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分田到戶到大規模農業生產：中國包產到戶第一村小井莊今昔
2008年01月21日 民主與法制時報
小井莊，江淮流域之間一個普通的小村莊，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山南鎮西南面。
30年前，山南鎮成為全國最早實行包產到戶的地區，小井莊則是包產到戶創舉的一個縮影和櫥窗。
30年過去了，因為特殊的歷史地位和當地農民的改革傳統，小井莊依然是農村改革推動者們的寵兒。
□《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 周宇 發自安徽肥西
小井莊農民李祖忠家的老屋保存得相當完好：這座土房子頂上鋪著厚厚的稻草，外墻上貼著整齊的麥秸，就像30年前一樣。
正在致力于新農村建設的小井莊拆除了很多老房子。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齊的徽派風格兩層民居。
但李祖忠家的老屋不僅不會被拆除，而且將會被繼續完好地保存下去，因為這間小屋見證了中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肇始。
圍繞這座老屋，小井莊投資數百萬建成了同是徽派風格的“中國農村包產到戶紀念館”，是中國農村首個包產到戶紀念館，2005年5月1日正式開館。
紀念館正門左側的整面墻壁刻著鄧小平同志1980年5月31日的一段話：
“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
李祖忠如今的工作就是一邊照看紀念館，一邊在紀念館內自己的老屋前向參觀者和學生們講述30年前的故事。
“黃花會議”
小井莊所屬的肥西縣位于安徽中部，江淮流域之間，境內大面積丘陵地形和豐富的水系使其適合農業生產。
30年前，與其他地區一樣，小井莊也是實行“大呼隆”生產方式：農民們每天聽生產隊干部的哨子上工、下工，集體勞作。除了大年三十和年初一兩天不用下地干活，所有人所有的時間都被束縛在土地上。
一個被經常提起的故事是，當時的一個女社員早上出工前需要左手抱著孩子喂奶，右手端起碗喝稀飯，一只腳還伸進地上的盆里和豬食。
李祖忠當時是小井莊的會計。令其記憶深刻的是，從1966年開始，小井莊的糧食總產量一直是6萬斤，被稱為“老6萬”。
辛苦的勞作從未使6萬斤的總產量被突破過。
這6萬斤糧食除去公糧、統購和種子，全村98口人還剩人均口糧(包括山芋、南瓜)450斤。
“每天兩頓稀的，中午吃南瓜糊。”李祖忠說，“好在還餓不死人。”
直到1978年，情況發生了變化：肥西縣遭遇了800年來的第五次嚴重的旱災。縣志記載，前四次大旱中有三次出現了“人相食”，另一次也是“野有餓殍”。
春天開始，全縣幾乎滴雨未下。中、晚稻已經絕收，秋種再種不下去，來年的饑荒不堪設想。
對饑餓的恐慌使得村里30多口人選擇外出逃荒。村干部們焦急地商量如何度過絕境，李祖忠是其中一員。
其他生產隊也在思考。這年9月15日的晚上，同屬山南鎮的黃花大隊召開的“黃花會議”，給人們帶來了希望。
“黃花會議”由山南區委書記湯茂林主持，20余名黨員參加。會議只討論一個問題：如何在1979年多收點糧食度過饑荒。解決問題的辦法則是：把地“借”出去分給村民，包產到戶，搞責任田。
對饑餓的恐慌和對違反政策的恐慌同時折磨著油燈下的農民。
幸好“責任田”對安徽農民來說并不是陌生的名詞。1957年、1959年、1961年安徽曾出現過三次短暫的“責任田”。
其中第一次是土改過后，剛剛分得土地嘗到甜頭的農民們用私分田地來對抗令其反感的合作社運動。第二次是在“大躍進”后的1959年搞的。第三次則是在三年自然災害之后。時任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掛帥，先在合肥郊區試點，成功后推廣到了全省85%以上生產隊。
三次責任田不但讓安徽農民嘗到了甜頭，甚至讓外省羨慕為“喘了口氣”，雖然都在一輪一輪的批判中夭折。
這年的5月11日，《光明日報》喊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同志已經公開了較為松動的“安徽六條”和“借地度荒”的政策，提出：“凡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可單獨劃出借給農民耕種……鼓勵農民利用村旁、宅旁、路旁、水旁空閑地和開荒地多種糧食蔬菜，誰種誰所有。”
但全國依然處于“三面紅旗”(即1958年推行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中的三項核心工作，分別是總路線、大躍進及人民公社)的宣傳高潮之中，肥西縣境內也還有學大寨的示范鎮。
最終，被稱為“湯大膽”的湯茂林和黨員們擬定了一個計劃：對外稱為“四定一獎”(即定土地、定產量、定工分、定工本費和超產獎勵、減產賠償)，聯工分不聯產，對內則說明是包產到戶、責任制。
