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鄧小平是如何當少數派的：以黨內集體農業政策上的政見分歧為例

作者：老田

毛澤東曾經在黨內作為主要決策人主政，鄧小平是毛澤東去世之后也獲得了這樣的地位，恰好這兩個人都曾經在農業關鍵政策上處于少數地位，比較兩個人的處置方法，不無啟迪意義。

一

1951年中央高層關于山西合作社問題的爭論上，原本是站在反對派一邊的薄一波，自承是被毛澤東說服了。而劉少奇的反對意見，毫無邏輯可言，雖然后來鄧小平搞了分田到戶，也做了大量的理論包裝和輿論宣傳，但在說服力方面仍然存在著巨大的欠缺，未能說服山西的合作事業探路者。[1]就算是杜潤生先生這樣的人，雖然他本人還宣傳過一陣只有生產力才能決定生產關系，必須先機械化然后才能合作化，但是他自己也并不相信有了拖拉機就會有合作化。[2]看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僅僅依靠背誦公式并不能解決說服力問題。

1953成立中央農村工作部以推進合作化事業，鄧子恢擔任部長。但該部在實際執行政策過程中間出現極大的搖擺性：大體上每年秋冬會下一個推進合作化的文件，每年春天會下一個解散合作化的文件，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1955年。這種大幅度的政策搖擺，要是放置在一個具體的區域中間，就看得更清楚了，根據曹錦清教授等人對浙江海寧縣的追溯研究：1952年春該縣己有34.5%的農戶加入了互助組，年末則猛增到53.3%。1953年春由于中央決策層的“反急進冒進”派占了上風，全縣參加互助組的農戶總數一下跌落到28%，同年冬末，毛澤東又對互助組大加鼓吹，這一比例又猛升到56%。1954年年末海寧縣共辦了初級社695個，1955年春天又緊急砍掉421個。[3]

等到1955年，就不再是鄧子恢對合作化不積極了，根據文革期間披露的資料，劉少奇等人也公開宣傳“合作化超越了干部的管理經驗和群眾的覺悟水平”。劉少奇這樣的重量級人物發言，就提出了兩個必須回答的關鍵問題：到底合作化事業還能不能繼續？合作化事業順利進行的限制條件到底是什么？

從合作化事業的具體進程看，當時各地農村的合作事業還僅僅達到初級社試辦水平上，土地仍然私有，合作也僅僅局限于勞動和工具的有組織互助，尚不具備開展改土改水這種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的制度條件，對農村人力和土地資源進行合理調配的制度基礎還受到土地私有的巨大障礙。由于決策層和主管部門都對合作化不積極，各級官員往往處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極反對狀態之下，這個時期，毛澤東要積極推進合作化事業，就在黨內遭遇到很多積極的“反對票”和消極的“反對票”。我們來看看毛澤東是如何面對多數反對票的。

本來，農村工作部建立起來就是為了推行合作化的，本應該由這個部門及其下設的研究機構去收集先進典型經驗，并從中提煉出政策意見，但是，該部的部長和大官們對此都不大感興趣，因此，正常的政策調查和資料工作，就只能由黨內對合作化最積極的人士——毛澤東來承擔了。為了親自推動這一事業，毛澤東只好越俎代庖去接管本應由鄧子恢及其手下承擔的工作——他親自閱讀和審閱各地上送的合作化典型材料，編輯《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一書，等到七屆六中全會上在北京召開的時候，毛澤東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的編輯工作，與會代表人手一冊。在農村地區許多先進的農民帶頭人的強大實踐經驗面前，所有的反對意見都喪失了根據，反對派在會上都喪失了發言權，鄧子恢不得不在會上做檢討，以表示自己的認識跟上來了，還能繼續勝任部長工作。此后，中央高層的反對合作化的意見銷聲匿跡，一些人轉而狂熱地在“一大二公三純”問題上積極表現，大躍進時期留下很多這種生動表演。

