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歌會網編者按：12月26日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22周年的日子。全國各地的人民群眾陸續以各種方式予以紀念，歡慶“人民節”。在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學習毛澤東，重溫和掌握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提高國家戰略能力以應對新世紀的挑戰，仍是擺在21世紀中國共產黨人和全體中國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務。北航張文木教授特別發來《深入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2015年最新修訂版，首發紅歌會網，以此紀念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誕辰122周年。
深入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
——紀念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誕辰122周年
張文木
作者說明：本文初稿于2012年，以《重溫毛澤東的戰略思想》為題刊發于《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年第4期。此后，隨學習心得的不斷深入，筆者對本文多次修訂，本文是2015年進行的最新修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更多大作請查看[張文木專欄]。
一、國家統一
二、軍隊建設
三、國家利益
四、地緣政治
五、國際戰略和策略
六、抗戰統一戰線
七、社會主義
八、工農聯盟
九、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十、實事求是
十一、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每當面臨新的歷史性難題，當代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想到毛澤東并從毛澤東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20世紀40年代，周恩來同志曾向全黨發出“學習毛澤東”的號召，他說：“毛主席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具體化在中國土壤上，生長出來成為群眾的力量，所以中國革命得到如此偉大的勝利。到今天，不僅中國共產黨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勝利果實的人民，一定都會逐漸心悅誠服地信服他。” 事實上，即使在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學習毛澤東，重溫和掌握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提高國家戰略能力以應對新世紀的挑戰，仍是擺在21世紀中國共產黨人和全體中國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務。
一、國家統一
毛澤東戰略思想是毛澤東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并不產生于書齋，而是產生于中國共產黨解決中華民族面臨的生死實踐。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擺脫不切實際的哲學思辨。1934年底“湘江之戰”后，紅軍主力從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過半，近3個人中有1個掉了腦袋，于是大家就拋棄了王明、博古式的“哲學思辨”，迅速選擇了毛澤東思想。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與薄一波等同志談到《毛澤東選集》時說：“這是血的著作。”
自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就開始比較順利地闖過一道道急流險灘，從一個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
20世紀40年代，中國已被帝國主義國家分裂成五六塊，這是中國最危險的時期，即使到了抗戰勝利的1945年，中國仍面臨前門驅虎，后門進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險。
1944年10月9日，在歐洲戰事接近結束時，丘吉爾來到莫斯科，與斯大林秘密達成了瓜分東歐的“百分比協定”。11月19日，斯大林接見法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多列士，要求法國共產黨放下武器，參加“盟國所承認的政府”，斯大林說：“保留武裝力量的共產黨的地位是軟弱的，將來也會是軟弱的。要維護這種地位是困難的。因此，必須把武裝力量改組為另一種組織，一種政治組織，而把武器收藏起來。”
1945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戰爭即將結束的前夕，羅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極不情愿的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背著中國達成了瓜分中國的“雅爾塔秘密協定”，并以出兵東北對日作戰和戰后承認國民黨政權為條件迫使蔣介石于8月14日承認了這一協定。此后斯大林用對待法國共產黨參加“盟國所承認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國共產黨到重慶與國民政府談判。重慶談判后，中國共產黨黨內有些同志確實為斯大林的“威望”所嚇倒，產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發《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認為“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關于今后軍隊與黨的關系，文件指出：“我黨即將參加政府，各黨派亦將到解放區進行各種社會活動，以至參加解放區政權，我們的軍隊即將整編為正式國軍及地方保安隊、自衛隊等。在整編后的軍隊中，政治委員、黨的支部、黨務委員會等即將取消，黨將停止對于軍隊的直接指導(在幾個月之后開始實行)，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的指令，我黨與軍隊的關系，將依照國民黨與其軍隊的關系。”這份文件最后表示：“必須指出黨內目前主要危險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狹隘的關門主義。由于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及18年的國共尖銳斗爭，黨內黨外均有許多人不相信內戰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實現，不相信蔣介石國民黨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實行民主改革，并能繼續與我黨合作建國，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因而采取懷疑態度，對于許多工作不愿實行認真的轉變，不愿用心學習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斗爭形式。因此各地黨委應詳細解釋目前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很好地克服這些偏向。這些黨外人士比黨員還要左，我們應當好好說服他們。由于整個政治形勢的發展，中央相信這種偏向是不難克服的，但在以后一個時期，國內和平民主新階段更加確定，并為廣大群眾看清之后，在國民黨實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傾情緒即可能生長起來，并可能成為主要危險傾向，那時我們就要注意克服右傾情緒。但在今天則應注意克服一部分群眾觀點中的左傾關門主義。”當時，就連蘇聯大使都認為“沒有可怕的危險”了，相信中共“應學習法國的經驗，今后主要任務是爭取群眾。”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鐵托于1948年與斯大林反目后，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在戰后他更加將蘇聯利益作為絕對原則，對二戰結束后出現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高潮則日益淡漠，如果再考慮到中共黨內的“和平民主”思潮，這些都對正處于中國命運大決戰關鍵時刻的毛澤東形成巨大壓力。但毛澤東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最高利益，他堅決頂住了這種壓力并說服黨內糾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傾向，帶領全黨對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積極的思想和武裝斗爭。
