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勞動合同法 中國工人的工資影響著全世界工人
鄧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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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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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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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勞動合同法 中國工人的工資影響著全世界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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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7-05-24 作者：鄧瑾 來源：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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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貿易和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上，中美工人的利益訴求并不一致。但這次在中國勞動合同法上，美國工會又站在了中國工人一邊。
與以前相比，中國工會已經突破了很多框架，但他們還沒有學會如何與資本進行斗爭，他們也沒有意識到他們將在改善世界工人的利益上扮演重要角色
艾倫·弗里德曼，一手安排了劉誠教授3月份的美國之行。艾倫在美國做了25年的工會組建工作，5年前來中國，現在和丈夫一起在中山大學任教。
陳佩華，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近20年來一直在做全球勞工領域的研究。目前她正在和北京大學聯合做一個關于沃爾瑪新組建工會的調研。
上周，南方周末記者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分別訪問了艾倫和陳佩華。他們以海外觀察家的身份，各自詳談了對中國工人以及中國工會的觀察。
美國工會正在改變態度
美國工會正在改變他們的態度，包括勞聯產聯也在慢慢改，盡管這次中國勞動合同法事件他們沒有發表公開聲明。
南方周末：艾倫女士，您為什么要為劉教授安排如此密集的美國之行？這次訪問的效果如何？在兩位看來，美國的勞工組織和國會是否已經開始轉變對中國工會的態度？
艾倫·弗里德曼：劉教授此行有幾個目的：(1)把中國政府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通過立法來提高勞動保障水平所做的努力告訴給美國的法學專家、工會成員、政策倡導者、記者和政府官員；(2)在中美勞動法研究者和實踐者之間建起學術和業務交流的橋梁；(3)鼓勵美國工會領導人改變孤立全總的態度；(4)通過嘗試限制跨國資本的剝削行徑，來幫助提高中國和國際的勞動標準。
劉教授的這次訪問很重要。盡管是非正式訪問，但他在勞動合同法的研究上和全總有緊密合作，對中國政府如何處理勞工問題，他有獨特的思考。劉教授抵達之時，正是全總加快推進在外資企業(如沃爾瑪、富士康等)成立工會的戰略之時，因此美國國內對此事的關注程度很高。
這次訪問中，我們安排劉教授與美國工會高層領導人以及政府官員和美國國會議員會面，我相信這有助于增加更多的進步的思考。例如，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主席Leo Gerard和澳大利亞工人聯盟副主席Paul Howes就發表了支持勞動合同法的聲明。美國勞聯產聯的財務長Richard Trumka也非常友好地接待了劉教授。這些都是國際勞工團結的重要新跡象。
陳佩華：美國工會正在改變他們的態度，包括勞聯產聯也在慢慢改，盡管這次中國勞動合同法事件他們沒有發表公開聲明。雖然美國一些工會組織很多時候不愿意公開地說中國工會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他們也知道中國的工會起了很大作用。
中國工人和全球工人面臨同樣問題
