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 證 私 有 化 惡 果

我最近回村里拍了幾幅實物照和即景照，一并展示出來，須附上我的說明以論證私有化的惡果。

圖1

圖1是張出讓私有土地的契約，出讓人是我的大姐夫。出讓土地9畝，出讓金100大洋，成約于成吉思汗733年，即公歷1937年，正當抗日戰爭爆發。這時，姐夫的父親已去世，母親尚在，姊妹四人他最長，都沒成家，一家人有好幾個鬧病的，出于無奈，就把幾畝好地賣掉了，剩下的幾畝還能養活了一家子嗎？土地，從來就是農民賴以為生的命根子，有了它，今年不收明年收，當年歉收來年補，總有盼頭。但是，失去了它就沒法活下去。我的家就是這種情況。我的爺爺輩兒手里有地，生活就可以。但到了我的父輩們，基本上都抽大煙，賣地不說還有賣老婆的，竟至于整個家族破敗不堪，赤貧如洗。可想而知，我的姐夫賣地后，也必然要衰敗下去。尤其在那個年代，中華民族已危在旦夕，而他這一家也只能在死亡線上掙扎了。果不其然，沒過幾年，他的一弟一妹先后病死，到40年娶我姐時，100大洋大概所剩無幾了。據我姐說，自從她16歲進了這個家日子就沒有寬余過，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有點順口的得首先關照婆婆，自己忍著餓。姐夫家的難不用姐說，我自己就深有體會。因為我是父母雙亡后，六歲那年投奔到姐夫家的，印象已經有了，那日子真的比黃連還苦，回想起來都掉眼淚。       　　

毛主席領導人民鬧革命，初衷還不是因為土地問題嘛。所以，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他要爭取用入股的辦法盡快地把農民組織起來，走集體發展的道路，以避免土地使用權的逐漸流失。這樣做，毛主席沒錯，走資派他們不買單，總想著補上自由發展這一課，把新民主主義秩序長期維持下去。通不過咋辦，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等到組織起來了，等到公社化了，等到一線工作了，他們反而搞起極端來，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不僅致使國家的經濟建設遭受損失，更主要的是打擊了人民群眾干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僅此而已也就算了，讓人們想不到的是再能跳回到極右的路線上來。老人家一走，在特別是理論的感召下，還鄉團們粉墨登場，立馬泡制出18人的血手印，先解散人民公社，后變賣工廠企業，才幾年，公有制就被他們活生生地搞垮了。

圖2

圖3

圖2、3是同一張蓋有官方大印的土地房產所有證，于1953年3月1日由縣人民政府第一任縣長、副縣長頒發。證上填寫的村民第一、第二人是我的姐夫姐姐，第三、第四人是我的兩個外甥，第五人即是本人，第六人是我哥。六人開列旱地24.288畝{其中的15、6畝是土改所分}，房屋3間宅基地2.642畝{姐夫家的原有院落}。這種憑證的實施，依據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保護農民已得土地所有權”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條“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之規定{土改后分給地主的土地房屋也發這樣的證書，城郊完成土改的發的是土地使用證}，從而為保護農民的“私有產業有耕種、居住、典賣、轉讓、贈與、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的權利，產生了法律依據。該地區屬于和平解放，土改進行的晚，所以53年初才發證。　　

我們黨一直重視解決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土地問題。為此，在北伐戰爭時期，黨領導農民開展反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斗爭，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爭，抗日戰爭時期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解放戰爭時期在解放區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以滿足貧苦農民的要求。可以說，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無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的基本內容，是我們黨一直首先關注解決的問題。到新中國建立后的頭三年，黨依然把土地革命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遺留任務，在新解放區繼續進行。到1952年9月止，完成土地改革的農業人口已占全國農業人口的總數的百分之90以上，使三億農民分得約七億畝土地和大批生產資料，解放了農村生產力，鞏固了工農聯盟和人民民主專政，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有利條件。　　

接著，從1953年開始，我們黨又用四年的時間逐步地把農民引導到合作化的發展方向上來，從而完成了包括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在內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社會制度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　　

