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俗語：現代化了，啥都是機器來做，我唯一還能用手工做的就是在被窩里撓癢了。

　　最近，中國官媒對“城鎮化”意義的描述逐漸清晰起來，大體說是：“城鎮化”是讓城市工商資本和房地產業掌控農業、農村和農民和他們的土地;“城鎮化”的“紅利”是針對城市工商資本和房地產商的金錢利益而言的、是為他們的既得利益服務的。那些媒體說，搞那樣的“城鎮化”就是搞現代化。

　　回答老網議論：城鎮化不等于現代化。聯合國機構有全球各國各地區的“城鎮化”的統計，其中包括現代化國家地區，包括后現代化國家地區，也包括許多沒有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地區，甚至還包括依然處于家族酋長或類似原始社會狀態的國家地區?？梢姡?ldquo;城鎮化”僅是對人口地緣布局的文化狀態而言，并不是現代化實現與否的指標。

　　就中國論，儒官脫了袍子而穿上西服、扔了筷子而拿叉子吃飯，他們還是儒官、并非意味著他就是的現代化的人了。同樣，為城市工商資本和房地產業的金錢利益、通過“城鎮化”手段而對農村和農民再做一次大規模剝奪，并非意味著中國就是走向現代化或就能實現農業現代化。

　　所謂城鎮化和現代化的概念都來自西方。根據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來做個簡單的考察對比。

　　一：西方古代社會的“城鎮化”情況。

　　古希臘古羅馬時代，西方社會就是“城鎮化”的，即所謂“城邦文化”的社會;人口和國土都在城邦貴族的直接掌控之下，兵權、法權和神權都集中在城邦貴族手中。那時的西方社會，城鄉差別幾乎不存在、或說是“城鄉一體”的社會狀態;然而，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等級差別卻是非常嚴重的。

　　到了中世紀，西方社會發生重大變化：城邦和貴族依然存在，但教堂取代了城邦地位而成為人口聚集的中心，地主和農民跟貴族一樣或取代了貴族而可直接掌控土地。神權獨立而不再屬于城邦貴族所掌控;法權為國家機構和城鎮貴族所分享;兵權則還是主要掌握在城邦貴族手中。從此，西方社會出現了以貴族為主的“城堡文化”和以地主農民為主的“鄉村文化”的大規模的“城鄉差別”;宗教及其教堂則成為協調或平衡“城鄉差別”的獨立力量(譬如，社會的不平等在宗教里被改造為平等;社會的城鄉差別在宗教里則沒有意義)。

　　附圖：西方古代社會的城鎮化和中世紀的城鄉人口文化布局(圖示)：

　　一：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以后的西方社會的“城鎮化”變化。

　　文藝復興使藝術和科學脫離宗教而獲得獨立，使個人價值脫離宗教束縛、從而使人人自由和人人平等的現代化社會價值觀念興起了，也為后來的借助科技力量的工業革命興起而鋪平了道路。

　　工業革命使人口大規模地向工業基地集中，那些工業基地大都設立在中世紀傳下來的城堡或其周圍附近的交易市場，結果，中世紀的“城堡”演化為“城鎮”、取代教堂而再次成為人口聚集的中心。掌握土地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充當的地主;那些工業城鎮不是掌控國土的中心之地，因而不再具有以前的“城邦”意義。兵權從貴族手中移到了國家機構手中。從此，神權、法權和兵權各自獨立：神權由宗教機構掌握，法權由公民社會掌握，兵權由國家機構掌握。貴族文化被平民文化所取代;在那些還有貴族的地方，貴族的存在僅是一種民族國家的象征、貴族稱號也僅是一種無權的榮譽。

　　在形式上，工業革命使古希臘古羅馬的“城鎮化”復活，但意義完全不同。譬如，古希臘古羅馬時期是幾乎沒有“城鄉差別”的、但有嚴重的社會等級差別;而工業革命的“城鎮化”則一方面擴大了“城鄉差別”，另一方面，又使古代的社會等級差別空前發展(只不過表現形式不是貴族和平民的等級差別、而是城鎮貧民人口和貧困人口的空前膨脹)。那些差別嚴重地擴大了社會不平等、還使人類發生了服從或隸屬于工具機械化的嚴重“異化”，其結果是與文藝復興的個人價值和人人自由平等的現代化觀念原則背道而馳。就是說，工業革命“城鎮化”帶來的是人口遷移，它給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提供了一定物質條件但并非意味著實現“現代化”(甚至會發生違背現代化價值觀的現象)。

