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幾節田埂，卻見一些農民匆匆都到場上去。一個走過他身邊的農民向他問候，他順便問，去開會嗎?農民說，是開會，把三隊分下來，讓孫家墩那一窩子自己成立一個隊。再不行，就分田、散伙!說罷，恨恨罵了一句，朝地上吐了一口。他弄不清是啥事，也不想多打聽，看著農民走了過去。

　　他想起亭州街上那紛紛沓沓走著的人們，而在農村，各種力量似乎也正在“登上歷史舞臺”。他雖不了解情況，但能估計到剛才農民說的事情，那就是農民趁著文化大革命的機會，要跟孫支書這個家族分開來過日子，不愿跟他們呆在一個生產隊。可以想象的是，孫支書的弟兄之類，在過去，會仗勢欺人，處處占便宜，從而影響了農民們的生產積極性。這正是集體經濟內部的矛盾之一，涉及“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這個生產力要素。平時無可奈何的農民，趁著“革命”的機會，要用分隊的辦法，來解決這個矛盾;所謂再不行就分田，說的是氣話。分田這樣的事，即使發生在一個生產隊，甚至也會驚動很大的，因為涉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問題。如果分田單干了，農民頭上就不會有欺壓他們的勢力了嗎?可以說，那時自會有那時的欺壓勢力，這只要稍有社會經驗就可以想見。一家一戶小農經濟的農村，最有利于不法之徒的橫行，也正是封建統治的基礎。相比之下，集體經濟的農村，除了有利于農田水利和鄉村建設之外，實際上也讓一家一戶的農民不再孤單無援。

　　三隊正在發生的分隊，是受到壓抑的生產力要素，在要求改善生產關系，從而有利于自己的生存發展。《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六十條)》那第開頭的一部份，他是記得的：

　　“農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又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權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農村人民公社是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在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聯合組成的。它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是社會主義的互助、互利的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經濟，同全民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經濟，互相支援，共同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繁榮。國家要盡可能地從各方面支援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逐步進行農業技術改革，用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

　　多么美好的前景，完全是可以想象的。他記得這個《草案》的第七章談的是對農村干部的要求，要求他們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做“誠誠懇懇的人民勤務員”，要求他們關心群眾生活，處處為群眾打算，和群眾同甘共苦，反對特殊化，不許貪污私分，不許多吃多占。他記得讀來心中是很感動的。但像三隊這樣的情況，說明著孫支書這位農村干部這方面很沒覺悟，做得很不夠，日久積下的問題在文革中這樣爆發出來。

　　亭州街頭曾有轉抄“農業部”的大字報，說：在人民公社八年以來的發展史上，開始曾經自發地有過以一個大隊、一個公社，以至一個縣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現象，有幾個顯赫人物，提倡就如此這般趕緊“窮過渡”到共產主義制度，認為要不然就錯過時機了。毛主席對這種“熱情”大潑冷水，自稱“保守派”，反對“共產風”，使人民公社終于穩定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一較現實的基礎上。可是到一九六二年，面對暫時困難，有人又從極“左”跳到極右，主張“分田單干”。而在那樣天災人禍三年、十分脆弱的情況下，讓農民分田單干，要引起怎樣的混亂?要有多少農民流離失所?更重要的是，農業生產水平咋能提高?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農業基礎在哪里?這不是全要亂套嗎?這究竟安的啥心啊?多虧毛主席頂住了“單干風”，保往了農村集體經濟，即時總結，制定了這個六十條《草案》，只用幾年時間，勝利實現“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走出了困境，現在市場繁榮、物價穩定。有的人是一有機會就極右，往往先極“左”后極右……

　　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一般只有二十戶左右，是很小的集體。距離以大隊為核算單位、以公社為核算單位的較高程度的集體所有制，還相差很大一截，要等待經濟基礎的壯大。由小集體而大集體，由大集體而全民所有制，那起碼要經過三五十年的努力，在農村拿眼一看現實就知道，真是還需要幾代人的奮斗努力，積累起足夠的集體財富，才能像國營農場似的給人發工資。“窮過渡”肯定是渡不過去的，只有一步步的往前走。真難想象竟有“窮過渡”這樣的主張向毛主席提出來。

