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當前學術界比較關注城市化戰略和道路問題，而對其前提性的問題——城市化水平與國民經濟（或收入）水平的相關性或城市化與可持續性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卻研究較少。隨著房地產業的衰退和國內城鎮失業問題的加劇，應該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化”進行反思了。

一、什么是城市化？

    對于什么是城市化，已有很多的定義和說法，作者認為，正確把握城市化的內涵需要我們從表象和本質兩個方面來看。從表面和結果上看，城市化表現為國民經濟中的非農產業吸納了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國民經濟中的非農產業比重越來越大、居民不斷由在農村生活轉向城市生活，同時，也往往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

從（經濟學意義上的）本質來看，作者贊同以下說法：城市化是由于農業生產力的提高，農產品和農村勞動力的剩余越來越多、人們對非農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多[1]，加之人類對農產品需求的有限性及缺乏彈性和對非農產品需求的無限性，使得非農產品的價格水平高于農產品的價格水平、非農產業的平均比較收益高于農業，導致社會新增的生產要素不斷地涌入非農產業、社會生產表現出對自然條件的依賴程度越來越低以及土地等生產要素使用集約化的趨勢。

由此可見，城市化是生產力提高帶來的人類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轉變（需求由溫飽型向發展型，社會生產由小農生產向工業化生產轉變）以及生產集約化和可控化的社會進步過程。[2]對城市化的這種解釋，不僅符合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趨利避害的理性人假定、產品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對價格的）彈性較低而奢侈品或需求層次較高產品的需求（對價格的）彈性較高的理論、人的個別消費欲望有限的常識[3]，還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或生產方式）的論斷。但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城市化對經濟增長有什么作用、或者與國民收入水平究竟有什么關系？我們應該將城市化當作促進經濟增長的手段嗎？

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化情況

雖然在改革開放以后相當長時間內，我國政府采用了不少逆城市化的政策（如，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異地讀書的超編費或建校費制度、暫住證制度、大力發展小城鎮的小城鎮戰略等），但這并不能阻擋因為城鄉收入差距和農業比較收益低下等經濟因素導致的生產要素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洪流，這可以從以下數據得到證實。

表1  1978-2006年中國“城市化“情況      （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7》。

由表1可知，我國“城市化”率從改革開放之初的17.92％上升到了2006年的43.90%，提高了1.45倍。2000年以來，隨著房地產業的快速增長及其泡沫的急速膨脹，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更是加快、城鎮占用的社會財富比例也是越來越大。現在的中國政府面臨著這樣的困境：一方面，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較低（或滯后），這不利于經濟的增長（大多國內學者的觀點），政府應該投入更多的公共財力來推動城市化；另一方面，各級城市規模事實上從改革開放以來已是越來越大、城市人口越來越多，城市失業越來越嚴重、政府反城市貧困的壓力越來越大和負擔越來越重、城市犯罪率越來越高、城市的可居住性越來越差、農民貧困問題日趨嚴重、農業生產日益衰落、糧食安全問題越來越嚴峻、城市擁有的生產力產出的產品越來越在國內找不到市場、國際貿易摩擦也越來越頻繁和激烈、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越來越表現出對積極宏觀經濟政策的依賴性。

由此看來，進一步通過提高“城市化”水平來能推動經濟增長的建議，中央政府是難以接受的（而地方政府實際上卻是這樣踐行的），因為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的時候不僅要考慮短期GDP的增長問題，還得要考慮城鎮和農村貧困人口福利、已在城市人口的就業、城市生產出來的產品是否能找到市場、糧食安全和農業生產的可持續性等與國民經濟可持續增長休戚相關的問題。再說，城市化水平與國民收入水平或者經濟增長正相關的說法在理論上也值得商榷的，或者說城市化與國民經濟增長的內在邏輯關系仍是需要我們探討的。

三、城市化與可持續性經濟增長的關系

目前，國內不少學者以為，因為城市化水平與國民收入水平是正相關的，所以提高城市化水平就能促進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或經濟增長）。從這種觀點具有如下的政策含義：要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必須提高城市化水平。但是，如果我們因此就認為政府應該以擴大城市規模、增加城市人口為手段從形式上來推動“城市化”，那就大錯而特錯了。而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所做的積極促進本地城市的房地產開發和大量圈占城市郊區耕地，無一不是這種形式化的“城市化”。那么，政府究竟應該如何對待城市化呢？我們先來看看表1展示的歷史事實。