毛澤東并不以反駁反對派為限，他在編輯《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1956年正式出版時更名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過程中間，從基層的先進典型人物身上，看到了集體農業與個體農業的差距及其不同的生產潛力所在，這就提出來一個關鍵的政策問題：集體農業將在哪些方面借由集體努力去提高生產潛力？毛澤東把許多原本頭腦空空的省委書記們，硬是拉到一起，參與到政策形成過程中間來，這就是《農業四十條綱要》的形成過程。毛澤東自己后來回顧這個關鍵條例的制定過程是這樣子的：“四十條，開頭無所謂四十條，不曉得怎么在杭州一次會上七議八議搞出十五條，然后天津一次會加了兩條，十七條。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識分子會議上講了一下，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會議才形成四十條。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島會議上有各省同志參加，中央也有同志參加，提出修改意見。然后經過去年九月三中全會，大家覺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見，加以修改，就形成現在這個草案。”[4]

據記載，杭州會議和天津會議的參加人是：“在杭州期間，召集華東、中南地區的幾位省委書記開會，專門研究農業發展規劃，搞出了十五條。參加會議的有：柯慶施、王任重、吳芝圃、劉順元、陶鑄、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華。”“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離杭州北上。二十日，到天津。在天津又召集北方幾個省的省委書記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開會，在杭州會議討論的基礎上，增加了兩條，成為《農業十七條》。參加會議的有：吳德、烏蘭夫、白堅、吳硯農、馬文瑞、陶魯笳、黃歐東、歐陽欽。當天晚上回到北京。”[5]看看這些名單，就知道毛澤東何等厲害，想想這些人以后肯定再也不能裝聾作啞、無動于衷了。

集體農業的生產潛力，在四十條制訂中間就已經讓很多人看得很清楚了，1956年人民日報社論中間說：“農業合作化的實現，除了許多大家已經熟悉的好處之外，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好處，就是我國農村中極為巨大的勞動力有了充分發揮作用的機會。農村中的男勞動力，在黃河淮河一帶，有些地方，從前每年只能作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作工二百多天，女勞動力過去不使用或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因此，合作化之后，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以及其他副業的生產就必然會大大增加。合作化之后，從前無法做全面規劃的農村，就可以做出全面規劃了。除了農、林、牧、漁、副業的生產規劃外，小型水利和地方性的流域規劃，增加肥料的規劃，改良種子的規劃，改良土壤的規劃，消滅各種病蟲害的規劃，消滅地方疾病的衛生工作規劃，消滅全國文盲的文化工作規劃，建設大小道路、電話網、有線廣播網的規劃，消滅蚊蠅鼠雀的規劃，綠化的規劃，以及其他必要的規劃，就變成可能作出的而且可以有力量來實施的事情了。這樣，在農村中，出現了從前所沒有想象到的巨大的生產力。”[6]

只要看一看毛澤東是何等的不怕麻煩，就知道跟他爭論問題是如何難以取勝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給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區黨委的通知《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要求“有關同志加以研究”，研究之后還得“為一月十日的會議準備意見”。[7]這就迫使各省委書記不得不再動一番腦筋了。到1956年元月份知識分子會議上，這個四十條綱要就正式提出來了，因為四十條之間有一條是講計劃生育的，馬寅初參會之后回去趕寫了《新人口論》論證“計劃生育就是好”。1957年的青島會議上討論了一次。等到1957年黨的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正式通過，1960年二屆人大二次會議又再次通過。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作為少數派的兩大政治策略，一是讓那些僅僅依靠“似是而非的公式”去思考問題的人，真正接觸到問題的實質和豐富內涵，給原本空空的頭腦輸進去問題意識和來自基層的經驗材料，這是他反復召開省委書記會議的精明計算所在；二是他讓許多人直接參與到決策過程中間，反復開動他們的頭腦輸入信息和問題并一起“過濾”出政策來，讓許多官老爺們都在具體政策上得到相關信息并形成明確選擇，這樣，就具備把問題和相關政策拿到重大會議上按程序通過并上升為重大政策的多數票了。此后，再繼續持有反對意見的人，不僅在認識上顯得“很落后”跟不上多數人的認識，而且在組織紀律上也是錯誤的。