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為啥要積極推進農業合作化，是建立在以下兩點認識基礎之上的：一是土地改革后，廣大農民特別是過去無地少地的農民，擺脫了地主的壓迫剝削，政治經濟地位顯著上升，對共產黨有強烈的感激之情。但由于底子薄，戶均土地少，只有少量的小農具，多數農戶沒有耕畜，勞動生產力十分低下。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兩條路，要么兩級分化，個別人富起來，多數人窮下去；要么走集體化道路，靠合作的力量共同富裕。歷史和現實都證明，能夠靠個體的力量發家致富的只是農民中的少數富裕人家，而多數的人們還不行，負擔還很重，不可能靠個體的力量富起來。因此，他們中蘊藏著走后一條路的積極性。二是我國商品糧和農產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很低，而國家對這些物資的需要卻在日益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不解決農業生產底的水平問題，就不可能完成工業化。因此，那時我們采用了蘇聯的辦法，用有計劃的領導和發展農業合作化的方法解決了問題。把以上兩點綜合起來考慮，才認定合作化是我國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實行農業合作化，開始幾年比較慎重，步驟比較穩妥。所以，合作化過程中農業生產是上升的。比如1955年全國65萬個新老合作社中，80%是增產的，減產的不足10%，剩下的是不增不減的。但是，從1955年夏季后，由于合作化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因此從1956年開始，農業生產的增長速度下降，加上54、55兩年多增購了一些糧食，牲畜也有所減少，1958年，我國的農業合作社又發展成為人民公社，許多地區急于過渡到以公社為統一的生產分配單位，個別的還搞了縣聯社。這種一平二調和共產風挫傷了廣大基層干部的積極性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加上自然災害等其他原因，從1959年起，農業生產連續三年大幅度下降。對此，毛主席在59年2月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進行了糾正，61年黨中央又頒發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六十條}，才把農村的生產關系穩定住，農業生產才逐漸恢復和發展起來。　　

人民公社是金橋，共產主義路一條。這話不錯嘛，是走資派及其右右們可愛，是還鄉團們卷土重來，才把個人民公社一腳踹開。等人們一覺睡醒，方知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醒得晚矣！所謂的“聯產承包”，鬧了半天，是愛愛們變著法子私有化；所謂的“責任制”，吹了半天，是愛愛們為了哄鬼編瞎話。明擺著，空心化的農村，老齡化的農民，副業化的農業，市場化的農耕，其農田的流向，必然往極少數人手里集中。本來舊中國的土地制度就極不合理，占農村人口約百分之九十的貧農、雇農和中農，只占有全國可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而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與富農，卻占有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上蒼既然把這塊地方賜予人類，應當是同等的待遇，如此的懸殊當然不合理。現在，如果繼續允許變相的轉手典賣，勢必又要出現這種情況。到那時，失地的老大哥還能是廣闊天地上的主人？人們還敢侈談工農是鐵打的聯盟？沒依沒靠的兄弟們大概只有拜倒在資本家莊園主的門下了。

圖4

圖5

圖6

圖7

圖8

圖9

圖4、5、6是荒廢多年的院落和倒塌了的房舍，圖7是廢棄多年的廠房，圖8、9是垮塌的學校{眼下還留有幾個殘疾兒童}。該村九百戶人家，像這樣的破房爛圐圙，少說有200處，是常年空閑不用的，以至于荒草滿院。這個村的現任干部還算有良心，憑借他們在外鬧工程積攢的實力，給村里辦了幾件好事，蓋了戲臺修了路，就是“村公所”好看沒人住。因為他們住在城市干在外，全靠四個轱轆跑得快。只可惜村長是個好人不長壽，書記是個忙人顧不住。下一步咋辦呀，問老總們去吧。留給我們的只能是感慨。　　

1、先說我是以一種怎樣的心情拍照這些圖片的。打小我就知道，這個村很有活力。一是比較凝聚。村子里的幾大姓都來自山西同一個地方，歷史淵源起作用，只要是涉及到大家的事，商議起來不難，容易落實。二是尊師重教。過去辦私塾不分內外，不論男女，一律收授。剛解放在沒校舍的情況下，把公立學校設立在廟堂，且任用外村的人當校長，一直當到退休。所以這個村出了一些人才。三是文化生活活躍。逢年過節或社火或唱戲或廟會，都有活動，是傳統做法。解放后又注入新的形式，時興起扭秧歌，男女老少都扭，學校里的娃娃們又組織了腰鼓隊，扭起來特別的紅火熱鬧。村里起先成立的是文藝宣傳隊，隊員們白天下地，晚上排戲，演了好些新戲，如《兄妹開荒》、《白毛女》、《梁山伯與祝英臺》等；后來改為村劇團，新戲古裝戲都演。此外，村里還辦廣播寫板報，宣傳政策規定，宣揚好人好事。有兩個老秀才還專愛編節目編戲。一些鄉土藝人，隨時隨地都能來一段。你聽吧，夜靜后的村上會不時地傳出說笑聲鑼鼓聲歌唱聲說書聲，那才是真正的放松，是全村子的放松。再晚了，就輪到廟上老道“噹噹噹噹” 的打更了，實際是催督家家戶戶放心睡覺，那才是真正的安寧，是全社會的安寧。可是再看看現在村里的樣子，白天半活黑夜半死，似乎也有氣數，就像人走到盡頭，就等的“咯、咯”兩聲，跟大家打個招呼。　　

