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蝸居》：“現在倒好，連靈魂都被掏空了”

　　黃平 |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原題《在“中國夢”的斷裂處重建對“改革”的文學想象——以小說<蝸居>為例》

　　原載于《探索與爭鳴》雜志2010年第8期

1資本時代的“新人”

　　由一處“性交易”的細節說起。

　　在《蝸居》中，大學畢業生海藻無法承擔上海的高房價，以身體交換首付。這是小說及同名電視劇的主要情節。不過，一處有意味的細節往往被觀眾忽略。海藻曾經嘗試抵抗這場“性交易”，但不是維護身體的純潔，而是拒絕市長秘書宋思明特殊的性要求，她覺得“臟”。然而事實是，“海藻并不是真有潔癖，但某些親昵之舉，她只會和小貝才有。她會固執地認為，某些付出，必須是自己的至愛才可以”。

　　這種“人性”的抵抗，似乎古怪，又有一種莫名的辛酸與震撼：和“尊嚴”、“靈魂”、“愛情”有關的一切，已經淪落到了何等地步!

　　具有深意的是，控制著資源分配大權的市長秘書宋思明，非常在意海藻是否接受他特殊的性要求，他將其視為“愛”的象征。對于海藻，宋思明所需要的不僅僅是生理上的滿足，更是心理上的“臣服”。

　　這構成了小說《蝸居》一條潛在的線索。比如，在和海藻開始交往后，宋思明多次要求海藻承認“愛我”：

　　宋思明摸著海藻的嘴唇，咬著她的耳朵說：“說你愛我。”

　　海藻不說話。

　　宋思明再次乞求：“海藻，說你愛我。”

　　海藻依舊沉默。

　　宋思明不再要求。“總有一天，你會說的。”

　　又如：

　　宋思明的眼里有一股火，他一面發力一面問：“你愛誰?”邊說邊做邊揪住海藻的頭發。海藻被揪得生疼，嘴上還邪笑著答：“我愛小貝。”宋思明真的怒了，一面用力一面大聲問：“你到底愛誰?”海藻也瞪起眼睛回嘴：“我愛小貝!”聲音鏗鏘有力。宋思明一只手捏住海藻的下巴，一只手攥住海藻的胸下力揉捏：“說你愛我!”“我愛小貝!”“說你愛我!”海藻的聲音都變了，瞳孔開始逐漸放大，她不由自主地雙腿環繞宋思明，顫抖尖叫著喊：“我愛小貝!我愛小貝!我愛小貝……我愛……”

　　然而在以高房價為代表的物化困境面前，海藻逐漸放棄抵抗，終于被“規訓”出了對宋思明的“愛”。在與小貝分手之后，絕望中的海藻放棄了最后的抵抗：

　　宋思明躺在地毯上，摟著懷里安靜的海藻。他說：“說你愛我。”

　　海藻柔情蜜意地說：“我愛你。”

　　宋思明滿足地笑了。

　　一場“性交易”，最后竟“規訓”出了“愛情”。但是，這樣明顯的“規訓”被觀眾忽略了。宋思明甚至被部分網友視為“模范丈夫”，網上有所謂“嫁人就嫁宋思明”之論——這真是一個悲劇正在發生但人們卻渾然不知的時代!

　　女主人公海藻，毫不夸張地說，其境界遠低于白毛女。和期待“解放”的喜兒相比，畢業于名牌大學的大學生海藻，完全沒有任何“理念”上的確信，她所寄托的不過是和男朋友小貝空幻的“至愛”，一個純粹的個人主義的神話，結果毫無意外地被“高房價”所喻指的官(宋思明)、商(陳寺福)、學(沈律師)盤根錯節的精英利益集團完全粉碎。最后，她甚至甘于“二奶”的角色，可以在暴怒的母親面前，平靜地表示宋思明對自己是“負責”的。

　　這正如研究者所分析的，“《蝸居》充分顯示了，在現代社會中四處謀求利潤的‘資本’所具有的兩種‘偉大能力’：直接購買產品和勞動的能力（并調用各種社會資源，為這種購買提供便利）；間接購買對它的服從和認同的能力（并通過控制各種文化資源，以道德、愛情、美學的名義，掩蓋這個購買的實質）”。

