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春節回荊門老家,農民提出兩盼,一盼擴大經營規模,二盼耕地連片。目前農民戶均不足10畝的經營規模顯然是小了點,若每戶能有30畝的規模,一年兩季,總收入可以達到5萬元,純收入超過3萬元,這樣,農民在家務農,就可以保持完整的家庭生活,又可以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的收入水平。所以農民有此一盼。
農民盼耕地連片,是因為之前土地承包到戶時,村集體為做到公平,往往是按遠近、肥瘦搭配,按人均分土地,因此形成當前農村普遍的“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且往往分散為七、八上十塊的小規模且細碎經營的現狀。近年來,中央一再強調“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人與土地關系不變,但農村人口在變,越來越多農民進城務工經商,甚至越來越多農民在城市安居下來。進城農民不再務農,而將土地流轉給仍在村務農的農民。流入土地的農民可以擴大經營規模,卻很難改變田塊關系,更無法將田塊集中,由此導致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不得不面對狹小且細碎耕地的困局。
農民盼望有20~30畝連片經營的耕地規模,有了20~30畝連片耕地,他們就可以獲得有保障的收入,可以保持完整家庭生活,就有了實現夢的感覺。這樣的從事小規模農業生產的農戶,農業收入不低于外出務工收入,經濟收入來自村莊,社會關系也在村莊,他們就成為在大量農民外出務工經商背景下的村莊骨干中堅力量。
因為城市有越來越多就業機會,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從而可以騰出土地讓在村務農的“中堅農戶”擴大經營規模。土地連片則僅通過政策調整就可以做到。也就是說,在農民就業機會越來越多的情況下,留村務農的農民也越來越有實現適度連片規模經營夢想的機會。這部分“中堅農民”加上難以轉移進城的“留守”老弱病殘,就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農村結構,這個穩定結構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提供了穩定的根基。
遺憾的是,當前從中央到地方都在積極推動土地流轉,中央2013年一號文件明確要求新增補貼“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生產經營主體傾斜”,其實質是要發展以資本經營為特征的“大農”,地方實踐中,則普遍發生了政府推動土地流轉的競賽,這種競賽甚至到了相當不理性的程度。這些以資本經營為特征的土地流轉,即使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卻幾無例外會降低土地生產率。盼望擴大耕種規模的“中堅農民”因為政府支持“大農”,而夢想成空。僅靠自己承包的“戶均不過十畝”耕地,這些“中堅農民”在農村呆不下去。其結果必是,村莊僅留下外來“大農”和無法轉移進城的“留守”老弱病殘。這樣一種外來“大農”加老弱病殘群體的結構,是不可能形成穩定的社會結構的。
這樣,當前仍然構成中國現代化穩定器和蓄水池的農村,將不僅再難獲得內部再生秩序的能力,而且不再能為風險重重的中國現代化提供穩定的根基。農民利益受損,國家發展的戰略根基受損。
本來是市場經濟的自生自發的秩序,這種秩序無需國家投入額外資源,就不僅可以解決糧食問題,而且可以為大量無法進城農民提供收入機會和就業機會,甚至成為了農民最盼和第二盼的夢想,這個夢想卻被從中央到地方所彌漫的激進農業現代化情緒擊碎!
二、
政策部門尤其是農業部門對“三農”問題的關注往往偏向農業、偏向資本、偏向現代科技。政策制定者和主流媒體對構成中國農民絕大多數的小農,基本都是無視。中央領導和地方官員考察,幾乎全都到了少數幾個由地方政府打造出來的“現代農業示范點”上。而實際上,中國“三農”的根本問題是9億農民,包括雖然進城卻遠未能在城市安居的2億農民工。站在小農立場看問題,我們可以得出與當前“三農”政策完全不同的結論。當前政策部門提“三化同步”甚至“四化同步”,這種提法不只是不科學,而且相當有害。“四化同步”齊步走的提法太機械,到了地方,勢必強推,一旦強推,必后患無窮。近年農業上的折騰,實在是不明智啊!
站在農民立場上看問題,尤其是站在中國有9.5億農村戶籍人口,其中接近7億仍然生活在農村,且進城農民工的大部分仍然沒能在城市安居的現實來看,農業不僅是農民的收入來源,而且是農民的基本就業渠道,是農民的退路和保障。這個意義上講,讓留村務農的農民有機會擴大經營規模,讓進城務工失敗的農民有退回農村的選擇機會,是農民的基本人權。這本來只是一個常識,但在彌漫的城鎮化浪漫主義和經濟學教條主義的相互呼應聲中,中國現階段正陷入狂飆突進的農業現代化“大躍進”。這實在是讓人焦慮。
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城市與農村的關系,是一動一靜,一陽一陰,一發展極一穩定器的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的辯證關系。只有當9億農民中的大多數不僅進城了,而且可以在城市安居下來,他們不再需要農業的收入和就業,那個時候,再由政府推動資本下鄉和農地流轉,才有基本條件。否則,中國就很危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也就會落空。
2013年4月14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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