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和許多共產黨員一樣，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并以積極的工作態度，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他在國民黨中央機關工作了三年，擔任過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秘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等職。主編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機關報《政治周報》，由中央農委委員走向中國革命更寬廣、壯美的舞臺。

　　國民黨中央黨部籌備員

　　中國國民黨的前身是同盟會、國民黨和中華革命黨。孫中山在挫折和奮進中，越來越不滿意這個黨的懈怠乃至腐敗的一面，一直在努力改造它、完善它。1919年10月，孫中山將它改組為中國國民黨，然而這次改組卻很不徹底。從1922年開始，孫中山經過與共產國際、蘇俄代表的多次會談，下決心在蘇俄和中共的幫助下，對國民黨實行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改組，這是國民黨歷史上一次重大的整頓和革新，也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青年毛澤東對建立聯合戰線早有心理準備，五四運動時，他就倡導民眾的大聯合。他在《新時代》發表《外力、軍閥與革命》中，對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的聯合陣線有著一定的期待。他認為，時下中國不外有這么三股勢力，一是革命的民主派，二是非革命的民主派，三是反動派。革命的民主派的主體是國民黨，非革命的民主派是研究系、知識分子和商人，反動派主要是直奉皖三系軍閥和國際資本主義。他提出“最激進的共產派和緩和的研究系知識派商人都為了推倒共同敵人和國民黨合作”。

　　中共初創時期，毛澤東以其卓越的才干，博得陳獨秀的賞識，1923年4月，他被從中共湘區執委書記職調至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中共“三大”通過《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會議選舉新的中央領導機構，由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組成中央局，這個中央局類似于后來的中央政治局，是當時中共的最高決策機關。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而立”之年的毛澤東進入了中共領導核心。

　　陳獨秀早早地將毛澤東從湖南調到上海，除幫助籌備中共“三大”外，還讓他過問國民黨的改組工作。中共“三大”后，他曾陪同陳獨秀、李大釗到廖仲愷家，共同商談國民黨改組事宜。此時的毛澤東雖然年輕，卻已有了諸多的杰出表現，如：創辦新民學會，主編《湘江評論》，參與領導驅逐皖系軍閥、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斗爭等。處在社會變革風口浪尖的毛澤東，自然成為各報刊關注的焦點人物，他也就此進入國民黨上層人物的視線。中共“三大”后，他在陳獨秀、李大釗的介紹下，開始與國民黨上層人物接觸。

　　國民黨組織歷來渙散，這也是這個黨沒有凝聚力的癥結所在。毛澤東和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譚平山看到了這點，他們聯名以國民黨員的身份給孫中山去信，建議“在上海、廣州建立強有力的執行委員會，以期合力促進黨員的活動和廣泛開展宣傳。我們應聯合商民、學生、農民、工人并引導他們到黨的旗幟下。從人民中建立新軍隊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衛民國。”

　　毛澤東不僅關心上海和廣州的國民黨，而且也對湖南國民黨的組織建設傾注了心力。當時，湖南只有一個國民黨員邱維震。國民黨元老覃振奉命回湖南進行這一工作，毛澤東知道后專門給李維漢寫了一封信，要中共湘區區委協助覃振在湖南開展工作。9月，他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回湖南指導湘區區委籌建湖南國民黨組織。為便于工作，國民黨本部總務部副部長、中共黨員林伯渠還委任他為中央黨部籌備員。

　　一回到長沙，毛澤東便和夏曦一起商議籌備湖南國民黨的計劃。他在給國民黨本部總務部長彭素民、副部長林伯渠的信中說：先“租定房子成立籌備機關(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義及其有活動能力的人入黨。”在他的指導下，長沙最先設立國民黨支部，接著常德、衡陽也相繼設立分支部。10月初，國民黨長沙支部成立。接著，他還在寧鄉、安源等地組建了國民黨分部，在這樣的基礎上，又建立了國民黨湖南總支部。此時就全國而言，湖南是國民黨組織最發達的省份之一。