在中國共產黨取得“三大戰役”決定性的勝利后，美國用李宗仁換下有那么點“半獨立性” 的蔣介石，李宗仁于1949年1月22日就任“代總統”，隨后提出“劃江而治”的方案，而在此三四個月前，即1948年8、9月間朝鮮半島出現“和平民主”的東方“樣板”：半島南北正式和平裂分為兩個國家。大概是受到朝鮮半島形勢的鼓舞，在中共取得決定性勝利并決定過江統一全中國的前夕，斯大林開始頻繁暗示共產黨軍隊不要南下過江。1948年12月斯大林轉給毛澤東一封國民黨政府請求蘇聯居中調停國共之爭的請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澤東接受蘇聯出面接續馬歇爾的“調停”，此為毛澤東斷然拒絕。1949年伊始，就在毛澤東準備一鼓作氣打過長江的當口，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復發電報給毛澤東，建議與國民黨繼續和談，建立和平，稱“如果中國共產黨直接拒絕與南京和談，則向世人宣布它主張繼續進行內戰”。至于斯大林的真實目的，1945年7月斯大林在與蔣經國的談話中表示得很明白，他告訴蔣經國：“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我不把你當作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
對此，毛澤東洞若觀火。1948年12月雷潔瓊先生曾隨團受邀來到西柏坡，她問毛澤東怎樣看待“劃江而治”? 她回憶說：
毛主席笑了，笑聲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么劃江而治，將后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
事實上，在解放軍準備過江的時候，也面臨著巨大風險。1949年2月23日蘇聯已有情報稱：“好象美軍正在撤出朝鮮，而且大部分已經撤出;駐朝美軍司令官在東京;在朝鮮只留一名準將，領導負責南朝鮮軍事訓練的軍官組，同時指揮當地撤軍。” 3月底，斯大林以菲利波夫的化名就蘇聯得到的“美國利用核打擊制定的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亞洲方案’的絕密計劃”復電科瓦廖夫并通過他轉述中共，表示：蘇聯“不怕原子彈”，“但歷史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人的，我們準備反擊”。這其實是婉轉對毛澤東施壓，即中共如果打過江南可能要——盡管蘇聯表示不怕——引發世界大戰。4月17日，有情報稱：“根據現有情報，預計美軍于5月撤出南朝鮮，移駐日本附近島嶼，以便給南朝鮮軍隊行動自由，與此同時，聯合國委員會也將離開朝鮮。”4月上旬，人民解放軍已徹底掃清長江北岸的殘敵，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橫渡長江的戰役已經迫在眉睫。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前夕，斯大林又給毛澤東發來長電，再次“提醒毛澤東注意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軍事干涉”。擁有原子彈的“軍事干涉”意味著什么呢?當然是原子戰爭。對此，已在1945年了解日本經歷核打擊災難后的毛澤東已有遠高于斯大林的見解。1947年2月10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特朗，在談到原子彈時說：
原子彈的誕生，也就結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談原子戰爭，但是原子彈在戰爭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廣島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毀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對它。自然，原子彈將繼續予以發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將為人們所利用。
這時的毛澤東對讓全世界驚駭的原子彈的“威力”何止是(斯大林說的)“不怕”，簡直是蔑視!
此時的毛澤東，以中國人民的利益為最高利益，沒有聽從斯大林的“勸阻”，決然過江，并于1948年12月30日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予以回應。1949年4月21日即在國民黨政府拒絕中共代表團提交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毛澤東與朱德共同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號令全軍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在東起江蘇江陰、西至江西湖口的一千余里的戰線上渡過長江。4月20日，解放軍首先遇到英國艦只“紫石英”號的挑釁。人民解放軍予以堅決打擊，“紫石英”號被重創后逃出長江口。4月26日，丘吉爾在英國下院以老牌海權大國的傲慢，要求英國政府派兩艘航空母艦“實行武力報復”。艾德禮也在當天表示：英國有權開動軍艦進入中國的長江。4月3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關于“英國軍艦暴行”的聲明說：“長江是中國的內河，你們英國人有什么權利將軍艦開進來?沒有這種權利。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衛，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
有比較才有鑒別。反觀同一時期的印度，在朝鮮半島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為兩個國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陸正式分裂為巴基斯坦和印度兩國。受著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魯從英國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總理”虛位，他就任總理后既無力進行所有制變革，也無力進行社會革命，這是因為尼赫魯組閣時手中——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同——沒有一支聽命于印度國大黨的武裝力量。黨沒有軍隊，正如醫生沒有手術刀，其結果就是只能思考而不能行動。只有思想而無手段(武裝力量)的尼赫魯，恰如一個看到危險而又無力阻止、看到機遇又無力抓住的智者，其思其想不能不帶有悲劇的色彩。面對英國人分裂印度的“建議”，尼赫魯更是一籌莫展，只能說些無奈的空話，他說：“去接受一種分裂的原則，或者不如說是去接受一種不帶強迫統一印度的原則，可能會使人們對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靜而沉著的考慮;而這一來，就會認識到統一是對各方面都有益的。”
與已經找到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共產黨不同，尼赫魯領導的印度國大黨信奉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思想;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國大黨不要說軍隊，就連必要的財力也不足。尼赫魯手頭既無錢也無槍，有的盡是會搞議會政治的干部。眼看著印度的分裂，他們無可奈何。反觀同期的中國共產黨，由于有了比較成熟的毛澤東思想，又有一支聽命于黨的軍隊，黨才得以與國際國內分裂勢力進行有力的斗爭并于兩年后實現中國統一。1939年3月15日，毛澤東在楊家嶺會見印度援華醫療隊時贊揚中印友誼之后，以中國歷史為例，明確表示他不贊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強調以革命暴力反對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談話后進餐桌上，毛澤東告訴印度朋友：“我們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槍，卻滿懷信心地要戰勝日本強大的武裝。”似乎是對印度甘地思想的持續反應，5月5日，毛澤東在八路軍留守兵團軍事會議上說：“中國的事，歷來是有槍為大。我們要干革命，沒有槍是不行的，只有民眾運動沒有槍，就要垮臺。”經歷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毛澤東說“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1943年11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蔣介石在他的階級敵人面前是警覺、堅定、明確的，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一點，他是階級政治家。1956年9月24日,毛澤東在接受參加八大的英國共產黨代表團時說:“蔣介石是中國最大的教員，教育了全國人民，教育了我們全體黨員，他用機關槍上課，王明則用嘴上課。”