　　一：“后現代化”以來的西方社會“城鎮化”。

　　正因為如此，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標志著西方工業革命大體完成)以來，西方社會出現了“后現代化”社會發展，即：對工業革命(包括它的“城鎮化”)的后果做反思反省，恢復和強化文藝復興提出的個人價值觀念和保障人人自由平等的現代化觀念的原則。聯合國世界銀行把克服或消除工業革命“城鎮化”所帶來的城市貧民和貧困人口的嚴重膨脹的問題作為全球最大問題之一，糧農組織于前兩年為全體成員國提出“讓農業回歸自然”和發展“小農經濟”的政策建議，等等，都是為實現名副其實的現代化的所謂“后現代化”社會發展的重大政策和重要步驟。

　　在目前和可見未來的西方國家，“后現代化”社會發展處在“進行時”狀態，但效果已經開始顯現。譬如，在西方發達國家，工業革命“城鎮化”帶來的貧民人口和貧困人口的膨脹問題已經得到有效克服，標志之一就是所謂“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人口的絕大多數、社會平等有了足夠有效的國家保護。又譬如，個人價值觀念不但成為西方國家的法制法治的基礎，且已經成為國家價值觀念和國際社會管理準則;平民文化已經深入人心，以至于還存有貴族的國家的貴族家庭成員、也更喜歡以平民姿態出現和以平民身份活動了。

　　(注：上述后一層變化，在歐美文學藝術領域有突出反映。譬如，過去，歐美文學藝術頗多“灰姑娘”的故事，那講的是平民如何進入貴族社會而過上了幸福生活。如今多年，歐美文學藝術頗多的是“灰公主”或“灰王子”的故事，講的是貴族社會的王子或公主如何進入平民社會而過上了幸福生活。最近數年，歐美的年青影星的起源或來源，不再是扮演“灰姑娘”的演員、而是扮演“灰公主”或“灰王子”的演員了。)。

　　綜觀西方現代化發展的歷史及其文化背景，很明白：工業革命可以大大提高生產率、因而受到歷史性的歡迎;但是，工業革命的“城鎮化”卻并不等于“現代化”。譬如，現代化的一個原則性指標是個人價值和人人自由平等、以及建立在那個原則基礎上的國家管理和社會管理;那個原則性指標及其國家社會管理是區分古代社會、中世紀社會和現代社會的指標或標志。而工業革命“城鎮化”卻是往往降低甚至否定了個人價值、往往是擴大了社會不平等，因此，往往需要強制性的國家力量來克服工業革命“城鎮化”的弊病、來維護和保障個人價值和社會平等。西方國家的“后現代化”社會發展為維護個人價值和社會平等的國家管理及其政策措施提供了歷史性條件;馬列兩人都沒有或沒能看到那個歷史性條件，結果是他們對西方現代化做出了不符合歷史發展事實的結論。

　　一：對比看看中國現行的工業革命“城鎮化”。

　　在中國，一直就沒有建立起個人價值觀念和社會平等的價值觀念。那可能跟歷史有關。譬如，西方社會大體上是神論(甚至是一神論)社會，那就給個人價值和社會平等能破繭而出和蓬勃發展而提供了文明條件，其代表性說法是“匹夫興亡、國家有責”、是“小河無水大河干”。而中國社會大體上是個無神論社會、其本質是“我有權勢、我就是神”，那就給個人價值和社會平等提供了窒息性的文明條件，其代表性說法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是“大河無水小河干”。

　　在中國，也有足夠發達的宗教及其設施。然而，在中國，宗教及其設施終沒有成為社會人口聚集的文化中心，相反，多數宗教設施往往遠離人口聚集中心;即便設置在城鎮里，它們也往往是王室或權貴的附庸。因此，在中國歷史長河里，宗教從來就沒有充當過協調平衡“城鄉差別”的角色;也因此，在中國，社會上的不平等在宗教里就更不平等，以至于在中國宗教里的“天上人間”也有王室權貴和百姓奴隸的等級區別。