美國、中國和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工人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工作越來越臨時化，工作沒有安全感，經濟脆弱，沒有收入、醫療或社會保險的保障，工人面臨著隨意的規章制度和解雇，沒有有效的途徑組建工會。
南方周末：兩位對中國勞工狀況有什么印象？如何看待中國在保護全球工人權利方面所能發揮的作用？
陳佩華：大家都知道，中國工人狀況總體上說不好，但我認為也還需要分開看。
農民工大多是在亞洲的外資企業和中國的私營企業里工作。所謂的亞洲的外資企業，主要是指來自香港地區、臺灣地區、韓國、日本和新加坡的外資企業。這些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上主要是供應商，出口很大。在亞洲的外資企業和中國的私營企業里工作的工人，他們的工作條件一般都很糟糕，工作強度卻很大，并且基本沒有達到合法的小時工資。
如果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獨資企業，或者是和國有企業合資的企業，工人狀況通常還比較好。
由于中國制造業非常強大，所以中國工人的工資影響著全世界工人工資的標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比如印尼、越南。如果中國的工資標準定得低，他們也沒辦法。有些國家有獨立工會，比如印尼、孟加拉、印度，但有什么用呢？工會的作用有時候是有限的。
不過，中國可能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角色和重要性。
艾倫·弗里德曼：對于中國工人，我有以下幾點觀察：
首先，美國、中國和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工人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工作越來越臨時化，工作沒有安全感，經濟脆弱，沒有收入、醫療或社會保險的保障，工人面臨著隨意的規章制度和解雇，沒有有效的途徑組建工會。
其次，中國工人的工作得不到保障是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直接結果。新自由主義的目標是通過資本不受約束的自由流動，提升資本的短期收益。這是通過全球的自由市場化、削減政府管制以及對勞工及環境的傷害來實現的。這一趨勢在美國和世界大多數國家越來越明顯。
第三，在中國，基于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過去在提高勞動者權益方面所取得過的成就以及中央政府的巨大力量，我相信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抵抗這種螺旋式下降的趨勢。中國在處理社會和經濟不平衡等問題上所堅持的方向是鼓舞人心的。如果這種趨勢被強化，中國大幅度提高本國工人利益還是有希望的。如果這發生了，那么整個世界“探底運動”的趨勢就會減緩，甚至被扭轉。
中國工會還沒學會與資本斗爭
中國的工會不太知道怎樣處理資本下的勞動關系，因為老板是不愿意你成立工會的，所以要斗爭，可中國工會沒有跟資本斗爭的經驗。
南方周末：兩位怎么看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怎樣才能更好地維護工人的權益？
陳佩華：全總其實做了很多事——比如在沃爾瑪組建工會，這突破了以前的一些框框，不過繼續突破很難。
總體上說，中國的工會不太知道怎樣處理資本下的勞動關系，因為老板是不愿意你成立工會的，所以要斗爭，可中國工會沒有跟資本斗爭的經驗。
工會成立后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集體合同集體談判，中國工會現在也特別強調這點。比如我們大學也有工會，所有大學又有一個行業工會。他們幫助我們集體談判。我們每三年進行一次集體談判，到集體談判時，行業工會的人提早半年就來了，幫學校工會收集資料，進行法律咨詢，設計怎樣談。集體合同很細很細的，有幾百頁。
中國工會沒有這個傳統，所以要學這些能力和技術上的東西。
在現有的政治框架下，工會要進行自身的體制改革，這不容易。不過工人本身也要有要求，否則工會很難辦。
艾倫·弗里德曼：對西方搞工會的人來說，理解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功能和結構很困難。我現在已經花了大約5年的時間做研究，也多次訪問中國，但我仍然感到我的了解還非常淺。不過，我現在最關注的問題是全總如何進行自身改革，怎樣為1990年代中期以來產生的廣大的、未加入工會的產業和服務業工人階級服務。全總在私營企業成立工會非常重要，這種戰略極有價值。
