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要任務，是幫助農村人組織起來，找到非農業的生存方式，促進“城市中國”盡快誕生。這個大方向是農村發展規律決定的。國家不是散財童子式的慈善家，而是“新農村”的推動者，農民才是主體，是主力軍。

　　一、建設新農村要首先理解農村貧困的根源

　　有了對農村貧困根源的知識，我們才能發現和尊重農村事務的規律。了解了這種規律，才可能恰當地處理國家的援助與村民“自助”的關系，村民物質需要與文化需要之間的關系，以及農村眼下的迫切需求與歷史發展方向之間的關系。

　　我國農民貧窮，從根本上講，不是因為國家政權的“下沉”，不是因為基層政權的腐敗，不是因為“權利”被剝奪，不是因為農民稅費負擔過重，不是因為城市的剝削，更不是因為農村缺少“基礎設施”。

　　我國農民貧窮有五大根本原因。

　　第一，制造的產品已取代養殖和種植的產品，成為人類財富的主要來源。農業已成為“產業”。占人口10%以下的農戶，用機器耕作遼闊的耕地，方能獲得城市普通人家的收入。我國迄今最高的糧食年產量是五千億公斤。按每公斤一元算，總價才五千億元(而國家對農村一年的投入要三千多億元)。我國GDP近19萬億元，糧食只占我國財富總量的5%。大陸與臺灣的年貿易額是7300億元。2006年4月，吳儀副總理率團赴美，一次“團購”即達1300億元。

　　第二，我國農村人口過多。農村人均耕地少，構成“自種自食”的自然經濟。一半農產品不進入市場，而是供農民自己消費。我國農民人均耕作一兩畝地，而在農業發達國家，人均耕作上千畝地。自種自食的自然經濟是我們時代最落后的一種生產方式。在工業時代，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拒絕自種自食，養牛的也得買牛奶喝，對鮮奶進行衛生消毒和包裝的是專業工廠。因為引進了土豆、玉米、白薯，清朝的農村人從一億上升到四億，自由小農經濟的成功達到了頂峰。在1840年，這種生活方式進入了不可逆的衰亡期。一個半世紀后的今天，我國在冊的農村人口高達九億，其中包括將近五億農業勞動力。盡管農業技術在飛速進步，耕地總量卻是固定的，因此，農業領域的勞動積極性空前下降。

　　第三，組織社區合作非常艱難。人們獨立自由，不肯合作，習慣以出工不出力、“搭便車”來抵制合作組織。我國農民家庭的經濟獨立和人身自由有兩千多年歷史，自足、獨立、自私、散漫、無組織無紀律的生活方式構成了“鄉村中國”的“基因”，與工業時代嚴密的組織化生產格格不入。無拘無束、瀟灑閑逸、獨立自由的耕織生活只用了一代人時間就征服了滿族，使這個習慣合作的游牧民族忘掉了關于戰爭的藝術。但在工業時代，所有產品都是合作勞動的結果，包括教育領域淘汰了只有一個老師的私塾。

　　第四，市場機制摧毀不肯合作的小農。小規模家庭農業無力應付市場上變動不居的成本和銷售價格，無力適應市場機制對規模效益的要求，更無力聯合起來建立非農的產業。所以，農村整體淪落到破產的邊緣。一部分農民陷入絕對貧困，大多數農民陷入相對貧困，即農村與城市急劇擴大的鴻溝。市場經濟是事實，是農村衰落的原因，而不是挽救農村的手段。不組織起來合作，農民就無力適應市場的殘酷競爭，就只能淪落為二十一世紀里自種自食的“自耕農”。

　　第五，衰落的農村導致農民萎靡的精神。在市場條件下農村經濟的衰敗，以及我國一些農村政治政策方向上的失誤，導致了農村基層原有社區組織的潰敗。農村基層社區組織的潰敗，導致了農村文化的衰敗甚至倒退。在繁榮的城市面前，農村人的精神和自尊遭到了嚴重的打擊，在精神和文化上更加衰落，甚至墮落到求助傳統迷信。文化垮了，就更加一無所有，就使農村人更難組織起來，更難應付時代的挑戰。中國農民處于無組織狀態，中國工人也處于事實上的無組織狀態。其他普通中國人正在走向無組織狀態。因為組織上的瓦解，中國人在精神上的凝聚力也瓦解了。然而，在迄今仍存活的少數集體經濟社區里，我們能看到強大的非農經濟，蓬勃向上的精神，以及比較豐富的文化生活。

