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現在又在全國推行城鎮化國策，這讓我不禁想到國企改革的“溫水煮青蛙”的演變過程，最后造就了成千上萬的暴富資本家，而國企從國營→國有→官有→私有的演變過程，最終造成今天的私企、外企占全國工商業比重高達70%多的嚴峻局面，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受到嚴重威脅。那么城鎮化的災難又可能是怎樣的演變路徑呢?

　　一、 資本下鄉的目的：

　　經過人民公社化運動，農村土地變成了集體所有——國有化的一個變種，“小崗村模式”只是摧毀了人民公社，但還沒有摧毀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屬性。雖然農村里一些農民富豪、村霸違法圈地，但無法將占地合法化，沒有權證，身份是灰色的。案例：嘉興朝陽油品運輸有限公司是從國企改制成股東制私企，油庫是中石油的，就是辦公場所也是原國企的房產。幾個股東與農村有血緣性關系，這在中國極為普遍，因為中國工業化是世界上最迅捷的，許多國企職工都與家鄉有血緣聯系，出生時都是農民身份。股東們的資本撼不動中石油，占不了油庫也占不了加油站，資本就在家鄉找到了出路，就在家鄉用資本也圈租了幾百畝土地搞起了休閑農業。每年的公司利潤都往農莊里投，置工奴們牛馬股勞作不顧，農莊根本就不賺錢，就等著變天呢。海寧三林電子有限公司的三兄弟本就是農村人，雖在縣城買了房產，但還是在村里圈了十幾畝地大興土木。民國時期的上海資本家把賺到的錢在上海周邊，也包括嘉興，置買土地。土地改革時地主不在農村而在上海，劃成分犯了難，到底是地主呢還是資本家?還是資本家吧，土地沒收了工廠還在，資本家可是當時的共產黨的統戰對象之一。直到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工廠被贖買了，資本家成了職工，算是不撓頭了。嘉興民豐紙業股份公司的原老板及其子女現在是感慨萬千了：這工廠原先是他的，社會主義改造后成了全民的，國企改制后又成了別人的，現在的老板中還有幾個的父輩原先還是他家的工奴呢，不知原老板死亡沒?如果沒有死，現在還要從公司里領退休金呢，現在原老板的子女說不定是現老板的工奴。這種“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荒唐事換誰也想不通?，F在的統治法統出大問題了，我就在律師所遇到過當事人拿社會主義改造前的房契向政府和現在房產所有人主張物權呢，這說明特色社會主義的執政基礎出了大窟窿。執政合法性說不清楚，中國就蘊含社會危機的隱患。“打資本，分車間，挖浮財”是當然的選項，否則、土改、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成了非法的了，共產黨的這身皮也不得不脫下來，特色社會主義不得不改名為資本主義。

　　現在全國工商業與全面產能過剩，P民消費不足，龐大資本因找不到利潤來源而出路不著，從鐵路急于改革就可以看出資本的急懆和顛狂。中外資本家就象朝陽股東們等等資本家為閑置資本急于找出路，自然就瞄上了農村土地這塊當今中國最大的蛋糕。農村土地是當今中國的資本保值增值唯一的資源。中國人對土地的熱愛是其他國家的無法想象的。

　　二、 城鎮化真能提高工農業經濟效益嗎?

