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農村考察，印象最深的是農家房屋里的擺設異常簡單，大部分家庭沒有像樣的家具，能夠稱得上家具的，滿打滿算也不過千把塊錢。而退回30年，農村本還有一些古老的家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如今，這些家具都被變賣了。有些舊家具和文物販子專門在農村轉悠，將農村中值錢的東西廉價地收購，再賣給城里的有錢人。但凡農民有些閑錢，是不會將傳家寶輕易賣人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建造了北京那樣繁華的城市，修建了首都國際機場那樣的現代化設施，甚至制造了無數的高檔家具，為城市人搞了幾十年的家庭裝修，還為美國的消費者生產了無法估量的服裝、鞋帽、兒童玩具、各種家電、化肥、農藥、鋼鐵、玻璃、水泥等等，然而，他們自己的家里，卻是一貧如洗，家徒四壁。是農民不懂得裝扮自己的家庭嗎?非也，是他們自己舍不得花錢，湊合著過日子。

　　為什么中國農民家徒四壁?想想農民的“新三座大山”就知道了：教育、醫療、住房。過去的教育，國家基本不收費用，上大學也管，筆者大學四年每年就享受21.5元的助學金，畢業了還分配工作。現在農家子弟上大學，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凈賠近10萬元，因此很多聰明的農村孩子初中以后就不念高中了，而今北大、清華等名校中，農村大學生的比例一度從高達60%下降到不足10%。過去農村有赤腳醫生，小病不出村，現在農民進了醫院就有交不完的費用;過去，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現在，哪怕家里只有一個兒子，娶了媳婦也要分開單過，單過就需要蓋單獨的房子。

　　花費還不止上述，娶媳婦嫁閨女，生老病死，人情往來，哪一樣不花錢?以前一畝地打出1000斤糧食可以賣好的價錢，養活半個家庭，現在一畝地打出的糧食去掉成本，不如進城打工一個星期來得快。如果算上勞動力，那種地就是賠錢的買賣。上世紀70年代，山東一帶小麥玉米周年產量即突破1000斤，可收入人民幣200元。那時候的200元人民幣值今天的27249元(以黃金購買力計算，1976年二級工38.87元的購買力相當于今天的5296元)。

　　在山東農村，我曾和一個村支部書記詳細算過一筆賬：

　　實行土地聯產承包后，村集體幾乎成了空架子。即使文革經濟不正常期間，上級還會有一些水利、道路、農田改造、醫療等基本建設費用，集體還有一些機械、牲畜、土地、林場等公共財產。那時的教育、醫療成本都非常低，教師的口糧、五保戶、軍烈屬等開支都是集體考慮的。而今，這一些來源都沒有了，一切花銷農民都得分攤。村里有三個干部“吃工資”：一個支書，一個村主任，一個會計，大家“工資”都一樣：每年900元;五保戶、軍烈屬也需要村里掏錢(村里小學辦不起了，孩子們都到鎮里上小學，無疑增加了農民的負擔)。要是上面來人，吃飯就是個問題。但光花這些錢是少的，更關鍵是村里大宗公共設施投入。修通村里公路花了20多萬元，因為村里沒有錢，農民集資又集不上來(上級禁止任何形式的集資)，這樣村委會就不得不使用農民的高利貸(12%利息!)。

　　村子的主要收入是50多畝集體地，出租給農民種，平均300元/畝，收入1.5萬元。但是，由于嚴重入不敷支，村莊連年來已累計欠款30萬元。

　　再看看農民家里的賬。支書家有4口人，兩個孩子，兒子在河南上大學，女兒在縣城上高中。家有4畝地，兩口子精心伺候著這幾畝地，試圖掙足學生的學費。但是，遺憾的是，要靠種地供應兩個孩子上學比登天還難。種地成本太高了。以每畝計算，化肥需要220元;機械耕地60元，澆水80元;農藥30元;除草劑10元;機器收獲80元;種子40元，總共種地成本520元。那么，他能夠收入多少呢?山東中產田小麥玉米大約都是800-900斤，價格1.1-1.2元/斤，按照最理想的價格計算，每畝地凈收入只有1000元(兩季)。如遇天旱、化肥、農藥、地膜漲價，收入只有500-600元。種兩季只能有一季的收入，還不如出去打工一個月掙得多。

