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15日在回復黃炎培“能戰然后能和”信件半個月后，薄一波回憶，“毛主席找少奇同志、劉瀾濤同志和我談話，明確表示他不能支持我們，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毛主席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協作)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他講的道理把我們說服了。” 因為被毛澤東說服的對象都是黨內讀過《資本論》的高級干部，響鼓豈用重錘，輕輕一點撥，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豁然開朗。

　　劉瀾濤生前在日記中曾清晰地記載此事：

　　1951年7月毛澤東在豐澤園臥室客廳里，召見了劉少奇、薄一波和劉瀾濤。毛澤東說：“我看了山西省委的報告和你們的批示及少奇同志的幾次講話，我不得不向你們表示，你們的意見是錯誤的。我支持山西省委和賴若愚同志的看法。你們的觀點反映了你們的思想大大地落后于人民群眾的覺悟。你們作了廣大農民群眾的尾巴。你們被一種富農經濟的假象迷惑住了雙眼。你們至今毫無搞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這可是危險的啊!”毛澤東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

　　此時，毛澤東已非常清晰地從理論上梳理了依靠農民的“協作”“分工”，互助合作發展農業合作社，以改變一家一戶舊有的生產關系，形成新的生產力。他向劉少奇等同志講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主要是第十一、十二章闡釋的基本原理，在西方向資本主義工業化過渡階段，有一個工場手工業時期，那時候尚沒有蒸汽機，但由于一起勞動，有協作有分工形成了新的生產力，人人皆知資本主義就是經過這個時期再進入工業化階段的。資本主義能夠利用一起協作勞動發展起來，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社，怎么不能這樣發展起來呢。毛澤東用黨的高級干部耳熟能詳的馬克思闡釋的資本主義發展基本進程，很快讓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心服口服，迅速轉變了對山西省試辦農業合作社的看法。

　　現在網上有一種說法廣被轉載，其完全歪曲肢解馬克思《資本論》的基本原理和山西試辦農業合作社的基本史實，但卻裝扮成“真理的維護者”，故引用其主要章節，以正視聽。其曰：

　　【毛澤東看了山西省委的報告，華北局的批語和劉少奇的批語之后，經過一段思考，找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談話，明確表示：“我不能支持你們，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他的論點是：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制的基礎，也是可行的。

　　請讀者不要忽略上面這段話。歷史巨人毛澤東在改造小農經濟問題上就是在這里失足的。(本黑體字為原文作者所加)他的整個社會主義空中樓閣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理論基礎之上。毛澤東對自己這一理論創造是非常重視的，在民主革命階段，他創造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解決了工業不發達、工人階級太弱小的前資本主義國家如何進行革命，奪取政權的問題，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共產黨人都認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他如果能夠繞過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汪洋大海般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一下子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起一個富裕、文明、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毫無疑問，那將是對馬克思主義更大的發展。有這兩大理論貢獻，他將使斯大林黯然失色，而與列寧相比肩，理所當然地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導師和領袖。

　　當強迫命令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遭遇抵抗造成農業減產的時候，毛澤東和他的主要理論助手陳伯達進一步研究，為什么17世紀歐洲的手工業工場依靠分工可以形成新的、提高了的生產力，而20世紀中國的農業合作社不能依靠分工產生新的、提高了的生產力呢?為什么表面看來貌似相同的事物竟不能產生大致一樣的結果呢?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早就回答了這個問題。17世紀歐洲的手工業工場和20世紀中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除表面相似之外，本質上是不同的。進入手工業工場做工的是一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他們到工場做工是自愿的，是別無選擇的謀生手段。被“說服動員”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中國農民卻不同，他們是有土地、有農具甚至有耕畜的小私有者，具有獨立經營發家致富的生產資料和經營能力，入社等于剝奪(立即剝奪或逐步剝奪)他的生產資料，不允許他發家致富。馬克思把農民、制造業者和商人看作是社會一般的分工，這個分工構成了社會的經濟基礎。這是一個大的分工概念。個體農民屬于這個大的社會分工的概念，屬于“社會內部的分工”，與“工場內部的分工”是有區別的。他說：“社會內部的分工和工場內部的分工，盡管有許多相似點和聯系，但二者不僅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且有本質的區別。”“工場手工業分工以生產資料積聚在一個資本家手中為前提;社會分工則以生產資料分散在許多互不依賴的商品生產者中間為前提。”“工場手工業分工以資本家對人的絕對權威為前提，人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總機構的部分;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資本論》第一卷第12章) 】

　　但上文作者并沒用完全弄清楚毛澤東所肯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僅符合《資本論》所講的社會內部分工，而且整個理論框架充分體現了馬克思《資本論》第四篇“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第十一章“協作”、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場手工業”的共同主旨。1951年春夏，中國試辦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初級社)全部都是自愿的從季節變工、常年互助組一步步發展到試點農業生產合作社，而非像上文作者所說被“說服動員”，這個從1951年3月長治互助組代表會議的原始文件中清晰可見。當時的實際情況是這些試辦社的成員都有少量的土地、部分人有農具，很少人有耕畜，聞名全國的窮棒子社1952年辦社時，僅有一頭毛驢的三條腿，就是一個有力的說明。所以在1951至1955年，中國廣大農村提倡和推進農業合作化時，并非像上文作者所定義的“具有獨立經營發家致富的生產資料和經營能力，入社等于剝奪(立即剝奪或逐步剝奪)他的生產資料，不允許他發家致富”。在1955年前能夠獨立經營發家致富的僅僅是少數富裕中農。而從1951年至1955年絕大多數農業生產合作社年年增產，不僅原來的貧困戶而且富裕戶也增加了收入。而不像該文作者所標注的農業社減產。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沒有不允許任何人發家致富，而是帶領全社上下共同發家致富。初級社在全國農村中一直是比較受擁護的。現在各地農村老人們仍非常懷念。

　　更有甚者，該文作者并沒有弄清楚馬克思所說的“分工和工場手工業”，是《資本論》第四篇“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中的第十二章，而第十一章“協作”正是產生相對剩余價值的第一要素。而這才是毛澤東認為可以依靠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通過共同勞動、協作分工，從而產生新的生產力的主要理論框架。

