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會議的主題是70年代，我要講的重點還是集體所有制。它作為人民公社在今天的一個遺產，除了在集體抗爭中被當作一個重要資源之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可以成為今天鄉村重新合作化的基礎。這是特別關鍵的問題，如果沒有這個制度遺產，可能就沒辦法重新合作化，或者合作化的成本將非常高，合作化的過程將非常艱難，甚至不可能。我們昨天討論到“文革”中城市公社制度的失敗，其實是因為它缺乏一個社會生產結構的配合。它基本上是一個政治運動，而不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反過來，我們去看鄉村的人民公社，它就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建構，同時也是社會建構，是社會生產的制度化過程。所以，這也就給我們討論公社制提供了一個城市和鄉村不同的、可資比較的視角。毛最后發現不能把國家變成公社，因為這涉及國體的問題。但是，如果是一個社會建構，鄉村的社會建構就可能是成立的。在這個意義上，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歷史是中國一個非常獨特的經驗。

　　前段時間讀張路雄先生的《耕者有其田》——雪峰兄為之寫序，我覺得這本書特別重要。作者曾經參與過國家農村政策體制改革的整個過程，在退休之后寫了這本書。它里面有段話特別有意義：

　　耕地的集體所有制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土地制度，是一種稀缺的組織資源。其制度創新的潛力很大。土地集體所有制既可以為家庭經營的農戶提供長期而穩定的耕地所有權，同時也可以收回承包者不種的耕地，建立一種隨人口轉移不斷擴大務農戶經營規模的制度機制。這是土地私有制無法做到的，只有土地集體所有制才能實現。這是集體所有制的優越性。

　　而這個優越性(也即張路雄先生所說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今天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因為現行的政策基本上把“統”這個層面取消了。所以，最重要的是需要調整政策，使得“統”的可能性重新得到恢復，才有可能在今天的基礎上重新開啟合作化的道路。而這個合作化的道路針對的正是目前資本下鄉形成的工業化農業模式。要恢復農村社區本身的集體所有制，使中度規模的土地集中成為可能，就必須恢復村社集體重新分配的功能，從而使得已經離開村社和土地的人把土地退出來，使得不在地主的形成機制斷絕，否則，很可能就會形成不在地主掌控農村土地這樣一個剝削性的機制。要斬斷這個機制，就必須使“統”的這個層面能夠恢復，恢復它的功能;同時打破徐老師所說的“小農切西瓜地”，過于細分土地而導致無法進行現代化農業發展的可能性，形成村社內部的、由農民自己來主導的、中等規模的集中，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合作，即一個穩定的社區基礎上的合作，這樣才有可能避免今天普遍利用虛假的合作社來騙取國家資金的尋租行為。