　　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毛澤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會議。大會在孫中山的主持下，通過了有共產黨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和新的中國國民黨黨綱、黨章，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新產生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為委員，沈玄廬、林伯渠、毛澤東、于方舟、瞿秋白、韓德麟、張國燾為候補委員。會議期間，毛澤東被指定為章程審查委員之一，并在會上多次發言，闡明對組織國民政府、出版及宣傳等方面的意見。

　　國民黨“一大”就聯俄聯共有過激烈的交鋒，國民黨內的一些人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一向持排斥的心理。在討論國民黨章程時，廣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黨中有黨，要求在章程上寫上：“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顯然這是為難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李大釗當場駁斥說：“我等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于本黨，以貢獻于國民革命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有的黨籍，是正大光明的行為”。廖仲愷等代表立即表示支持的意見。會議就此爭執不下，毛澤東見狀立即發言，要求停止討論，即付表決。方瑞麟的提案就這樣被否決了。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大會在討論“比例選舉制為大會政綱之一”的議案時，又發生激烈的爭論。所謂“比例選舉制”是套用西方國家的選舉制度，依照地區來分配中央委員的名額。提案人黃季陸是這樣解釋：“比例選舉制，可以打破現在選舉的流弊，因為現在選舉制是以多數壓服少數，而比例選舉制則各能其勢力以發展，毫無沖突之處。”

　　毛澤東看到這個議案的要害，是要推翻“多數壓服少數”的“現在選舉制”，而代之以所謂“比例選舉制”，從而保護國民黨內不贊成三大政策的少數代表的席位。他當即發言表示反對，他說：“本黨為革命黨，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應擯棄。比例制有害于革命黨，因少數人當選即有力量可以破壞革命事業，是予以少數派以機會也。”又說：“比例選舉制雖為社會黨所贊成，但當其未成功時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盡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蓋以自由給與反對黨，革命事業十分危險。”他的發言博得多數代表的回應，從而使得這一提案未得通過。

　　毛澤東在湖南的工作以及在大會上的表現，很受孫中山和國民黨人的注意和賞識。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時，毛澤東被順利地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大會閉幕后，國民黨成立了中央黨部，決議派遣中央執行委員分赴上海、北京、漢口等特別區，組織執行部，以指導和監督當地的黨務工作。在中央黨部的會議上，毛澤東對中央執行委員會如何指導下層黨部的工作，提出了四項議案：

　　一、“經費斷不宜只用于中央與省之兩個高級黨部(空洞的黨部)。”而應注重于市縣乃至區的“補助經費”，因他們“為本黨指揮黨員行動最扼要的機關，若這兩級黨部沒有力量，必至全黨失去了力量。”二、本年內各省的黨部宜兼理所在地之市黨部，中央及各地執行部宜兼理所在區之特別區黨部。三、“宜以全力發展下級黨部，不宜將黨里人才盡聚在最高黨部”。“中央及各執行部到實際組織時宜看事實上的需要”。四、本年內地方組織宜分別輕重緩急，定一計劃。

　　毛澤東所提議案，除第二項外，其余三項都由會議提交預算委員會和中央執委會參考。

　　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身兼數職

　　1924年2月中旬，毛澤東由廣州來到上海，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上海執行部由胡漢民、汪精衛和葉楚傖組成常務委員會，而實際負責人是組織部長胡漢民，作為胡漢民秘書的毛澤東，其職責是“協助部長，辦理本部事務。”毛澤東不僅是組織部秘書，還是文書科秘書，在文書科主任邵元沖未到任前，由毛澤東代理。

　　胡漢民是國民黨元老，孫中山對他又格外倚重，國民黨改組后的許多重大事情，都離不開胡漢民的參與，因此，組織部的工作也就實際落到毛澤東的肩上，這從胡漢民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中可見大概。“頓得覺生先生來書，要取《宣言》十份，《黨章》十份及《民國日報特刊》一份，入黨表、登記表各四十份，志愿書二十份，請即交其來人為幸!此上潤之我兄。弟漢民”

　　信中所說“覺生”乃是國民黨元老居正。當時的胡漢民已經45歲，毛澤東僅31歲，一句“潤之我兄”，可見胡漢民對其器重的程度，雖然“兄”是舊時文人對對方的尊稱，但關鍵是胡漢民在“兄”前加“我”，那就是表示著一種無間且親密的關系。