看了這段歷史，我們就會對毛澤東說的“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的論斷以及毛澤東在古田會議確立的“黨指揮槍”的原則的深遠意義，有更深切的體會。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說：“對于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1956年8月，毛澤東同志在審閱政治報告文稿時，在總結中國革命勝利的原因的部分中特意加寫了這么一段文字：
在準備用戰爭奪取政權和在實行用戰爭奪取政權這兩個問題上，都是有過爭論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國的具體條件，他們在緊要關頭反對我們準備戰爭和實行用戰爭奪取政權。這是一條機會主義的路線。如果我們遵循這條路線，就沒有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9月22日，毛澤東會見參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時進一步解釋說：
1945年當我們正在準備推翻蔣介石、奪取政權的時候，斯大林用他們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打了一個電報給我們，指示我們不要反對蔣介石，不要打內戰，說如打內戰，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我們沒有執行這個指示，革命就成功了。在成功以后，我們派代表團去蘇聯，斯大林承認錯了。
可見，大國軍事的關鍵不在一個“大”字，而在于誰領導，用什么思想武裝。與一般的軍隊不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僅僅是一支能打硬戰的武裝力量，更重要的它還是黨和國家實現其政治目標的武裝力量。
有什么樣的領袖，國家便會有什么樣的命運：今天在朝鮮半島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來的版土上有著兩顆互為目標的原子彈，而在中國則是統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盤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鐵路以及飛入太空的“神舟”和潛入深海的“蛟龍”。看到新中國建設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對自己當年堅持與共產黨“劃江而治”的行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說：
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于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么樣的罪人呢?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奧地利在19世紀曾是雄視大半個歐洲的奧地利帝國(1804～1867)和奧匈帝國(1867～1918)的國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侖失敗后的維也納會議上還是決定歐洲政治的關鍵人物。可它到20世紀卻成了在地圖上需要用放大鏡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國。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將群雄紛爭的歐洲歸于一統，其歷史貢獻類似中國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統一的歐洲就為查理大帝的三個“崽賣爺田不心疼”的孫子于843年竟用一紙“凡爾登條約”一分為三，這不僅奠定了后來意、法、德三國的雛形，而且在歐洲大陸地緣政治中深埋了極難修復的破碎性的根基，這反過來為歐洲綿延千年之久的混戰及為地處歐洲大陸邊緣的不列顛島國最終成長為世界大國提供了天然的地緣政治條件。面對同樣的事件，中國人就幸運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韓、趙、魏為諸候，由此導致國家分裂，戰國紛爭。好在此種亂局于公元前221年為秦王嬴政定為一統，中國由此有了在亞洲迄今不能撼動的主體性大國地位。20世紀日本人很重視英國利用歐洲地緣政治的破碎性操縱歐洲大陸的經驗，并于40年代將中國分割成類似歐洲那樣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1949年再次實現了國家統一。
今天回首當時那段歷史，我們真的要感謝毛澤東同志及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正是有了毛澤東同志的擔綱和擔當，我們今天才有統一的中國和在東亞洲居有主體地位的中國大版圖。這對世界，尤其是對亞洲政治穩定所產生的意義是巨大的。它使亞洲版圖的碎化程度開始出現從邊緣向中心地區(即中國)逐級大幅遞減趨勢。與原子結構及其穩定的力學的原理一樣，東亞地區版塊結構有利于以中國為中心和主體的東亞合力的形成。毛澤東曾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與此相反，歐洲大陸國家分布普遍處于對稱型破碎狀態，其對稱破碎化程度則由邊緣向中心逐漸上升，這使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從中心地帶便出現了過于細碎因而極難修復的根基。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對歐洲歷史產生的負面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兩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都出現在歐洲。明乎此，也就不難認識1949年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統一全中國對于未來中國發展及亞洲和平的意義，就不能不為毛澤東那一代國家領導人的遠大眼光所折服，并對維護中國的國家統一抱有鐵血決心。
二、軍隊建設
學習毛澤東，就不能不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而研究這一段歷史，就不能回避甲午戰爭及其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1895年的“甲午戰爭”及其結局，對后來的遠東政治影響是深遠的。但對甲午戰爭的研究卻不能就事論事，不能僅僅從技術和細節比較中孤立地研究這場戰爭，而應將這場戰爭放在此后半個多世紀的大歷史中來考慮，因為這期間發生了翻天覆變化的不僅是日本，更有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因此，我們只有將這場戰爭及其后果放到大歷史，即甲午戰爭后一百多年來的歷史中，加以辯證總結，我們才能得到較為科學和正確的結論。
這里提出了一問題，即甲午戰爭日本是贏了還是敗了呢?就事論事地孤立看，日本當然是贏了;但把它放在大歷史中看，日本又敗了，因為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失敗了。我們看，在太平洋戰爭失敗前日本在甲午戰爭時所具有的所有優勢要素不僅沒有變甚至還更為強化，同樣的優勢使日本在1895年打敗了中國、1905年又打敗了俄國，而到1945年卻為中國聯合美國和蘇聯所打敗。
我們知道，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對華對俄戰爭的勝利，日本的軍事觀念對同期亞洲，尤其是對同期中國特別是中國國民黨的軍事思想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中國人對日本的軍事思想癡迷一時并以赴日學兵為貴。
那么，我們中國人是如何即能學習日本軍事理論的長處，又能免受其害?這應當感謝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及其對中華民族的特殊貢獻。
我們知道，20世紀初中國有相當多的軍人接受日本軍事優先的思想，認為軍人只是一種職業，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們和政府的事。看著日本軍事一路高歌猛進，當時一般人不僅不會認為日本會有什么危險，相反還會以日本為東方榜樣，這更加固化中國舊式軍人的單純軍事觀點，即認為軍事和政治是對立的，軍事不要服從政治，或者以軍事來指揮政治。