表 2  城市化率和人均GDP（1996年）國際橫斷面數據　　

注：英國和德國非農就業百分比原文中似有錯誤（英國：工業27％、服務業78％，農業2％；德國：工業35％、服務業72％、農業3％），本文分別按照（100-2）％、（100-3）％計。從摩洛哥開始以下14個國家或地區是城市化率低于50％的，以上是城市化率不低于50％的。　　

資料來源：轉引自保羅.貝爾勤 、戴維.艾薩克 、吉恩.陳：《全球視角中的城市經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頁）。　　

從表1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雖然不少收入水平較高的國家或地區的城市化率也很高，但是，不管是城市化率高于還是低于50％的國家或地區組，城市化率與國民收入水平之間都不具有正相關關系[4]。或者說，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上資料得出這樣的結論：并不是城市化率越高、一國（或地區）的國民收入水平就越高。也就是說，影響國民收入水平的因素除了城市化水平（就算我們接受或者假設城市化水平是影響國民收入水平的因素）以外還有其它的因素，而這些所謂的其它因素完全可能是影響國民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以至于其對國民收入水平的作用超過了城市化率對國民收入水平的作用，從而導致上述資料顯示的城市化率低而國民收入水平很高（如，葡萄牙、奧地利、瑞士）、城市化率很高而國民收入水平較低（如，委內瑞拉、伊拉克、俄羅斯、巴西、哥倫比亞、秘魯、保加利亞）的事實。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提高城市化率（水平）就一定能提高國民收入水平或者促進經濟的增長，不能簡單地就認為城市化是經濟增長的動力。那么，城市化與國民收入水平或者說經濟增長之間究竟有什么關系呢？

作者認為，一方面，城市化本身是生產力進步的結果、是經濟增長的表現形式；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帶來生產要素向城鎮相對集中，資源的流動性和積聚性得到提高，從而提高了資源的可整合度，最終對經濟的可持續性增長具有促進作用。[5]但是，我們必須明白的是：（1）不是擴大城市規模、增加城市人口比例就一定能促進可持續性的經濟增長的，而是資源可整合度的提高有利于資源整合在一起形成生產力，從而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并且這只是構成了經濟增長的部分條件；（2）城市化對可持續性經濟增長的作用大小還與其它若干因素密切相關，比如，有無足夠的產品市場、宏觀經濟走勢和投資者對未來的預期、有無足夠的可供整合的其它生產資源等[6]；（3）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我們無法推斷出其作用可能超過諸如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進、技術進步、生產要素稟賦結構改善等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性因素。　　

當我們在討論應該實行什么樣的城市化戰略（或走什么樣的城市化道路）時，其實隱含了提高城市化率就能促進經濟增長、提高國民收入和國民經濟水平（或城市化是經濟增長的動力）的假定，然而這個假定卻是不能成立的。雖然，我們并不否定通過增加城市投資、大力擴張城市能在短期內促進GDP的增長，但GDP與國民社會福利究竟有多大的相關性在中國實在是值得研究的課題；而且，這種由政府主導的城市投資、城市規模擴張來推動經濟增長行為，不過是挖肉補饑式的、急功近利的凱恩斯主義在中國的一種表現而已；而以主張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為特征的凱恩斯主義的局限性早已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世界的滯脹事實面前已表露無遺。然而，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可持續性經濟增長和福利的可持續性增長。　　

總之，不管是從我國當前城市化的現狀、國外歷史事實，還是從理論上來看，我們都不能指望通過擴大城市規模、增加城市人口比例來促進可持續性經濟增長和提高國民收入水平，而且，由于城市化也有對經濟增長不利的一面（比如，城市對資源的虹吸現象和城市化過程的馬太效應帶來的農業衰退和農村貧困、城市內部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帶來的城市貧困、城市交通擁擠、城市犯罪、城市污染等），我們還必須在城市化過程中盡可能避免、減少其對經濟增長的負作用。也就是說，從可持續性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不同的經濟體存在一個最優的城市化水平，或合適的城市化邊界。　　

四、城市化的邊界　　

    從理論上講，當城市化的邊際收益等于其邊際成本時，這時的城市化水平就達到了最優水平。 由上文可知，城市化可以提高資源可整合程度（或者說有利于節約交易費用），這是城市化的收益；而城市化帶來的城市病（交通擁擠、犯罪率上升、城市貧困加劇、城市污染）、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城市對生產資源的虹吸和農業衰退等，是城市化的成本。理論上城市化存在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實際上基本不可能準確測量。但是，我們可以按照經濟學的這種成本－收益分析方式來思考城市化的邊界問題。那么，我國的城市化邊界在哪里呢？現有的城市化水平是滯后還是過度了呢？ 下面就從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和糧食安全問題兩個方面來給以嘗試性的解答。