　　上海執行部成立之初，主要的工作是兩項，一是組織發展，二是平民教育。在執行部的第二次會議上，成立了平民教育委員會，毛澤東為由九人組成的委員之一，并是常務委員。

　　上海執行部的三名常委中胡漢民、汪精衛常年不坐班，執行部的大多工作只能由這些年青的共產黨員來完成，而毛澤東則一身兼數職，既要做組織部和文書科的工作，又要處理平民教育委員會的事情。這樣超負荷的工作將他累倒了，只得給平民教育委員會去信說：“弟因腦病日增，組織部及秘書處事務又繁，平教委員會常委勢難勝任，懇予準許辭職。”

　　國民黨“一大”后，執行部發出通告，要求凡是在國民黨“一大”之前加入國民黨者，“無論何人，均須重新登記。”組織部秘書毛澤東在做這項工作時，首先碰到了一個“硬釘子”，這便是國民黨元老謝持，此公早年參加同盟會，籌劃過成都、重慶起義，謀刺過袁世凱，曾擔任過大元帥府參議、代理秘書長，現任中央監察委員，資格可謂老矣，職務可謂高矣。老先生對重新登記很不理解，氣沖沖地來到執行部說：“我從同盟會開始，革命幾十年還要填表?可不可免填?”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拂袖而去。毛澤東知道后，讓人給謝持送去表格，并要求做耐心的工作，以求得謝持的理解。謝持也就毛澤東給的臺階，再也不固執己見，按期填好了表。這樣，其他老資格的國民黨員也都一一如期填好了表。

　　葉楚傖是上海執行部的三個常委之一，胡漢民、汪精衛常在廣州，葉可算是上海執行部的最高領導人。葉雖僅比毛澤東長6歲，可也是國民黨元老，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他對毛澤東的工作一直持異議，對共產黨員一直持戒備心理。在這樣的狀態下，毛澤東的工作極為艱難，只得于7月辭去組織部秘書，推薦共產黨員張廷灝繼任。葉楚傖早就想把共產黨排擠出執行部，8月1日，他在南方大學召開會議，專門研究“處置共產黨分子問題”，當場遭到許多人的反對。第二天，一些國民黨員闖入執行部，毆打共產黨員邵力子。事件發生后，葉楚傖處理不公。毛澤東與惲代英、施存統、沈澤民聯名上書孫中山，控告葉楚傖“主持不力，跡近縱容”。

　　毛澤東與葉楚傖的矛盾，在執行部幾乎人人皆知。1924年11月17日，孫中山北上途經上海，毛澤東同執行部同志張廷灝、羅章龍、惲代英等十四人聯名致信，并面呈孫中山，反映“自八月起經費即未能照發，近來部內更無負責之人，一切事務幾于停頓”，希望派員解決。當時，孫中山忙于北上，加上重病在身，已無暇處理此事。葉楚傖則“用盡辦法，把毛趕走”。毛澤東在上海執行部困難重重，就是鞠躬盡瘁，也是吃力不討好，兼之勞累成疾，便于12月請假回湖南老家韶山。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

　　1925年9月，毛澤東由長沙來到廣州，當時廣州已成立了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政治委員會主席和宣傳部部長汪精衛為政府主席。汪精衛沒有三頭六臂，哪能管得了這么多的工作，他看中了年青且有才華的毛澤東。10月5日，汪精衛向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推薦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常務會議當即通過。

　　毛澤東于7日到部任事，隨即召開第一次會議，提交宣傳計劃和編纂事宜。決定先組織專人根據已出版的中外文報刊，針對工農商學各界的知識程度，有分別地制定宣傳、編纂計劃。會議還提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出通知，以后有關黨義的宣傳品，都得先交宣傳部審查。毛澤東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等領導機構起草了許多指導性的文件，現在臺灣的國民黨黨史館仍然保留著毛澤東當年親筆起草的文件。