2、再說農村的宅基地，政策延續下來，應該按戶在農村的實有人口數劃撥或核銷，但現在完全亂了套。比如原戶主早故，其兒女們都工作在城里頭，城里的樓房連孫子輩的都有了，可村里的那個破房爛院還一直占著。這樣一來，村里想規劃一下，占那個地方給村民們搞個活動場所，還答應給些補償，就這也不干。一戶如此，戶戶如此，只好讓新農村建設擱淺。也許反詰的人更要說，多占快地皮不算啥，看干部住房更糟糕。只要有權有錢有人，想咋搞咋搞，想占多少占多少。沒標準、沒限制、沒考量，包養多少個情婦就占多少處住房。這樣說來，多占住房也不算什么了，因為三妻四妾在實際運行中。這樣說來，只能大喝了：站住站住，我還是共產黨的干部。　　

3、我們更要說，把集體經濟搞垮是因為私有化，農業生產上不去是因為私有化，農民種地不為自食只為賺錢是因為私有化，農村空心、困窮、恐慌是因為私有化，黨、團、婦、保、兵的組織全部垮塌是因為私有化，醫療教育人文的荒蕪是因為私有化，黃賭毒、封建迷信、宗教勢力的泛濫猖獗是因為私有化。無論歷史的還是現實的已經證明、還將繼續證明私有化就是一種社會罪惡，而右右們、愛愛們、探探們一直在窮盡方式的加以美化、催化、活化、泛化。老右們當年苦心煞費，推出血手印，砍掉大寨旗，耍了陰謀詭計，毀了紅色社稷。往后的愛欽和探錘，更賊心不死，落井下石，執意要把勞苦大眾往深淵里推。難道真的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可他們是予有準備的裸奔。難道真的“私有就私有吧，只要他們不怕斷子絕孫”？可他們是兒孫滿堂，妻妾成群。難道真的“賣光就賣光吧，刻出的永遠是卑鄙者的墓志銘”？可他們的祖師爺秦檜已坐立自如了。共產黨人本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承認社會現實不合理就要把它轉變為全體勞動人民認為合理的社會，承認這種制度負罪就要把那些千千萬萬受罪之人解放出來過上舒心的日子。任重道遠，不舍不棄。打造一個嶄新的社會，就是不信邪不怕鬼，無所畏懼。近日有人談及所有制拿重慶的經驗說事，企圖為私有化張目，可謂用心良苦。薄熙來是應時之舉，幾十年后亮劍共同富裕，難能可貴，因此我們要推崇重慶經驗。但不能因此就斷定不論“姓社姓資”，不管“白貓黑貓”不分公有私有。如果重慶是華西式的重慶，那薄氏未必能就任重慶，也未必有今日之殊榮。　　

4、我們還要說小崗帶出的私有化是人頭蛇身的怪物。小農經濟是私有，但它不空不閑不荒蕪，哪怕是一間茅草屋也有人居住，哪怕是一分半厘的收入也有人上門勞務，哪怕是一桿稱一盞油燈一個柳條簍子都有用處，而現在，這些都成了多余的器物{圖10——15}。資本操作是私有，但它大農業高科技，綜合利用，力爭高產創收。而現在種植單一，唯錢是圖。環境惡化，建設落后。政府的照顧，難落到實處。看不到的前景，扶不起的阿斗。小崗啊小崗，不是幾個老領導把你們當成玩物，是你們那按“血手印”的18人自殘了自已的脊梁骨。你們既給老領導們抹了黑，也把先烈們的英魂玷污！　　

圖10

圖11  圖12

           圖13                         圖14

            圖15                     圖16

    圖16是根作為陪嫁物的檀木搟面杖，我知道的它已歷經四代人沿用。最早是我的姥姥把它送給我媽，然后我的媽又把它送給我的大姐。我的姐說，她16歲出嫁時，僅有的陪嫁物就是它。不過在集體時派上用場，她把它帶到大食堂里給社員們搟面，一搟幾十號人的，好用。到她的大兒媳婦過門，沒甚個適用的，就把它留給大兒媳成傳世之寶物了。說傳世不假。我大姐今年過世，活了88歲，按幾代人的歲數推算，我大姐生于1925年，我的媽應是晚清生人，我的姥姥就是同治時的人了。可見，這根檀木棍少說傳世140年了。聽大姐的大兒媳說，她今年60，到她動不行的時候，再傳給她的兒媳婦。我補充了一句，直到共產主義了就不傳了，不過那時要把它交給農村的共富館里展出，好讓人們斗私批資再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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