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國經濟史上，最基本的經濟單位一直都是農戶家庭，而不是個體化的雇工;一定程度上，今天依然如此?；仡櫭髑逡詠淼闹袊洕罚彝プ鳛橐粋€基本生產單 位，其實一直在和依靠個體化雇工的規模化生產進行頑強競爭。中國經驗不同于英國和西歐，也異于印度和“東亞模式”。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 學，還是“東亞模式”理論，都沒有直面中國家庭經濟頑強持續的基本現實。認識到家庭單位在中國經濟和社會中所占的特殊地位，才有可能想象一個與現代西方不 同的中國的過去和未來。

　　在中國經濟史上，最基本的經濟單位一直都是農戶家庭，而不是個體化的雇工;一定程度上，今天依然如此。中國雖然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農 業生產的主體仍然幾乎全是人均才兩、三畝地的小家庭農場(相對于英格蘭18世紀農業革命時期平均750畝的農場、美國1862年“宅地法”規定的每戶 960畝、以及其2007年平均2694畝的農場)。即便是在現代工業和服務業領域，今天約一半的勞動力，并不是簡單的個體化城鎮工人和職員，而是作為農 戶家庭經濟單位一員的“農民工”。這就和一般經濟學理論——無論是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今天時尚的新古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預期很不一樣。本文要求 我們先把理論預期置于一旁，直面基本歷史事實，然后再進入其理論意義的討論。

　　回顧明清以來的中國經濟史，家庭作為一個基本生產單位，其實一直在和依靠個體化雇工的規模化生產進行頑強競爭。首先是小農家庭農場和雇工的經營 式農場的競爭;其次是結合農業和手工業的家庭生產，與分化為農村農業和城鎮工場手工業的抗爭;再則是結合農業和工業的小農家庭，與分化為農村大農場和城鎮 大工廠的抗爭。本文首先回顧以上各個階段的歷史，比較其與英國和西歐、所謂“東亞模式”、以及印度的異同，由此分析其所包含的經濟邏輯。

　　歷史演變

　　亞當·斯密開宗明義地討論規?；a和勞動分工，用的例子是編織針制造中的18個不同環節：他指出，由個體化的勞動者分工承擔的話，10名工人 一天可以生產48000枚針，而一個人單獨工作，沒有分工的規模經濟效益，一天絕對不可能生產20枚，甚或一枚都不能。(Smith 1976[1776]：8)這是現代資本主義制造業較早的、也是影響最深的一幅圖像，所反映的是英格蘭進入“早期工業化”時的狀況。其后，馬克思更細致地 指出，在如此的“工場的分工”(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the workshop)①之前，有簡單的工場“合作”生產，即集合多人共同進行同一生產(他舉的例子是20名織布工人在同一工場工作)，帶有一定的規模效益; 其后則是使用現代動力和機器的大工廠的分工(例如紡織工廠)。(Marx，2010[1887]：第1卷，第13、14、15章)

　　作為上述認識的一部分，斯密和馬克思都認為，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雇工經營的大農場將取代以家庭為基本經濟單位的家庭小農場。馬克思對在18世紀 英格蘭發生的這個過程做了詳細的論述(Marx，2010[1887]：第1卷，第27章，第 5～10節)(而斯密則只簡單提到，資本進入農業，將會導致更多農場“傭人”[servants]的勞動投入)(Smith，v.1，384～385)。 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便直接繼承了馬克思的認識 (Lenin 1956[1907])。但是，中國經濟史的實際則和斯密以及馬克思—列寧所看到的和所預期的十分不同。

　　明清到現代的農業：小家庭農場戰勝雇工經營的大農場。

　　首先，中國在明清以來，小家庭農場幾乎完全戰勝了雇工經營的大農場。上世紀30年代，華北農村只有10%的耕地是雇傭勞動的經營式農場，90% 是小家庭農場。(黃宗智2004[1986、2000])在更高度商品化的長江三角洲，則完全沒有雇工經營的經營式農場，所有農場都是主要依賴家庭自身勞 動力的小農場。(黃宗智2006[1992 、2000])

　　我早已詳細論證其中邏輯。長江三角洲和華北的小家庭農場的主要不同是，長三角的小家庭農業生產要比華北的更加高度“家庭化”，即更高度依賴家庭 輔助勞動力來從事手工業“副業”生產，主要是紡紗、織布和養蠶、繅絲。如此結合農業和手工業、主業和副業的小家庭農場，能夠比雇工經營的大農場支撐更高的 地租，也就是說地價，因此最終完全消滅了雇工經營的大農場。這個道理在明末清初的《沈氏農書》以及其后的一些農書中，已經相當清楚：自己雇工經營的大農場 的純收益已經與出租土地的地主沒有什么分別;久而久之，幾乎所有占有相當規模土地的地主都選擇了出租土地的經營方式，放棄自己雇工經營。(黃宗智 2006[1992、2000]：63～69;亦見《沈氏農書》1936[1640前后])

　　以上描述的長江三角洲小家庭農場的農業主業+手工業副業的經營型式，不僅決定了農場組織，其實也決定了中國后來與西方的“早期工業化”的不同。

　　“早期工業化”：小農戶的農業+手工副業戰勝城鎮化手工業。

　　在英國和西歐的“早期工業化”過程中，手工業與農業逐漸分離。前者逐漸成為獨立的工場生產，亦即由個體化的工人集合在一起共同生產，主要在城鎮 進行。這也是上述斯密和馬克思所指出的過程。其后的學術研究證實，在這個過程中，青年人得能僅憑手工業就業而維持生計，不必等待在家里繼承家庭的農場方才 能夠自立，因此推動了(比之前要)早結婚(和更高的成婚率)，由此推動了人口的加速增長。如此的手工業發展和人口行為轉型，也推動了“早期城鎮化”。我們 也可以說，后兩者乃是前者的很好佐證。(黃宗智2006[1992、2000]：265～266;亦見Mendels 1972;Medick 1976;Levine 1977;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9 [1981];de Vries 1981，1984;參照Huang 2002：517-520;黃宗智2011)