　　在個人價值和社會平等沒有國家保障的條件下，不難想到看到，中國照搬西方工業革命“城鎮化”所帶來的貧民人口和貧困人口的膨脹問題，將難以獲得克服解決，甚至可能帶來嚴重的大規模社會沖突、以至于不得不通過改朝換代來緩解沖突(但并不一定能克服困境或解決問題)。

　　進一步考察，遠古時代，中國和西方都有神權、法權和兵權都集于一體、即為貴族所壟斷的現象。然而，在西方、那種集中的狀態是神為至高無上的“城邦文化”;在中國、那種集中的狀態是沒有至高無上的神的“諸侯文化”。差之厘毫、失之千里。中國和西方的遠古文化的那一點點差別，導致了后來歷史發展的巨大區別。

　　譬如，在西方，中世紀、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城鎮化”先后導致了神權、法權和兵權的三權分離和彼此獨立，確定了現代化社會是平民文化的社會基礎、其基礎幸存發展有國家體制的保障。而在中國，至今還沒有神權、法權和兵權的三權分離和彼此獨立的跡象;相反，倒是屢屢強調三權集中、且集中者往往是具體的某個人。如此搞工業革命“城鎮化”，那就不是平民文化的社會發展，而是沒有貴族頭銜的權貴文化的發展，那種發展帶來的是比西方工業革命“城鎮化”帶來的貧民人口膨脹和貧困人口膨脹更為嚴重的和社會規模沖突的大問題。因此，難怪，國內外不少研究者把中國當前實行的工業革命“城鎮化”稱為“權貴資本主義”，即根本就不是“現代化”、而是古代“諸侯文化”開始復活的“古代化”。

　　一：大搞“城鎮化”的前提之本質是擴大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

　　進一步比較看。一些官員官媒說，只有實現大規模的“城鎮化”和實行大規模兼并土地的農場，農村農民才能有標準化的供水排水和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那是似是而非、或說是為城市工商房地產業的商業利益而故意編造的借口。

　　不管是中國還是歐美，在城市里，各家各戶都是彼此獨立而居住的，然而，那種各家各戶彼此獨立的生活狀態，并不妨礙城市居民享用標準化管理的供水排水和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也不妨礙各家各戶使用各種現代科技工具(譬如電子化炊具和洗衣機，私人汽車或公共汽車，等等)。我從來沒有聽說、世界上的哪個國家的城市當局制定了政策規定，要打破各家各戶獨立自居、要各家各戶的居民全都移民到一個特大房間里居住，那才能享用標準化的供水排水公共服務、那才能使用現代科技的炊具或洗衣機等機器工具、那才能使用自己選擇的私人或公共汽車。

　　同樣道理，在農村，各家各戶彼此獨立，那并不妨礙他們使用標準化管理的供水排水和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也不妨礙他們使用各種現代科技工具。西方發達國家就是如此，且農業農村的公共服務相比更發達;譬如，碰到暴風雨，美國不少城市經常發生水電供應問題事故，而在農村區域卻很少(不是絕對沒有)發生那類事故。對比：可是，在中國，一些官員官媒卻說只有“城鎮化”、只有把大部分農民都趕到城里、只有搞大城鎮、只有大規模兼并土地和搞大規模農場，才能使用標準化管理的供水排水公共服務、才能使用現代科技工具和交通工具。

　　問問了：都是各家各戶彼此獨立，為什么城市居民可以、而農村居民就不能享用現代科技工具和標準化公共服務了呢?說白了，搞那種“城鎮化”的前提之本質，還不就擴大城鄉差別和擴大工農差別嗎?還不就是以犧牲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基本權益為代價，去滿足城市工商資本和房地產業的賺錢欲望嗎?

