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中永生，鏘鏘兮鐵甲

——五四青年的精神追求

　　我寫這篇文章一是整理一下資料，為想了解五四的人提供一個參考，二是在五四來臨之際追慕當年運動青年的熱血情懷。

　　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想我們必須弄清兩個概念即青年和五四時期，青年是指15-24歲，而五四時期是指1919-1921年。

　　在這篇文章里我將以時間為線索，講述五四的啟蒙，成長和回歸。我將選取五四代表人物，通過他們的故事來講述。我將文章分為三個部分-思想啟蒙，運動中的青年和精神的重歸。

　　思想啟蒙

　　提起中國之思想解放，提起新文化運動肯定不會錯過《新青年》，從陳獨秀先生進入北大后，它就成了北大的校刊，給同學們帶來了春天的氣息。許多激進優秀的思想正是通過它在北大，在北京學界廣泛傳播。在《新青年》雜志的帶動下，全國大量進步報刊廣泛地傳播新思想、新文化。那是中國文化學術界群星燦爛、百家爭鳴的輝煌年代，各種主義、思想此起彼伏，個人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乃至保守主義等等思想都各顯身手，互有爭論。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每當想起這句話，我都懷著一種虔誠的心情聆聽這位長者的教誨，他的名字叫蔡元培。提起這位清末最后的翰林，我首先要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是史上反清第一翰林。他更是北大之父，他留學諸國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以書生贏弱的雙肩扛起國民存亡的歷史重任。在他來北大之前，那里充斥了舊派，思想頑固，作風腐敗，八大胡同是學生常去的地方。但是兩年后，北大風氣一新，學術氛圍濃厚，各種思想都有自己的舞臺，學生獨立自主，建立了各種研究所，各種社團也紛紛成立。從蔡先生開始中國才真正有了一套完整的教育體系，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大學。這位先生不僅具有傳統君子的智，仁，信，義，讓的美德，更是以為思想先進的理想主義道德家，如海納百川，浩氣存焉！他常說“民工神圣”，并為此辦了夜校。他是“學術泰斗，人世楷模”，他的精神影響著北大每一個學生。就是這樣一位敦厚的長者卻曾欲以五枚炸彈刺殺慈僖。以天命之年執掌北大。五四前夕是他將巴黎和會的消息告訴了學生們 作為一個大學校長，他前無古人的鼓勵同學們放下書本，以各自的行動行動起來。學生被捕后他又多方營救。為了保護學生他被迫辭職。在這里請允許我稱他為“永遠的五四青年”。

　　胡適是白話文運動的主將，從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就紅遍中國。他是一位海歸，國學根基深厚，崇尚歐美的自由主義。在北大他是青年的精神導師，他仿佛年輕的柏拉圖，稱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并斷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謂整理國故，就是用科學方法對三千年來破碎的古學進行一番有系統的研究。故胡適治學特重方法，屢次撰文介紹清儒與西哲的“科學方法”，以至于再三聲稱他的學術研究都是為了證明并推廣其“科學方法”。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主辦的《新潮》請他做顧問，而他也熱切的關心著這些青年的成長。運動當晚即囑咐學生羅家倫寫一篇火藥味很濃的文章即大名鼎鼎的《“五四”運動的精神》，他當時在上海，我們稱其為“不在場的參與者”。

　　如果說胡適是一位溫和的精神導師，那么魯迅就是意味冷峻的戰士，對國人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一生與國人的劣根性做著不屈不饒的斗爭，清醒是他不能承受之重。在他的文章里充滿了現實的丑惡，舊中國的丑惡。他的話象一把把尖刀扎在中國人麻木的心靈上，讓他們重新恢復一些生氣。他的話鞭策著五四青年闖出這間黑屋子。

