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適應了城市的環境,再讓他們回農村反倒不習慣。”
“我們這代人,雖然戶口在農村,但跟農村已經沒有實質關系了。”來自內蒙古興安盟的王德志說。他們從年少時就開始在城市闖蕩,早已對城市產生了依賴。然而,僅僅是依賴,卻沒有歸屬感,精神仍舊是空虛的。
(圖:王德志主持“打工春晚”)
1977年出生的王德志,17歲就被迫輟學到北京打工。在餐館干過雜活,在車間當過技術工,還發過宣傳單,甚至干過傳銷。他永遠忘不了剛來北京的那個除夕夜,自己拖著疲憊至極的身體跑進跑出,卻被老板指著鼻子罵娘。2002年,喜歡文學的王德志與同伴在北京的東北旺創建了“打工青年藝術團”,算是找到了一個心靈歸宿。
“現在有很多‘90后’年輕人來城市打工,跟我們相比,他們沒那么吃苦耐勞。”王德志說,這些小年輕會選擇環境更舒服的工作,即使少掙幾百塊錢也無所謂,因為他們更在意“自由”。業余時間,這些“90后”多數會逛街、泡網吧,上網打游戲或是看電影,冬天還會到冰場溜冰,三五塊錢隨便玩。“已經適應了城市的環境,再讓他們回農村反倒不習慣。”王德志說,但經濟收入和物質條件的匱乏,又使他們難以過上真正的城市生活,于是,就出現了這樣一群“回不去”農村,也“呆不住”城市的人,他們不停地換工作,尋找期許中的未來。
藝術團所創作的作品許多就反映了這種矛盾的狀態。比如王德志和工友共同表演的小品《在城市安個家》,表現了一對進城務工的小兩口的糾結生活。藝術團每年去工廠、企業演出四五十場,多數靠自己籌錢,企業不僅不給演出費,有時連頓飯也不管。
后來,藝術團更名為“新工人藝術團”,把打工群體定位成城市里的“新工人”。很多工友下班后會在藝術團聚集,看書、聊天。藝術團還有數字電影院,這是北京實施數字電影下鄉后,朝陽區文化館幫助籌建的。“電影院有70個座位,周末人多的時候加些椅子,能容納100多人。”王德志說,這里常播放大片,有時也放映與打工生活相關的電影,比如意大利電影《偷自行車的人》、美國電影《憤怒的葡萄》,甚至還有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國內真正適合我們生活、反映實際的電影很少。”
如今,王德志已經娶妻生子,盡管每月只有2000元的工資,但他覺得滿意而知足。不過令他感到不解的是,為何現在的年輕人變得如此不切實際。“在網吧要么看格格、公主,要么是富二代的愛情游戲。很多人幻想一夜暴富或者一夜成名,從此過上奢華生活。愿望不能實現,就陷入絕望,甚至厭世。”王德志對這些“胡編亂造”的影視作品和流行文化很排斥,“我們需要文化,但是是符合生活實際,能引導人積極向上的文化,不能苦大仇深,也不能過于幻想。”王德志說。(本報記者 屈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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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電視臺節目主持人朱軍一方面非常支持王德志的做法,另一方面也在思考:為什么我們要把打工者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對待?
“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平等二字。”朱軍委員說,因為經濟地位、社會地位不平等,我們強調去關心、去幫助新生代打工者,其實是在將這一個群體區隔開。
朱軍委員認為不宜成立專門面向打工者的“農民工圖書館”之類的設施,市民和打工者互相之間有交流,才更容易融合。他建議政府制定一些相關政策,指導各行各業更平等、更人性化地去關心這個群體。
“當這個群體真正感受到平等,擁有了一份自然而然的尊嚴感,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融入城市社會。”朱軍委員表示。
代表委員認為公共文化資源應更大程度傾向打工者
已經在北京漂了很多年的王德志現在是個“文藝”人了,2002年,他和工友們成立了新工人藝術團,主要服務在京打工者,藝術團迄今已經進行了500多場演出,覆蓋20多萬觀眾。開劇場、辦藝術節,所有活動都對工友們開放。但這種豐富自我精神世界的模式存在著很多的困難。“藝術團怎樣發展才能覆蓋更多人?一直靠企業、基金會給予資金支持的藝術團遇到撤資該怎么辦?”很多現實問題困擾著像王德志這樣努力提升自己并服務工友的新生代打工者。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華威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長汪宏坤表示,新生代打工者精神文化生活的提升已經不只是唱唱歌、看看電影就能解決的了,還需要靠他們自己爭取,以及企業的投入,讓職工在工作中獲得尊重。汪宏坤建議政府和社會機構可以樹立一些榜樣性企業,把它們的做法予以推廣。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究員胡偉武表示,近年來打工者的各方面待遇都得到了一定提高,但是打工者精神文化生活的豐富還需要社會的大力推動。“‘文化’不單是藝術、娛樂等內容,更多的應該是以文教人,讓更多人明辨是非,打工者群體和其親屬占到全國幾億人口,更重要的是普及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觀。”
共青團與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面對面 共議豐富新生代打工者精神文化生活
《 中國青年報 》( 2012年02月28日 01 版)
本報北京2月27日電(記者李立紅)“共青團與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面對面”活動今天在北京舉行,團中央邀請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圍繞“豐富新生代打工者精神文化生活”主題進行深入交流。
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陸昊出席活動并講話,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全國青聯主席王曉出席活動。活動由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汪鴻雁主持。
