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古典、新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均認為，伴隨著資本主義農業的興起，農業無產階級會快速擴展。這是18世紀英格蘭的經驗，也是當代印度所走的道路。本文的第一個問題是：在目前中國，農業雇工的規模有多大？接下來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和解釋這種規模？答案出乎我們的預期，農業雇傭工人（長工）僅占中國農業全部勞動投入的3%（短工占0.4%），這與印度的45%形成鮮明的對比；而與此同時，在過去的20年里，中國農業發生了實質性的資本化（單位土地的資本投入不斷增加）。我們將這種現象稱為“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這是近年來中國農業發展的最重要特征。

【關鍵詞】農業雇工　統計數據　家庭農場　農業企業　家庭化的生產

一、引言

　　一個世紀以前，關于俄國農業的經驗事實及其變革方向，列寧和恰亞諾夫曾有過截然不同的觀點。列寧認為，伴隨著農業資產階級（富農）的興起，農業雇工的數量在快速增長。基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傳統，列寧認為，資本主義是俄國農業發展的主導方向，因此農村和城市一樣，也需要一場社會主義革命。（列寧［Lenin］，1956［1907］）而恰亞諾夫則認為，與資本主義農業有著原則性區別的農民家庭農業，將長期持續，并且繼續占主導地位。因此，俄國需要的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農業集體化，而是在一個市場經濟環境中，通過農民合作組織，為家庭農業提供“縱向一體化”（從生產，到加工，再到銷售）。（恰亞諾夫［Chayanov］，1986［1925］；沙寧［Shanin］，1986）這是當時關于俄國農業的主要分歧。后來，恰亞諾夫及其同事被斯大林殺害，俄國農業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而計劃經濟體系也被全面確立。

　　現在，當（“社會主義”）集體化農業和計劃經濟在蘇東國家及中國式微之后，這一老問題再次浮出水面，只不過從前馬克思主義和“農民經濟理論”之間的分歧，現在已經變為新自由主義和農民經濟理論之間的分歧。在前者眼里，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的經驗事實和發展方向，是資本主義的（也就是說，基于大規模雇傭勞動的農業），并且應該如此。在改革時期，中國關于農業和農村發展的話語中，新自由主義占到了霸權地位。一種不同的看法是，中國農業仍將以農民家庭經營而不是資本主義經營為主。它的理想前景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傳統的集體化農業，而是一條通過市場化的農民合作組織來實現的發展道路，一如恰亞諾夫原來所設想的那樣。

　　本文的主要對手是古典馬克思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對“資本主義農業”的定義，即以個體化的農業雇工和大規模農業企業為主，而不是以家庭勞動力和農民家庭為主的生產方式。這個觀點仍然具有巨大的影響。

　　當然，并非所有的觀點都和馬克思、亞當·斯密或者恰亞諾夫的觀點相一致。例如，有些學者提出了農業發展的“東亞模式”，將其視為一種結合了家庭農業和政府干預的特殊資本主義農業模式，認為其具體代表是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以下簡稱“日韓臺”）。在他們看來，中國也符合這種模式。（暉峻眾三，2011；張玉林，2011）但正如黃宗智所指出的那樣（黃宗智，2010b：5-15），中國農業發展的歷史更接近印度，而不是日韓臺。從1720年開始，日本已經進入了人口增長緩慢的時期（Hanley and Yamamura，1977），而且，在現代化要素投入開始被引入農業的1890年～1960年間，日本強勁的工業增長吸收了大量的勞動力，以至于這一階段其農業人口數量基本保持不變。這與中國有很大的不同。至于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它們都經歷了20世紀60和70年代的“綠色革命”（主要是化肥、科學選種以及機械的應用，這些現代化要素投入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并由此躍入持續的工業化。而十分不同的是，在中國，現代化投入為農業帶來的產出增長幾乎都被人口的增加所蠶食掉。（下文將進一步討論。）其后，在東亞模式的典范日本，農業人口縮減到總人口的10％以下。雖然家庭農業仍然持續著，但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農業大規模擴展，遠遠超過了中國。

　　在人口壓力以及農業負擔問題上，中國其實更接近印度。而且，在20世紀50年代（現代化的要素投入即將被引入農業的前夜），中國和印度的人均GDP大致相同，比同期的日韓臺要低得多。（黃宗智，2010b：5-15）因此，本文將主要討論中印之間的比較，但也會對中國與所謂東亞模式之間的不同做一定的討論。

　　擺在我們面前的首先是一個經驗的問題。在目前中國，基于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農業到底有多大的規模？中國農業正在向著什么樣的方向發展？我們如何理解和解釋經驗研究所得出的基本事實？

二、數據

　　在中國的改革“轉型”期，毛時代的舊有修辭和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與論述糅雜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混合。舊有修辭中一切關于“階級斗爭”的話語都被清除出去（伴隨著對“文革”的徹底否定），同時，新自由主義實踐及其話語則被安置在“市場社會主義”的范疇之下。這種混合的一個結果是，在官方統計數據中，階級和生產關系幾乎被完全忽視。

　　因此，農業雇工并不作為一個統計指標而存在；龐大的、從事非農業的農民工也同樣不存在。統計意義上的工人，僅指那些（正規的）“職工”。（“職工”這一統計范疇是計劃經濟時代的一個遺跡，當時認為資本主義階級關系已經被消除，白領和藍領工人之間的區別也不復存在。）“勞動”和“勞動者”被限定為工業領域（即“第二產業”，以與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相區分）規范的、正式的職工（經過官方注冊，并且享受法律保護和各種福利）。因此，在關于“勞動”的統計年鑒中，沒有關于“非正規”的農民工的信息（《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2007》）。但我們知道約有1.5億戶籍登記為農民身份的人遠離家鄉在城市工業和服務業中勞動，通常被描述為“離土又離鄉”的農民。此外，還有約1.5億農民在家鄉附近從事非農勞動，通常被描述為“離土不離鄉”的農民。這些勞動者一般承擔著最重、最臟的勞動并且獲得最低的報酬。和正規職工相比，他們基本不享受法律保護，沒有或者只有較低的福利。上述的事實，不是來自官方常用指標的統計，而是來自它們之外的研究。（《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0；一個總結性的討論參見黃宗智，2009；亦見黃宗智，2010a）

　　今天，“農民”仍然是職工和 / 或勞動者之外的一個獨立和分明的統計范疇。早前，農民曾被概念化為村莊集體的成員；現在則主要指那些被政府正式登記為農村居民的人——即使社會現實是這些人中存在巨量非農就業。對于那些仍然留在農業中勞動的人，官方將其標示為“農業從業人員”。農業雇工，和城市、鄉鎮中的農民工一樣，并不作為一個統計范疇而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統計數據的缺失導致了農業雇工研究的匱乏。對學術文獻的搜索表明，國內基本沒有關于這一主題的研究。在2011年8月下旬，我們通過中國知網（CNKI）對“農業雇工”這一關鍵詞進行檢索共得到38條項目，其中大部分是歷史研究，只有6項在某種程度上涉及當代；其中沒有一項研究對某地農業雇工的規模進行數量估計，更不用說區域性或者全國性的數量估計了。

　　然而，通過田野研究，通過書刊文獻的間接描述，以及通過個人的生活經驗、觀察和記錄，我們知道，今天中國存在著相當數量的雇傭農業勞動。至于準確數字，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人的想象，往往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經典馬克思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傾向于夸大雇傭勞動以及“資本主義農業”在目前中國的比例。有些觀點和列寧勾勒出的那幅圖像非常接近；而有些觀點則甚至認為，大型的、資本主義化的農業企業（跨國公司或是本土企業），正在席卷全國。那些質疑正統馬克思主義或者新自由主義觀點的人，則傾向于走向另一個極端——低估或是干脆無視資本主義農業。