　　雪峰的調查也顯示，中農在村子里面是穩定的，問題是怎么樣培養中農。這就必須使土地的流轉在村社農戶的內部來實現，在村社土地排外性的基礎上完成。就像烏坎，內部土地流轉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讓外來資本把土地拿走，就會產生問題，就會形成集體抗爭。這恰恰是人民公社之后才可能留下來的制度遺產。如果中國沒有這個人民公社的實踐，就不可能有這個制度遺產。這個制度遺產的一個核心在于政社合一的體制。政社合一的體制是基于這樣的考慮：農村不僅僅是生產糧食的工廠，美國式道路就是把農村變成生產糧食的工廠。但是在中國，鄉村的政社合一應是尊重它作為社會存在的前提下，它是一個“community”，是一個社會的主體，不能僅僅把它看成一個給城市提供糧食的生產機器，它同時還應該是人民安居樂業的社會存在。要兼顧這兩個層面，才是具有社會保護意義的，這恰恰是人民公社試圖完成制度創新最核心的地方，也是不同于蘇聯的集體化的。蘇聯的集體化是另外一個意義上的美國式的現代化農業，就是要把農業變成工廠式的生產。而今天的史料已經讓我們看到，毛反復強調過，中國推動的集體化和人民公社正是為了吸取蘇聯農業失敗的經驗教訓。對此，馬社香老師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1983年，改革廢除了公社制，首先一步就是政社分開，把公社變成鄉政府，政府的功能和生產的功能完全分開，而這正是今天鄉村社會很多困境的來源，就包括單純的生產合作組織很難成功，也是因為社會功能的層面沒有和經濟功能進行有機的結合。十八大報告說：“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壯大集體經濟實力，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這段話既強調農業要現代化，同時也包含了“壯大集體經濟實力”、“集約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等字眼，國內關于農業發展的不同聲音都被它綜合在一起了。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需要討論中國農村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動力所在。一個硬約束就是，怎么樣讓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的發展能夠追趕上城市化過程所導致的非農人口的快速增加。這是對中國農業的一個基本的硬約束。這個過程一直到70年代初，主要靠圍墾造田和興修水利，以增加農田數量和提高產出，這也是農村需要集體化的一個動機。但與此同時，工業化對農業的支持卻一直不能有效實現。今天去看關于人民公社的很多調查研究，核心的一個問題是：人民公社制度設計所試圖達成的工業和農業的互換，與讓農業和工業之間能夠互相結合的程度，由于工業化不夠發達而失敗。比如弗里曼等在《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一書中所描述的河北饒陽耿長鎖領導的集體化過程，作為官方樹立的典型，存在著特權作假的現象，國家補貼化肥和農業機械，讓它成為典范，這也是被很多國外學者視作中國合作化失敗的一個證明。但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如果有足夠的化肥和機械配套的話，這個制度設計本身是有成功的地方的。這也是毛為什么一直強調農業與重工業的配套和交換關系，強調工農聯盟，其實質是試圖在構建平等的城鄉關系的基礎上，發展社會和生產力。

　　另外，要理解為什么80年代人民公社失敗，然后被聯產承包制所取代這個過程基本上是平順的、平穩的，而且它也基本上符合很多農民的需求。這樣的過程來自于一個很重要的決策：在70年代初毛澤東和周恩來經過研究，決定從國外進口4套化纖生產裝置、3套化肥生產裝置，后來這個3套變為13套，使中國在70年代就完成了農業的“綠色革命”。它極大地滿足了工業化導致的城市人口對糧食的需求。所以真正硬約束的化解是通過綠色革命，而且這個綠色革命是通過引進西方先進的工業設備和技術而完成的。從這個角度看，從五六十年代引進蘇聯的156套重工業設備，到70年代初第二次西方化纖與化肥生產這些關鍵的輕工業技術的引進，也在某種意義上打破了新中國閉關自守的敘事。事實是，只要國際形勢一有可能，中國就馬上引進所有可能的工業技術。從陳錦華的《國事憶述》中可知，70年代他在輕工業部負責這項引進工作，1972年的時候全國進出口總額是48.4億美元，其中進口為22億美元，而引進這些設備總共需要43億美元，再加上利息需要50億美元，總折合投資人民幣214億元(實際上后來還超過了這個數)。

　　然而，1972年全國基本建設的總投資不過412億元?？梢?，國家是下大決心以此來解決中國人的城市化過程中的吃飯和穿衣的問題。陳錦華就很自豪地說，通過這個項目基本上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和穿衣問題。剛才老田的數據中，70年代糧食的增長是綠色革命的成果，而綠色革命主要靠的是化肥。70年代中國解決吃飯的問題，除了使用化肥，還依靠袁隆平的雜交水稻。中國的農業到了70年代是一個飛躍，它完成了雜交水稻革命和綠色革命，這才為中國80年代的城市化過程和市場經濟開辟了道路，沒有這個是不可能的。另外，陳錦華總結了中國當時能夠向西方引進技術的原因。1971年聯合國通過決議，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1972年尼克松訪華，這是“文革”以后嚴峻的國際大環境第一次有了大改善。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西方70年代的經濟危機特別需要開拓市場，也是通過這個方式來和中國的需求對接。尼克松訪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緩解國內的經濟危機。根據外交部接待基辛格秘密訪華的過家鼎回憶，中美大使級會談從1955年8月1日到1970年2月，15年開了135次會議，除了達成一個遣返平民的協議外，沒有任何結果，關鍵在于美國要中國大陸放棄對臺灣使用武力。但是中國大陸最終使得美國與臺灣“斷交”，也在于美國對中國大陸市場的需求。