　　看來，即使是“隊為基礎”這個比較符合實際的生產關系內部，也不是沒有矛盾了，像三隊的這種矛盾，說大也不大，說小也不小，雖不是敵我矛盾，卻是十分尖銳、令人痛苦，非解決不可。如果孫支書平時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己的家族，三隊的矛盾就不會有今天這么深。搞社會主義確實不容易，它要同人們千百年來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形成的自私心理、狹隘眼界做斗爭，才能鞏固和發展自己。應當說，三隊的這些農民，雖然是在鬧分隊，卻并不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想把社會主義道路走好。本來對這里負有領導責任的人們，應該反躬自省自己平時的工作做得怎樣?但如果這時有個人來說，你們集體經濟弄不好，散伙吧，各人管自己去!這個人未免就太粗心浮氣、不負責任了。

　　在集體經濟內部不斷克服孫家墩這樣的情況，從而維護大家的生產積極性，這決不會是一勞永逸的，而是經常會發生一些爭爭吵吵，生產的深度和廣度以及人們的思想覺悟，就在這痛苦而又有趣的內部斗爭中發展起來，就像喜劇電影《李雙雙》所表現的那樣。三隊的農民借著文革的東風，進行著這樣的斗爭，他們莊嚴、鄭重、全身心投入，他們是在創造歷史，應當對他們抱著一種敬意，而不是憐憫和譏笑之類的。

　　他因為接觸到現實，而嘆了一口氣，深感人口眾多、土地有限、生產力不發達的中國農村的生存發展，是很艱難的。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是不是就解決了農村問題呢?從事實看，確實為國家工業化提供了農業的前提，為社會的穩定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中國正是這樣對抗著外部封鎖而建設和強大起來，也不過才十年左右，當中還有或“左”或右造成的損失，有連續三年大旱這樣的自然災害，有蘇聯赫魯曉夫背信棄義所造成的困難。以生產力五要素來分析集體化的農村，得承認每一種要素比單干時期都有了很大進步。只是農民在個人自主方面是受了一定束縛的，但也不應把這個作為某種絕對的標準，如果拿這個來否定集體經濟而重歸小農經濟，則農民、農業、農村的真正大自由，將從根本上、全局上遭到損失，這是可以想見的。

　　他從那個發狠的農民忽然想到，小農經濟的“復辟”，確實是很容易的，一紙命令下來，把集體的這么一點錢糧財物一分，把田畝一劃，回到一家一戶，就大功告成了。那樣的話，人是多么自由啊，并且有些能人會在那自由中嶄露頭角，可是那自由的前景，必定是往回朝著舊社會的情況走去，而且勢必要跟國家工業化和社會思想革命化發生沖突，是很難想象的了。國家那樣做，國家將失去自由。果真能成功走出一條與合作化以來的社會主義現實不同的成功之路來嗎?他不知道。中國社會的發展是有規律的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嗎?是無規律的而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嗎?

　　如果現有的集體所有制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它當然應該被農民拋棄。事實上，土改之后，單干時間很短，單干的積極性確實還有待發揮出來。你說“不能走那條路”，農民卻充滿個人發家的幻想，許多人想走單干的路。合作化之后，這好像存了一段不了情在農民階級，特別是中農以上農民的心中。只要這種不了情釋放出來，集體就會“散伙”，土地成為自由的土地，資本主義將自然而然地從復蘇到迅速成長，土地向少數人手里匯聚而去，為他們生長財富;社會工作部門仍然是大有作為的，只是所忙的事情卻越來越不同了……

　　這是可能的。這是隨時可能的。這是很容易的。這比想象的還要容易。一切可能都已經包含在現實情況之中，要不然就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爭論了。那么，究竟往哪里去是烏托邦，往哪里去是現實之路呢?毛主席“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句話，能夠被修正嗎?確實有人像懷有“和氏璧”那樣，擁有更好和最好的東西嗎?

　　盧梭的一句話大約會讓所有的人們都要悲觀和深思，盧梭說，“人生而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看來，自由以不自由為前提或后果。存在著不同的自由、不同的不自由。可能你的自由就是我的不自由，少數人的自由可能以多數人的不自由為代價;長久的根本的不自由可能以一時的局部的自由為誘惑，一時的局部的自由可能以長久的根本的不自由為代價。

　　活著的人總是要戴著盧梭所說的“枷鎖”的，問題是戴哪一副“枷鎖”好一些?人們只能兩利相較取其大，兩害相較取其輕。

　　他感慨著，無章無序地思想著，就像山里人的頭腦里總是有山，沙漠人的夢中也會有沙漠一樣，他散步在田野上，處在文革中，而考慮著農村和農民，考慮著“道路”與“自由”的問題。他繼續漫步，腳下的土地也似乎跟他有著思想情感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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