包括教育、文化、廣播電視事業，科研事業，生活福利事業等；第四個層次是為社會公共需要服務的部門，包括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以及軍隊和警察等（注[11]）。

　　為什么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如此推崇服務業全球化呢？有點常識和頭腦的學者都明白，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各個層次的服務業領域對次發達國家都有很大的優勢，尤其在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第二和第三層次更是如此，特別是在銀行、保險、電信、證券、法律等領域更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只要開放服務業市場，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服務業機構將勢如破竹地控制次發達國家的各個服務領域。

　　經過兩次金融危機，墨西哥的金融體系已經完全實現了自由化，并由美國為首的西方跨國銀行進行了全面的并購，其銀行體系基本完成了金融全球化的改造。自此，墨西哥銀行體系完全外資化，外資化的結果是銀行系統要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銀行系統完全脫離了在次發達國家中應該充當國家發展建設的支持者的角色，轉而充當鼓勵社會、個人消費的角色。銀行貸款在國家基礎建設、重點工程等生產建設領域利息居高不下，貸款額迅速下降，而在消費服務業和個人消費信貸領域卻較低，貸款額迅速增長。（注[12]）這樣融入金融全球化，對墨西哥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長遠發展有害無益。

　　美國在世貿“千年回合”談判前，曾經試圖拆散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作為“千年回合”服務業談判的王牌。A.A. Béjar說：“如果人為的長期抵觸連拉美最大、最重要的公立大學都搞垮了，那么其他墨西哥和拉美的高等教育也將在產業化的壓力下像紙糊的城堡那樣轟然倒下。”（注[13]）在美國及其國際金融機構的嚴格要求下，墨西哥的緊縮財政政策延續了25年之久，宏觀經濟表現得比較穩定，但國家在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的支出也大幅減少，嚴重傷害了墨西哥的教育和公共衛生系統，更嚴重破壞了福利國家的基礎。這也是墨西哥在金融全球化中的代價（注[14]）。

　　  近二十多年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機，尤其是拉美、東亞和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已經向所有發展中國家，也包括新興工業國家證明，經濟成熟的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國和欠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可以接受的開放程度是不一樣的。要避免頻繁的、深刻的金融危機，一方面必須進行金融領域的改革，以健全國內金融機構、金融體制和金融法規。另一方面要保證國內金融體系的安全，必須避免過早地、過度地向跨國財團、國際游資開放。這也是當前中國政府通過近幾年在股市、債市、樓市方面與國際資本博弈中逐漸明白的一個金融主權安全的關鍵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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