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農業稅時代和“新農村建設”為主旨的大量財政資源投入兩個周期后，在新一屆政府的施政綱要“四化同步”中，“新型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成為新時期的中國農村政策重點。其實質是，在“城鄉統籌”的話語下，讓更多半工半農的農民完全脫離農村“市民化”，同時將空出來的土地集中，進行更具規?；?ldquo;現代化”經營。

　　在中央政府穩增長、擴大內需、擴大名義城市化率和對糧食自供率的擔憂，以及地方政府GDP競爭、土地財政和急切改變地方面貌的動力下，這種“城市化”、“現代化”想象及其具體執行將對中國農村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中國農村發展應該走什么樣的路徑，合理的未來中國農村應該是一幅什么樣的圖景，是當前各界爭議頗大，而討論并不充分的重大問題。

　　分化的村莊

　　一個基本事實是，中國地域寬廣，各地農村情況千差萬別，而且，由于中國近30年的工業化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特色，使得與工業緊密相關的農村，依照與工業社會的不同關系，呈現出了明顯的多樣性特征。

　　它們主要可分為四種類型：一是約占5%到10%的與城市和工業社會關系最為緊密的沿海和大中城市郊區農村，這里的農民已經基本上成為工業社會的一部分，絕大部分也以地租或產業集群的方式分享了工業社會的收益;二是中西部和華北等人多地少的傳統農業重地，主要勞動力在外務工，老人、孩子在家進行傳統農業種植的半工半農村莊;三是像東北等少數地多人少，適合大規模機械生產的農村;四是一些交通不便、生產生活條件較為惡劣的農村，尤其是山區村莊，大批農民移居，已呈現空心村跡象的村莊。

　　對以上幾種村莊進行區分，在此基礎上做出不同政策安排，是合理的農村政策的起點。比如，對第一種村莊所屬的村民進行城鄉一體化的統籌，使之成為完全城市化的一部分，剝離“農村”的討論語境;第二種村莊則是未來一段時間中國農村政策最重要的落點，在一部分能夠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的村民退出之后，這些村莊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仍將存在大量的農業人口，農民的就業生活問題與農業的發展問題相比，對當地具有同等甚至更為重要的位置，在這些地區盲目搞“農業現代化”，可能給當地農民帶來巨大隱患;三是農業規?；洜I的重點區域;四是可以考慮淡化公共設施建設，退耕還林等，以村民個體為主要政策落點，比如對其轉入其他條件較好村莊或進入城鎮生活進行補貼。

　　遺憾的是，目前中國無論學界、媒體圈還是政界，談起農村，多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在制定農業農村政策時，也仍然主要以籠而統之的農村概念作為基礎，使得中國目前的農業農村政策缺乏較強的針對性。

　　最顯著的是，在仍有2.1億農戶的情況下，除少數中西部補償較低地區外，通常盼望征地、但為獲更高額賠償而抗爭的少部分城郊農民時常成為被剝奪農民的代表;而談到農業現代化之時，具有大規模生產基礎的東北和農業人口退出充分的郊區家庭農場等“并非主流農業社區的地方”成為討論主角。

　　在前一種情況下，有巨大土地收益可能的郊區農民與一般要靠農地種植謀生的農民已是兩個階層;在后一情況下，以不典型地區的經驗來討論普遍話題，一個結果可能是，地方政府在利益驅動下，在目前尚不適合大規模推廣規模化經營的主流農村地區推行“農業現代化”。

　　農業現代化焦慮

　　對“現代化”的想象和追求，是中共幾代領導人一直以來的最大施政目標，現在的“新四化”構想，直接上承上世紀60年代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和目標。

　　在這種“現代化”體系中，僅僅是“農業現代化”落后于工業化這一事實，就會成為一個焦慮主題。于是，通過提高規模化組織化、加大資金和技術投入，提高農業效率，使得“四化同步”，變成迫切的需要，再加上保障糧食安全和增加農民收入等理論上的好處，推進農業現代化似乎成為理所當然的政策選擇。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建設現代農業的新要求，明確指出，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事實上，過去幾年，隨著進城農民急劇增多、農業勞動力退出加大，民間自發的種植規模擴大和政府以資金和政策推進的更大規模流轉，都在各地普遍存在。