　　但在中國，手工業則一直非常頑強地與家庭農業結合在一起，密不可分，直到20世紀中葉仍然如此。簡單地說，在人口/土地壓力之下，農村戶均耕地 嚴重不足(平均只有基本生存所需的10～15畝地的3/4)，“貧下中農”的農場更是如此。正如小農經濟理論家恰亞諾夫在1920年代已經說明，在如此的 情況下，小農戶生產單位，作為一個既是生產又是消費的單位(這是其與資本主義生產單位基本的不同，后者的生產與消費是完全分開的)，為了消費需要，會忍耐 一個資本主義單位所不會忍耐的勞動密集化(即在勞動邊際報酬低于市場工資之下，仍然繼續投入更多的勞動力;而在相同的情況下，一個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經營 單位則會停止雇工，因為它會得不償失)。(Chayanov 1986[1925])由此導致生產的(我稱之為)“內卷化”(或“過密化”)，即以“家庭化”的農業+副業模式來自我維持，前者由主勞動力承擔，后者則 由家庭輔助勞動力——婦女、老幼承擔。這是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小農經濟的普遍現象。(黃宗智2006[1992、2000])其中，占時間最多和報酬最低 的是紡紗——當時，一畝地能生產約30斤皮棉，要用91天來紡為棉紗(另加23天來織成布匹，46天彈花與上漿等);它只給農戶帶來農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 收益(黃宗智2006[1992]：46， 85)。

　　這種農業+副業、主勞動力+輔助勞動力的生產模式形成之后，逐漸展示了其高經濟“效率”、以及強韌的經濟競爭力。上面已經提到，作為一個基本生 產單位，它可以承擔比個體化雇工的“經營式農場”更高的地租，也就是更高的地價。因此，明末清初之后，經營式農場基本消失;家庭小農場占到絕對優勢。到上 世紀30年代，長江三角洲農業雇工所占農業勞動力總額的比例只有2%～3%，而且不是受雇于大經營式農場的雇工，而是受雇于小家庭農場的長、短工，實際上 只不過是小農經濟的一種補充，而絕對不是資本主義農業的“萌芽”或“轉型”。也就是說，小農農場，在與經營式農場長時段的市場競爭之下，占據了絕對的優 勢。這個狀況一直維持到革命前夕。(黃宗智2006[1992、2000];亦見黃宗智，2011)

　　同時，農村家庭手工業生產作為農業的副業，一直頑強持續，排除了英國和西歐發展經驗中那樣的分化、人口行為轉型以及城鎮化。即便是在1920年 代興起的現代紡紗廠和織布廠的強烈沖擊之下，農村手工業仍然頑強持續：由于機器紡紗的勞動生產率遠遠高于手工紡紗(40對1之比)，許多農戶放棄紡紗，但 仍然織布(機器織布與手工織布勞動生產率之比僅為4∶1)，由農戶購買機紗(有的用“洋經土緯”)來織成比工廠生產要耐用的土布(3年對2年之比)。(黃 宗智2006[1992、2000]：123～124;130～131;黃宗智2002：519、523;亦見徐新吾1992)小農戶的農業+手工業基本 模式頑強持續，因此也說不上西歐那樣的人口行為轉型和“早期城市化”。

　　基于馬克思的經典觀點，國內過去曾有“男耕女職”乃是“封建主義”“自然經濟”的特征之說。但這完全是來自馬克思理論的建構。(黃宗智 2004[1986、2000]：200～201)這里要指出的是，明清時期長三角洲的“男耕女職”絕對不是所謂的“自然經濟”，而是高度商品化的經濟。 正是家庭化的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推動和支撐了當時農村經濟的蓬勃商品化(我在《長江》一書中稱之為“過密型商品化”)。之后，更阻礙了手工業與農業的分 離，沒有形成斯密和馬克思所描述的那種規?；擎偣錾a。再之后，與(使用現代動力和機械的)工廠進行頑強抗爭，例如土布生產的頑強持續。斯密和馬克思 則都以為，商品化會導致手工業工場取代小農戶生產，最終完全消滅小農戶生產而形成資本主義工業工廠生產。

　　長江三角洲和華北之不同主要在于長江三角洲的小家庭農場生產更加高度“家庭化”，但其同時依賴農業主業和手工副業的基本道理則是一樣的。在華 北，小家庭農場一定程度上同樣依賴紡紗織布來支撐家庭經濟(貧農農場則更依賴打短工為支撐家庭生計的另一柄“拐杖”)。(黃宗智2004[1986、 2000]：第11章)在那樣的組織基礎上，家庭農業也同樣比雇工經營的農場具有更強韌的競爭性，因此占到總耕地面積的90%。其與長江三角洲的不同是， 農業+副業的家庭生產結構沒有達到同等高度的“發展”(其紡織業沒有松江府那樣“衣被天下”)，因此，也沒有能夠完全消滅經營式農業。

　　農村工業化而不是城鎮工業化。

　　以上的歷史可能比較廣為人知，所容易忽視的是，它的根本邏輯其實不僅呈現于明清至近、現代的中國經濟，更非常頑強地持續至今天。

　　簡單回顧，毛澤東時代，家庭農場雖然讓位于集體化生產(即基本經濟決策單位從家庭轉為生產隊)，但即便如此，農業和副業仍然緊密結合。在集體的 小隊和大隊中，手工業一如以往那樣沒有從村莊分離出來，而是仍然頑強持續為村莊經濟的重要拐杖，并沒有像英國和西歐那樣分化為農村從事農業、城鎮從事手工 業的型式。

　　我早已詳細論證，集體化生產雖然不再是家庭生產，但其基本組織規律同樣：它也同時依賴農業與副業生產，并由此導致當代中國漢語中“副業”一詞的 廣泛使用。在二十多年的集體化組織下，集體的村莊經濟，和家庭農場一樣，仍然同時依賴農業和副業。(黃宗智2006[1992、2000]：第10章)與 以上的事實相對應，當時中國國家統計局一直都把副業納入在“大農業”指標之內(農、林、牧、副、漁)。

　　以(我研究多年的)松江縣及該縣華陽(橋)鄉為例，在集體化時期，明清以來的家庭手工棉紡織業固然日趨式微，被機械化的紡織工廠所取代，但手工 業“副業”仍然具有豐富的內容、占有重要的經濟地位。首先是當地(稻)草繩和草籃子副業。在集體“投資”購買的手工搖繩機和腳踏的織籃機的推動下(一個男 子和一名女子搭檔，在兩個長 [12小時/天] 工作日中，可以生產30只籃子)，在1960年代達到生產高峰(全松江縣年產1700萬個籃子)，之后雖然逐漸減少，但在改革開始的1979年仍然年產 500萬只籃子。此外則是手工(絲綢針織)“結花”(為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加工)，從1968年開始，在華陽公社一度達到(1982年)6100人從事 此門副業的頂峰，之后才逐漸衰減。總的來說，在集體化時代，“副業”一般占到農業總產值的約20%。(黃宗智2006[1992、2000]： 208～210，361附錄表E-1)

