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農藥的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頃/年, 其中有60%至70%殘留在土壤中;2008年我國農藥總產量173萬噸,平均每畝施加1.92斤農藥。1990年農藥施用總量約為70萬噸,20年后的今天,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了170多萬噸。我們的農田充滿了各種“殺機”——殺蟲劑、除草劑、殺菌劑等等，生物技術并沒有有效控制農藥用量，害蟲和雜草反而越殺越多。今天，常用農藥就多達300多種，大量農藥進入生態環境，最終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

　　除了化肥農藥等造成的直接污染外, 工礦企業廢水污灌等的間接污染也已經使中國耕地不堪重負。有關方面數據顯示,我國只因污水灌溉而遭受污染的耕地達3250萬畝。目前全國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其中40%基本喪失了使用功能,流經城市的河流95%受到嚴重污染。據調查, 全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幾乎占到了中國耕地總面積的十分之一。為此，有識之士呼吁,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不僅僅是守住其數量,還要守住其健康、潔凈之“紅線”。

　　不使用大量的外部資源就成功地保持了土壤肥力和健康。這是一百年前西方農學家發現的中國農業最令人稱奇之處。然而時至今日,中國的農業正在工業化之路上被大化肥、大農藥、除草劑、添加劑、農膜等裹挾著一路狂奔。

　　農藥化肥等化學合成物質不僅污染了耕地、水等農業之本,還嚴重威脅到食品安全。農業依賴大量化學物質投入堪稱所謂現代農業的突出特點,危害甚多,不可持續。它不僅需要開采大量礦山、石油等,使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加劇,大量化學品被投入耕地,造成耕地污染后,不利于植物生長,導致農作物減產甚至絕收。但危害絕不僅于此,耕地污染還嚴重威脅到食品、糧食安全。繞一個圈子, 耕地中的有毒物質最終要回到人體安營扎寨。因為有毒物質被植物吸收積累后,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并繼續在人體內聚集。最終引發各種疾病，如“鎘米”就是例子。

　　圖3-5農村中一家極普通的農藥商店，里面出售的農藥五花八門。

　　1874年，一個名叫席德勒的德國學生像往常一樣走進實驗室。不知什么原因，內心煩躁的他竟合成了一種油脂性淡乳白色的粉粒，還有一絲芳香氣味。他哪里知道，就是這些小粉粒60多年后被重新發現，并由此而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害蟲防治史。1939年，瑞士某化學公司的繆勒(PaulMuller)博士，偶然發現席德勒合成的化合物具有顯著的殺蟲性能。他在馬鈴薯甲蟲上試驗，取得前所未有的防治效果——殺蟲率達100%!這種“神藥”全稱叫2,2-雙(對氯苯基)-1,1,1-三氯乙烷，簡稱DDT，是拉丁文“二二三”第一個數字的縮寫。

　　DDT在害蟲防治方面功不可沒，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至少幫助5億人從瘧疾中死里逃生。其發現者繆勒博士，也因此榮獲1945年諾貝爾化學獎。

　　二戰結束后，DDT作為殺蟲劑在世界各地廣泛推廣，人們看到了有機合成殺蟲藥劑的巨大潛力。繼DDT之后，又相繼開發了 “六六六”、“毒殺芬”、“滅蟻靈”等高效有機氯殺蟲劑;“敵敵畏”、“辛硫磷”、“樂果”等速效有機磷殺蟲劑;“西維因”、“巴丹”、“殺蟲脒”等有機氮殺蟲劑;“代森鋅”、“敵克松”、“滅菌丹”等有機硫滅菌劑;“田安”、“退菌特”等有機砷滅菌劑;“滅多威”等所謂高效低毒氨基甲酸酯類殺蟲劑。還有眾多的殺螨劑、殺線蟲劑、殺鼠劑、除草劑、殺菌劑等等，化學農藥幾乎覆蓋了病蟲草害防治的所有領域。