　　一：照搬的后果是災難性破壞而不是“現代化”。

　　老網有說，執政黨意識到了那些問題，因而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的等政策。讓我實事求是地說，不僅是執政黨且有“無黨派”的前輩們，都早已看到那些問題并提出了趨利避害的發展政策主張;然而，現行“城鄉一體化”的“城鎮化”所遵循的并不是那些前輩們提出的主張。簡單舉例：

　　毛澤東先生就看到了那些問題，因而，他的農業現代化發展主張是把公共服務及設施等等建設的重點直接放在農村、就地搞改造建設而不是搞“農民進城”。一個突出例子：毛澤東提出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而不是農民進城了才能享有醫療衛生公共服務;因當時各方面條件限制，毛的主張不得不通過“赤腳醫生”之類的措施來實現。毛的那個政策主張和實施措施，曾得到美國當局的格外關注(甚至是嫉妒性的贊賞)而列入美國當局的全球衛生事業和公共服務國家建設的歷史檔案。

　　一些毛的同代的無黨派前輩學者也早已看到那些問題。在新文化運動中，他們通過農村調查和新文化發展等多年實踐而得出了中國不能照搬西方工業革命“城鎮化”、也不能照搬蘇聯大農場機械化的做法，而應該實行自然村社和小農經濟的發展來實現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結論。因他們的那類結論主張與實行大規模農場機械化的政策是頂牛的、特別是與“畝產萬斤”的大躍進政策是頂牛的，后來，他們當中一些人曾受到整肅或懲罰，直到大規模政治運動結束后、才獲得平反或昭雪。

　　毛澤東及其同代前輩學者們的發展主張彼此有很多不同，但有個共同點，那就是：中國沒有歐美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地理條件和社會條件;因此，不能照搬歐美做法來搞中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而必須按照中國各方面的綜合條件來探索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道路;那條道路并不是歐美工業革命“城鎮化”而搞大規模移民的手段，而是尊重自然規律、因地制宜、就地發展的手段;那些手段的前提是：農業就是農業、農村就是農村，使用科技工具和搞現代化農業農村建設，并非意味著要把農業搞成工業、把農村搞成城鎮，也更不意味著什么都搞“產業化”(譬如把教育科研和公共服務都搞成“產業化”)。

　　前輩們的主張彼此有許多不同，但他們基本思路卻是符合世界發展主流的。譬如，世界銀行給中國中高層官員舉辦的培訓班早就說過：對任何一種涉及全國范圍的科技項目或發展項目的國家決策，首要考慮的是“國家參數”如何、不能只看到“經濟效益”就上馬。

　　再來看看現行的“城鄉一體化”的“城鎮化”發展主張。相關官方政策解讀人官方媒體已經說得很明白了：那就是讓城市工商資本和房地產業滲透農村和掌控農業，其主要措施之一就是用轉基因化工農業替代天然有機生態農業，用大規模土地兼并和規模機械化替代自然村落和小農經濟。那樣的現行政策，既違背毛澤東提出的把現代化建設重點直接放到農村的政策主張，也違背毛的同代前輩學者們提出的自然村落和小農經濟的政策主張。

　　可以說，老網所謂的執政黨已經獲得的相關意識，那是歷史情況而不是當前實際了。若要說現行政策主張如何，那我的看法簡單說就是：在沒有歐美的人文地理條件和歷史文化的條件下、卻照搬歐美的工業革命“城鎮化”而在中國大搞特搞，那后果將是災難性破壞之危害風險遠遠大于城市工商資本和房地產業的極少數權貴們所獲得的“經濟利益

　　不信不服么?看看北京用“城鎮化”搞的“現代化”的后果吧：北京的千萬多人口中，獲得“經濟效益”的僅僅是工商金融和房地產業的極少數“權貴”;大約700萬人口屬于貧民人口或貧困人口、他們所來自的農村并沒有因為北京的“城鎮化”和什么都搞“產業化”而獲得什么效益，相反，倒是出現了空心化和勞力老年化等危機現象。同時，北京的歷史文化布局已經被徹底摧毀而不復存在。北京是首都，它的不考慮“國家參數”的那種“城鎮化”做法成為全國仿效的榜樣而出現了全國管理失控的狀態。那樣的“城鎮化”后果難道不是災難性后果遠大于工商資本和房地產業的“經濟效益”么?還不信不服么?那就讓時間和歷史來證明吧。

　　一：附議：貧窮國家的大城市人口比例很高。

　　二月上旬，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媒體發表了題為《限制大都市是誤區》的新聞評論，鼓吹大力發展大城鎮和把農民趕進大城市，其理由是：他們所謂的“美國經驗”說明，城鎮人口密度越大、制造業和產值越高;美國一個小城鎮建一所大學，靠大學產業、小城鎮就活了。那些理由說法是誤解或想當然的編造、是不符合美國事實的。