　　其后，在聯產承包責任制下，均分土地，中國農村經濟再次返回到人均才兩、三畝地的小家庭農場。去集體化的一個重要結果是提高了勞動效率。在松 江，在總產出沒有下降的基本狀態下，從農業中釋放出約1/3的勞動力，由此導致了(我稱之為)“沒有(產出)增長的(勞動生產率的)發展”。隨著1/3勞 動力的釋放，1980年代在(國家號召的)基層干部的積極領導和城鎮工廠的扶助下，興起蓬勃的農村工業化發展，最終取代了手工業在其前所占的位置，成為農 業的主要“副業”，后來更成為農戶的主業，轉而使農業成為副業。

　　再以松江縣華陽公社/鄉為例。該社在大躍進時期便已建立了“農機廠”(主要是農具修理和生產)，之后于1964年建立了基于該地棉紡織手工業的 襪廠，1981年從城市的襪廠以廉價(300元一臺)買下了45臺舊機器。1983年，此襪廠雇傭683名村民。同年，與上海照相機廠合辦為其加工的“光 學零件廠”。1984年，雇有職工235名。在這個階段，農村工業收入仍然次于農業， 等于是其副業。再其后在1986年，更與泰國正大集團公司、以及松江縣大江公司和松江縣肉食品外貿公司合資(600萬元)開設肉食品加工廠。1988年， 大江公司每天加工(由小農戶養殖的)2萬只雞。到此階段，華陽鄉已經出現了農業隊伍的“三八隊伍”化，指的是農業的逐步副業化，其主要勞動力越來越多就業 于新興的農村工廠，所顯示的是全國農村趨勢的預兆。(黃宗智2006[1992、2000]：256～258;214)

　　在全國范圍內，從1993年開始，國家統計局取消了過去的“副業”統計指標。其后，(大)“農業”統計指標只包含“農、林、牧、漁”。如此的統 計指標調整也說明此前的家庭和集體手工副業已被新興農村工業所取代。②(而養豬、自留地蔬菜等家庭“副業”以及集體種、養“副業”等則被納入“農、林、 牧、漁”范疇，農村工業則劃歸工業范疇。)

　　離土又離鄉的打工浪潮。

　　其后，在上述的1980年代蓬勃的“離土不離鄉”的非農就業之上，加上了1990年代的“離土又離鄉”的大規模城市打工浪潮，非農就業逐漸在越 來越多地區變成農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進入新世紀，非農就業逐漸成為主業，農業已經越來越婦女化和老齡化，成為許多農戶的次要生產活動。(我原來調查的 華陽橋則已完全城市化，被納入上海市區)

　　2009年，在全國范圍內，離土離鄉的“農民工”(“外出農民工”)總數已經達到1.45億人之多(另有0.84億離土不離鄉的“本地農民 工”)。正如國家統計局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證實，他們的平均工資普遍低于城鎮居民、工作時間則達到每周平均58.4小時——沒有受到國家 《勞動法》的保護、絕大多數沒有“參與”社會保障。其中，比較突出和廣為人知的是建筑工人、采礦工、住宿餐飲工、裝卸工、社區保安等。他們之中90%的人 員工作時間超出國家《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即便是高風險的建筑業中，用監測報告的話來說，“雇主或單位為其繳納工傷保險的比例僅為15.6%，離《工 傷保險條例》要求相差甚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0)與1960年代以來，在世界發展中國家快速蔓延的“非正規經濟”同樣，中國新興的農 民工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缺乏社會保障和國家勞動法的保護，而這正是國際勞工組織對“非正規經濟”的基本定義(詳見黃宗智2009)。

　　總數2.3億的本地和外出農民工，相對于不到3億的農業從業人員，意味在全國大部分的農村家庭都有人從事非農就業。(同上;亦見《中國統計年鑒 2010》表4-2，4-3)而城鎮打工的收入，雖然比城鎮居民低得多，一般仍要高于農村農業的報酬，因此對許多農戶來說，非農收入已經成為其主業(即主 要收入來源)，而農業已經成為其“副業”(即次要收入來源)。

　　在以上的變遷之中，所沒有變的是，農民生產仍然由兩種生產所組成，仍然是主業+“副業”的基本結構，由主要勞動力從事主業，較廉價的輔助勞動力 從事副業。所不同的是從原來的農業主業+手工業副業，轉化為工業主業+農業副業(我稱之為“半工半耕”)的結構。今天，這是中國農村比較普遍的現象。

　　至于農業領域，改革以來展示了深遠的(我稱之為)“隱性農業革命”。和歷史上的農業革命不同(例如，18世紀英國的農業革命，以及上世紀 1960和1970年代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所謂“綠色革命”)，它不是表現為幾種主要農產品的單位面積產量的顯著上升，而是表現為農業結構的基本轉變，從傳 統的糧食對肉食對蔬菜的8∶1∶1比例，向4∶3∶3的比例轉化。這就意味著從相對低值農產品向越來越多的高值農產品的轉化，由此導致了年平均6%的農業 產值的增加，遠遠超過傳統農業革命的增長幅度(18世紀英國農業革命才0.7%一年，“綠色革命”年平均約2%～3%)。我們已詳細論證，其背后的動力來 自“三大歷史性變遷的交匯”，即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農村人口的大規模城鎮就業以及食品消費結構的轉型。(黃宗智、彭玉生2007)

　　在以上的“隱性”農業革命中，主要生產單位仍然是人均才兩、三畝地的小家庭農場。根據對現有數據的系統梳理，我們論證，截至2006年(根據最 可靠的《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資料》)，雇(年)工經營的農業仍然只占到總農業勞動投入的3%(另有0.4%的短工)。小家庭農場則占到將近97%，再一次 明顯壓倒雇工大農場。(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a)

　　正是工業主業+農業副業在農村家庭的緊密結合，促使今天中國經濟結構與斯密和馬克思在西方所看到的和所預期的截然不同。農業主體沒有成為雇工經 營的規?；筠r場;同時，城鎮工業沒有變成完全脫離農業的個體化工人所組成的工廠生產;相反，約有一半的勞動力是來自與農業緊密結合的“農民工”。我們需 要更深入地探討：為什么會這樣?