　　套用海明威“可以被打敗，不可以被打垮”的名言，“高房價”所象征的利益集團與“海藻們”的博弈，不僅僅是打敗，更是打垮——通過“房奴”這種制度結構，房奴與利益集團之間生成一種依附性的人身關系(不僅僅包括未來二三十年的收入，還包括父母的畢生積蓄)，并不斷內化對于“現實”的“認同”，直到生成新的道德觀。

　　這個關系就像《蝸居》的一句旁白：“就算是強盜，也不過是掏空你的口袋;可現在倒好，連靈魂都被掏空了。”

　　社會各界對“高房價”之于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等方面的負面作用，已經有較多的討論。不過，“高房價”所帶來的最根本的沖擊，不是經濟崩潰，而是道德觀的沖擊。

　　這種“新”的政治經濟關系，最終的目的是塑造出“新人”，一種完全喪失獨立性的依附性的“主體”。本來這種“主體”可以通過不斷自我改造——這被敘述為從學校到職場無休無止的“奮斗”——以求得維持基本生活。然而，隨著房價不斷攀升直至天價，可以交換的資本已經耗盡，“主體”勢必走向“分裂”，將不可交換的情感、身體“資本化”，在“市場”中謀求交換。

　　就《蝸居》而言，姐姐海萍停留在自我改造的階段，幻想通過家教這類第二職業的“奮斗”以追趕房價;妹妹海藻進入了分裂的階段，將身體資本化，交換了6萬元去支付首付。

　　“新人”的終點，就是新的道德關系的出現，以應對“主體”的分裂乃至于崩潰。換句話說，“新人”背后的政治經濟關系，在最樸素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意義上，生產出新的“敘述”，必定會在觀念的層面上重新定義“道德”（而不是實踐層面上的社會結構改造），以象征性地彌合“主體”的破碎。簡略地說，即重新定義“人生”，并給予“何謂人生”一個識時務的答案。

　　這并不奇怪，試回憶“改革”的初始階段，路遙的大作《人生》就是顯豁的象征，講述彼時的“新人”高加林如何重新定義“人生”。

　　每到歷史的關節點，新的道德觀一定被釋放，并且伴隨著文本內外激烈的道德沖突。然而，比起所謂“靈魂深處鬧革命”那一類直露的招魂術，當下的“新人”與“新道德”的生產既隱蔽又有效，似乎“本應如此”。

　　對于這一問題的回應，已經不能簡簡單單地在道德領域予以解決。回應當下對于“主體”的詢喚，勢必需要回到歷史之中，回到新世紀的歷史場域中。　　

2斷裂的“中國夢”

　　2月27日，溫家寶總理在與新華網網友在線交流中，引用了“蝸居”的例子，“群眾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所謂‘蝸居’的滋味。”

　　同樣，有記者問上海領導是否看過電視劇《蝸居》，上海領導坦言，“不但看過，而且我還推薦給上海市的相關干部，讓他們也看一看這部電視劇。”“這部電視劇反映了當代年輕人對于住房的渴求，過高的房價確實讓他們倍感壓力。”

　　如今，無論中央政府抑或地方政府，緊鑼密鼓出臺調控房價的政策，抑制高房價，已經成為社會共識。

　　筆者不想在此討論純粹經濟學意義上“高房價”的危險，而是想指出，由于住房是生活必需品(和教育、醫療相比尤甚)，社會所有成員都要或早或晚進行住房交易。

　　“高房價”不僅僅是某個商品——比如大蒜或綠豆——價格過高，“高房價”意味著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的嚴重不公。換句話說，控制房價的一方，可以輕易地攫取購房者的勞動價值。

　　如研究者指出的，房改之后，10萬億財富從居民一方流向政府、企業，“1999年至2009年，住宅銷售收入共計14.31萬億元，將此數乘70%得10.02萬億，即房改后的11年里政府和企業通過住房從居民手里拿走了10萬億財富。正是這10萬億導致了中國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