　　那么，我們怎樣才能得到一幅更為系統的圖像呢？通過對現有統計資料的檢閱，我們認為較為可信的數據是存在的，但我們需要從中國龐大的統計機構所積累的大量統計信息中去挖掘這些有用的數據。其中，一種較為有用的資料是一年一度的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統計，它們是基于全國1553個縣的60000戶農戶定點調查所編匯而成的。（《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　2010》：“編者說明”第二條）該資料包含調查戶的用工信息，在各類農產品的成本收益欄目中，以播種面積、產量的“平均”雇工費用（元）或勞動日投入出現，與家庭勞動投入并列。①

　　利用這些數據，我們能夠得出調查戶在各種農產品的生產中的雇工投入占全部勞動投入的比例，進而可以估計在全部農業勞動投入中雇傭勞動可能占到的比重。表1和圖1給出了五種主要農產品的生產中雇傭勞動在總勞動投入（以天數計算）中的比重。這五種有系統數據的農產品包括：谷物（三種主要谷物水稻、玉米和小麥的平均，2009年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占全國農產品總播種面積的68.7％），蔬菜（占總播種面積的11.6％），花生和油菜籽（占7.4％，油料作物一共占8.6％），棉花（占3.1％），蘋果（占1.5％，作為所有瓜果的一種近似）。

　　容易看到，對于谷物（最大的一類農作物，占總播種面積的68.7％）而言，雇傭勞動還不到總勞動投入的5％，而且在過去的10年間沒有表現出任何實質性的增加。對于蔬菜（第二大類農作物，占總播種面積的11.6％），雇傭勞動在過去10年間有明顯增加（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在城市和交通線附近，“勞動—資本雙密集”的“溫室”（多是塑料拱棚）蔬菜種植有較大的發展（黃宗智，2010b），但其在全部勞動投入中所占比重，也僅有8.5％。這是因為蔬菜生產仍然主要是由家庭經營實現的，這種生產需要高密度的、細膩的、不定時的勞動投入。（黃宗智，2011b；亦見下文）典型的使用雇傭勞動的經營模式是，夫婦二人雇傭一兩個短工。對于油料作物（第三大類農作物，占總播種面積的8.6％），雇傭勞動占總勞動投入的比例同樣很低，在過去10年里維持在1％～3％的水平。

　　對于棉花（第四大類農作物，占總播種面積的3.1％），過去10年里雇傭勞動占比有顯著上升。調查戶種植棉花所投入的雇傭勞動現已占全部勞動投入的7％。部分原因可能是最近幾年新疆新棉田的大開發——從1996年占棉花種植總面積的24％擴增到2006年的41％。（《中國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資料綜合提要》，2008：7-2-8）因為在新疆土地相比人力更加富裕，所以足有1 / 4的農場規模在100畝以上，同時有較大數量的雇傭勞動存在（雇傭單個雇工的費用也比其他地區高）。然而即便如此，雇傭勞動仍然多是季節性的短期雇工，其主要工作是采摘棉桃。家庭農作仍占主導地位。（毛樹春，2010）

　　唯一一個雇傭勞動投入有顯著增長的例子是蘋果（這是唯一一種有系統數據的水果，占總播種面積的1.5％）。2009年，雇傭勞動占全部勞動投入的比例達到了40％。這部分是因為山區的蘋果地有時候是大片承包的（但也有平均分配給所有農戶的），還因為高價值品種的擴展需要較密集的勞動投入——比如為蘋果套上果袋以增加質量和外觀。同時，采摘蘋果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參見韓文璞，2011）但蘋果生產中雇傭勞動的大量增加不應被過于夸大，因為其播種面積僅占1.5％。

　　高價值蔬菜和水果種植的擴展是中國“隱性農業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一場革命，在過去30年里使農業總產值增長了將近6倍（以可比價格計算）。它背后的動力，主要是人均收入增長帶來的對高價值農產品的消費增長。黃宗智使用“隱性農業革命”這一概念來描述上述現象，以與傳統意義上基于同一種作物絕對產量的提高所呈現的“農業革命”相區別。后者的代表有廣為人知的18世紀英格蘭農業革命，以及更為晚近的20世紀60和70年代的“綠色革命”（中國在60和70年代也經歷了自己的“綠色革命”）。最近的這場“隱性農業革命”并非來自于某種特定作物產量的增長，而是來自于中國居民食品消費結構的根本性重構（以及這種重構所帶來的農業結構轉型）——從谷物—蔬菜—肉類之比例為8：1：1的結構向4：3：3的轉變。（黃宗智、彭玉生，2007；黃宗智，2010b：第6章；黃宗智，2010c；《中國農村統計年鑒  2011》：表6-22）

　　日益發展的畜禽飼養是“隱性農業革命”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圖2給出了幾種主要畜禽產品的生產中雇工占全部勞動投入的比例。首先考察三種主要的肉類——豬肉、家禽和牛肉（按重量計各占2009年全國肉類總產出的64％、21％、8％［亦即共93％］，《中國農村統計年鑒　2010》：7-38，7-40）對于生豬飼養而言，在有系統的、可比較的數據的過去5年間，調查戶雇工占全部勞動投入的比重，波動于6％～8％之間。典型的生豬飼養模式是，一個小規模家庭農場以傳統的方式飼養一兩頭豬，利用殘羹剩飯作為豬只的吃食，這種飼養方式叫做“散養”。“成本收益資料匯編”中所謂的“規模生豬”（其統計標準為飼養規模在30頭以上，參見《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　2010》：附錄一、附錄三），仍然在相當程度上是由家庭經營進行的——規模生豬飼養中家庭勞動約占全部勞動投入的2 / 3。這種規模生豬飼養，如我們所見，僅將全部生豬飼養中雇傭勞動所占比例提高到了2009年的8％。對于牛肉生產，“資料匯編”中僅有“散養肉牛”的數據，其雇傭勞動所占比例在2009年僅為5％。（《中國畜牧年鑒  2010》：205）②對于肉雞（禽肉中最主要的一項）而言，“資料匯編”中不存在不分規模的所有肉雞飼養的數據，因為散養戶不易統計。③但即便是“規模肉雞”這一項目，雇工所占比例也從2004年的22.5％下降到2009年的15％，這顯示出家庭養雞的頑強生命力。基于一些零碎的質性資料，我們可以了解到，即使是大規模的養雞或蛋公司，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和散養農戶簽訂合同來進行飼養，而不是集中于大規模的農場來飼養。（《中國農業產業化發展報告》，2008；亦見黃宗智，2011c）總而言之，和農作物種植一樣，在肉類生產中，家庭勞動同樣占據主導性地位。

　　另外兩種重要的畜禽產品奶類和蛋類（2009年總產量為6500萬噸，相較于肉類的7600萬噸，《中國農村統計年鑒  2010》：7-40，7-41），因為對標準化生產有著更加嚴格的要求，資本主義經營有較大的擴展。如圖2所示，奶牛飼養中，2009年，28％的勞動投入屬于雇傭勞動。蛋雞飼養中，2005年雇工投入占到30％以上，但在2009年則下降到27％。（這也再次說明了使用家庭勞動力的家庭農業的堅韌性。“成本收益資料匯編”里，蛋雞飼養也不存在散養的數據。與肉雞一樣，成本收益調查在2006年放棄了對這一項目進行調查。）

