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連續報道了云南一個基層干部招工的事情，顯然這是在表揚他，說他做的好，號召其他地方的干部都效法，進而為最后把農民都勸進城里，然后勸說把他們的土地宅基地通過各種方法轉讓出來，然后發展種糧大戶，或者讓城市資本進入農村，進而完成所謂的工業化城市化。然而，我要說的是，這個政策背后反映出了現在中國政策制定者的屁股和腦袋都出問題。　　

   屁股出問題，指的是現在政府官員公然為資本家拉皮條，顯然政權性質正在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現在僅僅是在經濟發展，創收的表象下慢慢進行量的變化。而腦袋出問題，則是這些官員現在這個所謂的城市化方法根本不會有什么效果，是完全不切實際的。　　

   先說說戶口問題。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戶口問題還是有一定誘惑力的，那個時候還存在農村人花錢弄個城市戶口的事情，然后現在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因為經濟基礎的變化，城市戶口已經沒有誘惑力了，一些下崗職工無依無靠最后甚至全家上吊或者跳樓的事情也在警示著農民兄弟們，即使轉變成城市戶口也沒有什么好處，還是在家里有個宅基地有幾畝地踏實。顯然政府為自己當年對下崗職工不負責任的做法也為自己以后一些政策的實施增加了難度。所以在沒有保證的情況下，農民絕對不會放棄自己在農村的土地以及宅基地，即使在有保證的情況下，他們可能也不會放棄，因為中國這個社會發展真的是沒法預測。80年代的時候工人很吃香，結果90年代開始下崗，90年代白領很吃香，結果現在買不起房，或者成了房奴，現在中國的公務員很吃香，不知道以后會怎么樣。所以分析建國后中國的情況，發現中國社會發展變法太劇烈，社會群體沒有自己固定的地位，也沒有切實的可預見性，所以這種不確定性決定了中國的農民不會輕易的放棄自己的宅基地以及責任田。還有就是90年代后期，當時在分農田的時候，當時國家的政策是30年不變，即減人不減地，增人不增地，并且加了一句，30年以后也沒有必要變了。可是30年過了還不到一半，如今又出現了要收農民土地和宅基地的傾向，政策如此朝令夕改，如何取信于民。政策不能取信于民，又如何能夠讓人民切實的按照政策的號召走呢？這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由此可見，這不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問題，而是瞎胡鬧的問題。按照常理來說，摸石頭是為了過河，可是有的人如果整天在摸石頭，那就有問題了。當年商鞅變法第一件事情就是立信，可見政府信用的重要性。可是兩千多年過去了，今日的中國人還在以現代性自居，片面的幻覺自己在歷史進化的道路上。而西方一些人卻還在懷念那個偉人輩出的軸心時代。　　

   再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當年這句話很火，同時這句話也把中華民族帶入了鼠目寸光的境地，大家只看眼前的現實利益，以至于這個民族沒有了自己的信仰，沒有了靈魂，也沒有了精神。這句話的源頭來自西方，即西方的那套哲學，懷疑主義與經驗主義，實踐屬于經驗范疇，懷疑則是針對真理信仰而言，當年西方人針對的是羅馬天主教，而我們針對的是毛主席思想。不同的是西方掀起這個思潮的背景是羅馬天主教的腐敗與墮落，主將大都是科學家或者哲學家，是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而中國掀起這個思潮的背景是兩條路線的斗爭，是平等與特權的爭奪，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問題，主將看起來是學者，背后則都是大腕政治家。另外這句話背后還有西方勢力要顛覆中國社會制度的因素。所以看起來當時是西方文化對中華文化再次沖擊，其實質則是內外勾結的復辟。如果僅僅是復辟那還好說，這句話還深入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靈魂世界，眼前的小范圍的短時間的實踐結果，就輕而易舉的推翻了中國人的本來的信仰，于是各種社會丑惡以及亂象開始層出不窮。如果說歐洲當年的經驗主義與懷疑主義是從思想領域影響到政治領域，相對于腐敗墮落的羅馬天主教具有歷史進步意義，則中國的實踐檢驗真理的討論則是從政治領域影響到思想領域，相對于清正廉潔的時代則是歷史的倒退。　　