　　由此可見，由于“土地財政”這類問題的存在，“高房價”比金融投機更為惡劣，其本質是一種特殊的“稅”，和勞動收入相比，抽血力量十分驚人。

　　而且，不僅僅是“抽血”，“高房價”更是異化了勞動的意義。房地產投機所得遠遠超過白領、醫生、教師等中產階層工作所得;同時，由于房價上漲速度遠遠超過工資上漲速度，導致一種噩夢般的悖論局面出現：越努力工作，越買不起房;越買不起房，越努力工作。

　　故而，由于無法依賴自身勞動來交換住房這一生活必需品，海藻這一代注定喪失主體性，成為依附性的存在，以此嘗試繞開扭曲的房地產市場。這表現在就業上就是“公務員熱”，表現在婚姻上就是“富二代”受歡迎。結果是，“權力”與“財富”的魅力，在“高房價”時代被加倍放大。

　　毫無疑問，如果一代代大學畢業生們只能選擇依附在這個集團或那個集團之上，中國社會的活力、夢想、創造性將消失殆盡。“高房價”讓中國時間在某一刻停止了，這樣的“穩定”讓人窒息。

　　故而，宋思明的“反動”，不僅僅在于他的“腐敗”，而在于他是這種“穩定”的象征。對于宋思明而言，這個穩定的結構不容質疑，海藻的痛苦，也是因為僭越了自己在結構中的位置。且看宋思明的“位置說”：

　　宋思明說：“資本市場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練的角色。只能慢慢努力吧!海藻，也許你可以換一種活法，不走你姐姐的路。本來，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各種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是什么位置?”

　　宋思明意味深長地淺淺一笑：“你自己會找到的。”

　　宋思明這類“位置說”的可怕之處在于，這是一個“中國夢”的問題，它粉碎了1990年代以來通過“個人奮斗”(名校名企)達至“幸福生活”(有房有車)的幻想。本來30年的“改革”偉大而迷人之處，就在于承諾了一個普世意義的“中國夢”——廢除階級出身，強調知識與教育，尊重個人奮斗，保障公平與自由——概言之，承諾一個充滿無限可能性的未來。

　　在這個意義上，此刻的“中國夢”，就是“改革夢”。“改革”在意識形態上的重要支撐，即是對于未來可能性的信仰。然而，如果留給海藻的“位置”只是“情婦”，海萍、海藻這樣普通家庭的后代，哪怕是考上了名牌大學，又有什么未來可言？！

　　在“文革”結束三四十年后的今天，遇羅克的《出身論》重讀起來依然令人刺痛：“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改革”的偉大之處，原本在于賦予1980年代的“孫少平”和今天的“海藻”，一個公平、正義、依靠努力而不是依靠特權的美好未來。但是，以“高房價”為征兆，原本十分脆弱的夢想，正瀕臨崩潰，誠如海萍所言，“我哪有什么未來”。

　　近乎歷史的報復，在“下崗”、“三農”之后，“中國夢”的崩潰，已經上卷到曾經在工農面前自私、冷漠、充滿優越感的中產階層。“高房價”加劇中國社會階層的“斷裂”，并催生“中產”的底層化。

　　如研究者所言，“長期以來，農民、民工和下崗工人一直被認為是底層的主體，他們也是當下底層文學的主要敘述對象。而在《蝸居》中，底層的覆蓋面顯然有所擴大。蝸居的主人公是一對畢業于中心城市江洲的名牌大學生。在傳統的觀念中，他們似乎遠離底層而更接近未來的中產階級”。

　　由此可以窺見，在高房價的壓力下，“商品房早已不再是單純的生活必需品，日益淪為富裕階層投資增值的金融交易工具，而遠離普通百姓。這一事實，在民生、經濟、金融、社會和政治等諸多方面，導致了一系列嚴重后果，其中之一便是‘白領中產’階層的瓦解”。

　　在這個意義上，原來帶有濃厚中產階級意味的“中國夢”瀕臨破產。值得警惕的是，由于“中國夢”就是“改革夢”，“中國夢”崩潰的同時，必然是“改革”的危機時刻。這類苗頭已經出現，其標志就是“富二代”、“窮二代”的流行，在“水木社區”等大學生論壇上，大量應屆畢業生將“就業”直接稱呼為“拼爹游戲”。