　　種植大蒜、西瓜收入高些，農民紛紛棄糧種菜種瓜。農民哪管什么國家糧食夠不夠呢?然而，種植經濟作物成本更大，畝高達千元，一般的人家種不起。即使加上養的豬、喂的雞、種植一半的經濟作物以及當村官的收入在內，支書全家的收入也不足6000元。這是一個四口之家農村支部書記全年的收入。

　　再看看花費情況：上大學的兒子每年最低需10000元;上高中的女兒最省也得5000元;人情往來1000元;留生產成本1000元;水電費50元，冬季取暖500元。這些簡單的開支就達17550元。而家里還不能有病人，否則就是傾家蕩產。因為，農民們壓根沒有將生病的開支考慮在內，小病小災完全是用身體抗過來的。如果兒子要結婚蓋房，約5萬;女兒出嫁購嫁妝，約1萬。這些費用都是要慢慢積累的。現在，支書指望著兒女有出息，成家時不花家里的錢。

　　支書也得使用高利貸，目前他家也已經欠賬8萬多元了，他唯一指望是兒子大學畢業能夠幫他還這筆賬。但工作也不好找，尤其使用了助學貸款的，用人單位不肯要，這一點支書是清楚的。沒辦法，老伴也要進城去打工。他想盡快辭掉這個支書，也進城去謀生。

　　我問他，中央有關新農村建設的費用村里沒有得到支持么?為了農民生計需要的小額貸款為什么不用?或者至少省里還有一個“村村通”工程呢，修路怎么全要農民掏錢?支書苦笑一聲：上面的錢他們一分也花不著。

　　在支書家里的調查至少暴露了當前新農村建設中的幾個要害問題：一是農民為教育支付的“天價費用”超過了他們全年收入;二是中央新農村建設費用根本沒有到村里;三是農民為生計所迫，消失了半個多世紀的“高利貸”和“驢打滾、利滾利”剝削制度死灰復燃(這些都是筆者小時候恨透的萬惡舊社會地主剝削農民的做法);四是農民幾乎沒有給醫療留什么后路，一旦患重病，或者傾家蕩產，或者等死。筆者在泰安農村了解到這樣一個極端的例子：一年輕農婦患了絕癥，為了不拖累家里，服農藥自殺。自殺時，農藥引起的劇痛使得該婦女將生硬的土地抓出來兩個深坑!

　　可見，新農村建設必須給農民來真格的了，否則，他們依然為了生計背井離鄉去打工。然而，打工的收入依然不能擺脫貧困。教育高收費、高利貸、醫療、交通等將農民打工掙得的錢變相地吸入了若干無底黑洞。中央為農民工討回的“欠款”，又進入了別人腰包，農民依然背債。正確的做法是，中央向農村下達一部分種子資金，用于發展農村經濟，嚴格專款專用，打擊農村非法剝削;使農民在家門口就有工可做，充分利用農村豐富的土地和勞動力資源，發展農村經濟，將打工者從城市吸引回家鄉。教育盡快取消一些不合理收費，除了師范學院免收學費外，農業院校也應盡快取消學費。并加緊推進農村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的制度改革。

　　因為維持人基本生命需求的農業生產成了最弱勢的產業，因此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勞動生產積極性提高所創造的紅利已經嚴重透支，農民不可能有閑錢用于家庭內部設施的投資，許多家庭能夠對外炫耀的還是上世紀80年代末蓋起來的看起來比較氣派的磚瓦房或者“小洋樓”，而內部則家徒四壁。農民不光是家徒四壁，他們穿得也很差。吾鄉沂蒙山區老農的服裝40年來就沒有變樣，清一色黑色服裝，大概是耐臟的緣故吧，只不過是材質由過去的純棉變成了劣質化纖，那材質簡直就不能叫衣服。

　　圖1-5 山東一帶農民家庭內的擺設

　圖1-6 云南一帶農民家庭內的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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