　　對于水產品，在2007年（最后一個有統計資料的年份）總產量達到4700萬噸（相較于肉類的6700萬噸、奶類和蛋類的6200萬噸，《中國農村統計年鑒  2008》：7-44），資本主義經營同樣有著較大的發展，這是因為水產養殖需要相對更高的資金投入。“資料匯編”中，僅在2004年～2007年有“淡水魚精養”這一項目。如圖2所示，在2007年，雇工占全部勞動投入的26％。

　　綜上所述，相比于由資本主義式農業企業進行的大規模生產，中國的家庭農業經營仍占據壓倒優勢地位。對于黃宗智稱之為“舊農業”（主要是由家庭農戶進行谷物、油料作物甚或棉花的生產）的那部分農業來說，尤其如此。對于黃宗智稱之為“新農業”的高產值農產品，尤其是蔬菜、肉蛋奶，很大程度上也如此。后者涉及資本和勞動雙密集的投入：一個勞力可以耕種4畝舊式的露地菜，但同樣一個勞力只能管理1畝新型的塑膠棚蔬菜。類似的，一個典型的農戶利用廚房的剩飯剩菜可以喂養一兩頭豬，而通過利用生物劑將谷物秸稈轉化為飼料則可以飼養10頭或更多。（黃宗智，2010b）水果、奶類和雞蛋生產則需使用較多的雇傭勞動。

　　要精確量化所有的雇工在全部勞動投入中所占的比例，目前看來還不容易實現，其實或許也并不可取。這部分是因為各種農產品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像谷物、蔬菜、花生—油菜籽、棉花、生豬—禽類—肉牛這些農產品，家庭經營仍舊占主導地位；另一方面，有少部分農產品比如水果、奶類、養殖的水產品、蛋類，基于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式農業已經有了較大的發展。然而，我們仍然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總體上看來，雇工仍然只占全部勞動投入的一個較小比重。對于表1中的五種主要農作物（占總播種面積的93.5％）而言，只占5％；對于肉類生產而言只占7％；但是對于需要更密集資本投入的淡水魚飼養和需要更高標準化操作的奶類和蛋類生產而言，雇傭勞動占比則要高些。總體看來，根據成本收益調查得出的雇傭勞動所占比例應該在5％～8％之間，肯定要低于10％。

三、另一組不同的數據

　　5％～8％，或者“肯定低于10％”的估計，或許比有些人的預期要小。但其實這很有可能是一個過高的估計。前面我們給出的統計數據均來自針對全國范圍內60000戶樣本農戶的成本收益調查。這60000戶是個有限的樣本集，我們因此不得不面對樣本選擇所可能帶來的對真實狀況的偏離。確實，這些農戶來自于全國范圍內的1553個縣④，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數目，但必須注意，它同時也意味著平均每個縣只有38戶調查戶。另外，這項調查的主要目的與其說是為了獲取中國農業的基本狀況，不如說是通過檢測不同生產要素成本間的關系，為國家制定價格政策提供基礎。除上述主要目的以外，這項調查也明顯意在為官方所期待的農業發展道路樹立典型。如發改委價格司（該司是這項調查的主導部門）司長趙小平所說：

　　……基層成本調查隊和調查人員……注意發揮調查戶的示范作用，努力尋找適應本地實際的特色產業，為農民提供看得見的致富門路，以一戶帶百戶、一點帶一片，為農民增收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受到了農民的交口稱贊，得到了當地政府的充分肯定。“要致富，看農調戶”成為農產品成本調查為農民增收服務的真實寫照。（趙小平，2004）

　　鑒于趙小平所說的調查戶要發揮“示范作用”，我們認為，成本收益調查所選擇的調查戶，很有可能是那些被認作比較先進的農戶。這種具有傾向性的樣本選擇，很可能會使基于這些調查戶的數據所得到的雇傭勞動占總勞動投入的比重，高于真實情況。

　　那么，怎樣才能糾正這套被廣泛用于學術研究的統計資料（利用這套資料進行研究的最近例子，見王美艷，2011）所可能存在的偏差呢？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是為了克服小樣本所帶來的問題，中國自1996年以來開始進行每十年一度的全國農業普查。農業普查的性質與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類似——后者提供了關于人口的基礎數據。迄今為止，我們有兩次農業普查的資料——1996年度和2006年度。這兩次普查分別以1996年和2006年的12月31日24：00為準。這個大型的農業普查要求每位調查員對被調查對象進行現場訪談，當面填寫調查問卷。調查采用全國統一的標準4頁問卷，并且附有給調查員的詳細說明。調查問卷包含有針對農業雇工數量的項目（標準問卷中的問題10），并且對雇工有受雇時間（6個月以上和6個月以下）和性別的區分。對于6個月以下的農業雇工，調查問卷要求填寫確切的受雇天數。（《中國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資料綜合提要》，2008：第8節，第285～339頁）

　　總的來說，十年一度的農業普查的用意和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相同。與針對60000戶樣本農戶的成本收益調查不同，農業普查意在盡可能精確地捕捉到社會實際，而不附帶任何試圖確立某些農戶作為典型的意圖。實際上，農業普查被用來給中國的農業統計數據確立新的標準。例如，它被用來糾正關于農業的舊有數據，正如人口普查數據被用來更新舊的人口與就業數據那樣。（例見《中國農村統計年鑒  2008》，關于畜牧業情況的表7-38）
　　農業普查中所使用的主導范疇是“農業生產經營者”，它的主要部分是農業生產經營戶，亦即我們所謂的家庭農場，在2006年總計達2.002億戶，它們擁有共3.42億“本戶勞動力”。在這些家庭農場之外則是39.5萬個“農業生產經營單位”，這一范疇包括“企業”、“事業單位”、“機關”、“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以及“其它法人單位”。

　　“農業生產經營單位”中，具有官方注冊的“農業法人單位”身份的有23.9萬個，這些單位共有627.8萬從業人員（平均每單位26人），其中企業共雇傭358.3萬人（占“農業經營單位”雇用的全部從業人員的57％）。也就是說，企業雇用的從業人員僅占全部農業勞動人員（包括家庭農場和農業生產經營單位的全部勞動人員）的1％。（《中國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資料匯編》［農業卷］，2009：表1-5-1）那些在農業企業中的從業人員，應有相當部分可以被視為“農業雇工”，亦即被（資本主義）農業企業全職雇傭的農業工人。

　　如果我們假設所有沒有注冊的“農業生產經營單位”都是私營的、追求利潤的企業（因為別的單位，諸如事業單位、機關、社會團體等，應該多是注冊單位），而且進一步假設它們具有與已注冊企業相同的平均雇員數量（實際上，這些沒注冊的單位可能規模要小），則可以得到另外405.6萬雇傭從業人員。再加上已知的企業雇員358.3萬人，總計可得763.9萬雇員，占全部農業從業人員的2.2％。這一數目可作為由資本主義農業企業雇傭的農業工人的一個上限估計。⑤

　　家庭農場（也就是“農業生產經營戶”）的數據更精確一些。這些家庭農場的“家庭戶從業勞動力”總計3.42億，其中3.37億（98.5％）屬于“自營”，剩余的少部分屬于“雇主”、“家庭幫工”、“務工”、“公職”等范疇。（《中國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資料匯編》［農業卷］，2009：表2-1-14）