　　中央政府制定和推行城鎮化國策的重要理由是可以提高工農業效益，果真如此發展嗎?我在成都一家律師所遇到一個案例：四川江油某鎮實施農村土地流轉，一家公司從農民那里流轉到了一百多畝耕地搞起了觀光農業，農民每年可獲三、五百元，還可去公司上班。可公司經營了不到二年就歇業了，農民可就慘了，沒班上了，租金沒了，土地被破壞了，復墾又要投入巨資，只好去找政府討說法，可政府又到哪里討說法，上訪中央不敢，追究資本家，可官員與資本家是二家的屎攪到一塊了，眾所周知，官商一家，就是借個膽，官員也不敢找資本家的麻煩。政府推給法院，叫農民起訴資本家，農民拿著合同起訴到法院，可法院訴狀通知書找不到應訴人，自然不受理，因為法院有執行率指標，明顯執行不能的案件是不受理的。我在法院門口就見到勝訴人拍賣法院債權文書，誰買?只有黑社會敢買。農民叫天不靈，叫地不應，法律對于農民就相當于一個屁，臭著呢。世界各國，典型如美國，私營企業的統計壽命是五年。如果城鎮化是為了集約土地，提高土地的產出率，農民可以在農業公司里務工。考慮到資本家的資本壽命的統計值只有五年，那么競爭下來，最初的私營農業公司經過幾個資本循環后，只有15%的資本家活了下來，其余的也可能變成農奴給競爭勝利的資本家打工了，土地兼并和資本兼并就是水到渠成了。中國國情是人多地少，多數農民衣食無著，只好學陳勝吳廣了揭桿起義。難道這就是所謂的“提高了農業效率了嗎”?國企改制最初也是打著提高企業經營效益的幌子，可最后結果是什么，全國人民都知道。社會運動規律是種統計規律，樣本大，出現的問題相同，那就是客觀規律在制定運動規則了。國企改制如此，難道農村城鎮化就要不受客觀規律的制約嗎?三千萬失業工人誰負責，找那個地雷陣總理?找最高法院?找國際法院?暴富資本家有經濟效益了，可億萬老百姓遇難了。如果農村城鎮化制造了數億失地農民，那賬找誰算?“打土豪，分田地，挖浮財”團結了億萬貧下中農跟著共產黨鬧革命，推翻了國民黨罪惡統治。人民公社化運動把農民召集在社會主義旗幟下，讓億萬農民體會到了什么是公有制社會，農業效率比“小崗村模式”高，農業年增長率比改革開放的高，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F在中央政府推行農村城鎮化國策來集約土地經營，提高農業經營效率，解決“三農”問題，可當初為什么要強制解散人民公社?難道人民公社不是集約化土地經營的嗎?那可是真正的集約化，政、經、民、軍一元化，農工商學醫一體化。追究這個國策輪回，那就要思考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了。因為城鎮化國策其目的不是讓全體農民共同富裕，而是讓少部分人富裕，鼓勵資本下鄉，給資本提供一個保值增值的資源，制造出新的地主劉文采、黃世仁、南霸天等一批地主惡霸階級。資本兼并擴張下去，就是資本家綁架政府和P民，順著資本家的意識不可逆地發展下去，如同美國當前的窘境。

　　三、 市場競爭真能提高效率嗎?

　　市場教最重要的觀點就是市場競爭能夠提高經營效率，果真如此嗎?案例：非洲野生動物保護組織只要知道一頭獅子吃了人，就要千方百計地予以射殺而不是保護它。為什么?因為獅子吃了人就有了好胃口，往后就要尋找人當最好的食物，那對活著的人的威脅極大。同理，市場競爭就是吃人競賽，市場利潤是依靠吃人經濟行為產生的。提倡市場競爭就是鼓勵制造社會熱點，社會熱點密度頻率是單位社會空間里生活著的人相互發生因權益相互沖撞的統計規律地平均幾率。我從事控告和律師業務的經驗告訴人們：每個社會熱點都不是一方羸一方輸，更不是雙方羸，而是雙方輸，動輒雙方合計直接物質損失十萬元計，數百萬元都是小意識，更不要說精神損失。如果競爭失敗方被關進了監獄，請問“競爭提高了經營效率了嗎”?事實是少部分因吃到人肉而效率高了，多數人喝西北風效率低了，加權累積則整個社會效率更低了。1966——1976年，全上?？傆嬍昭悍溉藶?8616名，其中1966年最少，僅435人;1976年最多，為2485名;“文革”十年(統計數字跨11年)平均每年收押犯人為1692人!再看“文革”后十年(1977——1987年，統計數字同樣跨11年)，全上海收押犯人為62212名;其中1979年最少，為2194名;1984年最多，為12859名;平均每年收押犯人為5656人!(以上數據采自《上海監獄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結論是：“文革”后十年的罪犯，要比“文革”十年猛増到334%!就是說，犯罪率是“文革”時期的三倍多!所以文革黑社會產業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今天官員無法無天，黑社會殺人放火，甚至能控制一方的經濟和政治，乃至警察和武警。腐敗，黑社會產業經濟發展成果真的不錯。勞動競賽活動競賽失敗方不易進監獄，而市場競爭活動中競爭失敗方極易進監獄。失敗方進了監獄，首先在押犯在監禁期間失去了發展機會，對自己、親人、勝方、社會等方方面面都損失了財富收入，反而國庫要為公、檢、法、監、民政等等機關撥付公務經費，大概攤到每個在押犯約每年十萬以上。那么，陰陽二方面的總損失又該有多少呢?