　　有意味的是，在他們父輩的“1980年代”，“改革”充滿著各種可能性——宋思明就曾經是1980年代的一個窮學生，一度在教授女兒面前自慚形穢。然而，僅僅經過一代人的時間，“改革”開始變得像混凝土一樣凝固，既得利益像遺產一樣在家族內部承襲。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夢”不是“破裂”，而是“斷裂”，對于一部分青年如此輕松，對于另一部分青年卻過于艱難。這是一種隱匿在社會深處的——和“文革”時期相比——更為危險的“血統論”。

　　就在筆者寫作本文的同時，此起彼伏的報復性的幼兒園殺童慘案爆發，隨即是接連不斷的富士康跳樓事件。“改革”如何“深化”以應對當下的癥結，實在值得深刻反思。　　

3重建對“改革”的文學想象

　　以藝術價值的角度來衡量，《蝸居》充其量只是一部具有現實主義意義的小說。語言拖沓、貧乏，流水賬一樣地“講故事”，過于遷就電視劇的套路等，削弱了小說可能的藝術深度。

　　然而，《蝸居》的意義不在于此；它的意義在于昭示我們，海藻所處的時代，最偉大的使命是重新激活對于“改革”的“想象”，重新講述“中國夢”。

　　在1990年代以來社會原子化的運動中——階層與階層被分割，個體與個體被分割，最后人性共通的體驗被抽空乃至虛無——我們逐漸喪失對于“改革”的想象。100年前的先驅尚能“閉上眼睛，就是中國的明天”，今天理想落空的后代們對于“明天”，還有一個確定的想象嗎?

　　比如，對于“10年后的中國是什么樣子”問題的回答，人們的答案往往是高度物質性的貧乏和蒼白——對于國家而言是GDP達到多少(“保八”);對于個人而言是所謂的“有房有車”。

　　由此，在這種高度物質性的想象中，“宋思明”和“海藻”被模糊為目標一致的共同體;但無論如何，宋思明就是宋思明，海藻就是海藻，二者之間并無主體間性的關聯：只有在將對方純粹視為客體的意義上，宋思明才會發現海藻，一個活著的“夢游娃娃”;海藻反之卻必須承認宋思明的“主體性”，她要不斷地承認“我愛你”，來確證彼此的主客地位。這種充滿差異、等級的主客關系，怎么能夠分享一個共同的“中國夢”?

　　如果一定要宣布這是一個共同體的話，那么不客氣地說，所謂“現代化”，為什么是宋思明首先“現代化”;所謂“有房有車”，為什么是宋思明首先“有房有車”?海藻們又為什么“被房奴”、“被就業”、“被代表”、“被小康”?只有在這種追問中，“海藻”這一代的公民意識才會崛起，重建對“改革”的想象，重述“中國夢”才有了可能。

　　毫不諱言，海藻們的中國夢已經瀕于崩潰，重建對“改革”的想象迫在眉睫。我們必須在比“唯GDP至上”更為廣闊的視野中重建“中國夢”。

　　這種“中國夢”不再是美國式的中產階級生活的物質化想象，不再是所謂的“在名車、豪宅、紅酒、化妝品、高檔廚具這類廣告中，充斥著無數貌似體面、優雅、溫情脈脈的中產階層”。

　　說到底，與“改革”有關的“中國夢”，不僅僅是一套關于經濟發展的大敘述，更在于對制度公平、社會正義、個體尊嚴地活著等與人在世狀態有關的一切神圣字眼的尊重。

　　最后，在關于“改革”的重新想象中，一個近乎老套的核心問題，始終無法回避，而且在“改革”30年的今天尤其尖銳：我們從何處來，到何處去?回答這個“原問題”，不能依靠專家們的偽飾，不能依靠技術性的數目字管理，而是依靠歷史分析、文學想象，以及充滿哲學意味的理論思辨。

　　今天，在板塊化、凝固化的現實困境面前，重建對“改革”的想象，人文科學尤其是文學顯示了其無窮的力量。

　　筆者期待一種新的“改革文學”的出現，以“否定之否定”的邏輯，在尊重“先鋒文學”形式性的基礎上，藝術地再現時代的“內容”，以此推動當代文學和當代社會的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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