　　需要指出的是，農民家庭經濟活動的多變性增加了這些數據本身的復雜性。現在，大多數農戶同時從事多個領域的活動。除農業以外，還有大量的非農活動，比如商貿、運輸以及其他服務業。十年一度的農業普查依據全年從事農業的時間在6個月以上和以下對農戶進行了劃分。依照這種劃分，在被如此統計的3.05億農民中，有2.14億全年從事農業的時間在6個月以上，0.91億在6個月以下。在前者之中，有160萬人（0.7％）被認定為“雇工”；對于后者，沒有直接給出雇工人數，但普查資料指出總計有2.75億個工日是由雇工完成的。按照一年300個工日計算，這些工日被折算為90萬個“年雇工”。（《中國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資料匯編》［農業卷］，2009：表2-1-15）這二者相加，我們可得雇工數量為250萬，這占全部3.05億農民的0.8％。

　　然而還需考慮到，按照一年300個工日折算年雇工，雖然對年雇工來說是合理的，但這樣的天數很有可能比2.14億每年從業6個月以上的“自雇”農民每年的從業天數要多，也肯定比9100萬每年從業6個月以下的自雇農民每年的從業天數要多。更精確的計算雇傭勞動在全部勞動投入中所占比重的方法是，計算自雇農民和雇工的全年勞動天數。如果我們假設從業6個月以上的自雇農民全年平均勞動250天，從業6個月以下的自雇農民平均勞動100天，則可以得到雇傭勞動占全部勞動投入的比重為1.2％，大于前面得到的0.8％。⑥這些雇傭勞動中，64％是長期雇工（6個月以上），36％是短期雇工（6個月以下）。短期雇工的主體應該是那些自己也有家庭農場的農民，他們只是將部分時間與人傭工。這一類人不屬于“農業無產階級”的范疇，而是更近于“半無產階級”。對于在家庭經營的農場中勞動的“農業無產階級”的規模，我們應該使用0.8％的數字。

　　之前我們為農業企業雇傭的農業雇工估計的上限是2.2％，那么加上剛剛估計的0.8％，得到3.0％，這就是全部農業勞動投入中，“農業無產階級”所占的比重。如果我們把同時自己經營家庭農場的短期雇工也計算在內，這一數字將是3.4％。

　　第二次農業普查的數據說明，農業雇傭勞動占全部農業勞動投入的比重要比通過60000個樣本戶的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調查估計的比重要低。這進一步表明，成本收益調查的樣本戶很可能是“致富”的地方“示范”者——這是一種有傾向性的樣本選擇。在獲得更加精確的數據之前，基于60000個樣本戶的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調查所計算得到的5％～8％（或者“肯定低于10％”），可以作為農業雇傭勞動比重的一個上限估計；由覆蓋性更強的第二次農業普查數據計算得到的3.0％或者3.4％，可以作為一個下限估計。鑒于成本收益調查的樣本戶很可能是具有“示范作用”的“先進”農戶，我們更傾向于認為較低的比重更加符合實際。

四、地方和微觀的證據

　　為了賦予上述數據更確切的現實感，我們現在考察地方和村莊層面的經驗材料。

　　（一）上海市松江縣的“綠色革命”：60和70年代

　　黃宗智1982年～1995年間在上海市松江縣長期調查。該縣在上世紀60和70年代，經歷了“綠色革命”，即化肥、科學選種、拖拉機被應用于農業。這些現代化的農業投入，連同電氣化和水利設施的改良一起，帶來了單位土地（每播種畝）產出的大幅增加，并進一步推動了該地區農業生產的勞動密集化。以1955年～1959年的產出水平為100％，1975年～1979年棉花增長到316％，水稻增長到131％，小麥增長到274％。這些增長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農業的整體變遷——雖然是放大了的變遷（由于松江地區處于較為先進的長江三角洲地帶，見表2）。

　　然而伴隨著總產出的增加，勞動投入差不多也增加了相同的幅度。勞動投入的增加主要是因為人口增長的壓力，以及更集約化的耕作方式的采用。在60年代晚期，雙季稻（早稻和晚稻，隨后則是冬小麥）模式的推廣，使勞動投入的密集度達到了頂峰。雙季稻模式之成為可能，則是由于拖拉機的采用——只有利用拖拉機進行機耕，才有可能使每年8月非常緊張的“雙搶”（早稻收割、晚稻插秧）得以實現。與總產出差不多同等幅度的勞動投入的增加，帶來的結果是勞均產出沒有或僅有些許的增加。表3給出了許步山橋（自然）村每個工日的工分值（該村是黃宗智進行田野調查的4個［自然］村之一，有詳細的工分值數據）。可以看出，該村村民每工分的現金收入在1965年～1979年間幾乎不變，維持在1元左右。

　　由此可見，松江地區農業綠色革命所帶來的農業總產出的增長，只不過趕上人口的增長幅度。也可以說，現代化投入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大部分被人口增長所帶來的進一步勞動密集化（和過密化）所蠶食掉。這與日韓臺這些第一批引進現代化農業投入的國家和地區十分不同。（黃宗智，2010b：5-15）珀金斯（Perkins）和優素福（Yusuf）令人信服的研究早已指出，在1950年～1980年間，中國農業的總產出每年增加大約2.3％，而同一時期人口則每年增加約2％。（Perkins and Yusuf，1984：第2章）這是一個廣為人知的事實。

　　（二）新發生的隱性農業革命：山東聊城

　　山東省聊城市是本文作者之一高原最近兩年來進行田野調查的區域。該市農業的變遷，曾有過和松江地區所經歷的綠色革命類似的階段。只不過，聊城市的綠色革命要比松江縣來得晚一些。該市大規模引入現代農業投入，包括良種、化肥、農藥和農用機械，是在1978年農村改革之后。這些現代化農業要素投入在80年代為聊城農村的主要農作物——小麥、玉米和棉花帶來了產量的明顯提高。

　　松江縣在20世紀末經歷了非常迅速的城市化，這一地區現在已經被簡單地吸收到上海市里面，成為了一個區。松江的農業事實上已經不復存在了。與松江不同，聊城的農業則在早前發生的“綠色革命”之后，又開始了一場更為深刻的新革命。綠色革命帶來的是特定作物單位播種面積產量的顯著提高，如果僅關注這一點的話，新的革命很容易被忽略掉。這場新的農業革命首先是由改革時期人均收入增加帶來的食品消費轉型所引起的。

　　新的消費需求對中國人的食品消費結構以及中國農業的產業結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舊的食品消費大約是一個8：1：1的結構（糧食：蔬菜：肉類），這一結構貼切地反映了舊時中國人典型的膳食——以“飯”（米飯或饅頭、面條）為主，佐以“菜”（主要是蔬菜，也有少量肉食）。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已經在中國城市中產階級（以及更富裕的日韓臺）成為現實的新食品消費結構更接近于一個4：3：3的結構——蔬菜和肉類有著高得多的比例。對于這場食品消費結構及其伴生的農業結構的轉型，黃宗智和彭玉生已經做了細致的工作，來分析其過去的變遷軌跡和未來的發展趨勢。黃宗智和彭玉生預測，或許在未來20年里，中國人的食品消費結構將全面轉入4：3：3。（黃宗智、彭玉生，2007）

　　這樣一種食品消費結構的轉型意味著中國人將對高價值農產品，如肉、禽、魚、蛋、奶以及蔬菜、水果有更大的需求。高漲的需求也帶來了這些農產品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尤其是在靠近城市以及交通線路的地方。這就帶來了黃宗智所說的“隱性農業革命”。之所以稱之為“隱性”，是因為這場新的革命并未顯而易見地帶來某種作物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就像歷史上那些已經發生的農業革命所帶來的那樣。相比之下，隱性農業革命的突出特點是，它帶來的是農業結構的重構——高價值農產品在農業生產中的比重前所未有地擴大了。