　　四、 法律真能保護市場運行秩序嗎?

　　市場教把法律提高到了一個非常高的地步，認為法律完全能夠保護市場運行，調整市場格局，規范市場秩序。果真如此嗎?我只能說富豪精英是法治的受益者，完全沒有體會到法治受害者的苦難。常言道“要想公正，打個顛倒”，富豪精英若真的對法律那么迷信，那就不要只當正方，更要當反方。“六·四”動亂分子、法輪功分子呼天搶地，有多少要求法治的?無不是要推翻現政府為最高訴求。拿我做案例吧：我從事控告幾十年，律師業務也做了幾年，對法制和法治有切膚之感、切膚之痛。法律不在于法典有多厚，法條有多少，立法者有多么人格高尚，書面多么正義，而在于執行力，執行力的強弱由警察、法官、檢察官的意識形態體現出來，而意識形態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毛澤東中國時代法典薄，法條少，但執行力強，結果是有案必查，有罪必懲，社會熱點密度頻率低。“特別是”時代，法典厚得我這個男人都抱不動，法條多得我這個律師都拎不清，但執行力弱得我這個律師都覺得心寒，律師就是個皮條客、娼妓，而警察、法官、檢察官黑得烏鴉都羞愧得戴罩袍。美國法治社會是富豪精英們心中的圣地，那我就舉美國的法治吧：美國有一個縣把法院承包給一個私營公司，法院經費由公司承擔，法官工資由資本家發。資本家當然有利潤追求，于是法院就把那些犯了雞毛蒜皮事的青少年判刑，賣給私營監獄，資本家暴利了，法院富了，法官喝湯了，可那些青少年一輩子毀了。我想精英們都羨慕美國社會的信用制度，那么這些青少年的信用污點會帶來什么后果呢?私營監獄是什么?就是奴隸莊園，可比數千年前的奴隸莊園先進多了，依精英們的說法，那是“三個代表”。資本家吃到了人肉，法官喝到了人肉湯。美國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華爾街金融集團胡作非為，可國會卻通過法案保護他們，甚至享有免于審計的法權，鬧出世界金融危機，P民聚集華爾街討說法，可國會制定法律懲罰占領者。中國法治要與美國的接軌?如果警察、法官、檢察官都要資本家發工資，如果受害人要起訴那個資本家，法院怎么判?法律怎么保護市場運行秩序?

　　五、“三農”問題的解決方案

　　“三農”問題產生的源頭是強制解散人民公社，為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大陸提供廉價勞動力即工奴，也就是目前的2億多農民工，出于溶入國際資本主義共榮圈的政治、經濟、文化需要。解散國策的意識形態氛圍是怎樣營造出來的呢?那就是制造出了“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餓死了“三千萬”農民的政治謠言。為什么說是政治謠言呢?請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的中國調研之行。從從1961年9月9日開始，蒙哥馬利對包頭、太原、延安、西安、三門峽、洛陽、鄭州、武漢進行了參觀訪問。在此之前，這些中國內陸城市不曾向西方政要開放過。在延安訪問期間，蒙哥馬利曾來到街上的小吃攤上，指著用棍子串起來的油餅問攤主：“這東西多少錢一個?”攤主通過翻譯告訴他：“5分錢一個。”他拿起油餅仔細端詳了好一陣子又問道：“這有多重?”攤主稱了后，告訴他有3兩多。過了一會，蒙哥馬利說：“這價錢不貴。”從市場回來的路上，蒙哥馬利途徑一個公共浴室，他便問熊向暉說：“我可以進去嗎?”熊向暉回答說：“男部可以，女部不行。”說完，蒙哥馬利徑直走進了男浴室。浴池里多是中青年人，也有幾個少年，他們見到一個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人走進浴室，并同自己打起招呼來，便有些害羞地躲開了。而蒙哥馬利卻沿著浴池走了一圈，仔細審視著浴室內每一個人的裸體。當他走出浴室后，即對陪同人員說：“來以前，有人說中國正在鬧大饑荒，餓死了幾十萬人……中國每個城市都餓殍遍地。說中國鬧大饑荒是沒有理由的。這里人的肌肉很好，絲毫看不出饑荒的跡象。”蒙哥馬利在中國訪問調研期間，對普通老百姓做抽樣調查，在不同場合分別向工人、農民、學生或服務員提問：你最擁護誰，你最聽誰的指揮?得出的結論是：在這個國家里，威望最高、能指揮所有人的人只有毛澤東。

