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黃宗智教授繼榮獲“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最佳著作獎”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和榮獲“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最佳著作獎”的《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之后，完成了“農業經濟史三部曲”中的第三卷《超越左右：從實踐歷史探尋中國農村發展出路》，并對之前的兩卷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和補充。全書三卷即將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發行。

　　與前兩卷以歷史研究為主的專著不同，《超越左右》一書，集中體現了黃宗智近年來對中國現實的思考。基于對農村現實的經驗和理論分析，以及多年社會經濟史研究形成的深厚的歷史感，黃宗智提出，由于1980年代以來生育率的下降、大規模的非農就業和城鎮化，以及國民收入上升所導致的食品消費轉型，在這“三大歷史性變遷”趨勢的交匯之下，中國農業進入了前6個世紀所沒有的變遷，主要是越來越多高值農產品的生產。他把這種變遷稱作“隱性農業革命”。

　　黃宗智認為，這場“隱性的農業革命”帶來的農業產業結構轉型是以家庭小農場而不是資本主義式的農業企業作為經營主體的。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民人口龐大、人地比例極其懸殊的國家，如果以外來資本的力量分化農村，將大部分農民變為農業雇傭工人，為農業企業勞動，那么將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在農業轉型的大趨勢下，一方面應當維護農戶家庭的經營核心地位，另一方面，需要通過農戶聯合而形成的合作組織來負責單個小農無力承擔的農產品加工和銷售，進而實現農業生產“縱向一體化”(區別于“橫向一體化”的大型雇工農場)，把農產品產業鏈中的大部分利潤歸于農戶。

　　在研究方法上，黃宗智一直堅持從最基本的經驗和實踐事實出發，去尋找最重要的理論概念，而不是從“先驗”的理論出發去“規范”經驗。黃宗智教授認為，只有通過經驗與理論之間的反復連接，才能真正認識到社會經濟現象的真實狀況，進而發現那些由理論推演出的“規范信念”與經驗事實的相悖之處;而學習和掌握各流派的理論，目的不是將其作為“真理”，而是要與這些理論對話，從而幫助自己提煉最符合現實的概念——這些概念仍需要再返回經驗加以檢驗其有效性。黃宗智的一系列學術專著所體現的，正是這種“從經驗出發到理論再返回經驗”的研究進路。

　　6月7日，黃宗智就目前就國內對農業問題研究的狀況以及中國農村發展的出路是什么等問題，在北京家中接受了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

　　訪談

　　問=經濟觀察報

　　答=黃宗智

　　問：你在《超越左右：從實踐歷史探尋中國農村發展出路》一書中提到，“國內對農業問題的理論研究走上了歪途。”為什么這么說?

　　答：現今的主流經濟理論完全誤解了農業。農業既受到人力的限制，也受到地力的限制，這是最基本的道理，也是中國的農學傳統所非常清楚掌握的道理。農業說到底是一種依靠“有機能源”的生產，不同于使用“無機的礦物能源”的現代工業“產業”。一個勞動力通過使用畜力充其量可以把所投入生產的能源擴大到8倍，但遠遠不到一個礦工一年能夠挖掘200噸煤炭所能產生的能源的幅度。與工業相比，農業更嚴格地受到人地比例自然資源稟賦的制約，不可能像工業那樣大幅突破其制約。這是農業與工業間的一個基本的差別，但今天經濟學界則普遍傾向不加區別地使用來自“無機能源”機器時代的經濟學理論于農業，廣泛地把農業當作一個機器時代的“產業”來理解和分析，以為它可以和機械世界那樣幾乎無限度地大規模擴增產量。

　　實際上，人力和地力遠遠不可與機器時代的以百匹、幾百匹馬力計算的拖拉機相提并論。美國那樣的模式，通過使用拖拉機來推進農業的“現代化”，雖然可以克服人力的局限，但并不能克服“地力”的局限，因為作物生產是生物生產，最多只能達到幾倍的增幅，和現代使用無機能源的工業十分不同。美國農業之所以能夠做到幾百倍于中國的單位勞動力產量，靠的不僅是機械，而更主要、更基本的是使用大量土地耕種。

　　目前中國的主流經濟學遵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的理論，將農業等同于工業，并假設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是同樣性質的，其總量和產出幾乎可以無限制擴大。而實際上，農業中的有機要素——土地和勞力——其產出的可能擴大和提高幅度是和工業經濟中的無機要素——資本和科技投入——是十分不同的。人力和土地的產出和總量其實都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前工業化的農業產出主要取決于給定的土地和在其上的人力投入。