　　馬克思在“協作”這一章談到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即使勞動方式不變，同時使用較多的工人，也會在勞動工場的物質條件上引起革命。容納許多人做工的廠房，儲蓄原料等的倉庫、供許多人同時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總之，一部分生產資料，現在是在勞動過程中共同消費的。一方面，商品的交換價值，從而生產資料的交換價值，絲毫不會因為它們的使用價值得到某種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的規模會增大。20個織布工人用20臺織機勞動的房間，必然比一個獨立織布者兩個幫工做工的房間大得多。但是，建造一座容納20個人的作坊比建造10座各容納兩個人的作坊所耗費的勞動要少，因此大量積聚的并且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的價值，一般地說，不會和這些生產資料的規模及其效果成比例地增加”。說通俗點，馬克思深刻分析到集體規模的勞動可適當地節約生產成本。

　　緊接著，馬克思非常明確地指出：“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抵抗力量，與單個騎兵分散展開的進攻力量的總和或單個步兵分散展開的抵抗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同樣，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總和，與許多人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重、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在這里，結合勞動的效果要末是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末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

　　馬克思說得何等深透何等好啊!協作勞動可以創造，馬克思用的是創造一種生產力，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通過統一經營”可以產生新的生產力的理論基點。也是不久后毛澤東大力推行農業合作化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在下面的論述中更加深刻地論述：“且不說由于許多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是社會接觸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我們所以著重指出，許多互相補充的勞動者做同一或同種工作，是因為這種最簡單的共同勞動的形式即使在最發達的協作形態中也起著重大作用。如果勞動過程是復雜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勞動，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給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時進行這些操作，這樣，就可以縮短制造總產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

　　當你讀了馬克思的上述科學論斷，猶如馬克思針對中國農業合作社互助合作優越性正在進行理論評述。所以，毛澤東言輕意重地對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概言之：“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協作)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幾句話能說服三位高級領導干部的武器就在這里，奧秘就在這里，真理也在這里。毛澤東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社可行的理論根據，正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農村土改后的實際狀況相結合的理論精髓。

　　攻擊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基本理論之人，在引述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場手工業”的有關段落時，不知通讀過第十一章“協作”否?資本主義手工業工場不能斷開協作談分工。新中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本身就是互助合作，怎么避開馬克思的協作專談“分工”呢?理論上的任何斷章取義、舍頭去尾都不可能走向真理的彼岸，而只能成為謬誤和混亂的濫觴。

　　河北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積極響應國家號召，1954年賣給國家余糧10萬多斤.圖為運糧車隊.

　　1951年山西試辦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完全符合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前期手工業工場協作分工可以創造新的生產力的基本原理，在農業社不斷增加的公積金(共同集體財產)引導下，社員之間為增產豐收而進行勞動協作和分工合作，如李順達農業生產合作社從建立起，就專人選種、專人浸種、男社員犁田、女社員挑糞、有飼養員喂羊，有姑娘隊播種栽樹，后來又成立專門小組管理果園、樹苗等等，1951年山西所有試辦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都獲得了豐產增收、持續發展的驚人成績。這就是毛澤東給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講話時所說的“新的生產力”。初級社這種私有基礎集體統一經營的模式，僅就手工工場內部分工協作這一點來說，不僅跨越了資本主義工場的第一階段，有的環節直接進入第二階段、甚至為第三階段打下基礎。所以，毛澤東當時說“ 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在創造新生產力更多地創造勞動價值方面，初級社和毛澤東所比擬的資本主義手工工場，并不像懷疑者講的本質區別，反對農民發家致富。相反，農業生產合作社避免了資本對社員的無情剝削，人人都是社里的主人，確實引導農民既規避了小農經濟的風雨搖擺性，又發揮了廣大社員的創造力，共同發家致富，共同富裕之樹得之常青。毛澤東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與中國農村現況相結合，有了新發展新貢獻。這段歷史不容歪曲。這一理論貢獻應深入研究，以免“道貌岸然”者斷章取義肆意閹割，引入歧途。

　　據陶魯笳等人回憶：

　　毛澤東對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1951年7月下旬那次講話，薄一波等人心悅誠服，當晚，薄一波代表華北局去看望正在北京治病的賴若愚，親切地說，毛主席認為山西省委試辦農業合作社的意見是對的，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賴若愚睜大眼睛問：“真的?毛主席是怎么說的?請告訴我。”薄一波轉述了毛主席關于這個問題的看法，賴若愚鄭重地點頭，說：“毛主席看得比我們遠，他看到資本主義就是這樣戰勝封建主義的。我們也可以這樣一步步地戰勝資本主義，建立了一個嶄新的社會。”薄一波離開后，賴若愚立即打電話給我，那時我還在北京沒有回太原。賴若愚在電話中高興地對我講：“毛主席肯定山西省委的意見是正確的，不要再檢討了。趕快通知省委準備材料來人。中央已決定9月在京召開全國農業互助合作會議。”

　　(陶魯笳2007年7月18日口述)

　　陶魯笳電話通知山西省委。次日，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繡錦接到通知后火速赴京面聆賴若愚書記的指示。

　　王繡錦近年回憶：

　　賴若愚時已積勞成疾。可惜我國當時還沒有先進儀器檢查他已患有癌癥。一見我來，賴若愚像年輕人一樣興奮地說，你來得好。上次華北局開互助合作會議，認為山西省委決定試辦農業合作社錯了。最近毛主席肯定了山西省委的看法。這不是哪一級哪一個人的看法對錯問題。它關系到中國農村如何發展的大問題，關系到中國農民未來的百年大計。賴書記要我將毛主席的講話帶回太原。同時叫有關單位準備參加9月全國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材料。我一回去，整個省委大院早就知道了，喜氣洋洋。毛主席支持山西創辦農業合作社，成為全省最高興當然也是動力最大的事。

　　(王繡錦2008年6月 20日口述)

　　注釋：

　　薄一波的回憶沒有注明具體時間。但廖玉、金戈主編的《廖魯言生平大事年表》，認為是1951年8月。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頁。

　　思濤(劉瀾濤的子女們)據父親日記著：《劉瀾濤生平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頁。

　　引自化名作者“古馬”的網文《毛澤東與劉少奇產生分歧的導火線》。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0～361頁。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頁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4頁。

　　王謙和賴若愚的老戰友李修仁均有相似憶述。

　　思濤：《劉瀾濤生平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頁，毛澤東主席表達支持山西省委意見后，同去北京醫院看望賴若愚的還有劉瀾濤。

　　附文：毛澤東為什么大力提倡農業合作化——陶魯笳訪談錄

　　作者：馬社香 2012年第1期《中共黨史研究》

　　陶魯笳，1917年2月出生于江蘇溧陽，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至1949年在太行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工作。1949年9月任山西省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1953年7月至1965年8月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1958年5月，被選為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中央委員。1960年10月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1965年9月任國家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兼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政治部主任。1973年7月，任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政委。同年8月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改革開放后，任國家發改委顧問、全國政協常委等職。201 1年5月21日病故。