　　當時，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來自中國大陸的信息最豐富多彩，各國特務力量很強大，更兼有數萬大陸民眾逃港，所以國際社會傳言“中國大陸正發生大饑荒，餓死了幾十萬人，……”，但一直沒有真實的餓死人的憑證如照片/報告等。逃港民眾的照片也可以看出面色紅潤、衣著整齊，根本看不到面露菜色、衣衫襤縷。蒙哥馬利就是帶著這些疑問來到了中國大陸，通過實地考察，沒有看到乞討流浪者，更沒有看到餓殍，真實情況解了他的惑。連蒙哥馬利都認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幾十萬人是政治謠言，可之后，走資派和文匪精英為了掩蓋他們復辟倒退開歷史倒車的政治企圖，為了制造他們執政合法性的政治目的，為了摧殘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了迎合國際資本財團的需要，竟然制造“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的政治謠言，比當年反華報紙和蔣介石集團報紙的“餓死幾十萬人”大100倍。

　　既然是批判農村城鎮化國策，就不能當“公知”，動嘴不動手，不會設計藍圖只會對藍圖指手畫腳。下面提出我的方案：“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村衰敗、貧困、前途暗淡。①研究當年的“三線建設”運動，發揚光大其優良組分，把浙江等富裕地區的過剩產能的企業搬遷到貧窮落后的農村地區，順勢就是農民工回流，文化、科技、教育、醫療等流入，“留守兒童”等等都得到解決，要知道當年“三線建設”、“上山下鄉”等運動在今天看來可是社會意義重大，惠及子子孫孫萬代，怎么評估都不過分，浙江即便最偏遠的村鎮都有企業，雖然都是私企，但也遠勝過新疆的鄉村，最主要的是在軟實力上，精神面貌截然不同。中央政府以雄厚國力為后盾，制定國策和法律，營造強大的意識形態氛圍，統一全國人民的意志，輔以建設骨干國營企事業單位，掀起開展一場新“三線建設”運動和新上山下鄉運動。至于對浙江等的過剩產能和落后產能的企業的搬遷程序的細節，可以因地制宜、實事求是，比如國營化、榮譽化、經濟杠桿化等等。②在新“三線建設”和新“上山下鄉”運動的實施過程中，依靠中央政府的組織能力、動員能力、管理能力等，重新把億萬農民組織起來，以搬遷和新建的企事業單位為錨石，開展一場新“人民公社化”運動，修水利、治荒山、治荒漠、綠化祖國，重建黨的農村基層組織，恢復農村的公有制社會，重建農村社會主義新文化。③中央政府運用巨額外匯儲備，在國力、軍力能夠保護的周鄰國家如哈薩克斯坦、緬甸、老撾等建立糧食戰略基地，“三桶油”還敢在國力和軍力無法保護的非洲、中東、南美等國搶占石油資源，尤其美國陰影下的加拿大都敢投資油氣資源，更何況邊境國家的糧食基地投資。組建、壯大中糧油等國企巨頭用巨量外匯租買非洲、南美土地，尤其是烏克蘭耕地，開展糧油生產。④發揚光大“備戰、備荒、為人民”戰略國策，既然貿易出超換回的是綠幣，那么就設法貿易平衡，戰備儲備夠全國人民吃三年的糧油，無法平衡的產能就壯大軍工產業，發行人民幣代用劵比如叫“三農劵”，記名、定量、定有效期、定使用范圍，用它收購過剩產能和產品，投放農村，發揮貨幣功能，組織、動員農民，建設農村，“三農劵”的功能就是組織動員農民對他們自選自定的項目施工，政府只考慮社會效益和文化效益，少考慮經濟效益，其目標是把億萬農民團結在黨中央周圍，56個民族一條心，建立中華民族核心價值體系，弱化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等，這就是最大的政治效益。

　　學術難民：趙輝

　　2013年4月8日星期一

　　浙江省嘉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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