　　一校一刊成了五四精神的發祥地。

　　運動中的青年

　　在寫之前。我想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當時的情景。

　　運動當天的情形相信大家都很了解了，我所要說的是這一個覺得是怎樣做出的，這一道閃電是怎樣劃過天際的！

　　“5月3日晚上的北大法科講堂，莊嚴、肅穆。全校一千多位學生靜靜地集隊涌入會場，北京十二所中等以上學校，也派出了他們的代表。大會先請《京報》主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導師邵飄萍報告巴黎和會山東問題交涉失敗的經過情況。邵飄萍已于去年十月在南城珠巢街獨立創辦了這份報紙，了卻了多年心愿。還在《京報》創辦當天，在編輯部提筆揮寫了“鐵肩辣手”四個大字，以此自勉。今天，見他沉痛而激昂地向與會者大聲疾呼道： “同學們！現在民族危機系于一發，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中華民族就無從挽救而只有淪亡 北大是全國的最高學府，應該挺身而出，把北京各校的同學全部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 會場里沸騰了！緊接著上臺發言的還有張國燾、許德珩、謝紹敏以及外校代表夏秀峰。這些熱血青年個個義憤填膺，聲淚俱下。最令全場感動的是那位法科學生謝紹敏，他在發言結束時當場嚙破中指，撕下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把會場氣氛推向了悲壯激烈的高潮。大會當場推舉許德珩起草《北京學生界宣言》，羅家倫起草《北京全體學界通告》，并鼓掌通過了四項決議： 一、聯合各界一致奮起力爭； 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和約上簽字； 三、通電各省于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愛國示威YX； 四、定于明天5月4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為了籌備這次YX示威的經費，由傅斯年帶頭，學生們排起長長的隊伍，依次將身上所帶的銀元、銅板、戒指、手表、鋼筆等錢物，紛紛擲到臺上的捐贈箱里。 當各校代表匆匆趕回去準備后，大會還在繼續，同學們開始了自由發言。一位山東學生提議，要求懲治當初出賣主權，幫袁世凱簽定二十一條的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以及那位經手各項賣國性借款的幣制局總裁陸宗輿。會場上掌聲和歡呼聲同時爆響，表示出極端的贊成。 又有人站起來說，章宗祥這次帶著日本小老婆回國時，中國留日學生手舉白旗送喪似地跟著他，白旗丟了一車廂，把他的小老婆都給嚇哭 我們為何不對他們三位也來一下 就是說，把白旗送到他們家里去。大家又一致同意給賣國賊送白旗 當夜，住西齋的同學一夜沒睡，用撐蚊帳的竹竿和白床單做起了旗子。長竹竿上大旗，短竹竿上小旗子。到天亮時，幾乎每一位北大學生手里都有旗子。（以上文章見《北大之父蔡元培》）

　　那曾經的豪情與慷慨早已化為星辰，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他們的人生，試圖回到歷史，去尋求是什么讓他們站在一起？！ 

　　段錫朋，也許大家不怎么知道這個人，因為他并沒有什么文章傳世，但他卻是五四運動學生的最高領袖，同學們親切的稱呼他為“段總理”。他的資料實在很難找。只有羅家倫評價他的一句話-亦儒亦墨亦真誠。這位“段總理”很推崇古代土人陳蕃、李膺等人的風骨，這也是他投身于五四運動的主要原因。羅家倫說，段曾參加《國民》雜志的工作，后來赴歐美留學時也能在讀書研究時自成系統；他雖然“不寫文章，可是我們把寫作給他看，他常有深刻的批評，為我們所佩服”。前面說到，當匡互生準備火燒趙家樓時，段錫朋說“這事我負不了責任。”一般人也許會將此看作是推卸責任，而我卻以為這恰是大無畏精神的表現，他是時刻準備為同學們赴湯蹈火啊。1948年病逝海外。

　　很難想象運動領袖中居然有舊派子弟，他就是傅斯年，他是章門子弟黃侃的學生，國學淵博，卻與老師的思想大相徑庭，他熱愛新文化運動，最后拜胡適為師。在蔡先生來北大之前就曾與范文瀾，顧頡剛聯名上書。在陳獨秀先生被捕后，北京學聯又一次秘密開會，而傅斯年、張國燾、段錫朋三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們作出了一個令中外學運史永遠震撼不已的大膽決定—— 自6月3日起，各校大舉出動，示威講演。凡參加的學生要把胸膛挺得 更高，聲音放得更大，要在通衢大街上堂而皇之地講。如果軍警來捕，就 讓他們逮捕。如果第一天出發的學生全體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數出 發演講。如果第二天發生同樣的情形，第三天再加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 上學校學生三萬五千人全體被捕為止，即使鞭笞殺戮亦情甘共受。 這是需要何等的氣魄和勇氣 當他們一行人走出北大時，都為剛才自己那種義無反顧的犧牲精神流下了感慨的熱淚。他們想象著明天將面對的槍口和馬蹄，都覺得生死離別的時辰已經逼近。這位以研究歷史著稱的國學大師在當時是何等的熱血啊！后于1949年任臺灣大學校長，1950年去世。

　　和傅斯年同為新潮社創始人的羅家倫第一次提出了“五四運動”這一概念，后擔任清華大學校長，繼承蔡先生的辦學思想，為清華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陳寅恪先生曾如此評價他“志希在清華，才是清華正式成為一座國立大學，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論這點，像志希這樣的校長在清華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而他自己也說“我承認我所取的辦法，有點非常，或者可以說帶點霸氣。但同黑暗勢力斗爭，不能不如此，要求一件事徹底解決，不能不如此……人家對我的仇恨我不管，我為的是清華的前途，學術的前途。”五四運動中他起草了《北京全體學界通告》。1920年赴美留學。