　　多年來，筆者對陶魯笳同志進行了長期跟蹤訪談。本文內容源自2008年7月19至29日采訪陶魯笳的記錄，2009年12月底核證于陶魯笳和夫人賈于慈同志。現將本文公開發表，以寄托對陶魯笳同志的追思，同時加深對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的研究。

　　筆者：歲月如梭。陶老，現在您是毛澤東多次主持合作化書記會的主要見證者。當年毛澤東為什么大力提倡農業合作化?多年來各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陶老：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要了解毛主席當年為什么大力提倡農業合作化，必須注意兩點：第一要確實回到當年，主要是1951至1956年，實事求是;第二要盡可能了解毛主席當年在這個舉國大計上的遠大目光、發展思路和辯證思想方法。我從五個方面對毛主席為什么大力提倡農業合作化予以回顧。

　　一、避免兩極分化和資本主義，強調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

　　陶老：去年我們已經談過，山西首批農業合作社的問世，先被華北局和少奇同志質疑批評，后得到毛主席支持的整個過程。這里就不重復了。1951年夏，毛主席為什么支持剛剛萌芽的山西農業合作社?我們就從這里進一步回憶和探討吧。

　　當年農業合作化宣講材料認為，大力提倡農業合作化是毛主席把握了5億農民發展的方向。這無疑是對的，但還不夠深刻。其實毛主席從中央蘇區時就深刻認識到，我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幾千年來小農經濟不斷地復蘇、兩極分化、破產，周而復始，沒有出路。新中國只有扶持農業合作社中的社會主義因素，鼓勵農民走集體化道路，才能避免兩極分化和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也是毛主席當年支持山西農業合作社的根本出發點。關于這一點，當年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同志1953年9月傳達毛主席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講話，有很精彩的講解。

　　毛主席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叫過渡時期。過渡時期做什么事?兩件事：工業化、集體化……要把一萬萬戶農戶變成集體化是艱巨的。一部分農民怕負擔，怕當兵，怕共產。富裕中農搞互助合作是不容易的。中心問題是怕集體化。農民的負擔是重的。中國歷史上，貞觀、開元、康熙、乾隆之治，是無為而治，不能根本的解決問題，過上若干年，農民又要暴動。

　　在(農業合作化)這個問題的認識上，兩條道路的斗爭是很明顯的。華北局在這個問題上是犯個[過]原則性錯誤。七一文章是有錯誤的。互助合作是生產社會主義因素。

　　毛主席正是對整個中國歷史有深透的了解把握，才緊緊抓住了中國幾千年歷史的一條主線，小農經濟發展必然走向兩極分化，最終逼得農民走投無路，起來造反，推翻舊王朝;新王朝生產模式依然如故，周而復始，沒有出路。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的統治，都在土地所有制和生產關系方面沒有任何改變。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要徹底避免和根除這種現象產生和發展，就要從兩極分化的源頭——土地所有制及其生產關系著手。我們開展土地改革。將地主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土地所有制，但一家一戶個體經濟對小農生產模式的依附關系，注定抗擊不了頻繁的自然災害，必然會兩極分化，永遠不可能使廣大農民共同富裕起來。

　　1951年春，長治地委根據比較深入和全面的社會調查，寫出《土地改革后農村新的階級關系及各階層思想變化情況》報告，內容包括農村新的階級結構、各階層土改后的土地變化、各階層的經濟生活狀況、各階層群眾對發展生產的看法和要求、群眾的要求和反映以及思想意識的變化五個部分。其中對轄區“霞莊、洪井、下村、蘇峪、川底5個村賣地情況進行了調查，土改后5個村共有賣地戶96戶，計：新中農61戶，占63.5%;老中農31戶，占32.3%;貧農4戶(其中有2戶系舊富農下降)，占4.2%。共賣出土地284.11畝，其中新中農占65.2%，老中農占31.2%，貧農占3.2%。這說明新中農剛翻身，基礎還不牢固，還經不起風吹雨打。有的富裕農民占有的耕地超過本村人均耕地一倍或幾倍。有的富裕農民買不到地就放高利貸，公開說：‘人賺錢累死人，錢賺錢發大財。’其年利率高達60%至180%。1951年春，長治地區新富農已占總數的0.8%，中農下降為貧農的占13.7%。”

　　當時農村兩極分化的苗頭和趨勢比較明顯，農民分化速度很快，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山西農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互助組不斷發展，提高一步的農業合作社應運而生。農業合作社土地入股，地四勞六，有公積金，走集體化道路的因素，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因素不斷增加。毛主席看到了這些，認為共產黨不斷扶持這些社會主義因素，就可以避免農村的兩極分化，并帶動城市，過渡到社會主義。

　　這些年，我經常翻看過去的工作筆記。1953年毛主席在談到渡時期總路線時特別強調，社會主義因素是可以逐年生長的。關鍵是不能放任自流，要有目的地引導。對農村互助組也不能放任自流(翻開當年工作筆記記錄)。

　　主席說，我們的路線是確保私有財產還是社會主義?我們是社會主義路線。自愿互助合作，就不是確保私有財產。私人資本家自愿搞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是確保私有財產。我們今天的路線就是聯共黨史第九章到二十二章的路線，故學習這幾章有現實意義，當然要聯系我們的實際。

　　我們在農村中，不要搞自流，自流的結果只能剩下資本主義。我們黨內是有兩條路線的。過去土改時的路線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少數的個別的消滅地主，把地主所有制變為農民所有制。這是革命在全國還沒有勝利時的路線。今后的路線是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路線。

　　毛主席講的這條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路線，就是過渡時期總路線。這條路線充滿著唯物主義辯證法。世上萬事萬物都不是靜止的，新中國成立后，資本主義因素和社會主義因素也不是靜止的，如果我們對農村放任自流，不提倡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因素一定會不斷發展，因它有自發性。這不是我們嘴上說不搞資本主義就能行的，它要靠執政黨的社會主義路線所決定。毛主席一生翻來覆去講黨的路線，他老人家走了這么多年，我才慢慢懂得了。新中國不能搞資本主義，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我黨的宗旨、歷史、構成所決定的，是我黨對人民對無數犧牲烈士的承諾。當然，也是全黨和全國政協會議各黨派的共識。周總理在談“人民政協共同綱領草案的特點”時對此有專門解釋。什么是社會主義，黨內那時很明確，就是不能搞兩極分化和以資本剝削人。這就代表和保護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相對貧窮的人是絕大多數嘛!