　　1959年石油產量的自給率只有40.6%，到了1965年大慶油田快速增產之后達到自給，1972年石油供應的最大轉變是原油量達到4567萬噸，不僅自給，而且還用不完。綠色革命的一個必要條件是石油充足，由此轉換成現代農業所依靠的動力和原料，現代農業也被稱為石油農業。所以，石油的自給和充沛也使得70年代中國引進的13套化肥生產線能夠發揮作用，使得中國糧食的綠色革命得以完成。這也是非常重要的討論70年代中國農業問題的內容。

　　陳錦華在他的書里面說，70年代中國的工業發展和開放，從重視重工業到轉變為重視輕工業，太晚了，應該從60年代就開始。他抱怨說，1964年的時候毛聽取了四天計委的報告后認為，中國的周邊環境出現了問題，必須徹底改變“三五”計劃解決“吃穿用”的原則。在1964年之前，中央就有計劃調整“農輕重”的比例，上調輕工業的比重。但是毛講了“兩個拳頭，一個屁股”，兩個拳頭就是農業和國防工業，一個屁股是基礎工業，他就此批評計委屁股沒有坐穩。另一個版本是由馬社香老師在采訪陶魯笳時提供的：毛說我們國民經濟有“兩個拳頭，一個屁股”，基礎工業是一個拳頭，國防工業是一個拳頭，農業是屁股。把農業或基礎工業看成根本，這是和毛把農業與工業互換作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首要目標結合在一起的。

　　為什么是1964年?如果查一下1964年的背景就知道，中共與赫魯曉夫的論戰剛剛結束，中蘇邊境談判破裂，蘇聯對印度軍事援助、派兵進入蒙古、與美英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4年，中國陷入四面環敵、國際環境最為險惡的境地。毛澤東從一個戰略家的角度，就必須把國防問題放在第一位。這樣的硬約束決定中國不可能在60年代進行農輕重關系的調整。到了70年代初，國際環境一有好轉，毛馬上就調整。所以，理解中國的農業發展問題就不能只是在農業內部進行，它是一個與工業相配套，同時與國際政治環境互動的結果，必須放在這樣一個動態的過程中。

　　最后再講一個材料。我們昨天晚上討論大饑荒，社會主義國家都出現過大饑荒。關于蘇聯30年代的大饑荒，今天的俄國歷史學家披露說，1930～1932年的短時間，斯大林幾乎成了一個商人。為了從國外買機器，他需要出售一切可以出售的商品。而當時能夠出售的只有糧食，斯大林可以弄到糧食，但又不能把糧食分給饑荒的人們，因為這些糧食都是為了履行與國外簽訂的合同而征集的。他說，當我們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時，我們看到他們充滿了憂慮和不安。他們就像一個公司的老板，擔心公司隨時倒閉。有人認為，斯大林更像冒險主義者，他沒有計劃好一切，只是部分正確的。但是，斯大林其實已經制定好了一套國家現代化、工業化的方案。問題是1929年他突然對方案做了重大改變，最大的變化就是向農民征集糧食數量的變化。他說：

　　我第一次驚奇地注意到，1929年美國發生了經濟大蕭條，世界市場的糧食價格急劇下跌，斯大林制定的國家現代化和工業計劃是緊密相連的，糧食價格的下降使得他不得不改變原來的計劃。這是斯大林的悲劇，也是我們國家的悲劇。斯大林無路可走，所以他就決定進行一個悲劇性后果的大躍進。這個結果就產生了1932年、1933年大饑荒。

　　這個材料，我覺得是值得重視的，它有助于我們理解社會主義農業與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密切關系。

　　今天重新討論小農經濟，我們必須重新把它放在一個社區的意義下。而村這個社區，也就是人民公社從早期的大公社在“大躍進”、大饑荒之后調整成的小公社。小公社與歷史形成的村社是基本吻合的。鄉村社區的概念是中國歷史上形成社會保護的基本范圍，小公社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人民公社具有接續傳統的功能，同時又承擔農業現代化的使命。這兩個傳統的結合才使得人民公社在70年代獲得穩定和發展。也正是這兩個傳統的遺產，成為今天討論新鄉村主義和新鄉村建設的一個前提，特別是討論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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