　　舒爾茨認為市場機制必定會導致最佳的資源配置，他認為人口過剩不可能存在，完全沒有認識到“人地”關系乃是農業的先決條件。也許是出于對舒爾茨理論的保留，1979年的瑞典科學院經濟學諾貝爾獎遴選組在舒爾茨之外，同時也遴選了在人口問題上和舒爾茨完全敵對的、強調傳統農業中“勞動力無限供應”的劉易斯，讓兩人分享當年的諾貝爾獎。

　　舒爾茨單獨突出“人力資本”，堅持只要具備前提性的私有產權和市場機制，加上“綠色革命”那樣的現代技術投入，便必定會推動、導致“傳統農業的改造”。像他那樣把有機的“人力”和無機的“資本”兩個概念混淆起來使用于農業，本身便顯示對有機體和無機體的基本差異的忽視。中國農業不可能像在美國的地多人少基本條件之下，借助市場機制，通過資本和技術的投入，幾乎無限制地提高單位勞動產出。

　　問：你的意思是由于國情和發展路徑不同，依托歐美歷史發展出來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并不適用于中國。那么中國農業的國情及發展與歐美到底有什么不同?

　　答：我們可以從18世紀中國與英格蘭的農業狀況作對比。首先是兩者在膳食方面的不同：英格蘭的膳食結構中肉、菜、糧食的比例接近1：1：1，而中國的結構則接近1：1：8。這反映了兩個不同的農業體系：英格蘭是種植業和養殖業基本相等的農業結構，而中國基本是種植業;在同樣面積的單位土地上，種糧可以比養殖食草動物支撐6~7倍的人口所需。因此，人口的壓力會排除食草的動物養殖，成為“單一”的種植業。兩地農場在18世紀的平均規模是英格蘭為750畝，中國江南地區不到10畝，華北地區不到15畝。高密度小農經濟允許建立遠比西歐要大且復雜的城市以及士紳和官僚文化。而高密度小農經濟，歷經較長時期的和平，會促使人口繁殖，加重土地上的壓力，從而導致遠比西歐頻繁和龐大的周期性農村社會動蕩。

　　我一貫強調人口因素和人地關系，目的絕對不是想爭論人口是歷史的單一決定性因素，而是要直面中國這個基本國情，意在強調對資本、技術、市場、社會結構和國家等其它經濟因素的理解，必須要看到它們和這個基本國情之間的互動。近年來學術界傾向單一地突出市場因素，幾乎達到過去單一突出階級關系的極端程度。但無論是市場運作還是社會結構，國家制度還是資本和技術，都得結合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來理解。

　　問：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業發展同以往有什么不同?

　　答：中國改革時期的農業“發展”的基本要點是“去過密化”，它是改革時期農村變遷的主線。由于1980年代以來生育率的下降、大規模的非農就業和城鎮化、以及國民收入上升所導致的食品消費轉型(趨向中上層人口的3：3：4的肉：菜：糧食比例)，在這“三大歷史性變遷”趨勢的交匯之下，中國農業進入了前6個世紀所沒有的變遷。高值蔬菜和肉食新農業總量上升以及農業勞動力減低的交匯導致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隨之而來的是農場平均面積和收入的上升。

　　我把這種變遷稱作“隱性農業革命”。它和以往的典型農業革命(18世紀英格蘭和1960、1970年代的“綠色革命”)不同，并不表現在農業主要作物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而更多表現在農業結構轉向越來越高比例的高值“新農業”(即菜果、魚肉、蛋奶)的生產。新農業是資本和勞動雙密集化的農業，既需要資本投入，也需要更高密度的勞動投入。

　　我們根據發改委的農產品成本收益調查以及最可靠的1996和2006年的10年一度的農業普查資料，經過系統梳理和估算，得出的結論是，2006年中國農業總勞動投入中只有3%是雇傭勞動。也就是說，中國農業主體仍然是小農家庭農場。但是，新農業明顯比過去的舊農業帶有更高的資本化(即更多的現代化肥、科學選種和機械的現代投入)。我稱之為農業中“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

　　這是個悖論現象，特別突顯中國特色。其部分原因當然是中國按人口或勞動力一村一村平分土地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資本不容易獲取大片的土地進行雇工生產。但是，同樣不容忽視的是小家庭生產的強韌性。一方面是新農業中小規模生產的優越性，特別體現于拱棚蔬菜種植和種養結合的不定時、零碎而又繁雜、密集的勞動投入，而家庭生產單位結合主要和輔助勞動力生產特別適合如此規模的生產，是廉價的形式。此外則是由單一個體生產單位結合兩種或更多的互補性活動所產生的范圍經濟效益。

　　問：這么說來你認為“家庭小農場”是中國農村發展的出路?