首先，從我國目前的城鄉收入分配差距來看，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已經超過了其最優水平。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導致對消費品的內需不足），尤其是城鄉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已經嚴重地制約到了我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多年來政府積極推進城市化，必然在政策行為上主動地重工抑農、重城鎮抑農村；而政府因為各種城市病的興起也自然會被迫增加對城鎮的財稅投入（大事擴張交通運輸、增加安全投入、城市建設、污染治理等），這也必然使得政府用于支持農村和農業、補貼農民的財稅資金減少。如果說，在內需不足的情況，可以通過外需來彌補的話，那國民經濟還可以持續增長（國民經濟還可以容納下這樣的城市化水平）；而事實是，我國在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生產資料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幣升值和世界經濟不景氣等多方因素的影響下，外需也不足于彌補內需的不足了。而要改善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首要的是縮小城鄉收入分配差距，而要縮小城鄉收入分配差距，我們再也不能像目前這樣人為地提高城鎮人口比例、人為地推動城市擴張的“城市化”了。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已經超過了國民經濟生產力能夠容納的程度了。

其次，從我國的糧食生產來看，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也已經超過了其最優水平。我國糧食安全存在很大的隱患，這是不爭的事實。而我國糧食安全存在的最大隱患，是沒有足夠的耕地和足夠的勞動力生產糧食。[7]對于城市化導致我國耕地的減少的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城市周邊的土地大多都是良田熟土，而城市的擴張自然而然地是在這些良田熟土上進行的，現在許多城市周邊的糧食供給已經不能滿足這些中心城市的糧食需求了。長此以往，所有的城市都從外地進口糧食，所以的地方都城市化，那什么地方能夠供給我們足夠的糧食呢？

而對于人口眾多、勞動力明顯過剩的當今中國來說，沒有足夠的勞動力生產糧食，顯得有些奇怪。實際上，沒有足夠的勞動力生產糧食并不是說，我國的勞動力在總體上供不應求了，而是說沒有足夠的勞動力愿意生產糧食。人總是理性的、趨利避害的。城市化意味著城鎮收入（生活）水平要高于農村收入（生活）水平，意味著非農產業收入水平要高于農業收入水平；意味著人口往城市積聚，意味著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遷移，意味著農業勞動力減少。如果說，農業技術進步、農業生產組織方式改善能夠彌補農業勞動力減少帶來的糧食產量下降，那么，城市化帶來的農業勞動力的減少并不足以帶來糧食安全隱患。但問題是，如果農業技術進步、農業生產組織方式改善并不足以彌補由城市化帶來的勞動力減少所致的糧食產量下降，那就意味著城市化程度已經超越了其最優水平。那我國目前的現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大量涌入城鎮，以至于農村大多只剩下婦女、兒童和老人，以至于糧食生產大多變成了口糧生產、而不是為了獲得貨幣收入；而農業生產方式從改革開放以來，在整體上并沒有顯著改變——仍然是粗放式的小農生產（這是由我國農村居民人口、國民經濟水平以及耕地資源情況所決定的，而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也將繼續作為我國農業生產的主要方式而存在、而不可能實行北美式的現代農業）；農業技術在我國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期間，雖然有雜交技術、化肥、農藥、農膜等新技術的應用，但也不足以彌補農業勞動力（以及其它農業投入）減少帶來的糧食產量下降。以至于我國糧食生產總量從1998年到2001年持續下降，經過2002年的輕微增長后2003年又進一步地下降，一直到2006年糧食總產量也沒有達到1998年的水平。要保證我國的糧食安全（或足夠供給），我們也不能像目前這樣人為地推進城市化了。　　

城市化的合理邊界在于城市化要有利于國民經濟的可持續性增長。從我國目前國民經濟的運行態勢來看，我國城市化不僅不是滯后、反而是過度了。而且城市化并不是可持續性經濟增長的動力性因素。中央政府去年底以來的重農主義政策傾向也正是基于縮小城鄉收入分配差距、解決我國糧食安全問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出口增長下降局面，推動經濟的可持續性增長的考慮，但在理論上仍然需要我們搞清楚其內在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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