　　從全國范圍看，在農業產值的提高方面，這場新發生的隱性農業革命使綠色革命相形見絀。黃宗智在他最近的專著《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黃宗智，2010b）中指出，從1980年到2007年間，中國農業總產值增長了5.1倍。（表6.1）到2010年，已接近6倍。這一速度遠比18世紀英國農業革命（總產值翻一番用了100年）要快，也比60和70年代的綠色革命（每年增加2％～3％，亦即24～36年才翻一番）要快。在1985年～2007年間，蔬菜種植面積增長了3.7倍；1980年～2007年間，肉類生產（包括豬肉、牛肉、羊肉）增長了5.8倍。（第129頁）這些農產品生產規模的迅速擴大，構成了隱性農業革命的核心。

　　通過高原的田野研究，以上論述在兩個不同的微觀層面得到了證實。一個是聊城市范圍的數據。這組數據來源于2011年5月～8月由聊城市農委進行的“百村千戶”調查，其中關于雇傭勞動的調查采用了高原設計的問卷。另一個則是在聊城市耿店村進行的已經持續兩年的定點調查。這兩個層面的資料都包含較為詳細的微觀數據。

　　在聊城市的鄉村，隱性農業革命主要由蔬菜種植的擴張構成的。在2010年蔬菜生產的產值已經占到全市農業總產值的47％，并且涉及全市近40％的農村勞動力。蔬菜生產最典型的模式是利用塑膠膜和其他材料建造溫室大棚（需要起土），或者拱棚（不需要起土），進行長年的蔬菜培育。現在，如高原在耿店村的調查所顯示，最先進的溫室大棚采用鋼筋制成的骨架結構，并且裝有利用電力帶動的自動卷簾機，以升降保溫草苫。（高原，2011）

　　無論是聊城市市一級層面的數據還是耿店村村一級層面的經驗研究都表明，蓬勃發展的蔬菜生產主要是由家庭勞動力完成的，只有少量雇傭勞動力參與其中。表4是對聊城市“百村千戶”調查涉及的2784個農戶中2221個以農業為主業的農戶的雇工情況的一個總結，它顯示，這些被調查農戶的雇傭勞動投入是比較低的。這和我們前面分析宏觀數據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由表4的數據可知，對于以糧食、棉花、油類作物為主業的調查戶，僅有1.7％使用雇傭勞動；對于以蔬菜、水果、食用菌為主業的調查戶，有5％使用雇傭勞動；以畜禽飼養為主業的調查戶，13.3％使用雇傭勞動。總體看來，所有以農業為主業的調查戶里，僅有3.5％的調查戶使用雇傭勞動。在所有雇傭勞動里面，一年受雇100天以上的要比受雇100天以下的少。⑦

　　耿店村調查的重要意義在于，它通過農戶層面的微觀數據記錄下了這樣的事實：在全村130戶以大棚蔬菜為主業的農戶中，僅11戶（8.5％）不同程度地使用了雇傭勞動。這其中半數農戶的雇傭勞動使用量，僅占全部勞動投入的1％～3％（以勞動小時計）。其余的農戶，除1戶的雇傭勞動使用量達到了9.9％以外，剩下的都在7％以下。耿店村大棚蔬菜生產所使用的農業雇工，主要是臨時工，他們多是中年女性農民，從事這些較低報酬的勞動（約30元 / 天）以補充自家的收入。蔬菜生產雇工的這種明顯的性別構成，主要是因為男性雇傭勞動者一般優先從事報酬更高的非農勞務。

　　高原田野調查的詳細數據讓我們可以計算在耿店村全村的農業生產中，所有的家庭勞動投入和雇傭勞動投入。得到的結果是：所有農業生產勞動投入中，雇傭勞動占5.2％，家庭勞動占94.8％。

　　鑒于耿店村是一個蔬菜生產比較發達和成熟的村莊，我們認為，地方和微觀的數據傾向于支持根據農業普查所估計出的較低的農業雇傭勞動比例，而不支持根據農產品成本收益定點調查估計出的較高比例。換言之，我們傾向于認為，中國農業生產全部勞動投入中，長期雇工只占3％（另外，短期雇工占0.4％）。

五、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

　　中國農業所涉及的雇傭勞動比重之低，與印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印度的人口密度以及上世紀50年代（現代化發軔之際）的人均收入與中國類似。而在今天的印度，足足45％農業勞動力是無地的農業雇工。（德夫［Mahendra S. Dev］，2006；拉瓦爾［Vikas Rawal］，2008）⑧如此高比例的農業無產化帶來一個嚴重后果，即相當比例的人口生活于貧困線之下。如果按世界銀行劃定的1.25美元的貧困線來計算，42％的印度人生活于此線之下，而中國則是15.9％。（2005年的數字，World Bank，2008）

　　我們的問題是：如何理解中國如此之低的農業雇工比例？或者，如何理解中國農民家庭經營的堅韌性？

　　根據古拉蒂（Ashok Gulati）的研究，印度也發生著類似于黃宗智所說的“隱性農業革命”。印度農業生產中，高價值農產品所占比重越來越大，這些農產品包括蔬菜、水果、奶制品以及肉類。Gulati寫道，印度“在1977—1999年間，農村地區人均谷物消費從192千克下降到152千克，而蔬菜消費量則增加了553％，水果增加167％，奶制品增加105％，非蔬菜產品增加了85％。城市地區有著類似的增加”。（Gulati，2006：14）

　　這樣的變化無疑將帶來單位土地資本投入的增加，也就是我們在本論文中所說的“資本化”現象。發生在中國的農業資本化的例子我們已經列舉了很多，比如鋼筋骨架塑料大棚的建造，采摘前蘋果套用果袋，以及利用生物劑催化糧食秸稈作為飼料等。⑨

　　正如本文開篇所論述，傳統理論認為資本化勢必伴隨以農業雇工的擴展——這確實是18世紀英國農業革命時期的經驗事實（當時英國經歷了租佃農業資本家和農業雇工的興起），也是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的理論前提。并且印度現在正在經歷這一過程——在1961年印度的農業雇工占農業總勞動力的25％，而在2000年已經達到了45％。（Dev，2006；cf. Rawal，2008）但是中國的發展道路卻大相徑庭。

　　與印度相反，中國農業發展的突出特點可以歸納為“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這一表述意在突出其與廣泛接受的經典理論的區別，并且展示該現象的“悖論”實質（稱其為悖論是因為這一現象與通常的理論預期存在矛盾）。⑩

　　即使是和日本這一“東亞模式”的典范相對比（“東亞模式”一直被認為以家庭農業的繼續維持為顯著特征），我們依然發現中國農業存在明顯的不同。為了有可比性，我們選擇改革時期的中國（伴隨著去集體化和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與二戰后美國占領時期之后的日本（占領時期進行的土地重新分配基本消滅了之前的土地租佃關系）進行對比。為中日雙方分別選取這樣的時間段，是因為雙方在這期間經歷了相似的土地平均分配過程。關于食品消費結構和農業產業結構的轉型，日本已經在1960年～1990年間基本完成了，中國目前則仍處于這一轉型的進程之中。