　　答：中共中央于2013年年初提出要發展“家庭農場”，之后全國熱烈討論。其中主流意見特別強調推進家庭農場的規模化，提倡土地大量流轉，以為借此可以同時提高勞動和土地生產率，其口號“家庭農場”是來自美國的修辭，背后是對美國農業的想象。這是個不符合世界農業經濟史所展示的農業現代化經濟邏輯的設想，它錯誤地試圖硬套“地多人少”的美國模式于“人多地少”的中國。這也是對當今早已由企業型大農場主宰的美國農業經濟實際的誤解。今天，美國最大的2%的農場，生產了其50%的農業總產值。其農業中有七八十萬人的農業雇工，另加一兩百萬的外來移民雇工。它對“家庭農場”的定義不是我們一般所理解的、主要依賴家庭勞動力的定義，而是血親和姻親掌控原來的農場所有權的一半以上，和真正的家庭農場意義完全不同。美國農業現代化模式的主導邏輯是節省勞動力，而中國(以及東亞)模式的關鍵是節省土地。美國的“大而粗”模式不符合當前中國農業的實際，更不符合具有厚重傳統的小農經濟家庭農場的理論。中國近30年興起的適度規模的“小而精”的家庭農場才是中國農業正確的發展出路。

　　在市場化了的今天，中國已經拋棄了之前的過分偏重計劃與管制的認識和做法，但有可能會再次過度模仿某一種模式和過度信賴某一種理論而走上錯誤的道路，即今天被認為是最先進的美國模式及其普適的經濟科學。要使當前的隱性農業革命真正成為一個能夠賦予大多數人民以有尊嚴的或小康生活水平，我們必須同時超越左右雙方的意識形態：超越簡單的資本主義原教旨市場主義，而直面中國十八世紀以來人口壓力和勞動力過剩所導致的社會危機;同時，超越簡單的計劃經濟型社會主義，而恰當利用當前隱性農業革命背后的市場需求動力和機遇。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業合作主義也許可能成為這樣一條超越左右分歧的、既非資本主義的也非計劃經濟的道路。中國需要做到的不是過去的為公平而公平，因為那是貧窮中的公平，而是為發展而公平。

　　問：目前，有許多經濟學家提倡廢除土地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借以建立明晰的私有產權，以便達到高效率的資源配置。你怎么看這種觀點?

　　答：人口壓力問題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如果突然采用農村土地私有制，完全依賴市場經濟來做分配，只會導致大規模社會危機。清代中期到現代中國革命之間的200年便是例證。在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下，土地承包的均分制度乃是維持社會穩定的一個基本措施。

　　在承包責任制下，土地使用權被一村一村地均分給村民，因此，中國的農民沒有像印度那樣“無產階級化”——印度農業從業人員中有45%是無地雇工。當今中國的農業收入雖然仍然很低，但即便是最貧窮的農民也占有承包地的使用權利，其所起作用相當于一個生存的安全網，防止了完全的無產化。承包土地意味著農民和農民工可以用自己的承包地權來與想利用他們土地的企業公司談判，從而獲得比無產工人較為優越的工資或就業條件合同。此外，在青年農民外出打工的同時，部分中年以上的農民或婦女，可以繼續耕種其家庭承包地，保有其使用權。

　　中國近年來現今的趨勢是逐漸偏向印度的那種資本主義農業的，其中大規模企業，即所謂的“龍頭企業”，一直受到國家的輔助和獎勵。如今又提倡輔助大戶“家庭農場”。再這樣下去，中國鄉村很可能會像印度那樣快速分化為少數的資本主義農場主和大多數的無產農業工人。

　　中國之所以還沒有完全陷入如此的狀態主要是因為均分土地的承包制度，以及該制度下的小家庭農場為基礎的合作組織。與國家所支持的龍頭企業不同，真正的合作組織是為耕作者的利益而存在的，并不是為了投資者的利益。所得利潤發給社員，不由資本家占有。正因如此，雖然是在不甚友善的環境下，它們仍然展示了可觀的活力。它們很可能可以成為在資本主義和計劃經濟之外的“第三條道路”，這是一個可能可以賦予農民比較公平待遇的走向。