　　[1]人口密度及大城鎮人口比例與該地方的國民產值和現代化程度之間，沒有正比關系。

　　下面是相關官方統計數據：

　　那些數據說明：

　　[1-1] 人口密度和國民產值之間并沒有正比關系。譬如，美國人口密度排行第一者是華府，可它的GDP-產出還不到加州的十分之一;美國GDP-最高者是加州、遠高于華府，可加州的人口密度還不到華府的十分之一。紐約州的人口密度是美國全國的第八名，可它的GDP-產出卻是全國第三名。

　　[1-2] 大城鎮人口數量和現代化程度和收入生活水平也沒有正比關系。譬如，蒙古和孟加拉國的大城市人口比例最高，可他們并非現代化程度最高，相反，是偏低的;美國的大城市人口比例遠遠低于阿根廷和蒙古，卻比后兩者的現代化程度要高得多。

　　此外，數據還說明，全球范圍看，低收入國家的大城市人口比例是最高的，而中等收入國家的大城市人口比例是最低的;北美國家的大城市人口比例很低，可他們的現代化程度卻是全球名列前茅的。

　　那一點也不奇怪：就生活質量而論，天然自然環境對健康生活最有益、是高質量生活;享受那種高質量生活往往意味著有一定現代化條件的保證和有一定收入水平的財政能力去支付。北美和西歐的現代化程度高和收入水平高，那里能享受天然自然環境的高質量生活的人口也較多，自然而然，那些地方的大城市人口比例就是偏低的了。低收入國家的現代化程度偏低，享受天然自然環境的高質量生活的人口較為有限，自然而然，那里的大城市人口比例就是偏高甚至很高了。

　　[2]在美國，公民教育不是“產業”、而是“公益事業”。

　　在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什么都搞“產業化”，教育也如此、搞“教育產業化”;說白了，無論是什么都要搞產業化金錢利益、那是個“金錢統帥一切”的社會。用那樣的“產業化”眼光看世界，必然會得出錯誤甚至是荒唐的結論。

　　在美國，教育不是“產業”，而是“公益事業”。美國與中國有個極大的不同點：在中國，全國行政區域劃分是以權力所在為中心的、譬如往往以城鎮權力機構為中心來劃分行政區域;而美國的全國行政區域劃分卻是以學校為中心的，特別是以小學和中學為中心來劃分行政區域。

　　美國那種國家體制做法，是有深刻的歷史淵源的：在西方，現代化的公民教育系統及其管理觀念、主要來自中世紀的宗教慈善事業的教會學校。下面是西方歷史教科書常用的中世紀城鄉布局地圖：

　　地圖顯示，宗教及其教會學校是人口聚集的中心;在那里，社會的不平等成為平等。譬如，在社會上，對窮人和女性的歧視非常嚴重;而在教會學校里，窮人和富人或女性和男性，彼此機會都是平等的。就是說，在中世紀，教會學校做的是慈善事業、充當了社會公益事業的角色。

　　文藝復興使教會學校公民教育脫離宗教而獨立，同時，延續和發揚了它的社會公益事業的角色及其價值觀念，成為文藝復興的原則之一。美國實現文藝復興原則最徹底，因而，以學校為中心而實行國家行政區劃，就成為美國文化的一大特征，以至于美國俗話把公民教育事業稱為“美國的宗教”。

　　正因為文藝復興的原則，美國的“常青藤”大學并非是那新聞評論所說的“搞活城鎮”的產業，而是為全國培養人才的基地。譬如，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等等著名高等院校培養出了全國甚至全球著名的人才，可是，它們的所在地并非是美國的制造工商業等等產業最發達的地方。

　　簡言之，用中國流行的“產業化”錢串子眼光看美國看世界，就會得出違背事實的結論;以那樣的結論為根據而做國家發展決策(譬如什么都搞“產業化”、大搞城鎮化和大城鎮，等等)就會發生政策性失誤、就會導致以絕大多數人的權益安全為代價而去滿足極少數人發財欲望的災難性后果。

　　還是那句話：城鎮化不等于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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