　　記得毛主席這次講話后不到一個月，我又被通知到北京。那一年我36歲，已被任命為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到北京參加會議比較多，養成了大小會議必做詳細記錄的習慣。我的工作筆記上寫的是1953年10月17日，華北局召開會議，傳達10月2日晚中央政治局關于統購統銷的擴大會議情況。在10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云作主題報告，毛主席發表重要講話，主要內容在《毛澤東傳》和《陳云傳》中有所披露。小平同志在那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也作了重要講話。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勛、高崗、饒漱石都是1952年下半年1953年春，從各中央局調到中央工作的同志。當年所說的“五馬到京，一馬當先”就是指他們，有人說“一馬”指高崗。其實不然。這五個人中唯有鄧小平一個人，毛主席要求在10月2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作重要發言，可見，毛主席對鄧小平的信任，那個時候就超過了高崗。華北局傳達小平同志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我做過詳細記錄。

　　小平同志：主席又談了農業和手工業改造，又批判四大自由，說，從法律上說土地出租出賣是不犯法的，從工作上思想上應當做到不出租不出賣，什么人要賣地，什么人要出租呢?當然是窮苦人。沒有普遍的農業社，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有了農業社，就可以消滅土地自由買賣。將來就叫農業社，不一定要叫集體農場。鰥寡孤老要出租土地，但從工作上思想上也要做到不出租，這就要有更大型的農業社，才能解決。國家不能完全解決貧困戶，只有農業社才能解決。貿易自由也要允許些，但從工作上思想上我們要過渡到社會主義，要一步步代替之，水果、肉類、菜蔬等，我們都要干。

　　借貸自由，農村賣青苗可能有，我們要用預購的方法來消滅之。還有供銷社信貸部。自(四)大自由，實際是不自由的。確保四大自由，就是不增加社會主義因素。這就使農村資本主義之尖越冒越高，不可遏止，過渡時期是劇烈的深刻的斗爭，糧食問題也是要進行這樣的斗爭，這個斗爭包括對農民自發勢力的斗爭，這是對農民消除走資本主義因素的斗爭，至于對農民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因素，我們是要扶持的。主席要我們在一切工作中注意防止資本主義因素。

　　小平同志在這次講話中，將糧食問題上升到路線的高度，講了“冒尖”問題、糧價問題、相互間關系及共同富裕問題。他當時緊跟毛主席部署，繼續說道：

　　這次糧食會議不只解決了糧食問題，主要解決了路線問題，將小農經濟納入了國家計劃之內，即納入了社會主義道路之內，而不使其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不能太急躁了，要一步步去做，要鼓勵農民冒社會主義之尖。要向農民打進社會主義(思想)，蘇聯農民自己賣(買)汽車，這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所能做到的。要使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互助合作和征購制不行，解決了糧食問題同時解決了社會主義道路問題。

　　資本主義是大魚吃小魚，我們是要貧農一起富裕。故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對中農要斗爭其資本主義因素。糧價高是否對所有農戶好?肯定只有對余糧戶好。最后有的農民要吃虧了，災民、缺糧戶、一部分開始賣一部分糧，隨后又買回來的。保護農民利益，提出糧價提高要補助一下，對誰有利?農村中對冒資本主義之尖的要斗爭，在糧食價格中，表現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的斗爭。糧價高了，不僅不利于一部分農民，也不利于城市。國家對現在糧價不得不高些，要承認這個現象。我們要在總路線燈塔下行動。農民有冒社會主義之尖的積極性，也有冒資本主義之尖的積極性，我們要鼓勵其前者。為了保障國家建設，實行征購制，就可保證物價永遠穩定下來。

　　小平同志當年宣傳毛主席關于統購統銷與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關系、與穩定物價的關系、與避免兩極分化不提倡四大自由的關系，講得井井有條，清晰透徹。有的地方還有所發揮。記得剛解放不久，全國曾經有四次較大的物價方面風潮，政府依靠全國一盤棋重拳整治取得了勝利。毛主席大力提倡農業合作化，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一直到毛主席去世，全國物價再沒有什么大的波動。人民的生活雖然不富裕，剛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家底嘛;但確實比較安定，社會安定，人心安定，沒有出現兩極分化，這對新中國站住腳跟具有根本意義。

　　毛主席始終堅持農業合作化，反對兩極分化，反對任何損害農業合作化集體化的苗頭。記得1962年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擴大會議上仍然講：“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貪困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指軍、烈、工、干四屬——筆者注)、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我們要代表貧下中農，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農民，所以要按勞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毛主席說話是非常有個性特點的，這里說的一兩年就兩極分化，不是指具體時間，而是強調時間較短。你送我的《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書里，也講到毛主席當年這個思考。我在這里作了記號。毛主席在1964年底和1965年初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多次講過這個思考。這個思考包含著毛主席當年大力提倡農業合作化的根本出發點。

　　我們中國共產黨要堅決反對和不斷堵截兩極分化的苗頭及趨勢，才能獲得長治久安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毛主席要求我們黨，永遠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思考和決策問題，人民才會看到了希望和將來，心理比較平衡，社會比較平衡。在毛澤東時代大多數人還是很窮的，社會比較穩定，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比較安全，食品不多，但比較安全，道理就在這里。如果不是這樣，農村迅速兩極分化后，城市也會兩極分化，重新出現地主和資本家是很有可能的，唯利是圖污染黨內外大環境也是可能的。

　　毛主席當年大力提倡農業合作化，首先抓住了這個根本點，構筑了整個大戰略。

　　二、提倡農民互助合作積極性與農業社優越性相結合，平原建設與山區建設相結合，全面發展

　　筆者：毛澤東大力提倡農業合作化，反對兩極分化和資本主義，這是與我黨當年宗旨相一致的。但如何獲得廣大農民的真心擁護，將其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相結合，農業合作化體現了哪些特點呢?