　　當時政局動蕩造成交通不暢，國民黨的一些宣傳品幾乎僅及廣東一省。中央和各地的機關，也限于條件疏于聯系。11月，毛澤東以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向國民黨中央建議，應在上海設立交通局，作為中央與各地黨的機關聯系的部門。國民黨中央立即同意這一建議，設立交通局，并由宣傳部管理。本是一潭死水的中央宣傳部，通過建立一系列的工作制度，立即就活躍起來。次年5月，毛澤東離開宣傳部時，中央宣傳部的工作范圍再也不僅限于廣東一省，而是遍及十二個省市。

　　國民黨“二大”即將召開，11月12日，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19次會議上，毛澤東被推選為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23日，林森和張繼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開所謂一屆四中全會，史稱西山會議，掀起反蘇反共的逆流。27日，由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等十人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等五人通電各級黨部，指出在北京西山召開的所謂中央全會為非法，并警告西山會議派“勿持異端，致生糾紛。”同是這一天，毛澤東出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23次會議。會議決定毛澤東起草中央通告，這就是《中國民黨之反奉戰爭宣傳大綱>。

　　西山會議派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不僅遍及國內，而且流毒海外。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25次會議上，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外全體黨員革命策略之通告》，一針見血地指出，西山會議派是在分裂國民黨，是叛黨行為，并斬釘截鐵地表示：“若吾黨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聯合蘇俄，不以占大多數之農工階級為基礎，不容納主張農工利益的共產派分子，則革命勢力陷于孤立，革命將不能成功。”

　　1926年1月1日至9日，國民黨“二大”在廣州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宣傳報告。會議討論《黨務報告決議案>時，出現了一個小小的插曲。有代表在會上提出，國共之所以常出糾紛，是因為在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沒有公開自己的身份和活動，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時又沒有通過國民黨在“該地黨部之許可”。這些話在當時很有煽動性。毛澤東有針對性地予以解釋，他說：共產黨員從不怕聲明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問題是“在共產黨的友黨中國國民黨勢力之下公開是可以的。但在他處，也要公開，就馬上要給人解散消滅”，這是因為“在中國共產黨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無論何黨，黨員出黨入黨應有絕對自由，實不必有若何的限制。”毛澤東的發言入情入理，那位代表收回了自己的意見。

　　在國民黨“二大”上，毛澤東繼續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并繼續代理中央宣傳部部長。可是，5月15日至22日召開的二屆二中全會，通過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迫使在國民黨內擔任部長的共產黨員紛紛辭職，毛澤東就是此時辭去代理宣傳部長之職的。

　　盡管如此，毛澤東在國民黨內仍有一定的影響，用孫科的話說就是，當會議討論一些久議不決的問題時，只要“找于樹德、毛澤東、惲代英、侯紹裘一疏通，會場中便沒有問題了。”

　　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主編

　　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期間，還以中央宣傳部的名義主編《政治周報》。辦報寫文章可是毛澤東的強項。新文化運動中，24歲的毛澤東便在《新青年>發表《體育之研究》，博得陳獨秀的青睞，五四運動時，他又主編《湘江評論》，他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在當時的進步思想界極有影響，北京的《每周評論》稱此文，“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豈止《每周評論》，他還經常在《大公報》、《女界鐘》、《湖南教育月刊》、《申報》、《時事新報》等報刊就現實的時政問題，頻頻發表文章。

　　《政治周報》創刊于1925年12月5日，毛澤東在《<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中寫道：“為什么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為什么要革命?為了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上幸福。”這“便是《政治周報》的責任。”“《政治周報》的體裁，十分之九是實際事實之敘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對于反革命派宣傳的辯論。”

　　當時，西山會議派活動十分猖獗，而國民黨的一些報刊對之反擊不力。《政治周報》第二期便組織文章予以痛擊，發表了北京、廣州、上海等地國民黨組織反擊的文電二十份，毛澤東為這些文電寫了按語：“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體中央會議地點之爭，實乃繼續革命與放棄革命之爭。”因為西山會議派在北京召開的所謂一屆四中全會“放棄革命”，所以它是非法的。“現在的中國，除了革命，決無路走，凡屬革命性強固的黨員，決不愿附和右派拋棄光榮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國主義軍閥張目。”