這種單純軍事觀點嚴重地影響著早期紅軍的觀念。1929年毛澤東帶領的紅四軍中“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他們普遍存在著軍事不受政治節制的認識。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在新泉就此復信林彪，批評說：“紅四軍中向來有一些同志偏于軍事觀點，同站在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上的人意見不合。他們在軍事失敗的時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槍桿子保存就夠了;他們在游擊工作中單純地發展軍事影響而不去發展政治影響。”為了糾正這種單純軍事思想及其他錯誤思想的危害，12月底毛澤東在古田召開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古田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根據毛澤東的報告會議作出決議，規定紅軍的性質和任務，提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肯定了黨對紅軍的領導原則，強調必須從思想上、政治上進行黨的建設，還必須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指出要在紅軍中健全黨的各級組織;明確了軍事和政治的關系，決議指出：“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批判了“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和“司令部對外”以及把政治機關隸屬于軍事機關的單純軍事觀點。此后，古田會議確立的“黨指揮槍”的原則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生命線。
1938年3月5日，毛澤東為抗大題詞第一條就是“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3月19日，毛澤東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隊開學典禮上講話，強調：在抗大要學習打仗，也要學習政治，更著重于軍事，政治是管著軍事的，二者又要統一地配合起來。毛澤東明確告訴抗大學員：“我們說槍桿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槍桿子必須服從革命政治。”1942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決定印發和學習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即古田決議，為此，毛澤東致信譚政、莫文驊：“將四軍九次代表大會決議多印數千份，發至留守部隊及晉西北部隊，發至連長為止，每人一本，并發一通知，叫他們當作課材加以熟讀(各級干部均須熟讀)。”4月6日，八路軍留守兵團向各部隊發出訓令：“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不僅對當時中國紅軍的建軍上有著很大的意義與決定作用，就是對今天八路軍、新四軍的建設上，仍然有著偉大的實際意義。”
在此特別值得我們體會的是，與資產階級比如普魯士式的軍人絕對和被動服從原則不同，毛澤東的建軍思想中有著鮮明的人民主體思想，具體表現為它并沒有將軍事及其軍人機械地隸屬于而是有機地融入政治，古田會議報告特別強調“官兵一致”的原則，認為：“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并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1959年10月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軍事代表團時說：“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家應同時是政治家，軍隊是階級斗爭的工具。”
古田會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使我黨的武裝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靈魂;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手中的“刀把子”開始有了明確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連隊上”的制度保證，中國共產黨突出政治的軍事思想便與當時充斥中國乃至東亞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國的服務于壟斷資本的資產階級軍事思想分道揚鑣。這不僅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及其運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殺道路，而且還被改造成為為黨領導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保駕護航的重要力量。
比較日本甲午海戰的“勝利”和太平洋戰爭中毀滅的兩段歷史，再看看新中國建立后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取得打敗美國的勝利，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提出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支部建在連上的思想是中國近現代軍事思想變革中的劃時代事件，不能不為毛澤東同志在古田會議上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作的關鍵性的貢獻而贊嘆。自此始，未來中國發展出現日本式的自毀隱患的可能性基本被消除。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再加上中國人民選擇的社會主義制度，日本在甲午戰爭后贏得的對中國的競爭優勢由此不復存在。
1944年中國抗日戰爭接近勝利，4月，毛澤東為《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報告加寫如下結論性的文字：“如果我們的軍隊沒有共產黨領導，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軍事工作與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設想的。”如果看看日本自1895年甲午海戰之后至太平洋戰爭失敗的結局，不能設想，如果沒有古田會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我們很難說今天的中國是什么樣子，這絕不是在開玩笑。
三、國家利益
毛澤東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建國，次年初毛澤東就西東開弓，出兵西藏，年末進軍朝鮮。由此為新中國打下了至今不可動搖的國基。
印度1947年獨立，同年中國還在內戰，無力西顧，美國、印度的一些人開始想策動西藏脫離中國。尼赫魯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壓根就不知道毛澤東的厲害，想乘中國的亂局，造成西藏與中國分離的形勢。沒想毛澤東于1950年初便揮師西進，1月2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等，強調“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同時敦促“如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于今年四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于十月以前占領全藏”。等尼赫魯回過神來，新中國已牢牢地將西藏控制在手里了。
毛澤東此舉意義重大，西藏使中國有了廣闊的戰略縱深，這也使我們在西部地區減少了很多邊防駐軍。如果1948年尼赫魯先下手將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藏獨”分子手中，并將“西藏問題”國際化，看看今天的臺灣，我們就不難理解今天國家的西部安全將會遇到什么樣的麻煩，至少航天、核試基地就在人家的就近監控之下，楊利偉的太空之行也就困難多了。其次，和平解放西藏，雅魯藏布江——印度的布拉馬普拉河的上游地帶——就在我們主權之內，這樣在水資源分配上才有我們今天相當主動的地位。這些，假若當時按照現在某些人的“布哈林式”的眼光，認為1949年底共產黨剛執政，就應該集中精力發展經濟，追求GDP，那我們中國今天就不會有這樣好的地緣政治位勢，更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經濟成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0年下半年，美國軍事介入東北亞朝鮮半島，逼著毛澤東表態。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國根本就不應當出兵抗美援朝，應先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但當時中國就那么一點重工業，東北是振興中國的基地，相當于今天的上海。面對美國的咄咄逼勢，毛澤東主動打出去，雖然把美國給得罪了，卻換來了蘇聯支持。