　　家庭經濟單位的競爭力

　　簡言之，基本原因是，處于土地嚴重不足壓力下的小農戶，由于其“特殊”(即與資本主義企業單位不同)的經濟和組織結構，具有比雇工規模化生產更頑強的經濟競爭力。

　　小農家庭在明清時期戰勝經營式農業，主要是因為在土地嚴重不足的壓力下所形成的農業+副業生產單位，其勞動力要比雇工經營的經營式農業來得便 宜。而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以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看到和預期的是，副業從農業分離，遷入城鎮，由個體化的工人集合起來進行工場生產而不是小農家庭來生 產。進入工業時代，生產更大規模化、勞動更高度分工化。其基本結構是資本+雇工的生產方式，在農業領域也同樣。兩大理論傳統都預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憑 借其資本逐利的動力以及資本化生產的“規模經濟效益”，必定會完全壓倒、消滅小農家庭生產。但上面我們已經看到，事實是在革命前的中國，以家庭為基本生產 單位的小農經濟頑強持續、農業與手工業仍然結合、手工業生產并沒有城鎮化。之后，在農村集體化時期，初步進入農業的“現代化”，但基本組織模式仍然是主 業+副業，先是農業+手工業，然后逐漸改為農業+(農村)工業，兩種生產一直緊密結合，沒有分化為農村和城鎮的分離現象，與西歐的原始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 模式十分不同。

　　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時代集體組織的基本組織邏輯是和家庭農場一樣的。首先，一個集體化的自然村，和家庭生產單位同樣，既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 一個消費單位，和生產與消費完全分開的資本主義產業單位(工廠)截然不同。其勞動力也是給定的，和可以按需要而雇傭或解雇工人的資本主義生產單位完全不 同。在人口壓力下(即土地不足以給予其勞動力充分就業)，集體時期的自然村同樣會采用資本主義企業所不會采用的經營方式：即在勞動力邊際報酬降到低于勞動 力價格的水平下，仍然繼續投入更多的勞動力，而一個資本主義公司則會停止雇傭勞動力，因為那樣對資本來說，是要虧本的。具有給定勞動力的集體組織則不會如 此計較;和一個家庭組織一樣，為了滿足其成員的消費需要，它會繼續投入勞動力，進行更高度的勞動密集化生產，邏輯上直到其邊際報酬接近于零。這個現象可以 普遍見于集體時代的生產隊和生產大隊的行為。一個簡單的例子是1960年代開始在長江三角洲全面推廣的一年三茬(早稻、晚稻、冬小麥)種植戰略，以每一茬 所投入勞動力的報酬的遞減為代價來提高總產出。當時的口號是：“消滅單季稻!”(黃宗智2006[1992、2000]：200～210)

　　同時，還有第二層面上的同樣的“過密化”。和明清時期小家庭農場同樣，在勞動投入報酬遞減的現實下的一個主要現象是，由家庭輔助勞動力來承擔低報酬勞動投入。在集體化的村莊中，這點也基本和內卷型的“家庭化”生產一樣。

　　正是這樣的基本組織，決定了中國1980年代“農村工業化”的特殊現象。與英國和西歐的經驗不同，中國的鄉村工業化很大程度上是“沒有城鎮化的 工業化”。它的主要特征是，其勞動力主要來自結合農業與工業的村莊集體和其小農戶，主要是農戶家的青年。他們住在村莊家里，部分依賴其家庭來生活。最初， 他們的工業就業等于是家里的“副業”，家中主要收入仍然來自農業，后來轉化為主業。

　　正是如此的生產單位，比完全分離的農村農業與城鎮手工業和工業的西方原始工業化和工業化模式具有更強韌的力量。無論是在工業化之前還是在其進行 之中，家庭農業可以依賴手工業或工業來補充其收入的不足;同時，手工業或工業可以依賴家庭農業來補充其收入的不足。也就是說，農業+副業的家庭生產單位可 以以更低的收入來支撐農業和手工業或工業生產。在如此的結合下，兩者都不必單獨獲得其生存(亦即其自家勞動力的再生產)所需，而可以相互依賴、互補不足。 這就和要單憑(農村)農業生產支撐家庭生活、單憑(城鎮)手工業或工業生產來支撐家庭生活的西方模式完全不同。

　　在中國的集體化時期，在農業領域說不上小農農場相對規模化資本主義農場的經濟競爭力，因為它是由革命政黨和政府所組織的，并沒有(像小農經濟和 經營式農場那樣)在市場環境中，通過與雇工經營的資本主義農場競爭而證明其經濟優越性。在農業領域，如此的競爭是在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之后。一方面是農業 生產回歸到人均兩三畝地的小家庭農場，另一方面則是新興起的資本主義規?；a，包括來自境外的超大型資本主義公司。

　　與西方理論預期相悖的是，時至今日，在農村改革和市場化三十多年之后，小農經濟仍然在農業生產領域占到絕對優勢。這里，新古典和新制度經濟學， 立足于西方經驗，只能看到其建構的所謂“轉型”的一面，認為它只可能步西方的后塵，只可能逐步向更完全的西方資本主義大農場“轉型”。如此的經濟學分析忽 視的是，中國家庭作為一個基本經濟單位的強韌生命力，以及其所包含的、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的邏輯。廉價的婦女化和老齡化農業生產，要比雇工經營的資本主義 規模化農場更具有市場競爭力。當前的所謂公司+農戶生產模式便是最好的例證。它的秘訣正在于，通過“訂單”和所謂“合同”，一個商業資本公司可以依賴(或 部分依賴)小農戶的廉價家庭勞動力來為其生產(無論是“舊農業”的糧食和油料作物以及棉花，還是“新農業”的高值農產品，諸如蔬菜、水果、肉禽魚、蛋、奶 等)。簡單以肉雞生產為例，廣東省的“國家級”溫氏食品集團有限公司，把雞苗分發給農戶來養，由公司提供飼料、藥料和技術指導，然后定時收購。(《中國農 業產業化發展報告》2008：16～17;黃宗智2010：148)上面提到的松江大江公司，采用的是同樣的公司+農戶方式。(李秀華，2003;亦見武 廣漢2012)