我認為，全總如要更好地保護中國勞動者權益，可考慮以下一些措施：在組建基層工會的過程中，全總的干部要走到工人中去，了解他們的問題，討論工會如何運作，宣傳勞動法，并幫助他們成長為領導者；改進集體談判的方法，以建立起雇主和工人間的有約束力的合同；工廠級的工會領導直選。
除此之外，美國工會尤其是制造業領域的工會，這些年來一直是要在貿易和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上制裁中國的強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實行制裁，那受損害的就包括在出口企業工作的數量龐大的中國工人。這時候中美工人的利益訴求并不一致。但這次在中國勞動合同法上，美國工會又站在了中國工人一邊。
不要相信企業社會責任
跨國公司們一邊要求他們的供應商實施這樣的標準，一邊又壓榨供應商以獲得更低的產品價格。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南方周末：兩位如何看由跨國公司倡導和實踐的企業社會責任？
陳佩華：“企業社會責任”所謂的行為守則，沒有法律根據，這是資本自發的東西，他不會很認真執行的，對供應商的一些違規行為通常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中國的法律在工資工時方面的規定比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守則的相關規定要來得更充分、更好。
艾倫·弗里德曼：我譴責企業社會責任模式。我認為它是跨國公司以自我管制做幌子，來逃避政府管制的一種嘗試。在從廣東省獲得的第一手觀察中，我看到這種模式并沒有改善工人們的生活。而且，這種模式假設跨國公司們一邊要求他們的供應商實施這樣的標準，一邊又壓榨供應商以獲得更低的產品價格。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其結果就是跨國公司：(1)花費數以億計的資金公關，宣傳企業社會責任，以平息消費者的指責，從而重新占據道德高地；(2)繼續強化對供應商的壓榨；(3)為供應商們忽視現有勞動法監管提供動機；(4)并逃避所在國對它們的任何處罰。
更重要的是，當企業社會責任把焦點放在工人的經濟、健康／安全需要(例如，遵循最低工資法、健康和安全標準、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等等)上時，它逃避了產業勞動關系的核心問題。這就是工人有自我組織、通過工會表達他們的合理需求，有尊嚴地參與經濟活動并獲得法律保護的權利。
保衛勞動合同法
“我們落伍了。尼克松1971年就來了，我們2007年才來。” 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勞工組織開始意識到，全球有大約25%的雇員在中國，因此他們稱，捍衛中國工人的權利，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捍衛全球工人的權利，阻止全球工人工資和勞動條件的“探底運動”。
一場震動全國的立法博弈，一次跨越國界的聯合行動
不請自來的闖入、趾高氣揚的威脅，上海美國商會和20余家美資企業在一次勞動合同法研討會上的表現深深刺激了參與該法起草工作的劉誠教授，在他的努力下，一場勞動合同法保衛戰于半年前在美國打響。令人意外的是，這部中國法律在美國贏得了熱烈的支持，并且促成了中美工會間的第一次正式交流
中美工會首度握手
一場中國勞動合同法(草案)的保衛戰半年前就在美國打響。
美國勞工組織、國會左翼成員及美國主流媒體紛紛譴責在華的一些美國著名跨國公司及其協會，稱他們試圖通過強硬的游說活動對中國正在審議中的法律草案施加影響，以限制新法賦予中國勞動者的新權利。
如今，這場旨在提高中國勞動者特別是中國工人權利的保衛戰，又達到一個新高潮。
上周五，隨著美國兩大全國性總工會之一“變則贏”(Change to Win)代表團開始在中國的破冰之旅，美國工人的聲援之手第一次正式跨過太平洋與中國工人相握。
“我們的確認為勞動合同法是好事。美國公司任何使法律縮水的嘗試都應該阻止，我非常反對他們的做法。” 美國著名工會領袖、國際卡車司機協會主席詹姆士·霍法上周五在上海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霍法說“變則贏”還計劃在北京和美國商會——該組織是國外勞工組織宣稱的“血汗工廠游說團”中的一員——討論美國公司對中國勞動合同法草案的抵制事宜。
應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邀請，“變則贏”代表團正在中國進行為期10天的訪問。該工會聯合會的成員包括美國最大的行業工會“服務業員工國際聯合會”在內的多個大型行業工會，共代表大約600萬名美國工人。