　　陶老：這正是當年農業合作化搞得比較突出的地方。具體回顧，首先是引導農民互助合作的積極性與農業社的優越性相結合，因地制宜，多種經營。早在1951年12月，毛主席批準《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就明確指出：“要肯定農村個體經濟和勞動互助兩種積極性”，“同時要反對黨內兩種不同的錯誤的傾向。一種是消極的右傾錯誤思想，一種是急躁的左傾錯誤思想”。“黨中央的方針就是根據可能的條件而穩步前進的方針。黨在各種不同地方的農村支部，應該在黨中央這種方針的指導下，教育自己的黨員積極地分別參加這些不同的農業互助和合作。”

　　正是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積極作用，農業合作社本身具有的優越性更加突出。就以我任職的山西為例吧。1951年，長治試辦的10個農業合作社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帶動了山西全省農業社迅速發展起來。1953年，山西全省共辦了2242個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業社糧食種植面積共85.2萬余畝，總產量共8759.74萬公斤，超過1952年總產量6873.625萬公斤的27.6%;1953年每畝平均產量101.5公斤，較1952年每畝增產22公斤，超過當年當地一般常年互助組每畝平均83.5公斤的21%，超過當地一般個體農民每畝平均73公斤的387%。1953年全省農業社的棉田共2.7萬畝，總產量共255.6萬公斤(籽棉)，超過1952年總產量204.25萬公斤的20%;1953年每畝平均產量94.5公斤，較1952年每畝增產19公斤，超過1953年全省每畝平均69.5公斤的35.8%。1953年農業社在發展副業和有條件地區發展林業和牧畜業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績。全省農業社的副業收入為108億元，約占總收入的8%左右。1953年營造防風林帶4條，約400余畝，成活率達98%以上，畜牧的收入約值18萬公斤糧食。農業社不僅多打了糧食，95%以上的社員增加了收入。

　　當年在全國較大的范圍內，農業合作社不僅增加糧食增加收入，同時提倡因地制宜，發展林業、畜牧業。山西平順的西溝農業合作社，當時便是全國矚目的這方面典型。西溝是上世紀50年代的“大寨”。李順達是全國第一屆農業勞模。毛主席多次接見他。1950年9月26日是中秋節，中央領導同志和第一屆全國勞模一起吃飯。李順達和工人代表馬恒昌坐在毛主席左右。毛主席說：“中國山地很多，南方有井岡山、大別山，山西有太行山、呂梁山，就是到了共產主義也不能不要山區。你們住在山區，要好好建設山區，以后要把山區建設成社會主義新農村。”席間毛主席舉起酒杯敬李順達說：“你住在太行山上，那個地方石厚土薄，你做出了貢獻，我敬你一杯。”在全國解放初期，毛主席多次說：山區生產很重要，解放后很貧窮。老區人民可能有些怨言。組織老區訪問團到北京觀禮，這是政治上的鼓勵，同時還必須從經濟上解決問題。毛主席一直把山區建設看得和平原一樣重要。李順達深受鼓舞，決心帶這個頭。利用山區資源，農林牧全面發展。1954年，李順達農業生產合作社還將社名改為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他們“敢冒社會主義之尖”，對全國影響很大。不要忘記，是毛主席第一個在全國提出發展山區生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

　　西溝過去是一個不見綠色只見石頭的窮山溝，合作化時期農林牧全面發展很不錯，集體在山上大面積種樹、大批養羊，山西那時是用羊糞施肥的，種中藥材，社員都比較富裕，山林生態良性循環。從第一屆到現在都是全國人大代表的申紀蘭，就是從西溝那個山溝溝里出來的。

　　農業合作化時期，毛主席重視西溝，已考慮到山區建設要與平原同步發展，強調要向農業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毛主席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編者按”中，多次提到“向農業生產的深度廣度進軍”問題。只有搞農業合作化，農業生產的規模大了，才能有條件向農業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進軍，因為農業社是集體經濟，按勞分配比較公平長遠，才能吸收知識青年來到農村廣闊天地，就地取材，良性循環，以新知識向農業的深度和廣度發展，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漸漸各地都會出現農村小化肥、小機械、小藥廠……這可以吸收多少人才啊!包括農村和城市青年的就業問題，高層次人才的研究崗位等等。農業生產向深度和廣度發展，搞集體經濟嘛，就容易就地開發，開發為人民所用，為人民服務，人人都會有責任和義務保護資源，培養人才，自主創新，人人都是集體經濟的主人嘛，可以煥發多少創造力啊!農業合作化時期有不少這樣的事例。內外結合，遠近結合，山區建設與平原建設、農村建設與城市建設形成一盤棋，那是一種比較新型的健康的長遠的發展模式、以內需為主要對象的發展模式、國外任何力量都不能要挾控制的發展模式。毛主席是個大戰略家，當年想得很遠布局很遠，當然不可能短期速見成效。但在比較先進的農業社，當時已開始搞科學種田，多種經營，提高了收入，培養了一批青年人。

　　毛主席強調山區建設和平原同樣重要，還有一個深遠考慮，那時候新中國要隨時防備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要考慮反侵略的戰略縱深和戰爭腹地，不能別國向沿海平原一轟炸，就沒有還手之力了，那樣容易造成戰略妥協的被動局面。

　　三、引導農業合作化與農業水利化相結合，推動“支部建在村上”

　　筆者：陶老，毛主席當年推行農業合作化，特別注重引導農業合作化與農業水利化相結合，相互促進，您怎么看這一點?

　　陶老：毛主席說，“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在農業合作化和水利化結合方面，毛主席想得又遠又具體。毛主席曾經多次與黃河水利委員會、長江水利委員會同志長談，黨內作過傳達，林一山在書記會和水利會上作過報告。1953年2月毛主席乘坐長江艦視察，從漢口到南京，在長江艦上和林一山深談過幾次。

　　毛主席說：解放前中國只有幾座水庫，要發展農業，必須徹底改變這種狀況，發展水利，要將農民組織起來搞合作化，農業合作化和農業水利化，就像長江的流水后浪推前浪!他又說：中國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農業大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水利又是農業的基礎和命脈，只有水利搞好了，農業才能長期發展，農業發展了才能更好地支援工業。

　　當年毛主席這些講話黨內傳達過多次，很親切，鼓舞人心，充滿著歷史的辯證法。新中國成立初期，毛主席沿著長江視察，到黃河邊視察，非常注意將大江大河的治理和農田水利結合起來。在農業合作化時期，每年召開全國水利會議，都要求各省第一把手參加，多方面結合討論創造條件興修水利，加強農田水利建設。記得毛主席在討論“全國農業發展四十條綱要”時，曾到全國許多地方和基層搞調查。1956年1月9日他給周總理寫過一封信，專門說到這個問題：“興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國家負責興修，治理為害嚴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開渠、挖塘、筑壩和各種水土保持工作，均由農業生產合作社有計劃地大量地負責興修，必要的時候由國家予以協助……”毛主席這段話可以說是整個毛澤東時代興修水利的基本原則。那時我奉命參加《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整理工作，“綱要”從初稿的十七條擴充到四十條。毛主席反復給我們強調興修水利的基本原則。這個基本原則是那個時代我國水利事業的基本方針。農業水利化離不開農業合作化，農業合作化又推動了農田水利化。正如毛主席所說：“依靠合作化開展大規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那時全國有不少的農業社就是由于聯合打機井，從互助組聯合成初級社的。在山西，在全國這樣的事例很多。我一閉著眼睛，當年農業社打井、開渠、挖塘、筑壩和各種水土保持工作，甚至自力更生修水庫，都浮現到眼前。那時候，不論是國家、省、縣哪一級修水利工程，廣大社員“打起背包就出發”出義務工，多少無私貢獻啊!