9月18日，黃花大隊全體社員會議同意包產到戶，當夜分田到戶。第二天天還沒亮，不用吹上工哨，社員們陸續下地播種。
“黃花會議”很快波及整個山南區乃至整個肥西縣。到1980年春，肥西縣97%的生產隊實現了包產到戶。
那年11月24日的晚上，安徽西北部的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按下手印，決定實行大包干。這一幕后來被認為是中國農村改革開放的源頭。
“堅決抵制肥西單干風”
“黃花會議”后小井莊迅速得到了消息：這個小村莊在當地以富有經商頭腦和信息靈通而著稱。
隊長李樹田、會計李祖忠等人商量：湯書記在黃花能借地分給村民，我們不能分嗎？
商量的結果是：不搞借地，干脆一次性分給農民，干一年再說。
與黃花大隊一樣，小井莊緊接著的社員會議完全支持村領導的決定。
9月23日，小井莊將耕地全部分給了村民，并拿出了細致的田、耕牛、農具、水(指灌溉用水)分配方案。
此后一周時間，全村共種下了70畝小麥和30畝油菜。龜裂的土地硬得連牛都犁不動，小井莊人就用鋤頭一點一點地鋤開。
“麥子和油菜點下去不到一周，天下大雨了。干旱后的土地碰到大雨，莊稼長得格外好。別的生產隊都跑過來看我們的莊稼。”李祖忠至今感激那場及時的大雨。
就在小井莊人沉浸在歡樂中時，安徽省農委主任周曰禮來到山南調查。
看到小井莊長勢喜人的莊稼，周曰禮就問李祖忠為什么會進度這么快。
李祖忠回答，一句話，發動群眾。但周曰禮根本不信這是集體勞作的效果。
提心吊膽的李祖忠只得回答，是借地度荒。
與此同時，反對的聲音越來越響亮。不僅山南鎮街道，甚至小井莊的墻上都被貼滿了大字報。分田單干被反對者們說成是讓國家“倒退二十年”。
一條來自鄰縣舒城的著名標語寫道：“筑防風墻，修攔水壩，堅決抵制肥西單干風。”
年底，一封狀告湯茂林的人民來信也被轉到了萬里的手上：《湯茂林領導10萬人到何處去？》
這封來信得到了萬里等4位領導的批示，省里還專門派人到山南進行了調查。調查的結論是，要把山南包產到戶的實績向上匯報。
12月18日至22日，北京召開了令全國人民歡欣鼓舞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但會議帶給山南農民的并不都是好消息。
會議上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均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
“早也盼，晚也盼，盼來兩個不許干。”兩個“不許干”讓農民們傷心，卻讓保守派們高興，“‘湯大膽’被抓起來了”的謠言也越傳越廣。
好在安徽省委更愿意支持農民們的革新。那年春節剛過，安徽省委派出了工作組進駐山南公社。
1979年3月8日，周曰禮來到山南，傳達了省委決定在山南公社試行“包產到戶”的意見。自此，整個山南公社除留了一個學大寨的點和一個組繼續搞“大集體”和“小集體”以備比較外，成為全國第一個公開實行包產到戶的公社。
包產到戶的公開也讓反對的聲音更加堅決。
“先分田后分隊，一步一步往后退，一直退到舊社會。”“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各種順口溜傳得人心惶惶。
一份《山南包產到戶十大罪狀》被郵寄到了安徽省委。另一名軍區首長則直接沖進山南公社黨委書記的辦公室怒斥他對不起毛主席，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
軍區首長甚至當場掛通了肥西縣委書記李尚德的電話，命令他：“不能單干，要收回！”
直到萬里后來親臨山南，爭議中的變革才被基本上定了基調。
變化的村莊
1979年5月21日，李祖忠和全村幾乎所有勞力都在田里干活。李的老婆顧德穎本來在家里燒飯，卻突然跑到田里大喊：“上面來人了！”
李祖忠心中大驚，對李樹田說：“隊長，壞了，上面來人了。”
“事到臨頭了，別怕，老百姓有吃的就行。”李樹田回答。
兩人于是扛著鋤頭邊往家里走邊商量，估計每人得判個3年。
上面來的人就在李祖忠家的堂屋——這間屋30年后被保存在紀念館里。
“回來一看我家門口站著4名公安，當時就嚇傻了。進屋一句話不敢說，就見上沿坐著一位白發老人。”李祖忠回憶，“白發老人我們不認識，但陪同的周曰禮我們認識。”
當過兵的急性子李樹田說：“周主任，田是我分的，確實分了，別說了，我跟你們走。”
“別著急，這是萬里書記。”周曰禮指著白發老人解釋。
“分田單干是好事，你們走了第一步，給省委六條指示相當大的支持。”萬里隨后對在場的農民們說。
李祖忠和鄉親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對萬里書記訴苦說，外面壓力太大，大字報都貼到小井莊墻上了。”李祖忠回憶，“萬里書記說，別怕，周曰禮主任會來支持你們。你們要把田、水、農具、耕牛的分配方案總結出來。”
李祖忠和李樹田很快拿出了一份令他們至今仍引以為豪的分配方案：好田差田搭配著分配，單身戶按照兩個人分田，兩口戶按照3個人分田，其余按照實際人口分，好充分照顧小家庭的生活。
“萬里書記對我們的分配方案很感興趣，但他又說現在還不算滿意，要秋天來看收成。”