不過，對中國工人擬議中的新權利的聲援，以及向一些跨國公司及其協會施壓只是“變則贏”這次訪問中的議題之一。
真正讓這次訪問具有歷史意義的在于“破冰”，因為這意味著美國工會改變了幾十年來對中國工會的抵制政策，中美之間的另一場冷戰結束了。
“我們落伍了。尼克松1971年就來了，我們2007年才來。” “變則贏”的執行總監Greg Tarpinian坦言。
“我們覺得是時候抬起埋在沙子里的頭，和這個大國接觸了。”霍法說。
這次中美工會之間跨越幾十年恩怨的握手，源于雙方面臨的共同難題：在資本無疆的全球化時代，弱勢的工人該如何更好地保護自己的權益？在一個資本合作越來越全球化的時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和勞工組織是否也應該有更多全球性的接觸和合作？
隨著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不斷刷新歷史記錄，美國勞工組織普遍認為是中國通過不公平的貿易措施，“偷”走了美國人的飯碗。因此他們已經成為美國國內一支有影響力的反華政治力量，要求美國政府和國會在諸如貿易和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上制裁中國。這些組織的代表就是美國兩大全國性總工會的另一家勞聯產聯。
“變則贏”的霍法至少3年前也持同樣的看法。而這次來訪，主旋律則是“團結”。
5月15日“變則贏”就出訪中國發布的新聞稿，標題就是“構建新一代的團結”。
構建這種團結的基礎不僅在道義，更在利益。
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勞工組織開始意識到，全球有大約25%的雇員在中國，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其工人的工資水平和勞動條件決定著發展中國家——也越來越影響著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和勞動條件。
因此他們稱，捍衛中國工人的權利，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捍衛全球工人的權利，阻止全球工人工資和勞動條件的“探底運動”。
美國行動
如果不是因為去年10月13日《紐約時報》頭版的一篇報道，正在審議中的中國勞動合同法(草案)的修改基本還只是個國內事件。
實際上，在國內有關該法的討論史無前例地大眾化。自2006年3月勞動合同法草案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后，短短1個月就收到意見19萬件，遠遠超過物權法草案公開征求意見時一萬多件的反饋。同時在中國法學界，所謂的“資方代表”和“勞方代表”對該法的爭論已經白熱化。
在《紐約時報》那篇題為《中國法律草案將加大工會權力、結束勞工侵權》的文章中，作者寫道：“美國商會——其成員包括戴爾、福特、通用電氣、微軟和耐克等諸多美國大公司——為了逃避新法賦予工會和勞動者的新權利，正在積極游說，勸說中國政府修改甚至放棄擬議中的新法。”
文章也提到一個叫做“全球勞工戰略(Global Labor Strategies)”的勞工組織于文章發表當天發布的報告《中國長城背后》，詳細闡述了這些外企協會的抵制行為。
“全球勞工戰略”事后稱，《紐約時報》這篇文章參考了《中國長城背后》的很多內容。
文章發表后，《紐約時報》收到了大量反饋，其中一些讀者來信被刊登在三天后的報紙上。
“全球勞工戰略”更是收到了全世界如潮的來信，美國和全球工會組織、墨西哥保稅加工出口廠的積極分子、貿易游說組織、外包倡導者、中國學者和立法者甚至美國銀行，紛紛向“全球勞工戰略”詢問更多的信息以及怎樣參與進來。
他們中很多人寫信給沃爾碼和其他公司，美國商會遭到譴責，西班牙語版的《中國長城背后》在墨西哥加工出口廠里散發，而所有這些僅僅就發生在文章見報后的三個星期以內。
這個話題的影響并沒有止步于公民社會，美國立法機構國會也在采取行動。
2006年10月31日，美眾議院民主黨議員Lynn Woolsey以及其他25議員聯名給布什總統寫信，“對美國公司損害中國工人最基本人權、阻止擬議中的中國新勞動合同法賦予工人新權利和勞動標準保護的行動表示抗議”。他們敦促布什總統站出來，對國際承認的工人權利表示支持。
因為沒有得到總統的回應，12月，這些議員又向國會提交了一份法案，敦促布什總統對中國勞動合同法草案所給予工人權利和保護的條款表示支持，譴責那些試圖限制中國工人新權利的美國公司及其在中國的分公司。
2007年4月3日，“全球勞工戰略”又發布了一份跟進報告，題為《不當影響：公司在中國新勞動法之爭中取得進展》，詳細闡述了上海美國商會、美中貿易委員會以及美國跨國公司通過游說，使新法草案在合同簽定、集體談判、解雇等權利上做了有利于用人單位的重要修改。
目前該法草案已經過了三審，預計下月通過。