　　當年社員們改天換地的精神和貢獻，歷史應永遠銘記。李順達所在的金星農林牧合作社從建社到1955年夏，全社共修筑攔洪土壩70余座，70%的攔洪壩經受了洪水考驗。1955年秋后，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轉為高級社，并于1957年貫徹執行《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掀起了筑壩造地高潮，“苦戰一冬春，建設攔洪壩220座，造地200畝”，當年抵御了該溝洪水，保證了農林牧各業豐收。1958年，西溝不要國家投資一分錢，自力更生在百里灘興建了西溝水庫，聽說一直到80年代，西溝水庫都起作用。像這樣的事例全國各地都有。

　　毛主席當年強調農業合作化與水利化相結合，山區發展與平原發展相結合，在主觀和客觀上都促使黨組織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健全，戰斗力普遍增強，全面鞏固了我黨在全國的領導地位。我經常回顧和思考，毛主席是以“支部建在連上”締造了一支紅色軍隊;在某種意義上，又依靠我黨農村黨支部工廠部隊基層黨支部，“支部建在村上”、“建在廠礦”，建設了一個新中國。“支部建在連上”，是井岡山的創造;“支部建在村上”，是提倡和推進農業合作化的保障。當年農業合作化運動，健全了農村基層黨支部，提倡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共產主義理想教育，發展了不少農民好黨員，這些黨員一心撲在集體經濟上，他們的行動和黨的宗旨、共富政策是一致的，他們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中起的作用是深遠的。

　　現在回想起來，農民和戰士有很多不同，教育農民和教育戰士應該有很多不同，農村和軍隊也有很多不同，當時各級干部對這一點認識不夠。這樣就帶來了毛主席當年批評的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及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各級干部沒有認識到各地農業合作社發展的不平衡而盲目統一部署。我們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后期和人民公社時期反復出現過急過快、一刀切、社內管理跟不上等問題，都是應該深刻總結的教訓。

　　但總的說，農業合作化初步改變了自古以來我國小農經濟的封閉性狹隘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國農民乃至全國各業一盤散沙的歷史狀況，對推進三大改造，建立鞏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作用是巨大的關鍵性的;對加強全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作用是巨大的深遠的。

　　四、推動農業合作化與社會主義工業化相結合，促進“兩條腿走路”

　　筆者：毛澤東當年大力推行農業合作化，在戰略思想上是如何把握或推動農業合作化和工業化的關系呢?

　　陶老：關于農業合作化和工業化的關系，1953年薄一波在宣講過渡時期總路線時，傳達過毛主席這個戰略思考，言簡意賅。毛主席說：

　　過渡時期做什么事?兩件事：工業化、集體化。什么叫工業化，就是說工業的比重要大于農業。現在中國工業的比重是很可憐的。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汽車都不能造。(七屆)二中全會決議上講，近代工業占10%左右，去年國家統計局(統計已)占28%。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是43%，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是70%，我們要工業化，必須在50%以上至70%。而要工業化，沒有重工業是不行的。重心是重工業，但不能放松輕工業。沒有重工業，沒有工業化，就沒有國家的真正獨立。到國家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頭一二年，要開始出拖拉機，年產一萬五千輛。

　　毛主席在1953年6月政治局會議上講，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農業唯一的道路。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中工作的中心。通過農業合作化，逐步建立農業中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限制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在這個基礎上增加農業生產，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只有在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才能鞏固工農聯盟。農業支援工業，促進工業化;工業支援農業，幫助農業合作化。這就是過渡時期工農聯盟新的經濟基礎。手工業的情況也是這樣。到了1955年，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工業化離不開農業合作化的思想更加明確豐富。毛主席在《農業合作化報告》第七部分中專門談到這個問題：

　　這些同志不知道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進行的。什么原因呢?

　　首先，大家知道，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于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農業就不可能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

　　其次，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系起來想一想，即：社會主義工業化一個最重要的部門——重工業，它的拖拉機生產、它的其他農業機器的生產、它的化肥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所有這些，只有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社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于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

　　其次，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情聯系起來想一想，即：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有待于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

　　毛主席當年講得深刻全面，具有前瞻性。他強調了我國不能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以農業資本主義化實現大農業，我們和資本主義國家自然條件有很大的不同。美國及西方國家的人均可耕地、人均水資源都比我們大得多。根據我們國情，只有通過農業合作化實現集體農業，促進社會主義工業化。這不是僅僅出于意識形態的考慮，而是根據我國國情的客觀和長遠的分析。只有實現農業合作化，我國農業和重工業、輕工業之間才會產生良性的商品交換、資金積累以及產生源源不斷的內需購買力，形成一個工農業良性循環，工農聯盟不斷加強。農業合作化使一切發展都建立在集體所有制農業發展的基礎上，集體所有制農業發展了，必然促進社會主義公有制大工業和集體所有制工商業、手工業發展，構筑我國國民經濟向維護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發展，促使私營企業、個體農民漸漸“和平”地退出了歷史舞臺。“一五”期間，我們大型主干工廠紛紛建立，三大改造順利完成，工農聯盟進一步鞏固，都證實了農業合作化可以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制度建立。

　　1958年毛主席在《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中，結合蘇聯的教訓，對我國合作化后農業與重工業的關系又作了新的探索。毛主席說：

　　他們(指蘇聯——筆者注)的計劃反映客觀規律的要求，究竟達到了什么程度?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如重工業與輕工業的關系，農業問題，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這個虧。為什么他們不兩條腿走路?為什么他們的工農業關系、輕重工業關系一直沒有處理好?他們對發展重工業過分強調，對發展輕工業和農業一向不重視，直到現在，他們的商品供應還很緊張，使人民不能從建設中看到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的結合。這是一條腿走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手扶拐杖，比較偏頗。重工業內部的關系，他們說鋼是基礎，機器是心臟，煤是糧食，把這些平列起來，沒有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沒有群眾，沒有政治，只講技術，只要專，又是一條腿。我們現在的提法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以及其他幾個同時并舉，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我們又提出，工業內部，以鋼為綱，農業內部，以糧為綱;其他按比例發展。

　　農業合作化是我國社會主義萬丈高樓的基礎。毛主席曾有一個很有名的比喻，我們國民經濟有兩個拳頭，一個屁股。基礎工業是一個拳頭，國防工業是一個拳頭，農業是屁股。講得非常形象和深刻。這個通俗形象的比喻，對農業合作化、社會主義工業化、工農業相互關系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一個提綱挈領的高度概括。值得我們永遠牢記和深思。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屁股坐不穩了，拳頭就沒有力氣了，甚至捏不起來。是不是這個道理?