　　中日之間的不同是，日本農業的資本主義化程度要遠遠高于中國。在1990年，日本占地大于75畝（5公頃）的農業經營單位占全部農戶的6.5％，實現了全部農業產出的33％，占去了全部種植面積的21％。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些經營單位足足吸納了全部農業勞動力的25％。這些事實說明，雇傭勞動可能占日本全部農業勞動力的20％以上。當然，日本資本主義農業能夠達到如此規模部分是因為其農業勞動力一直在下降，1960年農業勞動力就已經下降到總勞動力的30％，1990年進一步下降到7％。（暉峻眾三，2011：110，表6-5）。中國至少還需20年，才能使農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下降到25％～30％的范圍。2006年，中國全部2.002億個農戶中，僅130萬（0.65％）的農戶占地60畝以上。11我們上面已經看到，長年農業雇工僅占全部農業勞動力的0.8％，短期雇工則僅占0.4％。此外，由資本主義農業企業雇傭的勞動力，最多只占到全部勞動力的2.2％。這樣，長期的、全年勞動的農業雇工最多占3％。（暉峻眾三，2011：128，表6-10；《中國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資料匯編》［農業卷］，2009：表2-7-1）

　　另一組可以清楚展示日本資本主義農業規模的數據是：在1990年，75畝以上規模的農場生產了全部奶產品的80％，牛肉的60％（另外，公司和合作社各生產了10％），豬肉的55％（公司24％、合作社6％），雞肉的35％（公司44％、合作社6％），這遠遠超過了早前我們所論述的中國“規模生產”的規模。（暉峻眾三，2011：148，圖6-11）

　　這一切意味著，為了理解中國近年來農業發展的實質，我們必須把通常的理論預設擱置在一邊。我們首先要問的是，怎樣才能解釋這些悖論現實？一般的理論預期為什么不適用？

六、邁向一個解釋

　　從歷史角度來考慮，一個關鍵的事實是，自革命之前一直到20世紀中葉，中國農業生產日益加深的家庭化趨勢。對此，我們可以用高度商品化的長江三角洲和較低度商品化的華北地區之間的不同來加以說明。

　　（一）“內卷化”和農業家庭化

　　在上述兩個區域，正如黃宗智二十年的農村史研究所展示的那樣，以雇傭勞動為主的“經營式農場”在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定的生命力。在30年代的華北平原，總播種面積的10％由經營式農場經營。經營式農業的興起既因為商品化農作物的發展（尤其是小麥和棉花），也因為這一經營方式有著較高的勞動效率——經營式農場可以調整其雇工數量以適應生產需要，而家庭農場的勞動力則在很大程度上是給定的。經驗材料揭示的基本事實是，經營式農場每個勞動力耕作20畝以上的土地，而家庭農場的勞動力則只耕作10～15畝。（黃宗智，1986）

　　而在長江三角洲，大型經營式農場在明末清初時已經開始退出歷史舞臺，到20世紀差不多已從這一地區絕跡，盡管這一地區的棉花和絲綢經濟有著蓬勃的發展。至20世紀30年代，雇傭勞動力縮減至僅占全部農業勞動力的2％～3％，而且僅見于小的家庭農場而不是大型經營式農場。

　　長江三角洲雇傭勞動衰落的關鍵在于家庭農場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極其強韌的生產單位。通過在棉紡、棉織以及養蠶、繅絲中使用便宜的家庭輔助勞動力，它高效率地把農業生產和家庭手工業結合在一起。這些輔助性的手工業活動（被現代漢語形象地概括為“副業”）增加了家庭的收入。黃宗智使用農業生產的“家庭化”這一概念來描述這個現象。相比經營式農場，家庭化生產使農民家庭能承受更高的地租，也就是說，更高的地價。因此，家庭農場逐漸排除了經營式農場。（黃宗智，1992）

　　與西歐“原始工業化”過程中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不同，中國的手工業一直和農業緊密地纏繞在一起，構成了黃宗智所說的“兩柄拐杖”——農民家庭同時需要這兩者才能生存。手工業一直沒有像西歐那樣從農業中分離開來，沒有通過“原始工業化”（以及小城鎮的蓬勃發展）而變成一種城市現象。（黃宗智，2011b）

　　這就是黃宗智提出的“內卷化”概念的部分含義（黃宗智，1992、2011b），其所指的是，人口壓力導致平均農場面積不斷減小（比最低生存所需的10畝地要低約25％），以至于難以維持生存，因此必須依靠基于輔助勞動力（婦女、老人和兒童）的家庭手工業來補貼家計。最顯著的例子是棉紡織業，它吸納了輔助勞動力的大部分，這些輔助勞動力的工資只相當于農業雇工工資的一半到三分之一。

　　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區，如美國，充沛的土地資源，通過“宅地法”（1862年美國宅地法允許開墾土地的農戶擁有土地所有權，通常為160英畝或960畝），促使家庭農業成為農業的主要模式，但在中國這一邏輯正好相反：導致家庭農業成為農業主導模式的動力是高人口密度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土地的壓力。

　　華北的情況與長江三角洲類似。農業與手工業也是結合在一起的。家庭農業也是主導模式——到20世紀30年代經營式農場僅占全部農業播種面積的10％。除家庭手工業以外，許多貧農家庭為了生存不得不出賣自己的部分勞動力，在農忙季節打短工。（這種與人傭工的行為，實際上正是1950年中國土地改革法對“貧農”階級的界定。）在長江三角洲，結合了農業與棉—絲手工業的商業化家庭生產有著更高度的發展，從而完全排除了經營式農業。

　　當然，部分解釋必須溯源到中國土地所有制的性質。分家制度導致了大塊土地的分散化（大多數100畝以上的經營式農場經過3代就會分解為小家庭農場）。明清以來“上層士紳”（西方學術界之所謂“upper gentry”，即具有舉人以上功名、有資格進入官僚階層者）大量移居城鎮，也促使在村大地主數量的減少。假如長江三角洲和華北平原有更多的大地主（并同時假設是長子繼承制而非分家制），那么在革命前這兩個地區也許會走上農業無產化的道路。但歷史實際是，比較平均化的土地所有狀況，促使小家庭農場占據絕大多數，其中“中農”和“貧農”在19世紀～20世紀占據全部農業人口的90％。在人口壓力下，這些小農家庭發展出特殊的“兩柄拐杖”模式——為了家庭生存不得不同時依賴農業和手工業或者 / 以及打短工。這一模式排除了依靠雇傭勞動的經營式農業。

　　（二）正在進行的隱性農業革命

　　在目前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下，情況當然很不一樣。黃宗智和彭玉生提出并詳細研究了中國當前農業發展的“三大歷史性變遷的交匯”：出生率的下降在世紀之交終于體現于農村勞動力絕對規模的下降；快速的城市化（大約每年1％）以及農民工數量的迅速增長；中國人食品消費結構以及農業產業結構的根本轉型。（黃宗智、彭玉生，2007）這三大趨勢對黃宗智所提出的“資本勞力雙密集”型農業及高價值農產品產生了旺盛的需求。其結果則是農業的去內卷化，以及相伴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減少。今天，我們可以預測，可能在20～30年內，農業勞動力將不再會就業不足（或隱性失業），農場也將達到更適度的規模。

　　在上述變化面前，傳統方式的“家庭化生產”已經不復存在。最初，20世紀80年代的鄉村工業化（不是依賴于手工業，而是普遍利用現代機械生產）沖擊了這種生產方式。到2009年，1.5億農民在“鄉鎮企業”中工作，舊的“副業”不再像從前那樣占據重要地位。其后，農民工“離土又離鄉”去城市打工，再次沖擊了“家庭化生產”，到2009年，這部分人占去了另外1.5億。