　　這樣的勞動力要比使用全職雇傭勞動力的規?；a便宜。也就是說，可以賦予(商業資本)公司更高的利潤，亦即給予掌控資本者更高的資本“回報 率”，因此才會被采納。目前的組織形式，與其說是向西方產業資本的大農場的轉型，不如說是大商業資本+小農戶生產展示了比產業資本+雇工的規模化生產更強 的競爭力。一定程度上，它是中國近一二十年來農業發展的“特色”。(黃宗智2012b)

　　當然，在上述的廉價勞動力因素之外，還有其他相關原因。在小家庭農戶的生產下，經營者和所有者是合一的，監督和激勵問題基本不存在，因為家庭小 農場會為自己的利益而積極生產。而規?；筠r場則必須面對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很不一樣的監督問題，即怎樣在廣闊的空間中高效地監督農業那樣分散的小生產 (如何在百畝、千畝甚或萬畝的農場上監督其雇傭勞動的投入?)(黃宗智2012b)

　　更有甚者，商業資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農業生產所不可避免的風險轉嫁到小農戶身上，由他們來承擔歉收的成本，以及因豐收而價格下降的成本。在名 義上，“訂單”農業制度正是針對價格波動的風險而建立的，但是，在實際運作中，面對“弱勢”的小家庭農場，大商業資本(或其經紀人)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和借 口(例如，產品不達標而拒絕收購、或產品低于預期等級)來壓價，而分散的小農戶不可能進行有效抗拒。③正因為如此，公司和小農戶之間的“和約”的履行率一 般只達到約20%。(劉鳳芹2003;張曉山等2002)在畜禽養殖業中，公司違約的占到七成，農民違約的三成。(李秀華2003：3)

　　再則是家庭農場在當前的“隱性農業革命”中新興的“資本和勞動雙密集化”的小農場中所顯示的高效率。舉例說，1～5畝的塑膠拱棚蔬菜種植需要繁 雜、眾多而又不固定的勞動投入。一個包括主勞動力和輔助勞動力的家庭單位，可以比雇工經營更高效地支撐如此的生產——已經給定的廉價家庭勞動力，可以不計 工時而夜以繼日地投入超額的勞動，其邏輯類似于“夫妻老婆店”。這正是今天正在進行中的“隱性農業革命”的“新農業”的一種主要型式。同時，一個“種養結 合”的5～10畝地的玉米種植和(小)規?；B豬農場，明顯借助于兩種相互輔助的不同生產的“范圍經濟效益”(傳統的廣東順德地區的?；~塘——用桑葉喂 蠶、蠶糞喂魚、魚糞和塘泥肥?！莻€很好的例子)，而不是大農場的“規模經濟效益”。(黃宗智2012b;黃宗智2010b)

　　當然，中國目前的土地制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農民不能自由買賣土地、只能“轉讓”其“使用權”的客觀情況下，企業公司不容易建立規?；拇筠r場，這也是因素之一。但這只是表面的解釋，很容易掩蓋上述較深層的經濟原因。

　　此外，家庭小農戶的頑強競爭力不僅體現于農業，也體現于制造業和服務業。首先是1980年代蓬勃興起的鄉村工業。針對城市的大型企業來說，他們 的秘訣乃是廉價勞動力，不僅工資遠低于城市職工，也沒有城市職工附帶的福利。眾所周知，鄉村工業化使用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沒有被清楚說明的是，這是 因為其價格遠低于城市的勞動力，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最初是農業的一種副業，之后逐漸成為依賴農業為副業的主業。其基本邏輯同樣：同一家庭借助于兩種相 互扶持的生產活動，促使兩者都要比從事單一生產的勞動力便宜。

　　正因為“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工人仍然是農村家庭戶的一個成員，仍然住在村莊老家，仍然吃著村莊的“口糧”(其初期仍然分著集體的工 分)，他們要比個體化的工人便宜。他們仍然是農村家庭經濟單位的成員，其收入與其說是個體化的青年工人自己所有，不如說是家庭經濟的一部分。這一切都和新 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預期相悖。

　　至于1990年代后蓬勃興起的“離土又離鄉”的農民工浪潮，其廉價勞動力乃是中國所以對全球資本具有如此的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中國被廣泛認為是 資本最好的去處之一——譬如，在2005年一項聯合國調查中被確認為第一)(高柏 2006：表7)(當然，地方政府通過廉價提供土地、提供財政優惠、貼息貸款等條件來積極“招商引資”也是重要因素)(黃宗智2010a)。正因為“農民 工”家有小農場，地方政府和企業更可以不為他們提供(或更充分地提供)社會保障。因為他們一旦失業，或者到達退休年齡，可以返回家鄉種地。地方政府和企業 也可以不為他們的子女提供教育條件，因為他們可以變成“留守兒童”在家上學，由爺爺奶奶(或姥爺姥姥)來帶，形成所謂(父母親外出的)“空巢家庭”。其結 果也是促使他們的勞動價格更加低廉。這樣，也就對追逐最高投資回報率的資本具有更強的吸引力。這也是一般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看不到的，其盲點和誤解的最終 根源正是因為它把基于西方經驗的建構，想象為普適的理論真理。它把個體化的工人，而不是家庭，建構為基本經濟單位。

　　另外，蓬勃發展的城市，包括大量農民工入遷，又組成、推進新、舊、和半新舊服務業的需求，相應興起的是同樣由農民工(和城市下崗工人)提供的各 種各樣服務。其中，夫妻老婆(或父母子女、親戚)店相當普遍。它們一方面是農村家庭的成員;另一方面，他們本身也常常是由家庭經濟單位(家庭主要+輔助勞 動力)來經營。這里的經濟道理，再一次是依賴廉價的家庭勞動力，再一次是因為家庭作為基本單位要比全職化、個體化的勞動力來得“經濟”。(黃宗 智，2008;2011)

　　正是在這個經濟邏輯之下，由農戶家庭成員組成的1.45億外出農民工和0.84億本地農民工 ，大規模進入了中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而農民工的經濟秘訣，并不簡單在于他們是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也不簡單在于他們是“流動”的“臨時工”，而更在于他們 是農村農戶的成員，家里有農場，城里有工作，借助兩種互補的活動來維持生計。(黃宗智2011)對他們來說，家庭而不是個人依然是基本經濟單位。這也是 “農民工”，而不是簡單的“工人”一詞的深層社會經濟含義。