　　規模化經營無疑是未來農業的方向。問題只在于，政府的力量一旦介入，打破民間正常的自發過程，具有形象工程愛好，越大越好、越快越好的農業規?；赡苄纬梢环N運動，使得更多仍需要通過土地生產維持基本生活水準的農戶失去農業生產機會。而在農業這一特殊的產業中，很多時候，規?；魉€的生產模式，并沒有精細勞作的家庭式模式效率高。

　　2014年1月4日，在“清華‘三農’論壇”開幕式上，“三農”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曾表示：“中國推進農業現代化，采取什么樣的經營方式、組織結構和制度安排，是現階段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必須要回答和解決的最根本問題，對這些根本性的問題，理論界和決策部門目前認識并不一致，有著很大分歧。”

　　“最根本”一詞，形象反映了“農業現代化”在本屆政府農村政策中的重要位置，以及接下來幾年政府可能對農村施加的重大影響和方式。

　　中央農村工作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最近的頻頻發言中，亦表達出對農業現代化的極大熱情，他的主要構想是，在支持普通農戶提高生產集約化程度、形成以家庭為單位的家庭農場的同時，構建一個為之服務的完善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這種家庭農場的基本特征是，100畝左右的適度規模，從業家庭基本能達到與城市收入相近的收入，同時兼顧社會公平和農業效率。

　　可以看出，與流行輿論中“資本下鄉、大干快上”的方式不同，他努力將未來中國農村現代化的主要圖景框在“家庭農戶”這一主體上。

　　過去幾年，對“資本下鄉”可能造成對弱勢農民擠壓的討論已經較為充分。在這種情景下，政策部門如今似乎更愿意推動這種“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家庭農場模式。

　　正視現實主流農村

　　在取消農業稅后的近10年時間，中央實行大規模資金直接投入農村的直補式“新農村建設”政策。包括韓俊等在內的許多“三農”學者稱之為“中國農村的黃金10年”，但在不少人眼里，這種政策由于延續了城鄉分立的結構，既不利于加大農民工消費的“城市現代化”，又不利于規模經營的“農村現代化”，被認為并不成功。

　　從調查中看到，當前主流糧食產區的農民在財政大量補貼的情況下，雖然生活總體安穩，但小農戶種糧收入不高，確有自發規模化經營和增加收入的熱情。

　　然而，必須明白的一個前提是，在工業化社會中，與工業相比，農業天然是一個弱勢產業。在已經工業化的發達國家中，通常都會對農業進行大規模補貼，使得從事農業生產者的生活達到與城市人口相近甚至更高的水準。

　　而中國目前仍處于工業化爬坡階段，在這種情況下，試圖開動馬力，讓農業達到與工業一樣的“發達”程度，只可能出現一批受政府扶持的“樣板農業現代化”，對最廣大的農村和農民并不會有大幫助。反而可能因為制造樣板的需要，抽奪本應屬于他們的土地和資金等資源。

　　比如，有人經常引用為家庭農場良好典范的例子，一個是黑龍江省30多戶擁有的1萬多畝的大水稻田，一個是中國最發達區域上海市郊區的戶均百畝的家庭農場。這些地區顯然都不是當前“三農”問題的主要場所，從中得出的經驗，也無法推廣至人地關系緊張的華北、中原和中部地區“三農”問題主要區域。

　　所以，在目前這種“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政策熱情之中，重要的是，必須正視中國的農村現實。據農業部統計，目前中國3億畝流轉土地中，真正轉到集體經營、合作經營和企業經營等其他主體去的，大約只有1億畝。中國仍有2.1億戶小農，農村90%以上的土地仍然是以小農戶為主的家庭在經營。雖然糧食進口逐年增加，但中國糧食生產連續10年增長，口糧自供率并無問題，其他農產品同樣供應充足且價格合理，事實上并沒有出現需要通過規模化提高生產效率來滿足供應不足的迫切性。

　　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在中國工業化逐步推進中，中國農村居住人口會從目前的7億多逐步減少，但仍將是大量人口居住勞作的小農社會。即使在城市化達到峰值之后，根據不同學者的測算，中國的農村人口也將保留在3億到4億左右。看清這個緩慢的過程和也許并不怎么“現代化”的終點，政府在制定政策之時，才可能去除一夜之間將中國農村改造成大規模生產的想象。

　　這種也許需要幾代人反復才能完成的“農業現代化”過程，需要有歷史的耐心。但對于一個需要政績的地方官員而言，他的任期顯然只有幾年，完成一個“規模化經營”項目，當然最好是只爭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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