　　概括起來，我國農村貧困的根本原因是：(1)制造的產品取代種養的產品成為人類財富的主要源泉;(2)我國農民太多，因此人均耕地面積太少，農業不成為產業，甚至倒退回自然經濟;(3)我國農民自由獨立，不善合作，難以組織起來闖入非農領域，甚至無力組織起社區勞動來改善自身的社區生活環境;(4)不合作的家庭小農正在被國內和國際的規模農業市場無情地淘汰和摧毀。(5)破敗的農村在精神和文化上更加衰落，更難組織起來從事改善生活的勞動。

　　在上述條件下，我國農村向中央政府發出了SOS求救信號，也向城市發出了警報。對流動民工犯罪的恐懼已經把居民區變成了城市監獄，變成了鐵窗鐵門和保安警衛的天下。在市場機制下，城鄉逐漸呈現的對立，正在取代作為共和國基石的“工農聯盟”，威脅我國的社會統一，威脅整個中華民族的進步。

　　有了這樣的知識，建設“新農村”的途徑也就清楚了。答案在于減少農民，把農村人口降低到總人口的10%以下，降低到一億人以下。危機中孕育著機會，也預示了光明的前途。若保持以往每年減少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半個世紀后，農村人口將降到總人口的10%以下，我國將逐漸呈現一個發達國家的社會結構。一個古老的、有兩千多年歷史的“鄉村中國”，將會變成一個年輕的“城市中國”。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要任務，是幫助農村人組織起來，找到非農業的生存方式，促進“城市中國”盡快誕生。這個大方向是農村發展規律決定的。

　　二、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農民，不是政府

　　稅費負擔沒有了，農民與政府的矛盾減少了，基層政權也不做事了，但農村會依舊貧窮，依舊走向衰敗。在我國遼闊的鄉村，國家四處散財的“轉移支付”只是杯水車薪，不可能解決農民貧困問題，也解決不了社區衰落破敗問題。建設新農村需要認識市場時代農村社會和經濟的運行規律，制定符合發展規律的、有前瞻性的國家長期戰略規劃。

　　許多學者對國家在農村投入巨額資金產生幻想。他們激烈地爭辯投入的具體領域，乃至投入的方式，卻忘記了“村民自助”，忘記了農民才是“主力軍”的道理。2005年我國財政收入高達三萬億元。但即使全部贈送給全國三億農戶，也只是每年每戶一萬元，每人每月不到三百元。把共和國搞到徹底破產的“轉移支付”，也不過如此。事實上，國家準備每年投入三千億元，其中的兩千億是原有的，增加部分是一千億，相當于農村人口每人每月才幾塊錢。

　　有學者認為，國家投入主要應當集中在“農村基礎設施”上，特別是建設和硬化通往各村的道路。理由是，“基礎設施”屬于“公共”范疇，理應由“國家”來投入。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第一，“公共”分成社區集體和全民的“公共”。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還劃分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農村都是集體所有制。由國家把大大小小的“公共”都包起來，哪怕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也做不到。通往三百萬個自然村或五十萬個行政村的道路有如毛細血管，比國家交通的大動脈還長得多，更不用說連年持續不斷的養護費用了。富裕強大如美國，聯邦政府也負擔不起“毛細血管”公路的建設。

　　第二，“基礎設施”這個概念是應城市經濟需求而來的。“自然經濟”不催生“基礎設施”概念，密集的人口和頻繁的交易是建設昂貴“基礎設施”的動因。當今農村正處在勞力向外流動的大潮之中，出現了許多“空心化”村莊。硬化了路面，卻只走人力和畜力交通運輸工具，當然不經濟。辦小學，二十幾個學生一所學校，很不經濟。辦有線通訊和電視，也不經濟。強行投入不經濟的事，就必須考慮國家的財力。“國家”本身并沒有收入，羊毛出在羊身上。國家包辦所有的農村社區經濟，就要獲取農村社區所有的收入，至少是城市經濟的全部收入。那是“集權主義”了。

　　“新農村”的建設者不是“國家”，只能是我國農村人民，是農民的“自助”。國家不是散財童子式的慈善家，而是“新農村”的推動者，農民才是主體，是主力軍。新農村建設的資源投入主要不是國家財政，而是農民的勞動。“勞動創造財富”。人均一兩畝地，每年在地里從事三四個月的簡單勞動，八個月失業在家賭博，當然貧窮。我國向有“救急不救窮”之說。每月人均十塊錢的慈善扭轉不了農村的衰敗、貧窮。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