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三國演義》一開始就有個很有趣的情節：

董卓引兵入京，殺戮人民，擅行廢立，殘害忠良，眾大臣敢怒而不敢言，跑到司徒王允家里聚會。席間，一班人憂憤填膺，愴然垂涕，唏噓聲中，唯有曹操哈哈大笑。王允驚問其故，曹操答道：“諸公在此，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能哭死董卓否？某雖不才，愿斬此賊頭，懸之都門，以謝天下！”

后來曹操借獻刀之名刺殺董卓未遂，于是逃歸故里，散財舉兵，加入了十八路諸侯的討董聯軍。《三國演義》里對他獻刀刺董的描寫，顯得曹操像個心理素質不太過硬的人；而他逃亡中殺了呂伯奢一家十八口還說“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更是讓他留下了“奸雄”的形象。但不管怎樣，曹操為除國賊，以身犯險，事雖不成，到底是轟轟烈烈地干了一場，不愧為一代豪杰（歷史上曹操沒有刺殺過董卓，但可能刺殺過同樣權勢熏天的十常侍之一的張讓）。尤其是他那句“諸公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能哭死董卓否？”真乃千古不刊之論：孟姜女哭長城，只是神話而已，事實上，錯誤的乃至反動的東西，從來是不會被眼淚沖垮的；追求真理，捍衛正義，從來都只能依靠斗爭——勇敢而艱苦的斗爭。

很多同志、朋友，特別是不少青年學生，在一些公共場合聽到某些“權威”、“專家”、“大人物”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共產黨橫加詆毀，心里很難過，很想站出來維護自己的信念。可是我看到的報道中，這些青年到了人家面前，往往又說不出什么像樣的道理來，總是欲言又止或者語無倫次，有時還最后弄得“眼里含著淚水”，好像在乞求對方不要傷害自己脆弱的心靈似的。其實，我很能理解這些青年們那種心情：孟子的確講過：“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可作為一個涉世尚淺的學生，真的到了那些說得頭頭是道，自己平素也一貫敬仰的“學者”、“專家”、“思想精英”面前，一開始難免是底氣不足乃至手足無措的，由于說不過人家，也難免會感到委屈、無助，又不能發火，結果就產生一種很難控制的傷感情緒。但盡管情有可原，我仍然要說：同學，不必這樣。

首先，我覺得：任何人都有堅持、放棄或者暫時擱置某種信念的自由。馬克思主義也是一樣。每一位對這個信念感興趣的青年，可以先問一下自己：這個信念對于我來說，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如果你只是在極其偶然的情況下才會遇到與這個信念有關的問題，如果你確實感到，你目前的精神生活并不會因為少了這個信念而有很大的損失，如果你之所以覺得少了它會難過，只是因為一時還不習慣，那么你不妨先把這個信念擱置起來，就是說，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就放在那里，不要刻意地去想或者討論與之有關的問題。當然，政治課是要考試的，無論如何得過，那你就把那些東西當成一些“假說”性質的東西先學著，或者背下來——事實上，我們的自然科學知識里也有很多是“假說”性質的東西，許多數學定理我們也不知道該如何去證明，但我們仍然可以很好地學習它們，并通過考試。你采取這樣一種“暫時擱置”的態度，并不能說明你“背叛”了什么，也不能說明你玩世不恭，因為你很客觀地承認那個信念對你來說暫時是一個盲點，而你現在還沒有感到有必要解決這個盲點——這不但無可指責，而且恰恰說明了你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嚴肅而明智的。

其次，如果你經過一段時間的仔細考慮，確實感到你的對手的那些觀點是無可辯駁的，而且漸漸地感到放棄自己原先的信念也并不是那么令你難受了，那么你可以決定放棄。因為服從你所認為的真理，而放棄原來的信念，這并不丟人——哪怕原來的這個信念很美好，哪怕這個信念是馬克思主義。事實上，作為一名學生，你將來的社會地位還沒有確定，換句話說，你并非注定了要是某個社會階層的一分子，因此你可以更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立場，這些立場之間其實并沒有道德上的高下之分。

最后，如果你確實感到這個信念對你的生活很重要，它代表了一種你衷心認同的利益或目標，你確實覺得應該堅持它，那么，請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表現出軟弱、傷感。真理不相信眼淚，淚水也捍衛不了真理。任何思想的爭鳴，本身就都不是靠博取同情來取勝，而根本信念的交鋒就更是如此。從本質上講，根本信念代表的是根本利益和階級立場，這種類型的思想斗爭是帶有強烈的對抗性的，因此，你所表現出的傷感，不但讓對手輕視你，而且會讓旁觀者也感到你無能為力，非常被動，這對你所要堅持的那個信念是毫無益處的。