這樣就打出了一個相對有利的地緣政治格局，同時也保護了東北的安全。這些在新中國成立第二年就決定并完成的驚天偉業，并非“布哈林式”的賬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書生們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這只能是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及其戰友們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鮮戰場上的勝利，使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為上升。蘇聯加大了對中國的援助，東南亞國家也對新中國產生了極大的敬意。1955年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在會上受到英雄般的歡迎，歡迎并不為周恩來個人，而是為我們新中國打贏了美國。我們當時一窮二白，硬是將戰爭打贏了，這使中國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歐洲人也佩服新中國的領導人。東南亞國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壓迫，也希望中國強大。中國強了就有號召力。中國人在萬隆會議上受到歡迎，美國人不高興，但亞洲人高興。今天我們的外交要學習毛澤東以斗爭求和平的外交藝術。
有人說，中國入朝參戰是由于“莫斯科施加的壓力”，是被斯大林拖下水的結果，而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的動機“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識形態，而不是站在現實基礎上的考慮”。
事實并不是這樣。
與李自成初取天下時面臨的形勢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建立，1950年6月東北亞便燃起了戰火——6月27日美國出兵朝鮮。遙望東北亞正在升起的戰云，毛澤東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順政權因痛失關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訓。
在李自成的“種種的錯誤”中，造成“后來失敗的大漏洞”因而最具顛覆性的錯誤恐怕就是從戰略上忽視“關外問題”對于新政權生死存亡的迫切關聯性。郭沫若批評說，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丟失山海關，是“太不通政略”。
歷史進入20世紀，這時的“關外問題”已轉變為東北亞問題，但它仍對中國政治穩定具有生死的意義。1937年3月，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說：“琉臺不守，三韓為墟。”這是說琉球、臺灣和朝鮮半島的齒唇依存的關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后竊取中國臺灣、1910年全面占領朝鮮、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諸事件所展示的連貫邏輯同樣表明：“三韓”不保，中原為墟。朝鮮半島是中國——當然也是俄國——東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門洞開，且不論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國東北動亂及其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的影響，僅從地緣政治上及近現代歷史經驗看，更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并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重大沖擊。事實上，郭沫若提出的“關外問題”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為中國政治穩定的“軟肋”：隋之后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全國性的長期戰亂，其爆發源頭多出自關外，在這一地區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遞到北京政治中樞，如果中樞對此反應無力或失敗，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權退至中國長江一線，其結果要么是國家分裂，要么是政權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煬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識到但無力消除醞釀于東北關外的亂源，至明時東北亞已成為中國政治風暴持續發作的風口。
毛澤東注意到這一歷史教訓。1949年初，從西柏坡準備進京的毛澤東風趣地將此行比喻為“進京趕考。毛澤東在回答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的話時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控制華北平原的關鍵地帶從外部看，是控制秦晉地區和東北平原。歷史上，二者居其一，多有勝算，若東西二者全得者，則穩操中原勝券。1945年日本失敗前夕，已占據陜北高原的毛澤東注意到東北的重要性。毛澤東對“關外問題”對華北平原在中國地緣政治中的極端重要性早已了然于胸，1945年日本失敗前夕，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5月1日，毛澤東在所作的關于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時確指出：“東北四省極重要，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有了四省，我們即有了勝利的基礎。”
中國入朝作戰，并不是“莫斯科施加的壓力”的結果，說斯大林將“中國拖入戰場”更是不符合事實。
基辛格說：“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鎮定自若，這在中國戰略思維中根深蒂固——中國決定參與朝鮮戰爭即是明證。”事實上，早在朝鮮戰爭爆發甚至在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前，毛澤東就注意到東北亞和平問題。1949年5月14日，金日成特使金一曾拜會毛澤東和朱德，雙方談到并評估了朝鮮北方對南方的軍事行動。當時毛澤東說“朝鮮隨時可能發生軍事行動”，建議金日成“應估計到這種情況，并做好周密準備”。毛澤東還幫助金日成分析其對南方采取軍事行動的幾種可能結果，說：“在朝鮮的戰爭可能是速決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戰對你們不利，因為這樣日本就可能卷進來，并幫助南朝鮮‘政府’”;毛澤東話鋒一轉說：“你們不用擔心，因為有蘇聯在旁邊，有我們在東北。必要時，我們可以給你們悄悄地派去中國士兵。都是黑頭發，誰也分不清。”顯然，當時朝鮮形勢的穩定與否，是新政權能否避免李自成甲申年甫立即亡的悲劇的關鍵因素，也是毛澤東“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所包含的重要內容。
如果熟悉自隋之后的中國歷史，就會明白毛澤東回答周恩來“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所包含的歷史經驗。正是基于這樣的“現實基礎上的考慮”而并非如某些人認為的“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識形態”的原因，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毛澤東即作出“抗美援朝”的決定。此舉徹底杜絕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或失控于“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6月美國出兵東北亞;在此，值得我們留意學習的是：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征為援助朝鮮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持并在金日成的邀請下出兵抗美援朝，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之外。中國東北從而華北由此穩定至今。毛澤東與唐太宗、隋煬帝一樣都注意到東北亞政局對中原政治的影響，比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澤東沒有把安全界限鎖定在山海關而是鎖在朝鮮半島的“三八線”。這是“唐宗宋祖”們的文治武功，“稍遜風騷”的地方。
這里有的同志會說：東海直抵華北平原，1840年英國就是從這里入侵中國的，難道東北亞的地緣政治之于中國安全要比東海更重要?