　　與印度和所謂“東亞模式”的異同

　　當然，這一切不是必然的、更不是普世的，其形成是由于中國特殊的歷史和制度背景。以與中國在資源稟賦上相似的印度為例，其家庭農業遠遠沒有展示 出像中國這樣的頑強競爭力。2000年，在它的農業從業人員中，無地雇工已達到45%的比例(1961年才25%)(Dev 2006： 17～18)，和中國的3%十分不同。而其更高度的農業無產化的部分后果是，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每日收入在1.25美元以下的“貧困”人口占到總人口的 足足42%，和中國的15.9%十分不同。(World Bank 2008; 亦見黃宗智2010b：14)

　　印度農村之所以達到如此高比例的無地農業雇工，主要是因為其土地分配在1947年建國之初便很不平等，和當代中國(建國之初的土地革命和聯產承 包制下的)均分土地傳統很不一樣。正如英國政府的國際發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報告指出，由于英國殖民政策所采用的土地私有制度，印度從其1947年建國開始，土地分配便已很不平等，無地農業雇工便已占到 所有農業人員的40%的高比例。(“Land Use and Ownership in India，”2012)之后有所下降(1961年是25%)，但到2000年已經超過了原來的幅度。

　　從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視角來看，印度則具有遠遠優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條件：它有更完全、清晰的產權，更完全的市場經濟，以及比較民主的政治制度。 由此，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印度的經濟和農業發展應該遠勝于中國。但是，歷史實際正好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預期相反。根據比較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相當系 統的估計，印度1950年的人均GDP(以1990年國際美元計算)要略高于中國，1978年與中國基本相等，到2003年則只有中國的一半不到 (2160元對4803元，即45%)(表1)。在農業領域，目前中國和印度雖然同樣處于農業結構向更多高值農產品轉型的(我稱之為)“隱性農業革命”過 程中(黃宗智2010b)，但中國的“模式”基本是(我們稱之為)“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與印度十分不同。(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a)正是中國 的不完全、不清晰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度，反而推進了中國改革以來比印度更快速的GDP增長，并且避免了印度那樣的大規模農業無產化。這里，理論預期和歷史實 際再次明顯相悖。

　　表1 中國與相比國家和地區的人均GDP年份不列顛中國日本臺灣地區韓國印度

　　17001405600570 550

　　18202121600669 533

　　191351505521387 673

　　195069074391926936770619

　　1978 9781258455874064966

　　19981871431172041315012121521746

　　2003 480321218 2160

　　資料來源： Maddison 2001：90，表 2-22a；Maddison 2001：304，表 C3-c；2003 數據來自 Maddison 2007：44，表 2.1.

　　中國的經驗和時下有一定影響的“東亞模式”理論也不同 。所謂的東亞模式，主要是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東亞模式是結合家庭農業和政府干預的特殊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其具體代表是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在 他們看來，改革后的中國也符合這種模式(暉峻眾三2011[2003]; 亦見張玉林2011)。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東亞模式主要代表“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化”(labor 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和西方(尤其是英美)的“節省勞動的、資本密集的、資源密集的工業化”(labor saving， capital intensive and resource 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很不一樣。杉原薰(和依靠他的論點的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把前者稱作“勤勉的革命”模式，借以區別于西方(特別是歐美)的工業革命。他認為，這是一個源自土地(相對人口)稀缺以及農業與手工業頑 強結合的模式，完全適用于中國。(Sugihara 2003; Arrighi 2007)

　　以上兩種意見的可取之處在于其對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兩大錯誤教條的挑戰。第一種意見突出了政府所起的作用，而新古典和新制度經濟學則特別強調政府 干預越少越好。第二種意見突出了人口相對土地資源的過剩，而新古典經濟學則堅持把人口看作與土地和資本同樣性質的稀缺要素，認為印度(和中國都)沒有勞動 力過剩(Schultz 1964; 詳細討論見黃宗智 2008a)。同時，第一、第二兩種意見都(和我長期一貫強調的那樣同樣)突出了小家庭農場的強韌性，也與斯密(和馬克思)的理論預期截然不同。但是，這 兩種關于“東亞模式”的意見的弱點是， 他們都過分把中國等同于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沒有充分考慮到中國和日、韓、臺的顯著差別。其實，日、韓、臺經濟史上所面對的人口壓力遠遠輕于中國 大陸(和印度)。同時，三者都比中國大陸具有更完全的私有產權，都主要是資本主義型經濟，而中國則因為其社會主義革命傳統，即便在改革時期，一直都是舊計 劃經濟傳統和新市場經濟的混合體。(黃宗智2010a)

　　在人口壓力方面，日本其實在1720年之后便已進入人口緩慢增長的時期，其生育率已經降低到和西歐在現代化前夕基本相似的水平，為其后的經濟發 展作了十分重要的鋪墊。(Smith 1977; Hanley 和 Yamamura 1977)其后，1880～1950年，在現代投入進入農業生產的時期，新興的工業吸收了大量的農村人口，使其農業人口的絕對數基本穩定不變。 (Hayami， Ruttan and Southworth 1979： 11～12)這就和中國在相似階段(1960和1970年代)所經歷的人口壓力十分不同。正如珀金斯Perkins和尤蘇夫Yusuf證明的那 樣，1950～1980年間，中國的農業年平均增長2.3%，而同時期的人口增長率是2%?？梢哉f，“綠色革命”的現代投入所帶來的增長，基本被人口增長 所蠶食掉。(Perkins and Yusuf 1984： 第2章;黃宗智2010b：5～15)今天，日本農業從業人員已降到從業人員總數的不到5%，這方面和中國實在不可相提并論。

　　韓國與臺灣地區，正如眾多學術研究已經證實，則得益于早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為其本國供應和利益而)執行的類似于后來的“綠色革命”的政策(主 要是化肥和科學選育良種的投入)。在1960和1970年代的更全面的“綠色革命”時期，加上美援的幫助，便已進入工業快速增長階段。(Lee and Chen， 1979; Ho 1968; Amsden 1979; Kang and Ramachandran 1999; Ban 1979)2000 年，其農業人口所占比例已經降低到全人口的8%以下，同樣不可和中國所面對的人口負擔規模相提并論。真要比較的話，應與中國特定地區，例如上?；驈V州地區 相比。

　　這方面，和中國更具可比性的是印度，而不是所謂“東亞模式”的日、韓、臺。同時，印度在1950年代的人均GDP底線也和中國基本相等，比日、韓、臺都要低出很多。( 表1;詳細討論見黃宗智2010b：5-15)

