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的鄉村、裂變的社區、游走城鄉的打工者、日趨嚴重的“城市病”……等等，都在指向一個目標：中國的城市化歧途還能走多遠?

　　隨著城鄉一體制改革的深入，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與此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問題，拆遷便是首要問題。城市化是一個地區的人口在城鎮和城市相對集中的過程，簡而言之，即把鄉村變為城鎮，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多數。城市化是衡量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標，那么，城市化的標準是什么呢?我們不禁反思：為什么要城市化，拆遷的目的是什么?中國經濟安全專家、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江涌在其新書《我們的好日子到頭了嗎》中指出，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已經誤入歧途，拆遷只能是社會矛盾日益突出。以下是文中節選：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社會結構變遷的主要動力。中國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4%提高到2009年的46.6%，城市人口由1.7億增加到6.22億。超過1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已有118 座。按照現有的增長速度，到2013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將超過50%，真正迎來“城市中國”時代。

　　在西方，城市化與工業化同步，這當中更多的出于“自發”、“市場化”的原因，實現城市化用了三、四百年，矛盾逐漸積累，也漸次釋放。但是，中國城市化“人為”因素異常突出，城市化不只是一般的規劃出來的、建設出來的，更多的是“經營”出來的。這就是所謂的“經營城市”，城市化在“大道理”層面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城市經濟增長就是城市發展，而在“小算盤”方面則成為地方政府、利益集團的生財捷徑。

　　為了經營好一個城市，首先要制定一套能夠忽悠的理論與思想——宣稱“城市是現代文明的標志”，簡單將“城市化”理解為，把“鄉村人”轉化為“城市人”，農民變為市民，如此就表明中國實現了現代化。這種論斷與表述非常淺薄，經不起推敲。在全球一體化的時代，任何民族既立足在自己的經濟實力里，更立足在自己獨有的文化中。首先代表所謂現代文明的西方，正在“逆城市化”，城市郊區化，在發達國家、在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有關城市化失敗的例子舉不勝舉。與此同時，日本的“一村一品”顯示出農村的巨大生機與活力;法國的葡萄酒與香水產業的繁榮表明農業同樣是高附加值產業，是永不凋謝的朝陽產業。

　　在歐洲歷史上，城市多數時間是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甚至整個國家就是城邦國家，城市興則國家興，城市衰則國家衰，城市亡則國家亡。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說過：“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人們躲避戰亂、瘟疫(如黑死病)、災害往往是逃往城市，而不是鄉村，這與中國恰恰相反。

　　西方的鄉村以及相關產業(農業)并非是落后的標志，中國的鄉村更應如此。中國有數千年燦爛而輝煌的農業文明史，鄉村一直以來就是這一文明最重要的載體。數千年來，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城，商業經濟中心在市，軍事國防中心在鎮，而經濟基礎、文化基礎、秩序維護的基礎在農村。當城市被外族與反叛力量侵占時，國家并不會滅亡，因為農業支撐著國家命脈，在農村潛藏著最龐大的力量，是農民革命推動朝代更替變革。近代以來，在城市與農村的“博弈”中，農村并不處于劣勢。農民進城往往將傳統的宗法觀念、風俗習慣、大家庭的生活方式，以及以血緣、地緣關系為紐帶的人際交往方式帶入城市，而近代城市中的市民意識、商品意識、法治意識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卻未能傳播到鄉村。直到新民主主義時期，“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政權”被證明是成功道路。所以，在當今中國，用本來就被反復證明為不成功的西方城市化理念與政策，來指導中國城市化、農村現代化的實踐，注定要碰壁、要失敗。

　　近現代以來，農業文明即便被那些幼稚淺薄之輩百般詆毀，但是不容否認的是，直至今天，鄉村所積淀與承載的傳統文明，無論是硬件(各類建筑、歷史與自然文化遺產)還是軟體(純樸民風、地緣血緣網絡等)，依舊遠遠高于當今中國的“四不像”城市文明。同樣，即便在功利主義者所竭盡頌揚的現代都市中，農業文明、鄉村文明的遺跡如北國的長城，西南邊陲的茶馬古道;廣州的陳家祠，漳州的土樓，蘇州的周莊;皖南古村落西遞宏村，浙江蘭溪諸葛八卦村等等，依舊受到城市居民與人文學者的鐘愛。

　　其實，經營城市的理論思想能不能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種理論下出臺的政策，也就是如何經營好土地，實現相關政府與集團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因為“土生金”，所以就有“換一屆政府換一張規劃”，新規劃不僅是“紙上畫畫，墻上掛掛”，而是直接關系級差地租的產生，關系土地增值收益的流向。新規劃不管好壞，建筑不管優劣，也不管是否“吃祖宗飯，斷子孫路”，只要產生級差地租，獲取土地增值收益就行。

　　資料顯示，2001-2003年，全國土地出讓金達9100多億元，約相當于同期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35%;2009年達到1.5萬億元，相當于同期全國地方財政總收入的46%左右。在很多縣市，土地出讓金占預算外財政收入比重超過 50%，有些甚至占80%以上。實際上，土地出讓后，地方政府還能獲取包括建筑業、房地產業等營業稅為主的財政預算收入，這些收入全部歸地方支配。因此 “土地財政”成了名副其實的“第二財政”。土地是地方政府的錢袋子，更是一些官員謀取私利的“終南捷徑”。在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后，地方“事多錢少”，因而地方政府與相關利益集團“同流合污”的事實也被中央長期默許。“土地財政”直接導致樓價不斷攀升，中產階層愈發望樓興嘆，“看來只有中彩票才能買得起房子了”。

　　正是本著要經營城市的理念，在利潤最大化目標驅使下，經營者往往不顧一切要把城市“做大做強”。據統計，目前全國有655個城市提出要“走向世界”，183個城市要興建“國際大都市”，有三五十個城市提出要建設中央商務區(CBD)，有十多個城市瞄準要建成國際或地區性的金融中心。雄心勃勃的規劃背后，其實都有一個簡單的“謀利”動機。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沒有市場需求，最終的級差地租與土地增值都將無法實現。于是，“城市經營者”不斷地編制故事——“城市夢”——“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引誘著對未來充滿憧憬的廣大鄉村青年、高校畢業生，來到城市，成為房地產的需求者——購買者或租賃者。

　　城市經營者的基本套路是，首先用各種方式從農民手中獲得廉價的土地，截止到2009年，失地農民多達4000萬。然后，通過廉價、放量供應工業用地(工業用地價格往往只有市場價格的1/5-1/3，甚至更低)，吸引各類資金尤其是外資，為“城市夢”的追尋者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與此同時，通過控制住房建設用地規模，采用招拍掛的形式(一些地方政府與利益集團通過關聯交易哄抬地價)，推高房地產與住房價格，獲取土地增值收益。如此，中國的城市化被不斷異化為房地產化，異化為利益集團掠奪城市潛在中產階層的過程。

　　如今，隨著畸形城市化不斷推進，資本下鄉，土地流轉，城市擴張，農民紛紛失地，賴以安身立命的小塊土地逐一喪失。衰落的鄉村、裂變的社區、游走城鄉的打工者、日趨嚴重的“城市病”……等等，都在指向一個目標：中國的城市化歧途還能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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