一個中國人在美國會作證
劉誠自稱是這場中國勞動合同法全球保衛戰的首倡者。
這位上海師范大學法政學院法律系的教授說，去年4月24日，在他參與組織的一個勞動合同法草案研討會上，發生了一件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這個事情最終促成對新法草案的關注從國內走向國際。這次會議是在上海華東政法大學舉辦的。
當天上午，在沒有受邀的情況下，二十來家美資企業的人力資源經理在上海美國商會有關人士引領下闖進研討會現場，以撤資相要挾，要求修改草案；并且以人力資源管理理論批評草案。
根據劉誠回憶，威脅撤資的那個加拿大華人站著用英文演講，指手劃腳，趾高氣揚。大家都非常生氣。當天參加討論的人來自法學界、企聯、全總、勞動部等部門。
“這充分暴露了這些平常大談公司社會責任的企業的真實意圖。” 劉誠說。
事后，他馬上向一百多位勞工、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外國朋友通報了這件事。“我們要打一場勞動合同法的保衛戰！”劉誠對他們說。
于是后來就有了全球勞工戰略的獨立報告和《紐約時報》的頭版文章，中國勞動合同法草案保衛戰在美國打響。
事情在今年3月又達到一個新的高潮。3月23日，劉誠受邀在美國國會進步小組(代表70名眾議員)就跨國公司阻撓中國勞動合同立法問題作證。在一個半小時的作證中，他還特別強調了全國總工會在立法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從中國大陸去美國國會作證，而且是正面、積極的，我是第一人。”他說。
這是劉誠第一次訪美。在17天的密集訪問中，他分別在舊金山、波士頓、紐約和華盛頓參加活動45次。除了國會作證，他還在加州大學伯克立分校、哈佛大學法學院等地演講，此外還拜訪了參議員、國務院及國家勞資關系委員會，以及包括勞聯產聯在內的多個工會。
值得一提的是，在會見勞聯產聯領導人的時候，很多外國朋友都建議劉誠不要談全總，因為勞聯產聯對全總不太友好。不過在交談中，勞聯產聯的三號人物財務長理查德·特羅卡主動問起全總在立法上起了什么作用。
“一談到這個話題就比較愉快了。我說，全總堅定地站在工人一邊。他們的態度也有所轉變。” 劉誠說。
“美國工會對中國工會存在誤解，這需要溝通。”他說，“按照美國的政治模式來理解中國，肯定不行；按照今天的美國來理解中國，肯定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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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宗旨之爭
應該平等保護勞資雙方合法權益，還是應該傾向于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一方認為，應該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為依據，維護當事人的利益。而另一方認為，勞動合同法應該是勞動法的系列法，勞動者在勞資關系中天然處于弱勢地位，需要通過立法加以平衡。
適用范圍之爭
關于這部法律的適用范圍，目前草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民辦非企業單位(以下簡稱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訂立和履行勞動合同，適用本法。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與其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爭議較大的是事業單位的人員是否納入到勞動合同法的適用范圍。
經濟補償金之爭
《草案》規定，終止勞動合同需給予經濟補償。在終止合同時，經濟補償按照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的標準向勞動者支付。不滿一年的按一年計算。有人認為提高了企業的解聘成本。
競業限制之爭
《草案》規定勞動合同終止或者解除時，用人單位向勞動者支付的競業限制經濟補償，其數額不得少于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的年工資收入，這就意味著用人單位以前只限制員工而不支付經濟補償將成為歷史。有人認為草案規定的競業限制補償標準過高，也有人認為勞動者因違反競業限制向用人單位支付的違約金標準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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