陸昊指出,今年“面對面”活動的主題是“豐富新生代打工者精神文化生活”。提出這一主題,主要考慮到打工者群體是工業化進程中一個數量龐大而又比較特殊的群體,豐富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既是對這一特殊群體應有的關愛和精神需要的尊重,也是落實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繁榮在這一群體身上的具體體現。新生代打工者從農村來到城市,在為城市發展作出貢獻的同時,渴望體驗城市文明,希望能在城市成長發展,也同城市青年一樣,越來越需要人文關懷、情感交流和休閑娛樂,關注自身權益維護。但是從實際狀況來看,目前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還存在很多現實問題。勞動強度大,工作、生活環境不夠好,生活單調;長期在外,缺乏必要的家庭親情交流,社會交往范圍也比較窄;外部競爭壓力大,城市社會對他們的接納程度不夠,缺乏穩定感,有的人還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心理問題;休閑娛樂方式很少,不少企業提供的文化活動有限,社區文化設施覆蓋程度也不夠,他們很難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務。如果說新生代打工者的社會融入需要一個足夠的過程來完成,豐富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則是一個可以突破的工作起點。
陸昊指出,在研究討論新生代打工者精神文化時,要充分認識到,解決好這一問題,需要政府、企業和全社會格外關注、共同努力。一要注意充分尊重打工者的精神文化偏好選擇,注重針對性,切合他們的實際需要。二要因地制宜,積極創造條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多做工作。三要注意針對多數人的普遍性需求,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四要既關注“文化”,開展必要的文體活動,更要關注“精神”,幫助他們理解社會變化,理解今天的生活,理解今天的工作和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增強群體自信,建立合理的工作和生活預期。
針對目前新生代打工者精神文化存在的問題,陸昊代表團中央向參會的代表、委員提出3點建議:
一是建議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在關注廣大農村的同時,更多地關注城市化進程中的新生代打工者群體。在打工者集中的社區、工業園區、企業等場所,加強公共文化設施建設,提供便于參與的基本文化服務,支持打工者業余文化組織。
二是呼吁企業更多地關注新生代打工者的新特征,特別是他們在收入與閑暇、收入與勞動強度、收入與精神愉快程度等之間的選擇上發生的新變化。在正常工作的同時,多組織豐富多彩的集體文化生活,更多關注員工的精神文化需求,使他們有效緩解壓力,增加工作生活愉快程度,更好地在企業工作,增加企業的內在凝聚力。
三是全社會積極營造有利于新生代打工者融入城市的良好氛圍。充分尊重他們的勞動創造,促進城市居民與他們的情感交流。鼓勵公益性文化機構和各類社會組織提供免費或優惠的文化產品,多創作、提供一些貼近他們工作生活實際的文化作品。有資源的單位多開放有關的體育文化場所,努力使他們的業余生活更加豐富。
陸昊強調,新生代打工者是共青團組織需要聯系服務的重要群體,也是共青團組織需要融入的廣大青年群體。各級團組織要繼續強化駐外團組織和非公企業團組織建設,建立與新生代打工者的常態化聯系;在此基礎上,因地制宜、針對需要、盡力而為地豐富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繼續全力做好“關愛打工者子女志愿服務行動”。要辦好各級各類“共青團周末劇場”,合理開放團屬機構的文體設施。要配合有關職能部門,充分借助社會力量,著眼于打工者在學習成才、情感婚戀、身心健康等方面的現實需要,立足團的實際開展好服務和維權工作。要在開展文體活動的同時,注意思想引導,開展勵志教育,把引導他們堅定理想信念和形成健康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結合起來,為全社會最大限度的增進和諧因素。
交流活動中,與會代表、委員圍繞豐富新生代打工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展開討論。大家認為,新生代打工者作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注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重要而緊迫的現實意義。要把新生代打工者精神文化方面存在的問題帶上“兩會”,積極呼吁并提出建議、提案,推動完善相關政策措施。大家表示,“面對面”活動拓展和豐富了代表、委員的履職方式,有效發揮了人大、政協的社會利益表達功能和團組織的維權服務職能,希望共青團把活動經常性地深入開展下去。
“共青團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面對面活動”已經連續開展4年,全國各省、市團組織和超過70%的縣級團組織開展了此項活動。4年來,共青團在省級以上“兩會”共提出有關青少年事務的建議、提案410件,推動解決了一批涉及青少年權益的問題,進一步改善了青少年成長環境。
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團中央等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以及新生代打工者代表參加了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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