　　我再講一件親身經歷的事情。1955年7月26日農業合作化會議前夕，毛主席點名要我到中南海游泳池談話。在了解山西新情況后，毛主席問：“你考慮過沒有，蘇聯在搞集體農莊前，不少地方已初步實現了農業機械化，水平比我們現在還要高。但蘇聯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集體農莊不斷減產死牛，直到現在還沒有達到十月革命前最高水平。什么原因?”我想了想說：“蘇聯共產黨沒有像我黨那樣始終重視農業重視農村，了解農村，我們大多數領導干部是從農村根據地走出來的，比較了解農民。我們的農業社和蘇聯集體農莊也不同，我們是經過互助組一步步發展起來的。”毛澤東幾分贊賞地望了我一眼，說：“哦，你說對了一點。要記住，我們和蘇聯一樣，受帝國主義封鎖，要搞社會主義，只有搞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不跟在資本主義后面一步步爬行。蘇聯工業基礎比我們強，工業人口比例比我們大，這是優勢，如果只注意優勢不提高劣勢，就不能兩條腿走路，蘇聯農業可能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教訓。新中國要不受帝國主義欺侮，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必須兩條腿走路。農業跟上來，靠一家幾畝田不行，要靠合作化大農業，才能有社會主義大工業，有民族重工業。農業合作化就是為這個打基礎，新中國工農業要均衡發展，兩條腿走路，才能避免蘇聯農業今天的困難。要做到這一點，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和可靠的干部隊伍是至關重要的。”毛主席那天和我談了很多，主要思想就是這些，我一輩子都忘不了。毛主席早在合作化時期就高度注意吸取蘇聯的教訓。

　　筆者：毛澤東一生多次說過“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和可靠的干部隊伍是至關重要的”。在延安整風時，他強調過;1955年面臨農業合作化高潮，他再次重申;1965年他重上井岡山，老人家也意味深長地講到這句話。為什么?

　　陶老：依我理解，在毛主席思考的新中國整體戰略中，我黨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是“綱”是“頭”，是洞察統領一切的。高層、基層干部隊伍是兩只“胳膊”，或者整個干部隊伍和優秀科技專家是兩只胳膊，合作化農業是屁股，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是兩個拳頭，工農業均衡發展是兩條腿走路。我國于此雄姿勃勃站立起來，向著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強國目標大踏步向前。這是一幅何等宏偉壯觀的中華民族崛起圖!也是毛主席希望構筑的的農業合作化工農業一體化的整體戰略，是新中國應對美國當年包圍圈“能戰然后能和”的長期戰略。

　　五、把握農業合作化與改善地緣政治環境有機結合，不斷擴展兩岸統一的戰略空間

　　筆者：陶老，現在不少人認為農業合作化僅僅是當年我黨在國內的一種布局。實際上在毛澤東在戰略思考中，農業合作化不僅是新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和動力，而且是反對美國戰略包圍圈的關鍵之舉，是這樣嗎?

　　陶老：是的，國家的獨立需要這樣。那時不這樣，新中國對外就要不斷妥協，一妥協就會損害人民利益、國家利益，一遇大事國內外兩邊會全靠不上，共產黨就有下臺的危險。搞不好，國家還會分裂。毛主席當年看得非常深遠!今天，我們不能脫離歷史背景、脫離當時的地緣政治環境孤立地看待農業合作化這個舉國大計。毛主席大力提倡農業合作化之時，正值抗美援朝戰爭在進行之中。1950年6月朝鮮戰爭打響，美國第七艦隊即進駐臺灣，公然侵略我國領土。臺灣是中國領土，解放臺灣是《共同綱領》第二條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必須完成的全國統一神圣使命。9月，美軍在仁川登陸，一直打到鴨綠江邊。10月志愿軍入朝，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為混淆視聽，美國迅速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中國侵略朝鮮案”。1950年11月底，美國代表(即奧斯汀——筆者注)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誹謗性的“中國侵略朝鮮案”，美國聯合40多個國家提議對新中國全面禁運和經濟制裁，這個提議竟被通過了。中國在整個國民黨統治時期是一個糧食進口國，嚴重缺糧立即呈現出來。地緣環境日益險惡異常。現在有人說毛主席1951年初沒有接受第三方提出的和談建議，要不早就進聯合國了。美國剛剛策動聯合國對我扣上“侵略朝鮮”的帽子，不在戰場上給美國以沉痛教訓，美國會真心和我們談判?這些人的看法太輕視美國“戰爭與政治”兩手的超能力了。美國那時“同意談判”是煙幕彈，眼晴盯上臺灣，要挾新中國拱手相讓，不提“解放臺灣”，然后再一步步分裂你。我方如果那樣進聯合國，臺灣仍是常任理事國，我方是會員國，那就不是毛主席、不是新中國了。這段歷史的真相，不能被曲解。

　　抗美援朝初期，毛主席、黨中央兩次頒發文件“全國進行抗美援朝愛國主義教育”，提出認識美國帝國主義本質的宣傳八條：“(1)美國公然侵略我國的臺灣省。(2)美國公然轟炸掃射我東北同胞。(3)美國不顧我國警告，公然擴大侵略朝鮮，向中朝邊境進攻。(4)美國公然繼續援助蔣介石匪幫。(5)美國不讓我國參加聯合國(和安理會及盟國對日委員會)等。(6)美國扶植并武裝日本反動派，積極準備對日單獨媾和。(7)美國領導帝國主義各國，在外交上與軍事上共同壓迫和包圍我國。(8)美國在我國內部進行各種特務破壞活動。”黨和國家領導人帶頭簽名支持和平宣言和愛國公約。1951年春，李順達互助組向全國發起了多打糧食，支持抗美援朝的倡議書。全國各地響應書像雪片一樣，掀起簽訂愛國公約、反對美國侵略我國臺灣、支持抗美援朝的高潮。在這個高潮中，1951年7月、10月毛主席黨中央相繼對山西和東北農業合作社予以大力支持。全國各地互助組合并組建農業合作社很快便有一大批。農業合作社成為愛國增產的領頭雁。正是有廣大農民及各行各業的愛國增產做后盾，我黨我軍才挺住抗美援朝最艱難時刻，成功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我1952年的會議記錄，很能說明問題。1952年12月21日，薄一波在華北局傳達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