1956年反對派叫人寫了篇文章說點風涼話：“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一出來，各個系統都不愿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后地用過高的標準向下布置工作，條條下達，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門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績來。中央幾十個部，每個部一條，層層下達，甚至層層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現在中央已經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糾正這種不分輕重緩急，不顧具體情況的急躁情緒。”[8]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純粹是瞎掰，四十條綱要跟各部門“爭投資”引發的高指標之間不存在任何因果聯系，這不過是借著批評“業務問題”不恰當地發點“政治牢騷”而已。根據薄一波的回憶，毛澤東后來評論說：“社論中引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的幾句話來說明反冒進，‘是用毛澤東來反對毛澤東’。還在這篇社論上批注：‘庸俗辯證法’‘庸俗馬克思主義’‘尖銳地針對我’。”除了說反對派信口開河之外，毛原本還要從組織紀律方面進行批評：“‘有些同志，當時同意（無一人反對），五個月、或者一個月以后，即表示反對，或者不同意，或者懷疑，而不經合法手續，即經同樣性的會議加以改變，即進行反對活動，提反冒進’，‘在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上突然爆發’。”[9]薄一波回憶說，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原本打算批評反對派“違犯組織紀律”的話，最后并沒有講出來，這算是自我克制、與人為善吧。等到黨內反對派們毫無顧忌，到1962年還不吸取教訓時，毛澤東就不再繼續留情了，他尖銳批評某高官時說：“內務部一個司長，到鳳城宣傳安徽包產到戶的經驗。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對下面有所幫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隨便提出個人意見。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東西都應由中央批準，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10]

從重大決策的過程，以及決策變成政策之后的態度看，最終是少數派毛澤東占著組織上的優勢，反對派原本具有多數票的，但最終下降為與“中央政策”唱反調并“自立政策”的反對派了。

二

等到1979年，鄧小平要拆散集體農業，但是再一次面臨多數人反對，這一次鄧小平是這么解決的呢？

在黨內高層，“分田幫”是少數票（據萬里等人回憶，省委書記中間只有遼寧任仲夷、內蒙周惠、貴州池必卿三個風派人士贊成，上面農林水利口官員從機械化和水利化要求著眼都反對分田），雖然1982-1986年胡耀邦杜潤生等人連續搞了五個一號文件，但還是沒有說服大多數。由于分田幫在黨內始終是少數，始終沒有能夠說服多數人跟隨他們推行分田政策，因此，廣泛采用組織手段來保障政策實施就成為一個關鍵措施。

在中央層次，萬里擔任書記處書記并主管農業之后，1982年3月就撤銷了農委，成立了以杜潤生為主任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省一級按照鄧小平“不換思想就換人”的原則，改組了黑龍江、吉林、福建、河北數個省委。組織措施最殘酷的部分，則是迫害廣大的農村基層干部，特別是那些集體農業時期做出過卓越貢獻的基層干部。如果沒有網絡，人們至今仍然無法了解黨內分田幫采取了多么大的政策力度，他們為分田改革下了多么大的決心并排除了多么大的“阻力”。

據杜潤生回憶，河北省曾經被胡耀邦和他認為是“死堵”高層“分田幫”政策的省份，為此，胡耀邦指派杜潤生去河北省委催促分田，第一次杜潤生在省委召開的縣委書記會議上做了個講話，還向省委竭力推薦河北唯一的分田積極分子邢臺地委書記邢崇智的所謂“五統一”經驗，但是，這個沒有能夠說服多數人。結果，第二次胡耀邦自己親臨河北，在大會上當場批判河北省委，說他們“耽擱了三年時間，要撿回來。”然后，改組河北省委并調高揚去河北任省委書記。[11]在胡耀邦、杜潤生等人多次催促并以撤職相要挾的情況下，才勉強在河北推廣了這個不得人心的政策。