的確如此。雖然東海較東北亞對中國更具直接威脅，這從東海入侵中國的勢力如沒有內陸沿線的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大規模和長期占領，而無大規模占領的入侵，只能攻城而不能掠地，由于從海上不能形成成建制的大規模和長期的裝備和資源的持續跟進，因而從這里的入侵不能動搖中國國力的根本。東北亞則不同，從朝鮮半島西進就是可一瀉千里的東北大平原;占據東北大平原就可形成成建制的大規模和長期的裝備和資源的制造和持續跟進。有了源源不斷的裝備跟進——而這些在海上是不能實現的，就可造成長期的地區性占領、建立傀儡政權并由此通過被侵略國家的分裂或覆滅。由于占據東北三省，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可以持續八年;由于沒有陸基遑論東三省，19世紀40年代英國只能對中國短期侵擾。經驗表明，裝備跟進的規模和持續長短決定戰爭的成敗，而陸基而非海基的大小決定裝備制造及其跟進的持續時間的長短。據此觀察，中國甘肅、云南和東三省對中國安全均具有全局的意義。
毛澤東同志對中國歷史的洞察及在此基礎上作出的“抗美援朝”的正確決策使新中國避免了李自成政權悲劇，但這并不意味著今后的中國可以永遠遠離這一悲劇。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同志來到西柏坡說：“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這些“挑戰和問題”——比如曾被隋煬帝、唐太宗均意識到卻無力解決，明末乃至民國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終由毛澤東圓滿解決的東北亞問題——將會不斷出現并需要我們回應，在這方面，我們還要學習毛澤東同志，從毛澤東戰略思想中汲取營養并向人民交出正確的答卷。
還有人說，中國出兵朝鮮卻丟了臺灣。事實并不是這樣。
中國人民志愿軍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戰，而在6月27日美國就宣布封鎖臺灣海峽。當時斯大林告訴中國，朝鮮戰場上打不敗美國，中國“甚至連臺灣也得不到”。事實也是這樣，如果中國當時示弱，那今天的臺海形勢就會更糟。看看同時期蔣介石討好美國的結果，就知道美國人歷來都是“柿子揀軟的捏”。就在中國出兵入朝參戰后的第二天(10月27日)，毛澤東約民主人士周世釗和王季范談他為什么對美國侵朝不能“置之不理”。在回答周世釗“志愿軍抗美援朝，是不是會影響和平建設?”的問題時，毛澤東說：
不錯，我們急切需要和平建設，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有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的理由不能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現在美國的侵略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會有困難。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兇，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國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以臺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方面向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
也有人說，中國參戰是被蘇聯人利用了，并認為“這種‘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
事實并不是這樣。
我們知道，在1945年“雅爾塔秘密協定”中，蘇聯擁有在大連的“優先權益”在旅順駐軍權和中長鐵路的使用權。這些都是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這些利益又為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所承認。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蘇聯也是極不情愿地表示要廢止這項秘密條約，但主張保留形式。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蘇聯重新調整對華政策。隨之而來的朝鮮戰爭及中國軍人打敗美國人的結果，讓最具現實主義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中國人在朝鮮戰場上驅逐了美國人的同時，也驅逐了在中國東北的蘇聯人。結果蘇聯同意于1953年初將中東鐵路及旅順港交還中國。
1952年8月17日，周恩來總理率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9月16日，發表了雙方談判的中蘇公報，公布了《中蘇關于中國長春鐵路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公告》。《公告》規定：根據兩國于1950年2月14日簽訂的《關于中國長春鐵路協定》，蘇聯政府將共同管理的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于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并于1952年年底移交完畢。12月31日，蘇聯政府將中國長春鐵路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后議定書簽字儀式在哈爾濱舉行，并發表了公告。中國長春鐵路的中蘇共管歷史宣告結束。中央鐵道部把原來中國長春鐵路管理局改為哈爾濱鐵路管理局。應中國要求，中蘇兩國外長雙方還簽署并公布了《關于延長共同使用中國旅順口海軍基地期限的換文》，規定：延長蘇軍從中國旅順口撤退的期限，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日本和蘇聯同日本獲致和約時為止。
在毛澤東的堅持和斗爭下，蘇聯最終完全讓步。1954年10月12日，中蘇發表聯合公報，蘇聯軍隊應于1955年5月31日前自共同使用的中國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并將該根據地交還中國。當時公報指出，兩國鑒于遠東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國防力量的鞏固和兩國已經日趨鞏固的友好合作關系，作出這項議定。后來公報內容于1955年5月25日實現。
至此，蘇聯在雅爾塔條約中已吞到嘴里并為蔣介石政府承認了的戰略利益又悉數吐出，這對在二戰中所向披靡且大獲紅利的斯大林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說不出的痛楚：一場戰爭下來，中國軍隊由弱變強，中國在蘇聯的支援下組建了強大的中國空軍并將美國趕到三八線以南，而蘇聯卻告別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國人在此與日本人流血爭奪而斯大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剛剛獲得的大連和旅順這兩個進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凍港。
直至2013年還有人撰文說“毛澤東也認為發動朝鮮戰爭是錯誤的”。
事實并不是這樣。
1975年10月21日，毛澤東最后一次接見基辛格，據基辛格回憶，在談話中，毛澤東提起朝鮮戰爭，據基辛格記錄：
毛澤東：聯合國通過了一個美國提出的決議，說是中國侵略朝鮮。
基辛格：那是25年前的事了。
毛澤東：對，所以跟你沒有關系，那是杜魯門時代的事。
基辛格：對，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們的看法已經改變了。
毛澤東：可是決議并沒有取消。我現在還戴著這頂“侵略者”的帽子。我同樣認為這是一種無上榮耀。好，好得很。
基辛格問：這么說我們就不應該修改這項聯合國決議了?
