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早晨六點半到七點左右總要漫步到國年路政熙路的交叉口，那時那里都有幾個踏黃魚車的攤販。我在那里買一點蔬菜。今天見到一個賣獼猴桃的小販，他坐了電動車來賣獼猴桃，二元錢一個，十元錢五個，我買了五個，由他挑了五個給我。

　　于是閑聊起來，問他那里人?他說江西撫州人。問他每天能掙多少?他說扣除吃用幾十元錢，多的時候一百元。我問他為什么不打工，他說他已打了十多年工。我問他干什么工種?他說在電鍍廠工作，配藥水的，氣味太大，月工資高的時候可以五、六千元，但身體垮了。我問他為什么不回鄉下種地?他說：糧價雖然高了，國家也補貼，但農資如化肥、農藥的成本也高了。我問他，有沒有機械化，他說他們那兒都是山區，都是黃泥路，通不了車，那有什么大型機械，種十多畝田，人累垮了。打工以后，因為是有毒有害的工作環境，不死就好了，回農村根本下不了田。我問：你們那里種糧食嗎?他說：種水稻，特累人，他們打工時都得病了，現在賣水果還能維持生計，比種田要輕松一些。我問：承包地怎么辦?他說：有的轉包了，在山坡上的梯田就荒了，沒有勞力，受益也太低，現在山上種一點樹，要十年以上才能變現;種竹，還每年可以有收益;靠農業，個體收入難以維持，青壯勞動力都外出了，外面賺了錢補貼家用。我問：小孩怎么辦?他說老人在家里帶，平時農村除了老人，婦女和小孩，很少青壯勞動力了。有的夫婦一起出外打工，家里就靠老人照料了。孩子要帶出來生活困難，在城市吃住都貴，現在物價高，這一點收入不夠用。我問他：今后怎么辦，就是這樣過嘛!孩子長大了能讀書走出山區就可以了。我問老人死了怎么辦?他說沒有想那么多。再問：那么你老了怎么辦?他說：回鄉等死嘛，我知道江西是我們的產糧區，是上海的供應基地，也許鄱陽湖周邊的平原地區好一點，但整個山區的農村和農業在衰落，過去的梯田都荒了，今后上海糧食那里來供應，全靠進口，行嗎?靠黑龍江的北大荒，黑土地也在瘠薄，這也很難持續，吃祖宗飯，不知還能吃幾年，令人揪心。

　　我見他有點東張西望，問他看什么?他說：怕黑貓，抓到一次罰50元，一天白做。過了八點，我再走過那里，一個菜攤也不見了，城管來過了。看來他們是在與城管做貓鼠游戲，我認為這里的政府部門似乎應多關心他們的生活和工作，不是單純地趕和管及罰。依法治國，并不是只有懲罰一個辦法來對待人們的過失，甚至是犯罪。雨果的《悲慘世界》主人公冉阿讓，當他去偷神父的祭器時，那個神父是怎么來對待他，感化他改惡從善的。懲罰不是唯一辦法，應該換位思考。

　　上海不只是上海人的城市，這一點俞書記和韓市長一定懂得很深，他們都不斷在做上海對口支援外地的工作，那么又怎樣對待外地農民到上海來打工做小商小販的人呢?能不能讓城管部門換位思考一下，應該如何幫助來滬的農民兄弟，如何幫助他們打工呢?如何讓小商小販們的生存條件改善一點呢?乞討沒有什么見不得人的地方，世界那個城市沒有乞討者啊!城市環境的美好不僅是它的外表，它內心世界對大多數人口的善良更重要。這里便是城鄉結合的點，城市應如何從身邊做起，支援農村，支援農民呢?支援窮苦的人民呢?對口支援很重要，對身邊的農村人口如何也支援他們一點更加直接，更加重要，不要對鄉下人另眼相看，他們可是市民的后備軍啊!我父親便是從無錫鄉下到上海來當學徒工的，那年只有十八歲，有了事業，結了婚，在上海生了我，我才是上海人，然而我的籍貫還是江蘇無錫啊!許多事要放長遠看。如果指導思想擺正了，那么城市面貌便會從心底里發生很大的變化，人都善良而講信譽了。這才是城市最美好的標志，內在的美更重要，對一切人表示出友好和善意的城市才是最美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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