　　當然，今天的所謂“合作社”有許多并不是真正為農民社員服務的合作社，而是由資本掌控者所偽裝的合作社。要促使真正的合作社的發展，需要更積極的政府引導和資源投入。這方面，日本、中國臺灣和韓國的綜合農協是很好的先例，他們結合了(源自日本的)以農政為主的基層政權組織和美國型的高度民主化，以及其逐漸把權力和資源讓給由農民自己主宰的合作社與支農資源。這是一種歷史巧合(日本統治+后來美國的決定性影響)，是中國今天應該借鑒的經驗。

　　問：你覺得當前如果采用農村土地私有制，完全依賴市場經濟來做分配，只會導致大規模社會危機。但如今許多社會矛盾是由于強制拆遷征地而引發的，如果沒有產權保障，農民如何維護他們的權益呢?

　　答：我的書沒有太多討論這個問題，但應該明確，征地問題影響的主要是城郊的農民，只占全國農民中較小的比例。而且，征地過程中雖然有許多過分強制和腐敗的行為，但是，總體來說，被征土地的城郊農民所獲得的是比一般農民高得多的土地等值。涉及全國大多數農民的基本問題不是征地，而是農業和打工。為此，我的研究也一直集中于這兩大問題。兩者的關鍵都不在土地私有化與否，而在農業本身和其生產—加工—銷售綜合一體化以及農民工的二等公民身份。產權問題其實主要是一個源自西方理論所虛擬的問題。

　　問：這幾年開始有“民工荒”現象的出現，新一代農民工已經不能接受低廉的勞動報酬了。隨著三大趨勢的交匯，勞動力低廉的競爭比較優勢還會存在嗎?

　　答:我認為不是這樣的，雖然我在《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及《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農村發展》里描述的是中國農業過密化(Involution，經濟在以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的條件下擴展，即所謂的“沒有發展的增長”)的歷史過程，《超越左右：從實踐歷史探尋中國農村發展出路》講的是去過密化的過程，但去過密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然的話中國就不會有2.7億的農民工。現在剩余勞動力仍然在農村存在，但它主要以就業不足的方式存在。中國今天的戶均農場仍然才約10畝，而美國的則不止2600畝。跟美國比起來，中國勞動力仍然是非常廉價的，美國仍然是一個盡可能節約勞動力的經濟，中國仍然是一個盡可能不節約勞動力的經濟。這也是中國“非正規經濟”大規模興起的關鍵原因。

　　問：什么是“非正規經濟”?

　　答：國際勞工組織在1919年組建于國際聯盟下，并因提倡社會公正而于196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它對“非正規經濟”和其就業人員采用了合理和實用性的定義：即缺乏就業保障、福利和法律保護的勞工。在中國，最恰當的例子是人數龐大的“離土離鄉”的農民工，包括城鎮中新興的較小規模的“私營企業”員工以及“個體戶”，更包括農村的“離土不離鄉”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員工以及個體戶。此外則是農村的農業就業人員，他們和農民工密不可分，幾乎全是“半工半耕”的家庭，農業收入還要低于打工收入，并且同樣沒有國家勞動法規保護和基本沒有社會福利。以上人員占中國總就業人員數的83%。

　　非正規經濟人員之中有許多以低報酬、無福利的臨時工身份就業于正規部門。正規與非正規經濟之間的區別大致相當于中國現行法律中的“勞動關系”和“勞務關系”的區別。勞動關系指的主要是具有法人身份的企業“用人單位”和其職工間的關系，也包括“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適用國家勞動法。它指的是固定的、全職的勞動關系。勞務關系指的則是其他的雇傭關系，包括不具有法人身份的單位與其員工間的關系、未經登記的單位的員工、沒有合同的、或短期的、臨時的、非全日制的或以某項勞務工作為目的的關系。

　　問：這幾年，許多經濟學者寫文章強調中國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時代，并為此出謀劃策。你怎么看這種觀點?