這一年，小井莊糧食總產量首次突破了6萬斤，達到10萬斤。
“一下子多出了4萬斤糧食，日子好過多了！”李祖忠興奮地說。
肥西縣黨史部門記載了一個小插曲。1980年8月14日，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曾專程來到山南公社，找到公社黨委書記王立恒作檢討：當年的兩個“不許包產到戶”的文件是他簽發的。
當年9月27日，中共中央75號文件提出：“可以包產到戶。”此后1982年、1983年的兩個1號文件繼續肯定了聯產承包責任制，山南改革逐漸蔓延全國。
“要明白農村改革農民是主人。”安徽省政府參事、被稱為稅費改革第一人的何開蔭說，“好辦法總是像風一樣吹遍全國。稅費改革和大包干都是中央下文件，說別太快，慢一點。”
從這一年開始，隨著溫飽問題的解決，小井莊的日子也越來越好過了：
1980年春，小井莊第一次有12名兒童到館西小學上學了。
1980年底，小井莊部分家庭開始給草房子鋪上瓦。
1985年，村里有4戶人家蓋了磚瓦結構的基建房。
1990年，小井莊所有家庭都建起了基建房。
30年后的小井莊
2003年起，山南鎮的領導每年都會去鳳陽的小崗村參觀。
“我們不爭先后(包產到戶)，我們要比發展。” 山南鎮副鎮長廖自勝說。
山南鎮經濟水平在肥西縣屬于中等偏上，肥西縣則正在努力成為安徽省第一個百強縣。
“快馬加鞭‘翻兩番’，奮力趕超‘爭百強’。”這類振奮人心的標語遍布該縣的主要街道。
目前，山南鎮的經濟主要由機械制造、服裝加工、第三產業、外出務工收入、農業企業等構成。
“地理位置決定了外來投資更傾向于縣里離省城更近的肥西桃花工業園而不是山南鎮。”山南鎮辦公室張軍主任說，“但我們也會抓住建設新農村、整合土地的大好機會，爭取更多的農村項目。”
改革開放以后，與全國其他農村一樣，山南鎮的青壯年也大批外出打工，農村人口大幅度減少。
李祖忠有一對兒女、兩個孫子在浙江、福建打工。另一個兒子還在村里開了個小賣部。
“我們村有經商的傳統。除了外出打工，經商的人也很多。留在村里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許多地都荒廢過。”
于是，土地整合、大規模農業生產變得勢在必行。
“農民收入在增加。但其中農業收入增長和產量增長基本停滯。”廖自勝說，“農民增收除了靠第三產業、務工，就只能靠加強城鎮建設，減少農村人口，搞產業化農業了。”
2000年，山南鎮開始整合土地：將分散居住的農民集中起來，對大面積土地進行平整，增加耕地面積。
“每凈增加一畝土地，國家補償5萬。這些錢用于新農村公用設施的建設。”廖自勝說。
此前，安徽省對農村土地流轉和整合做了大量的嘗試。
2001年，安徽省在全國率先制定《安徽省農戶承包地使用權流轉暫行辦法》，使用租賃、委托代耕、土地互換、土地入股、轉讓、招標、拍賣等形式推動農村土地流轉。
第二年，安徽省制定了全國第一個省級人民政府集體建設用地流轉規范文件——《集體建設用地有償使用和使用權流轉試行辦法》，并建立土地征用聽證制度，將“土地換保障”政策制度化。
整合之后，搞蔬菜大棚的強興農業科技有限公司、標準化養豬的溫氏集團、養雞的森淼集團等一批農業企業出現在山南鎮。
“農業大公司來了，鎮上會進行協調。占用農民土地每畝每年補償數百元或數萬元一次性買斷。”廖自勝說，“單戶農業生產基本上已經停止了。如今村里的老年人一邊拿征地補償，一邊在大企業的地里干活拿工資。大批青壯年則被解放出來了，到城里去，收入和技術都得到了提高。”
李祖忠家也被強興公司征地用于蔬菜大棚建設。顧德穎在強興公司干活，每年收入3500元左右。
新的形勢讓農民們對土地有了新的認識。他們認為，曾經給他們帶來幸福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難以適應現代化大農業的發展。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館西大隊老會計李列元說，“土地也是一樣。”
李祖忠也持類似的觀點：一些原本可以早些規劃、建設的項目，因為少數農戶拒絕動遷而被迫推遲。
山南鎮很少因為征地而發生政府、企業與農民間的激烈對抗：相對多元的增收渠道和適當的就業保障化解了許多沖突。
對于發生在其他地區農村征地中的激烈沖突甚至暴力事件，李祖忠則表示難以理解和驚愕。
基于改革的傳統和相對開放、平靜的環境，小井莊也一直被眾多學者和實驗者所青睞。
最新的實驗是，2006年，香港樂施會與安徽大學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心合作，在小井莊進行農村金融改革試驗。
與其他地區農村金融改革試點不同的是，小井莊試驗強調觀察農民的組織能力和農村的改革自生力。
“小井莊不算貧困，又有歷史意義，我們希望這里的實驗能夠對全國其他農村更具有普遍意義。”實驗的主持者之一、安徽大學中國三農研究問題中心常務副主任張德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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