　　“增產節約，抗美援朝是總的方針”。毛主席(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戰爭必須打成，物價必須穩定，工業投資不許降低。怎么樣?克服浪費，節約增產。文章的中心增產節約——解決200億斤小米。

　　中央局和省委、市委要明確轉到工業上去，地委、縣委仍以領導農業為重點。農基十項建設，提高畝產量，在深耕細作的基礎上，擴大再生產。農業生產合作社、土地入股、耕牛勞力入股，建立在私有基礎上，華北過去采取謹慎態度，不要過早否定私有財產。華北局過去在肯定這個形式，貸款扶持上也是不夠的，毛主席指示我們要熱情對待，并指明是過渡到集體農場的過渡形式。華北局過去認為不能由此過渡是不對的，過去認為沒有機器就不能過渡，是不對的，游擊司令可以過渡到正規司令。

　　毛主席寄希望于農業合作化支持工業化，農民多生產糧食，工人多生產物資，加強我軍克敵制勝的底氣，贏得戰爭，贏得地緣政治環境的和平、正義。同時贏得解放臺灣(不論和平或戰爭手段)的戰略空間，最終完成統一祖國大業。當時大會小會特別強調毛主席在修改中央一個文件時，看見原稿有一句話，“我們國家的獨立和統一已經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主席說，“這句話不對，一是臺灣及其諸多島嶼沒有統一，二是工業化我們還沒有做，這樣寫好像我們以后只剩下鞏固了”。

　　臺灣問題始終是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毛主席強調的一件大事。記得1955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十五省市書記會議上特別強調了這一點。他要求我們綜合地辯證地看海內外形勢，看合作化運動中的亂子，看下達的指標任務。全局性看合作化和統購統銷。說什么叫全局性，就是將大陸和臺灣聯系起來全面思考問題，把眼前的工作和長遠的戰略目標聯系起來考慮問題。在那次會上，毛主席講到我們搞農業合作化，統購統銷，說到底，都是糧食工作嘛。“糧食工作有五利：一利缺糧戶，二利市民，三利災民，四利城工(城市工人)，五利打臺灣。”將農業合作化、糧食工作直接與臺灣問題聯系起來。我在記錄本上特別做了標記。

　　朝鮮停戰協議簽訂后，我國國際地位得到空前提高，1954年春被邀請參加日內瓦會議。為了阻止我國乘勢解放臺灣，美國與蔣介石集團于1954年12月在華盛頓簽訂《共同防御協定》，公然干涉中國統一。在此之前，美國已與我國周邊不少國家先后簽訂了“共同防御條約”。

　　筆者：1951年9月8日《美日安全條約》簽訂;1951年8月30日，《美國、菲律賓聯防條約》簽訂;1951年9月1日，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簽訂;1953年10月1日，《美韓共同防御條約》簽訂;1954年5月19日，《美國、巴基斯坦共同防御條約》簽訂。1954年9月6-8日，美、英、法、澳大利亞、菲律賓、新西蘭、泰國、巴基斯坦等八國《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簽訂，基本完成了以美國為核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C型包圍圈。

　　陶老：美國對新中國的包圍圈是一個島鏈套一個島鏈。強敵壓境，我們當時要維護主權，就必須堅決整合國力從農業基礎開始搞合作化，否則只能委曲求全，唯命是從。新中國那時很窮啊，拿什么和強敵抗爭?現在不少人說當年農業合作化搞早了搞快了，那是忽略了這一段大背景。毛主席、黨中央原計劃新中國成立15年后再過渡到社會主義。不行啊，國際環境不給你15年和平發展時間。別人掐著你、壓著你、不承認你，你新中國成立不到一年，別國飛機就飛到你家門口、家里面狂轟濫炸，別國軍隊就進駐你的領土臺灣，不讓你統一全國，處處封鎖你包圍你，還把我一萬多志愿軍戰俘強迫送到臺灣，掀起了一個反華反共浪潮。1954年底美蔣簽訂《共同防御條約》，公然干涉中國內政和主權，1955年4月臺灣對我出席萬隆會議代表團制造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慘案，5月頻繁空襲福建機場……美國扶植日本，利用臺灣問題，對新中國的包圍圈越來越緊，花樣越來越多。敵變我變嘛。新中國當年要不想做“乖乖兒”、“附庸”，就要堅決靠自己。當年一窮二白，怎么靠?只有在先進的生產關系、先進文化上做文章，搞創新，“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嘛。毛主席、黨中央一方面在國內采取加快農業合作化進程，堅決反對農業社“下馬”;加速“三大改造”，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制度、新型的黨群關系、人際關系，加強“五利打臺灣”的綜合國力。言打必打，“上兵伐謀”;言打非打，旨在“不戰而屈人之兵”。新中國成立初期周邊環境一直很緊張，農業合作化客觀上不得不大力推進，不斷加快。另一方面，在國際舞臺上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實事求是地宣講新中國工業農業戰線的偉大成就，指責美國在中國領土臺灣地區制造緊張氣氛的行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1955年4月19日周總理在萬隆會議上說：“五年以來，我們恢復了遭受長期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并且從1953年起開始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由于這些努力，我們在各個主要生產部門，例如鋼鐵、棉花、糧食的生產量，都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水平。”同時深刻指出：“對于美國一手造成的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我們很可以提出如同蘇聯所提出的召開國際會議謀求解決的議案，請求會議加以討論。中國人民解決自己領土臺灣和沿海島嶼的要求是正義的，這完全是內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權，并得到許多國家的支持。”

　　這個講話稿是毛主席最后改定的，大張國威，影響深遠。我國地緣環境漸漸大有改善，美國企圖分裂我國，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陰謀計劃不斷落空。由于坐穩了農業合作化這個“屁股”，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兩拳”“兩腿”相互配合，迅速構筑了我國獨立自主的現代工業基礎，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相繼發射成功。不斷擴充解放臺灣統一祖國的戰略空間。我們的朋友遍天下。1971年10月在聯合國二十六大上，以2/3以上壓倒多數贊成票，新中國終于取代蔣介石集團，成為聯合國常任安全理事國，向著統一祖國偉大目標前進了一大步。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

　　遠謀自有深韜略，農業合作化是毛主席黨中央構筑的一盤大棋、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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