　　然而我們必須指出，以“就業不足”形式所呈現的剩余勞動力，依然是目前中國的“基本國情”。恰恰是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導致了農民工的工資低下和非人道的待遇。恰恰是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導致了農業生產的低回報。當前對于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估計，高的在2～3億，低的在4400萬。（后者是以蔡昉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學者們的估計；他們堅持，中國已經進入了劉易斯拐點。例見都陽、王美艷，2010。）毋庸置疑的是，相當規模的就業不足剩余勞動力仍然存在。我們傾向于一個中間數目：1～1.5億。

　　即便不考慮剩余勞動力的精確數量，有一點確鑿無疑的是，城市和農村人口的收入差距自改革以來日益拉大。根據2009年世界銀行的研究，中國城鄉收入已經從1985年的1.8：1擴大到2007年的3.3：1。（World Bank，2009：34，圖2.36）同時，城鎮正規職工和非正規人員（如農民工以及鄉鎮企業的雇傭勞動者）之間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如果以基尼系數作為衡量指標（0標示絕對平等，1標示絕對不平等），根據《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　2005》，中國已經從1980年的0.30變為2005年的0.45——前者屬于最平等的國家之一，后者則是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2005：13）要實現一個完全整合的勞動力市場，而不是現在城—鄉、正規—非正規差別懸殊的狀況，顯然還需要長期的努力。

　　在目前的情況下，由于大量的非農打工，簡單把農戶家庭認作一個恰亞諾夫意義上的家庭農場生產單位已經不再合適。今天，幾乎每一個農戶都有人在外從事非農勞動，大多是家里的年輕、最有勞動能力的人，他們要么在“鄉鎮企業”中務工（這一部分人約1.5億），要么遠離家鄉去城市打工。家庭的農業則多由輔助勞動力來承擔。

　　然而，家庭依然是一個基本的經濟單位，并且依然帶有主要勞動力和輔助勞動力相互結合的傳統特點。過去的“農業＋副業”的模式轉變為現在的“農業＋外出打工”，過去“半耕半副”的家庭單位轉變為現在的“半工半耕”。（黃宗智，2010b）不變的是，家庭仍然需要依賴其主要勞動力和輔助勞動力來共同維持生計，兩類勞動力仍然分別投入兩類不同的生產活動。

　　與一般意義的個體化工人相比，不同的關鍵在于家庭單位的輔助勞動力。今天，大部分農業生產是由婦女和 / 或中老年人進行的，即所謂農業生產的“女性化和老齡化”。這和明清時代的輔助勞動類似，主要參與那些報酬較低的家庭經濟活動。（例如，在耿店村，在蔬菜大棚與人傭工的中年婦女，每天收入約30元，相比之下一個男勞動力外出務工一天可掙50～100元。）現在，主要勞動力要么離土不離鄉，即在附近的鄉鎮從事非農勞務，以現金收入補貼農業收入，農忙時回家務農；要么離土離鄉進城務工，寄錢回家補貼家用和 / 或在若干年后回家建房。（黃宗智，2011b）絕大多數農民工雖然常年在城市打工，但他們幾乎沒有希望在城市購房定居，因其價格從最起碼的數十萬到北京和上海的數百萬。大部分農民工只能返回家鄉“退休”。12

　　這種情況下，非農務工和農業生產形成了“兩柄拐杖”。家庭農場為農民工在城市提供變相失業保障，和變相老年福利。同時，外出的農民工反過來為在農村的家庭提供現金收入，以補貼輔助勞動力所從事的小規模農業的低回報。否則，小規模農業也難以維系。

　　只要農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種半工半耕的家庭經濟單位賴以存在的關鍵結構性條件就會繼續存在。這是城市制造業和服務業能夠維持廉價工資的重要原因，也是農村地區低回報農業，和面積不足以維持生存的家庭農場，能夠維持的重要支撐。

　　這里，土地所有制再次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國獨特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土地的使用權平均分配給農民，并禁止土地買賣。這是小農農場占絕對主導地位的重要前提之一。目前允許通過轉讓土地的使用權來實現土地的“流轉”。在這種政策下，農業企業有稍微多一點的機會獲取耕地，但是土地不能自由買賣的事實仍然是對土地集中和農民無產化的強有力制度性約束。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戶籍制度。眾所周知，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仍被官方當作農村居民來對待。農民工孩子在城市上學，就必須付出高昂的擇校費。而且農民工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同時要承擔高額醫療費。學費、醫療費以及難以負擔的房價，使農民工依然無法與他們的農村老家分離。

　　這些體制性因素強化了中國農民家庭經營的強韌性（并且遏制了農業無產化）。與之相反，印度對待土地買賣相對寬松（制度經濟學者會認為其產權更清晰），導致了更高程度的農業無產化。所謂的東亞模式與之類似。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土地平均分配、城鄉戶籍劃分）和它在高人口壓力下形成的獨特的農業生產組織模式合在一起促成了“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這樣的經驗事實表明，中國更接近恰亞諾夫的，而非列寧、亞當·斯密和馬克思所設想的圖像。

　　正如黃宗智過去已經指出（黃宗智，2010c），目前中國農業和農村社會所面對的選擇并非“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也非“集體化社會還是‘橄欖型’中產階級社會”，而是要在印度式的農業資本主義和恰亞諾夫設想的家庭農業發展模式之間進行選擇。前者有45％的農業勞動力是無地的農業雇工，正如亞當·斯密—馬克思—列寧所預期的情況。后一路徑需要的是市場經濟環境中的農業資本化和縱向一體化。這需要依靠公共機構與合作組織的協作來實現農產品從加工到銷售的產業鏈條化，而不是依靠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所提倡的由大型資本主義農業企業主導的發展道路。

　　過去10年中，中國政府大力推動“招商引資”并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式的“龍頭企業”。各地方政府做了大量投入，包括現金補貼、低息貸款以及稅收優惠等等。通過“訂單農業”，這些龍頭企業如今已經“帶動”了約1 / 4的農民進入黃宗智所說的“新農業”。一般來說，由公司提供產品的加工和銷售，有時也提供種苗以及必要的技術支持，通過這樣的“縱向一體化”來將農民家庭生產和“大市場”相連接。如此，農戶可以說是被“半無產化”了，因為他們產品銷售的市場利潤大部分歸于公司而不是歸于他們自己。這種做法很有可能最終會演變成“資本化＋無產化”的經典模式。

　　最近，重慶市（人口3300萬，其中登記在冊的農民2300萬）的發展實踐展示了不同于簡單的資本主義的另一種發展模式。黃宗智詳細的描述和分析已經指出，重慶市政府正在為農民工實施兩大項目：一是為他們建設廉價公租房，每平方米每月約10元租金，亦即500元左右租一個50平方米的公寓，這比其他主要城市便宜得多。這項實施中的計劃擬為城市人口的30％～40％提供住房。5年后租戶能夠以遠低于市場的價格購買其租住的廉租房。目前重慶的房價保持在6000～7000元 / 平方米的合理范圍內，相比于北京和上海30000元的房價不可同日而語。另外，重慶市建立了地票交易所，讓邊遠地區的農民（而非僅僅是城郊的農民）也能通過出售宅基地來分享城市發展帶來的土地增值。在2010年底，地票交易每畝土地達到10萬元。這使農民能夠以此作為初始資本開設小生意，或者用作購買城市住房的首付。