   那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對不對呢？說對也對，說不對也不對。如果實踐是無窮意義上的實踐，則是對的。然而這樣意義上的實踐是不存在的，所以最好不要談什么檢驗真理了，一個地方一種實踐，一個段時間一種實踐，那么天下的真理也就自相矛盾了。而且真理本身就是真理，是不需要檢驗的。正如基督徒不需要來檢驗上帝是否真的存在一樣。　　

   當年的西方社會在處理信仰與表演為經驗主義懷疑主義的理性的關系上，最后形成了信仰與理性的妥協與結合，這樣西方社會發展進入了加速期。而今日的中國卻仍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即信仰如何與理性結合的問題，或者說是信仰為基礎的理性活動問題，表現在中國人的言語上就是這樣一些話：你太封建了，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還信這些，太傳統了，太保守了。顯然短視的實踐為基礎的理性已經全面占據了中國人的大腦，于是今日的中國假貨遍地，黑社會橫行，十官九貪。以前我老家村里有一個老實本分的農民，后來實行村長直選之后，這個人想當村長了，就競選了，最后竟然還選上了，可是，就是這樣一個好人，經過官場的實踐鍛煉之后，最后成了一個吃喝嫖賭樣樣精通的人，這樣的現象不禁讓人感慨，針對這樣的現象我家鄉的人是這么說的：“共產黨不出人”。也許這背后的哲學邏輯都出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正是這種鼠目寸光的所謂理性，造成了今日中國社會的種種亂象。今日中國之經濟，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一個打工經濟。如果具體分析則與當年的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經濟差不多。　　

   首先構成今日中國GDP的主要方面是投資拉動，即房地產，鐵公雞。這些方面基本上實施的是分包制，而不是使用職業化公司化的工人隊伍。即政府搞到一個項目，分包給某個靠著關系建立的公司，然后這個公司再分包給與自己有關系的人，然后有關系的人再分包或者直接招農民工進行施工。可以看到這種經濟關系類似于古代的封建制度，即國王把土地分給有戰功的文臣武將，或者給自己的兒子，然后自己的兒子再往下分，最后下面的農民租種土地，并交納稅費。這個方面在歐洲中世紀和中國周朝表現的比較明顯，只是那個時期經濟主要是農業，所以分包的主要是土地，而如今經濟種類很多了，不僅僅是農業了，所以分包的類型也多了。相同的是分包的對象都是有關系的人。因為這些分包的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形態占了GDP的主要方面，所以今日中國經濟的主體一個重要方面是封建制經濟。　　

   中國經濟現在的外資經濟合資經濟特別多，外國人進入中國使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土地，資源來生產產品，甚至相當一部分所謂的民族工業早已經投入到了國外資本財團的懷抱，中國內部的經濟循環被納入到西方社會的經濟循環中，利潤外流，外國人享受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部分成果，以至于美國的超市里擺滿了中國的商品，價錢比中國國內還便宜，而中國人卻在承受物價越來越高的商品。從這個方面看，今日中國的經濟還具有殖民地經濟的一面，因為出口拉動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面，所以殖民地經濟不是小部分，而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以前計劃經濟時代靠著全體國民省吃儉用積累下來的國有企業，在經歷了破產潮之后，剩了為數不多的巨型企業，而這些巨型企業經過了一系列的兼并重組，股份制改造之后，形成了今日的壟斷行業。這些壟斷行業在老百姓中的名聲很差，他的差的原因除了外部勢力的煽風點火之外，主要還是這些壟斷企業的排外性，食利性，世襲性造成的。這些壟斷企業創造的財富遠遠小于其本身消耗的財富，內部員工的高工資高福利構成了其食利性，這些壟斷企業在行業上的禁止民間資本進入以維護其壟斷利潤構成了其排外性，這些壟斷企業在用人上的不正之風構成了其世襲性。而且這些企業的掌門人大多數都是高官的子女，這似乎跟解放前的四大家族有點像，而且這些壟斷企業的員工往往跟政府機關的人員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樣當年全國人民省吃儉用積累下來的國有企業現在變成了官僚資本企業。　　