毛澤東：不，不用改。我們從來沒有提出這個要求 ……不過，你可不可以幫我把這個聲明公之于眾，或者是在你的通報里公開說一下?
基辛格：我想還是你公開為好。我不一定能做到歷史上正確無誤。
這可以說是毛澤東臨終前關于朝鮮戰爭最后并明確要求公開的最終結論性的看法。蓋棺定論。人一生會說各種各樣的話，表各種各樣的態，甚至發各式各樣的牢騷，但若要對其定性，當以作者最終和愿意正式公開的表態為準。顯然毛澤東對朝鮮戰爭的態度當以臨終前表態并要求正式向全世界公開的為準。若此，前引有些人所謂“毛澤東實際上已經承認抗美援朝不對”的判斷顯然與毛澤東的本意不符。毛澤東至死都認為抗美援朝“無上榮耀，好，好得很”。毛澤東知道這將是最后一次會見基辛格，要求他幫著把這個聲明“公之于眾，或者是在你的通報里公開說一下”。2001年，已至88歲高齡的基辛格在當年出版的《論中國》一書中披露并證實了這段談話的真實性，沒有辜負毛澤東生前的囑托。
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在于張合有度和恰到好處。中國及時在三八線停火，而沒有接受斯大林打過三八線的要求，中國軍隊因此沒有透支。現在回頭看，如果中國接受斯大林的建議，拒絕停戰打過三八線，那中國必然要透支國力，結果反而對蘇聯，尤其是對駐扎在旅順的蘇聯海軍會形成嚴重依賴，這反易受制于蘇聯。果真如此，后來的大連旅順移交可能就不會那樣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戰，當年1月蘇聯移交中東鐵路。
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去，在中國問題上卻是甘苦自知。
不僅如此，這樣的后果使獨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參崴和遼東半島出海口的關鍵陸上通道從蘇聯控制區轉入已為中國完全控制的中國東北境內。這不僅將“雅爾塔秘密協定”對中國安全造成的負面影響壓至最小，大大緩解了外蒙古獨立對新中國安全造成的壓力，而且還使外蒙古由此與中國產生了天然的依存關系。這對蒙古的發展和中蒙兩國的未來關系定位有著不論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的意義。據莫洛托夫回憶說赫魯曉夫曾告訴他在訪問中國結束并要“離開中國時，毛澤東在告別時向他伸小拇指說，有一個問題還沒有解決——蒙古。”
但東北的事并未到此結束。
1958年6月7日，毛澤東讀到國防部長彭德懷于6月5日提交的一份報告，稱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4月18日寫信給彭德懷，表示蘇聯過去援助中國建設的三個長波電臺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揮其在遠洋活動的潛艇，希望雙方合作，由中方出資3000萬盧布、蘇方出資7000萬盧布，使用時間雙方各占50%，用4年時間在中國南方建設一座大功率長波電臺。毛澤東在彭德懷的報告上批示：“錢一定由中國出，不能由蘇方出。使用共同”;“如蘇方以高壓加人，則不要回答，拖一段時期再說”。6月28日，蘇聯又希望借用中國沿太平洋海岸線，提議“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毛澤東明確告訴尤金大使：“這使我想起斯大林的東西又來了。”“斯大林的東西”在這里就是蘇聯在雅爾塔秘密協定中非法即中方不在場的情況下攫取，通過1945年與國民黨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強加給中國，并最終為毛澤東在1953年朝鮮戰爭后期基本收回的蘇聯控制中國東北，軍事占領大連、旅順的“權利”。極而言之，“斯大林的東西”，也是沙皇的“東西”。1959年11月12日，毛澤東談到社會主義國家獨立自主的重要性，說：“他要搞共同艦隊，我們不干;他要建立一個長波無線電臺，要占百分之七十的投資，我們也不干。這個長波無線電臺，擺在我們國家，偵察太平洋。我說，好，但是由我們建設，共同使用。他一定要他們建設，而且我們的投資只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他們占七成，三七開。這比汪精衛‘合辦實業’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五十一還厲害。我們不干，他也沒有辦法。”不僅如此，1952年3月，在蘇聯即將向新中國交還中東鐵路的前夕，毛澤東還對斯大林提出兩國合作修建從蒙古烏蘭巴托至張家口一線的鐵路于以婉轉拒絕。
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在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時說：“斯大林對中國所做的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寫篇文章，準備一萬年以后發表。”毛澤東講這句話的背景是針對赫魯曉夫在中國南方建設“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的提議。毛澤東對尤金說：“你昨天說，你們的條件不好，核潛艇不能充分發揮力量，沒有前途，中國的條件好，海岸線長，等等。你們從海參崴經庫頁島、千島群島出大洋，條件很好嘛!”。其實，尤金說的是實話，正因此，才有1895年俄國人聯合德國人逼著日本交還遼東半島，繼而又于次年6月與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強占大連旅順港及雅爾塔秘密協定企圖再占大連旅順的事。毛澤東也不是不知道俄國海參崴基地受制于對馬海峽及1905年俄國海軍為日本敗于對馬海峽的歷史，毛澤東這時生氣的只是，中國剛結束的俄國霸占中國遼東的歷史，你赫魯曉夫怎么又學著維特搞起新的“華俄道勝銀行”來了?這時毛澤東明白的只是：半殖民地的歷史不能再次重演!毛澤東說的這篇“一萬年以后發表”的文章，很可能就是這個當時不便直說的內容。毛澤東并不是想說服俄國人放棄這一非法目標，他知道俄國人的戰略生態環境很難讓他們放棄這一目標，而是想要告訴中國人民：朝鮮戰爭后期收回的遼東半島，不能再次象1896年那樣得而復失。毛澤東對尤金動情地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談到斯大林，毛澤東對尤金說：“斯大林在最緊要的關頭，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在這一點上，他犯了很大的錯誤。”1961年11月17日晚，毛澤東和周恩來、鄧小平在中南海會見印尼共產黨中央主席，在談到斯大林時再次重復兩年前的觀點：