　　對于農民，重慶市政府采取了同樣引人注目的措施來為他們提供土地權利“資本化”（即，農民可以把他們擁有的土地權利作為質押向銀行貸款）的機會，這就是所謂的“三權三證”工程。通過這一措施，農民的宅基地 / 房屋、林地以及家庭承包耕地得到確權、頒證，而且通過使用這“三權”作為抵押，可以得到其市價85％的貸款。最重要的一“權”是宅基地，如果將宅基地復耕，政府可以增加其非農建設用地的配額（中央政府嚴格要求將全國總耕地控制在18億畝這條紅線以上，詳細內容參見黃宗智，2011a）。2011年7月，由于政府和開發商的需求，1畝宅基地在地票交易所的市價已達15.5萬元。在這個抵押貸款的計劃下，重慶市政府在2011年4月引導當地銀行在未來3年內為農民提供650億貸款（每戶平均約1.1萬元）。這一措施部分是為了支持該市的“兩翼”農戶“戶戶萬元增收”工程。（Gao Yuan，2011）到2011年6月，已經發放了43億這樣的貸款。（劉亢、黃豁、湯耀國，2011；亦見Gao Yuan，2011）13

　　從上述諸措施來看，重慶市政府已經把注意力從支持資本主義式龍頭企業轉向支持農戶，讓他們能夠增加家庭農業和其他家庭經營活動的資本投入。在過去，農民只能被那些控制了農業發展資本的主體（如地方政府、資本主義企業或當地能人企業家等）擺布。擁有將土地權利轉化為資本的能力之后，農民興許能夠為自己爭得農產品利潤的更大部分。作為努力尋找替代過去依賴資本主義“龍頭企業”的農業發展道路的一個嘗試，重慶市政府計劃推動建設2000個股份合作社。（黃奇帆，2011）過去，合作社主要被那些資本所有者——政府、資本家或合作社的領導人——控制；現在，農民具有把其地權轉化為資本的權利，或許能夠借助于如此的“談判資本”，來組建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合作社。

　　當然，在基層官員和銀行的實施過程中，重慶市政府的計劃可能仍然會向大農場而非小家庭農場傾斜，會向資本主義式農業企業而非以家庭農場為基礎的合作社傾斜。具體的結果如何，很大程度取決于政府是否真正具有必要的遠見和決心，來推進真正能夠保護面對大市場的小農的利益，協助他們建設能夠提供縱向一體化服務的合作社。

七、結論

　　總而言之，我們考察可利用的數據發現，農業雇傭勞動雖然相當重要，但長工僅占農業勞動總投入的3％左右（短工占0.4％），這比大多數研究預期的比重都低。農業雇傭勞動如此低的比重表明，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農業”只構成了中國農業總量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家庭農場依然占據主要地位。

　　但是小農家庭經營并未排除中國農業的資本化（即資本投入量的大量增加）。這一農業資本化的大趨勢構成了我們這里所說的“隱性農業革命”——在最近30年里農業總產值保持了每年平均6％的增長，遠遠超過歷史上一般的農業革命。

　　中國農業發展的悖論在于：資本化并沒有帶來相應的農業雇工的大規模增加。伴隨資本化的不斷加深，占據主導地位的仍然是小規模家庭農場。它們才是高附加值農業生產的主體。“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這一悖論現象或許是近來中國農業發展的最顯著特點。

　　*本文原稿由黃宗智執筆，高原提供山東省聊城市和耿店村的微觀研究，彭玉生和高原分別承擔表1、圖1和圖2；中文翻譯由高原擬稿，黃宗智、彭玉生修訂。感謝白凱在最后階段的非常細致的校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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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成本”欄目下的雇傭勞動力投入的數據可以見于較為廣泛使用的《中國農村統計年鑒》，見第10章。
②我們知道散養占全部牛肉生產單位的96％，但是規模飼養也有顯著的發展，2008年全部牛肉產量的40％是由規模飼養實現的。可惜的是，我們沒有獲得規模肉牛飼養中雇傭勞動投入的數據。
③在2006年，成本收益調查放棄了對全部肉雞飼養進行調查，僅在2004年、2005年和2006年三年有（不可完全置信的）數據。
④2001年全國一共1998個縣，包括393個縣級市和115個自治縣。
⑤另一種有用的指標是對“離土離鄉”的農業工人的統計。2006年，總共有1.318億離鄉離土的農民工，其中有360萬在農業部門（即第一產業，以與作為第二產業的工業和作為第三產業的服務業相區分）勞動。（《中國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資料綜合提要》，2008：表6-2-14）這一數字也可以作為“農業雇工”的一個近似，但問題是它僅包括離鄉外出的農業雇工而不包括在本地務工的農業雇工。另外，在“離土離鄉”而又從事農業的農民中，有不能確定數量的并不是受雇傭的農業工人，而是（我們可以稱作）“客耕佃戶”——他們租入當地農民的土地進行耕種。這種客耕佃戶主要存在于城郊。
⑥（250萬×300天） / ［（2.14億×250天＋9100萬×100天）＋2.75億］=1.2％。
⑦調查數據顯示，農村地區的非農產業，比如運輸、商貿、家庭工業等第二、第三產業中，雇傭勞動的發生率較高。這方面的農村變遷需要單獨的另一論文進行研究。
⑧研究者一般依賴于“全國樣本調查組織”（National Sample Survey Organization）的調查。但是這些調查通常沒有區分宅地和耕地，這樣得出的數字只有11％的農村人口完全沒有土地。德夫和拉瓦爾的數字對調查數字進行了修正，只考慮了耕地的情況。
⑨這里我們沒有用農產品成本收益調查的資料來計算不同農產品的資本化程度，因為如前所述，這批資料的樣本選擇是有傾向性的。王美艷（2011）用這批資料進行的研究指出在谷物生產中資本化已經有驚人的發展，我們則認為其結果是不符合實際的。
⑩這里說的“悖論”與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地區1350年～1950年間的農業經濟史中所發現的現象是相似的。在長江三角洲，蓬勃的商業化并沒有帶來農村的實質性發展，而僅導致了“沒有發展的增長”。這種情況下，雖然總產出是增長的，但勞動生產率并沒有進步。“悖論”意在指出這樣一種現象：一對被理論傳統認為是相互矛盾的經驗事實的反直覺共存。（Huang，1991）
11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用的相關統計指標是60畝～99.9畝地的農戶，然后是100畝以上的農戶。
12第二代農民工則是一個不同的問題。大部分1990年后出生的第二代農民工從未種過地，返回家鄉務農對他們來說并不是一個可能選擇。除了官方登記的戶籍（和沒有或只有低于城市居民的福利保障）是農民以外，幾乎在所有其他意義上，他們都是城市人。
13當然，土地使用權作為抵押貸款可造成這樣一個問題：當貸款人無力償付時，銀行是否將會收回農民土地的使用權，從而促使農村的“無產階級化”？這里應該指出，在當前中國的物權法律下，只有土地的使用權會受到影響，最終的土地所有權在理論上依然屬于村集體。重慶市政府相當大膽地將農戶的農地使用權的價值定量為土地價值的85％，集體的所有權則定量為15％。（劉亢、黃豁、湯耀國，2011）這樣，一筆貸款無法償付時，理論上銀行將占去土地價值的85％，剩下的15％則仍屬于集體。但是，日前已有報道稱重慶市政府為農民資產的保險投入了30億元。至2011年8月為止，重慶市農民貸款的違約率僅為2％。重慶市政府的30億保險以及區縣配套的10億元加在一起共計40億元，可以為400億元的貸款提供保險。計劃是由政府負擔農民融資風險的1 / 3，銀行負擔1 / 3，貸款農民本人負擔1 / 3。那樣的話，也許可以防止過多的貸款農民因投資失敗而失去其土地。（黃奇帆，2011：48）
 黃宗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
高　原：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
彭玉生：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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