　　更有甚者，正因為中國人口壓力和土地制度與所謂的“東亞模式”不同，資本主義型雇工農場在中國的“發展”也和“東亞模式”有一定的差別。以日本 為例，1990年，超過75畝規模的農場占到所有農戶的6.5%， 約十倍于中國2006年超過60畝規模的農場所占的比例。(暉峻眾三 2011[2003]： 128， 表6-10; 《中國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資料匯編，農業卷》， 2009：表2-7-1) 2000年，日本農業雇工比例達到農業從業人員的20%以上(暉峻眾三2011[2003]：110，表6-5)，遠高于今天中國的3%。

　　當然，在日、韓、臺的所謂“東亞模式”歷史經歷中，也都可以看到小農戶緊密結合農業與手工業/工業的現象(例如，杉原薰所提到的日本貧窮農村姑 娘，一度大量以兩、三年的合同進入絲廠工作)(Sugihara 2003：99) 。但是，和中國的“農民工”相比，其規模和所持續的時間有很大的差別。事實是，中國今天非常嚴峻的城鄉差別和分配不公，說到底是源自其極其沉重的人口負擔 和巨大的勞動力過剩。杉原則盡量把中國納入一個他所建構的、分配相對公平、具有社會和環境可持續性的模式，基本無視日本和中國間的巨大差別。

　　對中國來說，當前公認的社會和環境危機，絕對不該以任何“模式”的理論來掩蓋、混淆。杉原硬把中國塞入其所謂的 “東亞模式”，等于是在美化中國的發展經驗。在深層次上，也許更反映一種美化、夸大日本模式的感情。說到底，“東亞模式”理論雖然沒有像簡單的新古典經濟 學理論那么完全脫離中國實際，但對理解中國的發展經驗仍然具有嚴重的誤導性。我們需要的是同時面對中國發展經驗的正負兩面。

　　與馬克思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不同

　　本文討論的主要理論問題是，影響比東亞模式理論大得多的、新古典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以及在中國仍然具有一定影響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 上面已經說明，用于中國，兩者都具有嚴重的誤導性。兩者都以為資本主義生產必定會取代小農經濟的家庭生產。新制度經濟學更從理想化的市場經濟前提出發(即 私有產權+資本+個體化勞動力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運作)，要么把中國現實想象為其理想建構，要么把精力放在如何促使中國實際更進一步趨向符合其理想建構。 結果是兩者同樣掩蓋了中國的經濟實際、忽視其家庭經濟頑強持續的基本現實。

　　新古典和新制度經濟學更采用了“理性經濟人”的基本建構，把其作為自己所有理論和分析的出發點。因此，所導致的對非西方經濟體的研究，要么聚焦 于如何把其改造為與西方同樣的資本主義個體化經濟，要么把實際想象為其所建構的理想。兩種做法都完全無視當前中國經濟運作中的關鍵性家庭經濟。我們需要認 識到的是，家庭經濟既是中國經濟發展成功的要訣(借此吸引大量全球資本、推動中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推動中國GDP的快速增長)，也是其日益貧富 懸殊問題的基本來源。它既具有頑強的競爭力，也是城鄉差距擴大的根源。新制度經濟學只能把中國的現實想象為向理想化的“發達國家”的“轉型”和“過渡”， 既忽視其社會矛盾的一面，也錯誤地把其經濟成效簡單歸因于產權私有化、市場化和資本主義化。

　　說到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所共有的一個關鍵盲點是，看不到中國人口/土地壓力以及勞動力相對過剩的“基本國情”、看不到中國小農 經濟頑強持續至今的基本現實。人口/土地問題曾經是20世紀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核心，其代表人物乃是西方學術界的一些最優秀學者，包括卜凱和其后的何柄 棣、珀金斯等好幾代學者，而其當時的理論敵手則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但是其后，伴隨美國新保守主義的興起，經濟學轉向比較狹隘和極端的原教旨市場主義 (認為市場乃是解決一切經濟問題的最終良方)，論爭的主要敵手被轉化為(提倡政府干預市場的)肯尼斯主義經濟學。結果先是把人口建構為和資本、土地同樣稀 缺的“要素”，最終則以意識形態化的概念“人力資本”和“比較優勢”來取代過去對人口/土地壓力和勞動力過剩的研究積累和認識。

　　在新古典經濟學歷史中，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可以視作劉易斯和舒爾茨同年分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1979年。劉特別強調發展中國家具有“勞動力無 限供應”的農村，舒爾茨則堅持論爭，市場經濟下不可能存在所謂“勞動力過?！?。當時，經濟學仍然相對認真對待人口過剩問題。但是，之后，直至2008年爆 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舒爾茨等的流派逐漸占據到經濟學的霸權地位。(詳細討論見黃宗智2009)

　　在那樣的環境下，中國的人口負擔，被完全轉釋為新霸權話語中的 “人力資本”和“比較優勢”。它們幾乎完全取代了原有的、更符合實際的簡單事實描述，即“人多地少”、“勞動力過?！?，以及廉價勞動力、“農民工”。在我 看來，“人力資本”一詞應該被限定于企業創業人才、高端技術人力等實際含義，而不是目前這樣寬泛地使用于所有從業人員。把農民和農民工概括為“人力資 本”，實際上是一種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話語，是把人口和階級問題排除于經濟學視野之外的意識形態建構。把中國的大量廉價勞動力簡單轉釋為“比較優勢”同樣。

　　因此，在新古典經濟學話語中，完全看不到上面論述的基本中國現實。其中的關鍵是，在長時期的強大人口壓力下，農戶家庭組織的特征被推向了極致， 形成了特別強韌的農業+副業生產單位。它能夠承擔比個體化工人便宜的價格，借此消滅了資本主義型的雇工和規模化農業生產，排除了分化為農村農業和城鎮工業 的“原始工業化”，遏制了資本主義型的雇工農業生產，并占據到現代制造業和服務業勞動力的一半。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由于其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理論前提，完全看不到這些基本事實，更毋庸說其背后的家庭經濟邏輯。因此，也看不到今天中國經濟的基 本的社會現實：在總共7.8億就業人口中，“非正規經濟”中的農民(3億)和農民工(2.3億;1.45離土又離鄉，0.84億離土不離鄉)，另加剩下來 的0.72億“鄉鎮企業”(的非農村戶籍的)員工，以及0.5億的鄉村“私營企業”和“個體”非農就業人員”占到足足6.5億，即全就業人口中的83%。 (《中國統計年鑒2010》表4-2)④ 他們大多以家庭而不是個人為基本單位。他們絕大部分處于個體化職工的“正規經濟”之外，收入遠低于前者，并且基本沒有法律保護和社會保障。因此，導致越來 越顯著的城鄉差別。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今天的差別已從1985年的1.8∶1上升到3.3∶1。(黃宗智2009;World Bank 2009：34，圖2.36;亦見陳錫文2011)