更重要的是，這種感傷主義的態度會妨礙你自己澄清信念，探索真理。這是因為，感傷主義的實質，是任由自己的情感脫離了理智的制約。一個情感經常不受理智控制的人，就很容易犯“冷熱病”，一下子消極悲觀，一下子急躁冒進。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是有鮮明的階級性的，這也就決定了，每個馬克思主義者心中必然會有一種鮮明的立場，一種強烈的傾向，一種對本階級的深厚感情，這些都是完全正當的，也是很可寶貴的，沒有這些，一個人也就不成其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但是，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是馬克思主義者，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不僅僅有一種自發的樸素的階級感情，而且還掌握了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能夠用一種嚴肅的、科學的態度去調整和控制好自己的情感，去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并開展思想斗爭，指導實踐。因此，在學習和研究理論的時候，我們的頭腦必須清醒、冷靜，決不能感情用事。我們都知道，在巴黎公社之前，馬克思曾經勸說法國無產階級不要在條件不成熟時舉行起義，但是巴黎公社起義一旦發生，馬克思立即予以熱情的肯定和支持，在公社失敗后，他一方面義正詞嚴地為公社辯護，熱情贊揚公社戰士們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和歷史主動性，另一方面也冷靜地分析了公社的種種局限，指出了公社失敗的主客觀原因；我們都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強烈譴責西方列強對中國、印度等東方國家的掠奪和侵略，他們的全部同情都在被壓迫民族一邊，但是他們仍然指出，西方的入侵，客觀上也給這些東方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因素，因此，這些“最古老帝國的垂死掙扎”，將會讓人們看到“亞洲新紀元的曙光”；我們更知道，在革命戰爭年代里，毛澤東同志一方面對革命勝利的前景有著無比熱切的期盼，一方面又高度冷靜地考察和分析實際情況，花費了大量精力去說服那些頭腦發熱或是信心不足的同志，糾正他們“左”的和右的錯誤。這些光輝事例都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在思想路線上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們有理想，但決不是廉價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有情感，但決不是情感的奴隸；他們無所畏懼，也無比冷靜；他們永不屈服，也無比靈活——這才是無產階級革命者不可戰勝的地方，也是他們最令一切敵人膽寒的地方。

當前一部分青年在思想斗爭中出現的感傷主義情緒，客觀原因是“敵強我弱”，“孤立無援”，主觀原因是功底欠缺，很多問題認識不清楚。這些孩子單純、善良、有正義感，因此，貧富懸殊，爾虞我詐是他們所看不慣的，他們總是在尋找思想的出路。這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對弱者的強烈同情心，對革命領袖或英雄的一種類似父兄一樣的崇敬和依戀，本身就是這部分青年傾向于共產主義理想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動因。可是，具有這種強烈同情心和依戀感的人，往往心理也比較敏感，情感也比較豐富和細膩，這在一定條件下，就很容易導向感傷主義，而給他們更深入、理性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造成困難。偏偏在我們這個時代，這個促成導向感傷主義的“一定條件”又是到處存在的：80后、90后的青年大多是獨生子女，都是父母長輩一路小心呵護大的，一方面自尊心很強，一方面心理上的依賴性又很重，加之被關在學校里，脫離生產勞動，讀了十幾年的死書，體力上、意志上都缺乏鍛煉，對家門和校門以外的事物都感到陌生、害怕，課外的閱讀和交往，也是接觸那些軟綿綿的不著邊際的東西比較多。因此，他們對很多歷史問題不了解，對現實也容易產生有心無力的感覺，原本幻想著校園里應該是凈土，但沒料到這里也存在著如此嚴重的思想斗爭，結果一碰上，就覺得很被動，很茫然，產生消極悲觀的傷感情緒。我指出這些原因，當然首先是希望我們的青年們能夠注意到自己身上的這些問題，主觀上多努力，克服缺點；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年紀較大的同志們能對這些孩子們有更多的理解：他們的思想上正在經歷著痛苦的掙扎，他們需要更多的關心、提醒、幫助。——總之，無論他們有什么缺點，我們都必須記住毛澤東同志的那句話：青年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世界歸根到底是他們的。

因為種種條件的限制，要青年們一下子參加很多社會實踐活動是不太現實的；但是青年學生們的課余時間畢竟是不少的，因此利用這些時間多讀書，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和世界的歷史等等形成一個比較全面系統的認識，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實際上，很多傳播錯誤觀點的人，雖然頭銜可能不低，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往往并沒什么真正的研究，對歷史往往也是東鱗西爪，一知半解。因此，如果在他們觀點的刺激下，你認真地進行了一點學習，往往會發現他們那些東西其實并不難駁倒。當然，很可能到了那個時候，你已經沒有興趣理會他們那些二道販子的皮相之談，而愿意更全面、深入地進行鉆研，和更強大的論敵交鋒——不用說，這更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好事。

最后用陳毅元帥的詩句與大家共勉：

“西山紅葉好，霜重色愈濃。

革命亦如此，斗爭見英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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