　　孫中山逝世后，葉楚傖的態度就更為明顯，利用所主編的《民國日報》，以所謂不偏不倚的中派立場，聲援積極反共的國民黨右派。毛澤東在《政治周報》第三期發表《上海<民國日報>反動的原因及國民黨中央對該報的處置》，指出：“在中國現在時候一切中立派的人和中立派的報都一定迅速變化其態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明白了這點，我們便可以明白上海《民國日報》何以要反動”。

　　《政治周報》辦到第三期，由于毛澤東參加國民黨“二大”的籌備，起草提交大會的宣傳工作報告和《宣傳決議案》、《黨報決議案》等，中間有一個多月，《政治周報》沒有出版。1月10日，在國民黨“二大”期間，毛澤東抽出時間編輯了《政治周報》第四期。他發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文章分析現階段的國民革命與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同，就在于革命的對象與革命的力量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說：

　　“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參加革命的人，現在只剩下少數革命意志強固的還主張革命，大多數都因為畏懼現在的革命把革命事業放棄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隊伍里同現在的國民黨作對。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著革命的發展和國民黨的進步，如筍脫殼，紛紛分裂。”

　　他在這里以“如筍脫殼”比喻國民黨右派分離出革命隊伍的必然，從而化解大多數革命者的擔憂，以為這“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我們雖不必以此為喜，卻斷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因為，它“并不足以阻礙中國的國民革命”。這一期上還以《十二月二十日反段大示威》的欄目，報道了廣州十萬民眾集會并示威反對段祺瑞政府的情形。報道指出：從這次反奉戰爭可以看出，民眾沒有武裝的積極行動，是不能奪取政權成為國家的主人。

　　毛澤東在這期周報上，仍然摘發了一組從中央到地方以及軍隊國民黨組織與個人反對西山會議派的文電，共二十九份。毛澤東為這組文電加寫了按語：“全國農工商學民眾團體，則全在左派領導之下。從此一月之間，反右空氣，彌漫城內。現在第二次全國大會業已開會，對于右派，當有嚴厲之處置。”國民黨“二大”后，毛澤東因忙于許多事務性的工作，在辦了第四期后便再也沒有時間過問《政治周報》，到第五期便改由沈雁冰主編，后改由張秋人主編。1926年6月停刊。

　　主辦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

　　毛澤東是個農家子弟，對農村和農民有著與生俱來的深情關懷。建黨初期，他就積累了領導工農運動的經驗。

　　在國民黨“二大”上，毛澤東受主席團委托，修改《農民運動決議案》，修改后的決議案指出：“中國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為農民革命。為要鞏固國民革命之基礎，亦惟有首先解放農民。”會后，他成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農民運動講習所創辦于1924年7月，已經辦了五期，共有454人在此學習，最初的主辦者是彭湃。毛澤東接辦的是第六期。

　　辭去代理宣傳部長職務后，毛澤東依然是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而他最看重的則是中央農運委員，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至農講所。他給農講所的學生講授中國農民問題。他說，辛亥革命至五卅運動之所以失敗，道理十分簡單，那就是“完全未得三萬萬二千萬之農民來幫助和擁護”。并說：“國民革命的目標，是要解決工農商學兵的各階級問題，若不能解決農民問題，則各階級問題也無由解決。”一再強調“中國國民革命是農民革命。”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革命黨的一個中心問題。他還要學生們注意農村教育問題，并說農講所的學生應了解全國性的地理概況，了解所在地的山川形勢，人情風俗。

　　為讓農講所學生對農村和農民有更真切的感受，他兩次帶領他們到韶關和海豐，實習和考察當地的農民運動。在中山大學舉行的中華農學會開幕式上，他向與會者致詞說：諸位頂要緊的不要忘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農民是農業的根本!”他為國民黨廣東省農委舉辦的調查訓練班講課;為《農民問題叢刊》寫序言，再次呼吁：“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他在國民黨的一系列會議和各部門會議上，幾乎每會必講農民，必講農運，必講土地問題。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國共合作走到了盡頭。在蔣介石開列的被通緝的193人中，毛澤東名列其中。此時的毛澤東已經看到農民在革命洪流中不可阻擋的力量。中共“五大”后，他毅然決然地投入到農民運動中，從此開啟了中國革命壯美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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