　　正因為忽視了如此的基本經濟—社會現實，才會有今天爭論中國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即一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經濟學家論說、才會有中國 已經成為一個類似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橄欖型”社會的社會學家論說、才會有中國必須完全模仿西方的個人主義法律的“移植論”論說。(這方面的詳細討論見黃宗 智2009，2011，2012c;這里不再贅述)

　　毋庸說，如此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觀點既不能看到中國的家庭經濟單位現實，也不能看到其所包含的嚴重社會不公現實(我們只需考慮正規與非正規經濟 的差別)。忽視中國的社會現實，便看不到中國經濟的基本動力，看不到中國GDP快速增長的實質內容。既看不到中國經濟的實力(即作為其基礎的廉價小農家庭 單位)，也看不到其弱點(即貧富懸殊、大部分勞動者處于社會嚴重不公的制度安排之下)。

　　縱觀現有經濟學理論，最能夠理解小農經濟的家庭農場經濟組織的，今天仍然是前蘇聯圍繞恰亞諾夫的“組織經濟學派”。他們看到家庭農場和資本主義 公司在組織和會計邏輯上的基本不同，也看到小農經濟的強韌性。但是，在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下以及在斯大林的恐怖政治下，恰亞諾夫等被殘酷殺害。其 后，在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中，恰亞諾夫經濟學學派雖然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在20世紀中葉之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日益強盛，尤其是在前蘇聯和東歐社會 主義制度的崩潰之后，占到全球的絕對霸權，硬把不符合其理論/意識形態教條的歷史經驗，全都塞進其理論建構和話語之中，拒絕任何其他的認識。就連中國自 己，在拒絕過去僵硬的計劃經濟大趨勢下，也(甚至更)完全擁抱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黃宗智2012c)今天，我們需要的是重建并推進恰亞諾夫經濟學理論 傳統的真知灼見，因為它是在經濟學理論多種傳統中最符合中國實際的傳統。

　　恰亞諾夫所論證的家庭經濟組織特征和邏輯，其實是在沉重的人口壓力下呈現得最淋漓盡致，并因此而具有最大的強韌性。由于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 情”，恰亞諾夫的理論傳統其實比在其誕生地的俄國更接近實際?？梢哉f，此理論傳統未來的進一步建設和發揚光大，其責任非中國自身的經濟學和農業研究莫屬。

　　結 語

　　簡言之，我們要清楚認識到中國經濟—社會的現實，看到其家庭作為基本經濟單位的強韌性和經濟競爭力。認識到人口壓力下的家庭經濟的特殊邏輯，才 能既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也看到其嚴峻的社會不公。正是部分依賴家庭農業來維持生活的農戶和農民工，吸引了大規模的全球資本在中國投資，支撐了其 特高的投資回報率。也正是從事低廉報酬的農業從業人員以及來自他們家庭的、從事低廉報酬(和沒有法律保護以及沒有社會保障)的農民工，組成了今天中國社會 底層的很大部分。

　　清醒認識中國這個真正的“基本國情”——即由于人口壓力+家庭經濟組織結合所形成的龐大的“非正規”底層社會和其家庭經濟單位——才有可能認識 并想象到一個與現代西方不同的中國的過去和未來。不僅是它的經濟原理不同，也是它的社會結構的不同。由此才能認識到怎樣在中國創建具有自己特點和主體性的 社會科學和法學，怎樣考慮從家庭單位，而不僅僅是西方現代“理性經濟[個]人”的建構出發，并且由此認識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層歷史緣由。

　　這樣，才有可能不僅認識到中國的不足(其人均GDP仍然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以及其極其嚴重的社會不公)，也認識到其所含有不同的未來的可能。認 識到家庭單位在中國經濟和社會中所占的特殊地位，才有可能想象一個以家庭和人際關系為核心的社會和文化、一個包含家庭倫理而不僅是個人主義的經濟與法律制 度，一個包含從家庭倫理類推社會、國家和國際間的價值觀的現代中國文明。

　　* 感謝白凱、張家炎、高原和彭玉生的詳細閱讀和建議。

　　注釋

　?、偻瑫r，馬克思更非常清晰地指出，在斯密所描述的“工場內的勞動分工”之外，還有“社會的勞動分工”(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即不同產業、部門和地區的勞動分工)。(Marx， Capital， V. I， Part VIII，第14章：第4節)

　?、趹撜f明，在集體時期，“副業”這個統計范疇含義甚廣，“家庭副業”不僅包括手工業，也包括養豬和自留地(蔬菜)種植。此外，還有“集體副 業”，在華陽橋包括梨園、溫室蘑菇、花木苗圃、奶牛、兔毛等。1984年前，就連村辦工業也被納入“副業”統計指標(黃宗智2006[1992、 2000]：203～207;215～218)。但是，“副業”所指的核心是手工業，而手工業之被農村工業取代，乃是統計局取消“副業”指標的基本原因。

　?、郛斎?，在市價高于合約價的相反情況下，農戶也會借用一些“弱者的武器”，如隱瞞耕作面積或收獲量、偷偷賣給另一中介人、甚或(像勞工史上的工人那樣)采取集體行動來為自己爭得多一點的收益。

　　④如果再加上0.5億的城鎮“下崗工人”，這些“非正規”從業人員所占比例達到全就業人口中的足足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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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asic Unit of China’s Economy， Past and Present :

　　the Family or the Individual?

　　Philip C. C. Huang

　　Abstract: In China’s economic history, the family unit, not individuated hired laborers, was always the basic economic unit;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is is still true today. Looking back at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the family as an economic unit has in fact long been competing against large-scale production based on hired labor. China’s experience is different from England and Western Europe, and also from India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Neither neo-classical or Marxist economics, nor the “East Asian model,” has faced up to the fundamental Chinese reality of the great persistence of its family economy. Only if one grasps the special position the family unit has occupied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can one imagine a past and future for China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Key words：Peasant family farms， hired-labor based large farms， combining farming and handicrafts， combining farming and industrial employment，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作者簡介】黃宗智，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研究方向：經濟史、法律史和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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