杜潤生在主持分田時，非常擔心基層的“三五牌干部”（五十年代參加工作、年齡五十多歲、工資五十多元的公社干部）反對，因此，在對基層干部采取組織處理手段方面，更為極端。分田幫中省委書記內部僅有的三個積極分子之一的任仲夷，在遼寧采取極端手段，基本上把基層干部一掃而光。大連郊縣某公社的老書記告訴我，任仲夷連公社里頭的宣傳干事和組織干事這個層次的干部，一個都不放過，全部調離，更不用說公社書記、社長這個級別了；他們實際上借著“深揭狠批四人幫”的茬子，把所有的基層干部都撤職，這個書記還告訴我說，胡耀邦他們這伙人很聰明，特別會整人，他們嘴上說“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這樣，他們既沒有說你是“反黨集團”又沒有說你是“幫派體系”，整人已經整完了，還連案子都不給你定，叫你喊冤都沒有地方喊。[12]而河南省委某些官員在分田幫的支持下，把實現焦裕祿遺志、領導蘭考人民成功治理“沙、澇、堿”“三害”的整個縣委班子和公社干部群體，統統打成“反革命集團”，治理“三害”時期的縣委書記張欽禮被這一伙人判刑十三年，副書記楊捍東被判刑五年。據當時縣委常委楊捍東回憶，繼任的縣委書記刁文竟然在一次常委會上，就草率地免去十八個公社書記的職務。

由于在華北平原各省區，電力機井已經在文革期間完成配套，機械化耕作也有很大的成就，無論是從經濟上還是勞動強度上考慮，農民和基層干部普遍反對分田。基層的阻力越大，胡耀邦杜潤生等人的追隨者，就越是采取極端的法西斯手段針對基層干部，其中一些毛時代農業先進集體的領頭人則被他們安上莫須有的罪名進行駭人聽聞的殘酷迫害。河北省著名勞模呂玉蘭，被分田幫在河北的跟風干部安上莫須有的“八大罪名”審查三年，得益于分田幫制造的良好政治氛圍，這個受到周總理高度重視的著名勞模在53歲的時候就早早地離開了人世間；而滄州地區勞模葉穎芬受到各種殘酷迫害，曾經一度準備自殺。如果說毛主席和周總理等老一代共產黨人是堅定站在勞動模范和先進分子一邊的話，那么，分田幫則是黨內那些堅定地與農民中間的落后分子（例如小崗村）站在一起的人。老勞模帶領群眾創造的各種成就，都是對他們那種倒行逆施的有力控訴，所以，這一伙子分田幫對于老勞模懷有刻骨仇恨，這正如呂玉蘭所言“月亮那么明，做賊的還反對呢！”

分田幫還依托主流媒體大肆制造輿論，說那些為了集體事業忠心耿耿的積極分子是“思想僵化頭腦保守”的時代落伍分子。1981年9月呂玉蘭在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發言中間，說了農村的老積極分子的境遇。9月8日五屆人大第二十會議第7號簡報上反映了12位常委會委員的意見，特意把玉蘭談的“農村實行責任制，思想工作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的意見放在了第一條。這期簡報寫道：“呂玉蘭委員說：三中全會以后，……農村基層干部不敢抓政治思想工作；在新形勢下不會做思想工作。因此，歪風邪氣就上升了，危害國家利益的事情就多起來了。……老黨員、老干部、老模范、老貧農、老積極分子受孤立。有人說他們： 年紀老大、思想僵化、沒有文化、不懂四化。”[13]由于這伙子人毫不動搖地站在自私自利的落后分子一邊，所以，看到每一個勞模的成就都感到是一個對他們的諷刺，新中國的一切建設成就都讓他們感到“心窩子里堵”。