　　在化學農藥問世之初，毫無準備的害蟲被殺的“潰不成軍”。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害蟲對農藥進行了頑強的抵抗，產生了強烈的抗藥性。1980年，全球報導的抗性昆蟲有432種，1989年這一數據更新為589種，其中392種為農業害蟲。農藥大量使用后，益蟲、益鳥、蛙類、蛇類跟著遭殃。生活在農田附近的雉雞、野鴿、鵪鶉、草原云雀、家雀等大量消失，禿鷲、紅尾鷹等大型鳥類也因捕食中毒鳥后，引起二次中毒。目前，全世界已經有三分之二的鳥類繁殖力下降。成蛙因吞食有毒昆蟲而中毒身亡，就是小小的蝌蚪也難逃厄運。

　　農田益蟲對農藥的反應，往往比害蟲更敏感，受到的傷害也更大。同樣命運的還有稻田里的蜘蛛，當多次使用化學農藥防治稻飛虱后，先消滅的不是飛虱而是飛虱的天敵蜘蛛，因而造成后期稻飛虱暴發。草叢中的野兔、樹上的松鼠、水里的魚蝦、土壤中的蚯蚓、花朵旁的蜜蜂、養殖房內的家蠶也都無一逃脫農藥的毒手，甚至連遠在南極，足不出洲的企鵝也沒能躲過DDT的侵害。

　　農田里大量使用化工原料，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添加劑、轉基因技術等，嚴重打亂了農田生態平衡。化肥使用量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今天升高了一百多倍。施肥方面，長期強調氮、磷、鉀等礦質元素，而不重視有機質還田，碳氮比嚴重失衡，造成土壤板結和土壤酸化，地力下降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對于蟲害，過分依賴農藥滅殺，連天敵一起殺掉了;害蟲不斷產生抗藥性與人類競爭，人們被迫使用更毒的農藥。應用除草劑滅殺雜草，雖可暫時控制草害，但來年雜草又卷土重來，令除草劑用量也高居不下。昔日空氣、水、食物等都新鮮的鄉村，如今到處充滿了殺機。其后果是：害蟲雜草越來越多;農民因長期接觸農藥，患各種疾病尤其癌癥的越來越多;食品中農藥、除草劑與生長激素殘留量越來越高，進而影響了城市人群健康。這些嚴重的教訓，都是人類狂妄自大，打亂生態平衡釀成的苦果。

　　更另人擔憂的是，人們不從生態失衡的源頭找原因，而在害蟲雜草大量出現后繼續采取對抗的做法。將殺蟲的Bt基因轉移到作物中，使作物細胞成為“農藥制藥廠”，再配合專門的農藥，內外夾擊害蟲;對于雜草，則采取更致命的草甘膦除草劑，僅保護抗草甘膦的轉基因作物，對其它綠色生命統統殺死。進入到生態環境、糧食甚至人體中的草甘膦，其危害是相當大的，但有關部門都避而不談。

　　孰不知，轉基因是在農田生態平衡打亂后，采取的更雪上加霜的做法。轉基因作物種植十年后，美國農田里出現了難以對付的“超級雜草”和“超級害蟲”。在轉基因作物種植最多的美國，農業區域已發現水系、空氣受到轉基因成分的規模污染。由于轉基因功能失效，農藥用量和種地成本劇增，美國農民飽受其害。最近，美國30萬農民上訴聯邦法庭，抗議轉基因巨頭侵占了他們種植傳統作物的權利，危害了他們賴以生存的農業基礎。

　　當“鋤禾日當午”式的傳統耕作方式被取代, 農藥、化肥、除草劑、添加劑、農膜等成為現代農業的“常規武器”時, 我們的農業生產方式出現了嚴重問題。工業化農業已經大大動搖了我們的農業之本。我們的食品之源——初級農產品,在農田中已經經受了如此化學化、工業化的“洗禮”, 在食品加工、運輸和保存各環節中還在無節制地添加各種化學制劑，甚至非食用的有毒有害工業物質也進入了食品領域。目前這種現象，令人憂慮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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