   最后說說構成就業主力的私營經濟，中國的私營企業的不規范是很成問題的，表現在各個方面，讓這些不規范的企業來吸納農民工進城，農民在這樣的企業根本就不會有歸屬感，經常會變換工作，如此這般，怎么能指望這些農民工在城里住下來并落戶呢。除了設計通訊領域的華為外，中國的私營企業現在也沒有幾個像樣的企業，具體原因，好多人會說是因為政策的歧視，壟斷企業的擠壓，外企的強力競爭，但是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私營企業本身的問題。舉個例子，現在做大的華為也是一家私營企業，在90年代房地產火熱的時候，華為公司沒有跟風，而是踏踏實實做自己的通訊行業，而當時好多私企甚至國企都投向了房地產，這個形式跟現在也有點像，而最后呢，華為成了世界級的巨頭企業。只是像華為這樣的企業在中國太少了，中國的媒體也不太重視自己民族的驕傲，或者是他們被外部勢力控制，淡化華為的成功，以防止中國企業普遍學習華為，進而展開對西方跨國公司的顛覆。私營企業比較發達的是浙江，浙江里面就屬溫州人了，然而大家都說溫州人會經常，能賺錢，可是我們很少聽說溫州有什么大企業，我們也很難想象一個民族能夠靠著炒房子，造假貨，倒買倒賣，搞小商品實現國富民強。我們不得不說，溫州人破壞了中國商人以及企業家自古以來形成了誠信經營的美德，而現在的中國人普遍羨慕溫州人，則體現出這個民族的價值觀的確已經出了問題。一個企業如果起家不正，是很難有大發展的，所以說一個靠造假貨實現原始積累的企業是很難有大發展的。現在中國有個思想傾向是瞧不起河南人，這里面反應出中國人笑貧不笑娼的價值取向。就偷盜本身而言，尸位素餐的公仆們偷盜最多，造假貨或者通過提供次質的虛假的產品或者服務來獲得暴利的人偷盜最多，佛教與基督教里面的偷盜的含義本身就包括剝削與壓迫。正所謂小盜盜于室，大盜盜于市，巨盜盜于世。顯然現在一股歧視河南人的風氣反應出一些人歧視小盜，而羨慕大盜巨盜，這是典型的笑貧不笑娼。　　

  以上分析看出當今中國雖然在政治上還是獨立自主的，但是在經濟上已經倒退到了解放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官僚資本為主的經濟體系。不同的是當初的民族資本家堅持誠信經營，而如今，誠信經營似乎看起來是傻子干的事情。　　

這樣的經濟體系下，農民工出來工作，是無法穩定就業的，只能是一種不穩定的四處打工狀態，這樣的不穩定狀態下，又如何能讓農民工放棄自身在農村的保障，安心在城市發展呢？　　

所以要實現真正的城市化，就需要從打工經濟轉變到職業化經濟上來，這個轉變的核心是思想價值觀的轉變，是全民族思想的一次洗禮。如果完不成這個轉變，中國的城市化最終會是足籃打水一場空。到那個時候，一方面是農村大批剩余勞動力不出來打工，另一方面城市卻面臨招工難問題，這個苗頭已經開始出現，計劃生育的政策也會加速這個過程的到來。　　

不過仔細分析，上天還是垂青于中國的，讓中國人在一代人的時間里，經歷了社會的巨變，進而讓中國人迅速的明白過來怎么回事，并分析總結，進而為自身以及全人類探尋出一條新路。如果說美國針對中國的策略是溫水煮青蛙，而中國建國后幾十年的滄桑巨變則是相當于把青蛙丟到熱水中，青蛙迅速感覺到了這個變化，在奮力一躍的同時也是新生的開始，今日中國種種思潮好多反映出社會對這種社會巨變的思考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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