相比較而言，越是少數派對于宣傳效果的依賴就越是嚴重，因為他們格外需要說服多數人。正是因為如此，在鄧小平的安排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胡耀邦由組織部長轉任宣傳部長。對于鄧小平格外看重自己，胡耀邦在與王仲方（羅瑞卿秘書）談話是自己承認只是一個“勇敢分子”（原話“就是敢闖”）。[14]確實，胡耀邦舍此別無長處。據說，胡耀邦此人在延安抗大時期受過毛澤東的耳提面命，毛親自告訴他搞政治就是“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別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軍事上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隱含了一個基本規則：總是要選擇對手的弱點去進攻，同時總是要想辦法爭取大多數。但胡耀邦硬是要“勇敢得無比過頭”，他要在宣傳上進攻毛澤東時代的集體農業，反而選擇了一個最難攻破的堅強堡壘去進攻——通過攻擊農田水利建設去批判集體農業——這其實是集體農業最有成就而且是個體農業永遠也難有作為的領域，正是從這個角度上，胡耀邦選擇的宣傳重點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長”，是挑選一個很難打贏的地點去開展火力進攻的，由此可見，胡耀邦作為一個無腦的勇敢分子到底勇敢到了何等程度？！與這種無腦宣傳嚴重缺乏說服力相對應，就絕對不可能有什么“寬松、寬厚和寬容”，只能是“輿論一邊倒”和“媒體一言堂”，就算是標榜一下“三寬”——哪怕是放出一點點不同意見來——都有可能導致輿論破產和信譽破產。【也有另外一種可能性，這就是：胡耀邦完全領會了毛澤東的話，也知道正確的做法是什么，但他就是要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目的是陷鄧小平于不義，不過這種可能性極小極小。】

胡耀邦這種無腦行為，被一個半文盲陳永貴譏笑為“胡亂邦”，當然，一個陳永貴的譏笑無足輕重，但他未能通過宣傳教育手段爭取到黨內外多數輿論的贊成，在政治后果上相當嚴重——最終惡化了改革設計師鄧小平的政治形象。在胡耀邦發動的宣傳攻勢中間，只吸引到一些馬屁文人和馬屁記者跟著鬧哄哄地鼓吹了一陣“造林勝過治水”，這種宣傳傳遞了一種高層政治信號，導致官場中間那些跟風最快的劣等官員迅速跟進組成所謂的“林派”以緊跟鄧胡，胡耀邦的無腦宣傳一方面破壞了官場的先前和諧（原本大家對農田水利建設的觀點都很），另一方面卻惡化了改革派的地位——因為胡耀邦無法能夠說服大多數官員結果制造了一個弱勢“林派”和強大“水派”的對立，逼迫鄧小平只能依賴鐵腕和組織手段去推行分田政策。胡耀邦的無腦宣傳運動中間，為了徹底批倒治水的必要性，馬屁文人馬屁記者宣傳造林可以解決一切甚至可以增加年降雨量，這些馬屁精記者寫了很多外行文章鼓吹什么修梯田導致水土流失、水利建設是勞民傷財，最后那些人竟然信口開河宣傳說只要是森林覆蓋率提高了多少就能夠增加降雨量，這個論調在官場中間受到冷遇——人人都知道背后是怎么回事以及那些人為什么要寫這樣的文章，但有一個書呆子——中科院資深院士黃秉維看不過眼，寫了兩篇文章說林派人士完全是瞎說。因為黃的文章發表在水利專業雜志上，與林派在主流喉舌報紙上發文不在一個對話場域中間，未能形成觀點交鋒。當然，要胡耀邦完成一個顛覆是非黑白的宣傳，這肯定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完成的，但是，宣傳重點針對集體農業的最強點而切入，這就不能不終于陷入死胡同了，最終的結果是在同等宣傳強度下所達成的效果是最小化的。

正是因為無法通過宣傳教育去說服人，所以鄧小平在推行政策時就完全依賴組織制裁手段。作為鄧小平最得力的干將之一，趙紫陽對這種政治鐵腕有過較為妥帖的評論：“我覺得，小平比起毛澤東來，他晚年從政的一條最大特點，就是大膽地使用和重用他熟悉的老干部、老同志、老部下，還有他親自提拔和發現的年輕干部。對反對他的意見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暴發戶，他當然是反感的，但是他采取的辦法就是統統不用和不加重用。這一點，他和毛澤東是不同的，毛澤東領導全黨的工作在使用干部上是講究平衡，講究五湖四海，講究允許干部犯錯誤也允許干部改正錯誤等等，這符合毛澤東從1935年遵義會議以來一直領導全黨工作這樣一個特點。而鄧小平建國以來兩次被打倒兩次復出，他的環境和特點決定了他再不能允許有更多的時間給不同意見者留下重新認識的機會，只能是請他下臺后自己慢慢考慮。鄧小平在用人問題上的現實，我很理解。我曾經和他談到一些人的問題時，他對我說：某某不要再批評了，批評了也沒用，還是讓他靠邊站讓他慢慢去想吧，我們等不了他認識到錯誤后再和我們共同努力了。”[15]