　　答：劉易斯著眼的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人口過剩的事實。“無限的人口供應”是他二元經濟論的出發點，借此來區分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資本主義工業部門。前者的“工資”徘徊于糊口水平，后者則相應資本投入、勞動生產率提高、利潤擴大、信貸增加、更多的資本投入、更大的產出、更高的利潤以及更多的勞動力需求而發展。伴隨如此的發展，現代部門吸納越來越多的農村過剩勞動力，直至其不再過剩而達到一個拐點(其后被人們稱作劉易斯拐點)。此后就會進入新古典經濟學所勾畫的勞動力稀缺狀態，工資將隨之而快速上升。因此，經濟發展基本是一個減少過剩勞動力而達到整合現代勞動市場的過程。

　　對二元經濟模式的批評最初不是來自理論家而是來自應用經濟學家和經濟人類學家的經驗研究。事實是，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在1960和1970年代以來所經歷的城市化規模要遠超過其現代工業部門所能吸收的新就業人員;由農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其實大部分沒有進入現代部門而是進入了傳統與現代部門之間。研究者們提出的“非正規經濟”概念，精確、貼切地概括了這種在城市中的低層次就業。

　　比如國際勞工組織1972年的肯尼亞報告。它是一個動員了48位研究者的大規模研究，由Hans　Singer　和Richard　Jolly兩位英國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主持。當時肯尼亞的現代企業多是資本密集、帶有外國投資的企業，所雇用人員十分有限(雖然其經濟是以年6%速度增長的)。在城市就業的人員，其實大部分不是在正規現代部門就業的工人，而是在非正規部門就業的(被調查者稱作“窮忙族”(“working　poor”)，包括小規模的、不經國家管理、甚或是被國家法規壓制的企業、小販、木匠、修理工、廚師等，區別于受國家管理和支持的大企業。此外，很多非正規人員從事的是“現代”而不是“傳統”的經濟活動，諸如機器維修、現代建筑、銷售、家具制造、出租車等。這些事實都不符合“二元經濟”模式假設的傳統與現代兩部門對立和由此到彼的簡單轉型。為此，報告的作者們沒有采用當時影響極大的二元經濟模式，而改用了正規與非正規相區別的框架。他們強調政府不應壓制非正規部門，應該為其對發展和就業的貢獻而給予積極的支持。

　　問：中國關于非正規經濟的研究處于什么狀況?

　　答：中國主流經濟學無保留地接納了新古典經濟學和美國模式，不僅影響了有關數據的表述，也決定了什么樣的數據被搜集和不被搜集。非正規經濟中對勞動者的不公平待遇幾乎被認作不存在。

　　系統統計材料的欠缺，結合來自原教旨市場主義和現代化主義教條的理論，乃是以理論企望來替代實際的一個重要起因。如此才會使社會學界的部分領軍人士，雖然掌握了相當翔實的農民工研究成果，仍然堅持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現代”的“橄欖型”結構，并預測白領新中產階級將于2020年達到全人口的38%-40%。如此的預測完全忽視了非正規經濟已經從微不足道的數量而爆發性地達到了城鎮就業人員的不止60%，其擴增率要遠比他們模擬的“中產階級”快速。我們如果把農民也納入非正規經濟，在全國范圍內，非正規經濟乃是所有就業人員中的絕大多數——85.0%。

　　2010年，中國正規部門就業人員總數不過與1985年的絕對數(1.2億)相等。要真正達到劉易斯的轉折點，即正規和非正規部門的整合，正規部門尚需要納入該年概念城鎮的2.2億非正規人員以及同年鄉村的4.1億非正規就業人員，真是談何容易!堅持全體就業人員在短期內能夠完全進入一個整合了的單一現代正規經濟部門，是在擬造一個神話。

　　在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里，尤其是中國這樣的國家，勞動力無疑是相對過剩的。在那樣的情況下，市場和利潤最大化的邏輯，肯定會使企業公司試圖把工資盡可能壓到市場機制所允許的最低限度，并把工作時間盡量提高到勞工所能忍受的限度。在勞動力過剩以及沒有國家法規限制的情況下，一個建筑或紡織公司或餐館為什么要支付更高的工資或接受較少的工作時間?一般情況下有更多的后備人員愿意接受現有的工作條件。這正是為什么非正規經濟中的就業人員平均要工作1.5倍于正規人員的時間，而只獲得正規人員60%的工資，并且沒有或只有低度的福利。對擁有龐大剩余勞動力的中國來說，問題是這樣的情況很可能會長期延續。

　　為非正規經濟采取社會公正措施，當然并不意味為公平而犧牲經濟發展。正如眾多學者早已指出，社會公平是社會—政治穩定性的一個關鍵因素，因此也是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更是擴大內需的關鍵舉措。恰當結合國家的社會公正干預和市場的創新動力可以理解為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勞工爭取“有尊嚴的”工作條件。當今的發展目標應該是為發展而公平，為公平而發展。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應有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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