　　對于火燒趙家樓的匡互生，一生都回避此事。他一生獻身教育，創立立達學圓。他曾說“過去五六年中，我們散在各地參加許多學校經營，有時也將我們的信念去實驗，但終于不能得到一片園地供我們自由耕耘……我們漸漸地覺到尋找自己的園地的必要了……我們堅信腐敗的教育不能解決糾紛的政治，糾紛的政治不能改良腐敗的教育……所以我們決計脫離圈套，另辟新境，自由自在地去實現教育理想。”他的女兒在回憶錄中說“我們看，他所以不談，主要不是出于謙遜，而是出于他認為不過是他的本分，是對社會應盡的一份責任，所以不值得一提，也只有這樣才心安。” 1933年4月，好不容易籌來款子重建了立達，匡互生卻積勞成疾，去世時年僅42歲。

　　五四學生領袖中極速左傾的是張國燾，在五四時期是一位風云人物，頗為激進，是國民社創始人之一，他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1935年9月擅自率8萬紅軍南下，公開分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自行成立黨中央。1938年4月初他只身逃離陜甘寧邊區，經西安到武漢，脫黨逃到國民黨方面。4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他的黨籍。最終老死國外。

　　還有其他的學生領袖，如起草起草《北京學生界宣言》的許德珩，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1933年就義的鄧中夏；翻墻闖入趙家樓的羅章龍，1931年因反對王明的左傾路線被開除黨籍。

　　寫到這我回到了那一天，看著那些生動的臉龐，焦急的表情，凜然的氣質，嗅到了熱血的氣息。讓人們看到了希望。從此中國人民開始了真正的反抗。

　　而我相信那些選擇出國留學的青年們必然是懷著探求救國救民的愿望去的，后來的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他們都歸國了，并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了一生。

　　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在同樣熱血下不同的靈魂與信仰，比如同樣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的梁實秋，他當時是清華的學生，五四YX沒有清華的學生，由次清華當是的風氣可見一斑。他仿佛是一個“局外人”。他后來是這樣評價五四的，“五四運動原是一個短暫的愛國運動，熱烈的，自發的，純潔的，很快就過去了。可是年輕的學生們經此刺激震動而突然覺醒了。”

　　但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我們要看到五四青年“民主”，“科學理性”與“自由”的精神。

　　精神的重歸

　　五四之后中國仿佛迎來了春天，直到新中國建立都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期。即使是在西南聯大時期，學術氛圍仍相當濃厚。涌現了一大批大家，許多相當有價值的作品都是在這一時期寫出的。如被譽為“中國最博學之人”的陳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淵源論稿》，聞一多先生的《死水》，錢鐘書先生的《談藝錄》，郭沫若先生的《女神》，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劉文典先生的《莊子補正》，沈從文先生的《邊城》，剪伯贊先生的《中國史綱》，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在他們身上我們都能看到“民主”，“科學理性”與“自由”的精神。在這里，五四青年的精神通過他們的血脈一代一代傳承。

　　大躍進及以后的文革時期，五四精神一度被遺忘，青年精神迷茫，找不到文化本位。改革開放后涌現了一大批新時代的青年，他們活躍在祖國的各行各業，為祖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是新一代“五四青年”。在他們身上“民主”，“科學理性”與“自由”的精神仍然閃耀光輝。98年大使館被炸，學生YX，甚至用磚頭砸碎美駐華大使館的玻璃，仿佛八十年前那以幕再次上演，為了國家的主權，民族的獨立，我們必須進行抗爭！

　　如今是二十一世紀，愛國在今天有了新的內容，五四精神在今天應當有新的內涵！第一，要有國際化的視野，在未來我們將同每一個國家的青年競爭，人才在現在已經是一個國際性的概念，我們不能把目光再局限與自己的周圍；第二，要注重自己的中國文化本位，時刻記住你是一個中國人，華夏文化才是你的民族文化，中國五千年的文化能流傳到現在就已經說明他是一種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你沒必要對西方文化頂禮膜拜；第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對事物要有自己的認識，有自己的判斷；第四，“行勝于言”，要擁有強大的行動力，沒有行動，一切就只是空談！

　　寫到這，文章也就接近尾聲了，但頭腦里那些聲音仍然久久回響。青年之于世，也許還有青澀與幼稚，不免輕狂，但必強過市儈，他們的熱血永遠是最強勁有力的。夫唯青年之志可氣沖牛斗，唯青年之氣可黯淡星辰，唯青年之軀可踏破蒼穹，唯青年之心可吞吐日月，唯青年之血可化為碧濤！吾國之欲傲立東方，吾民族之欲復興，唯青年可以壯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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