趙紫陽這種說法，很容易得到人們的理解，即便是在理想狀態下——假定鄧小平及其身邊的少數人壟斷真理，再加上他熱衷于通過野蠻的組織手段去推行政策，有可能快速實現理想的制度和社會變革。反過來，鑒于鄧小平長期不讀書不看報，也不做調查研究工作而是熱衷于打橋牌，若不能證明鄧小平“天生就是腦袋特別靈”的話，以少數人的固執非法去排斥多數人的意見，對國家和民族遠非幸事。不僅僅是分田這樣一件事，改革時代的重大決策都沒有沒有經過黨代會和人代會相關程序討論通過，這種異常現象，趙紫陽曾對人講過其中的緣由：“當時中國那么多老同志都在，總書記很難辦事。我代總書記時，陳云要我開會，小平說不開會。陳云要開會是要個說話的地方，小平不開會，是他可以直接找我們。我沒有開會，陳云問我：‘為什么不開會？’我說‘我是大秘書長一個。要開會，您和鄧商量好了再開。’”[16]由于鄧小平等人退在幕后，面上的一線領導人都沒有決策權，所以也就無所謂代表會討論和通過了，特別是鄧小平為了自身影響最大化，達到由他一個人當總設計師的目的，竭力避免和反對開會，借以避免陳云方面人士和地方領導人有機會參與意見。從分田決策開始，所有的重大決策都是鄧小平等少數幾個人在那里起草文件，下面各級官員跟風執行文件，凡有不同意見和看法的官員就“讓他靠邊站慢慢去想”。

結合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間，以普通黨員身份威脅中央領導人“誰不改革誰下臺”的事實，人們都清楚鄧小平幾十年來熱衷于以組織手段去保證政策貫徹，這就很難讓人把鄧小平看作合格的領導者而不是權術家，一個合格的領導者要能夠凝聚大家的意見并引導人們自覺自愿地追隨他完成所需的變革，而一個權術家則僅僅能夠順利地排斥不同政見者而已。從鄧小平重用胡耀邦這樣的勇敢分子來看，這些人只知道用權力壟斷話語權，不能夠創造性地幫助鄧小平去完成說服多數人的工作。應該說，鄧小平的權術家形象一半是自己塑造的，另一半是他重用的胡耀邦等人未能完成宣傳任務塑造的——這導致鄧小平至死未能獲得人們的自覺跟隨，而只能以組織手段去臧否官員，通過權力地位的給予和剝奪來選擇那些原則性最少、對權力和官位最為熱愛、跟風精神最強的劣等官員組成執政陣容，造成一種逆向選擇態勢。由于分田政策得不到明智干部的支持，湖南省委一直頂到1984年，后來胡耀邦本人親自跑到湖南省，蹲了好幾個月，宣稱不把田分下去就賴著不走。由于缺乏說服力，由于不能說服多數人，鄧小平和胡耀邦的所謂“民主”和“開明”政治姿態，也就有了上限。

鄧小平自己隱在幕后，把胡耀邦推上政治前臺，結果是“主將無能，累死三軍”，連鄧小平自己也被他拖累。而且，胡耀邦他們做的事情沒有說服力，又要主流經濟學家搞理論包裝，結果拖累到主流學界的聲望。杜潤生雇傭國民黨“十大反攻救國英雄”之一的林毅夫先生為小農經濟辯護，林毅夫用博弈論中間的退出權來進行理論包裝，結果當即被學者指出“林毅夫的假設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經驗上都是難以置信的”。[17]由于林毅夫的文章是1990年發表于美國《政治經濟學雜志》上，1992-1993年美國《比較經濟學》雜志組織了六篇論文圍繞林毅夫理論造假進行討論，[18]那個一針見血的批評意見也就在美國廣為人知了，這可真是丟人丟到美國去了。

二○○九年七月五日

二○○九年七月六日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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