斯大林對中國，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錯誤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他支持我們黨內的‘左’傾機會主義者，使我們黨在白區的工作損失幾乎達到百分之百，在蘇區的工作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迫使我們長征。另一個是，他們不同意我們同蔣介石打仗，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事情。
高超的戰略思想與毛澤東博大的胸懷及長遠的歷史眼光是緊密相連的。盡管毛澤東對斯大林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的一些作法也有怨意，斯大林也有對不住中國革命的錯誤，但毛澤東仍能準確地把握斯大林的歷史地位，認為他為中國革命做出的貢獻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曾在戰爭期間說過：“我知道，在我死后會有人向我的墳墓拋垃圾的。但歷史之風會殘酷無情地將它吹掉!”斯大林去世后，就在其墳墓上堆積起越來越多的“垃圾”的同時，中國卻涌動起“歷史之風”。毛澤東尖銳地指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堅決同帝國主義斗爭。他們把自己和斯大林區別開來，是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就在蘇聯政府摘下斯大林畫像并在全蘇聯“聲討”斯大林的時候，斯大林的畫像還是始終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并列在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毛澤東說：“1956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揭掉蓋子，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們就不贊成。他們不掛像，我們掛像。”同時毛澤東也批評黨內外一些見風使舵的人：“從前擁護斯大林非常積極的，這時候也反得積極。我看這種人缺乏道德，馬克思主義也包括道德。”
“斯大林如果地下有知，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會對毛澤東感激萬分的”。中國學者袁南生認為：“實實在在地說，死后的斯大林最大的、真正的知己是毛澤東。”筆者深以為然。
四、地緣政治
毛澤東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并不意味著毛澤東拒絕李自成的成功經驗。比較李自成流動作戰和毛澤東紅軍長征的路線，我們會發現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注意對中國地緣政治規律的研究：在低潮時均沒有選擇入川實行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動折師北上進入貼近中原的陜南商洛山和陜北高原蟄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隨后便長驅直入北京。
三百年間與此相反的人物是張獻忠和張國燾。張獻忠與李自成分離后轉戰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兩度步諸葛亮后塵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選擇，張獻忠本人連同他的政權于1646年被清軍剿滅。由此后推三個世紀，毛澤東與張國燾于1935年6月也發生過南下還是北上的爭論：當時毛澤東指出張國燾的南下方案“事實上會使一、四兩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甕中之鱉”;而張國燾則反唇相譏說“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甕中之鱉”。事后張國燾歸隊及中國革命從陜北成功的經驗已使毛張這場爭論的是非有了明確的結論;同樣的理由，當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決策要遠比張獻忠入川作諸葛亮式的盤踞高明。今天再讀并比較這兩段歷史，可以進一步補充的結論則是，如果當年張國燾真與中央分裂并入川實行割據，其結局決不會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張獻忠更好。
今天回頭看，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國燾關于北上還是南下的爭論并以紅軍北上為結果，這實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國地緣政治和中國革命規律的偉大抉擇——用司馬遷的話概括就是“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也。”當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有“天命”即順應歷史規律的成分，也有“人謀”的因素。1935年10月中旬，毛澤東途經甘肅、陜西兩省分水嶺，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從江西算起到現在，我們已經走過了十個省，走下山去，就進入第十一個省——陜西省了，那里就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了。”在說這句話時，熟讀歷史的毛澤東心中回蕩著的一定是司馬遷那句神諭式的斷言：
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
事實上，毛澤東在早年就對中國地緣政治有過深入的認識。1926年毛澤東在第六屆農民講習所曾主講過地理課，他講述學習地理與革命工作的關系。要求學員除對全國性的地理概況有所了解，主要對本省的山川形勢、人情風俗習慣，以及地理上給予政治的影響等，都要了解。建國后，毛澤東要求高級軍事干部關注和研究華北的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此時，毛澤東注意到林彪“篡黨奪權活動”的企圖，調任李德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他問李德生：“你看過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嗎?這是一部軍事地理的參考書，要找來看看，先讀有關華北部分。你知道北京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點在哪里?當北京軍區司令員，要了解北京的歷史地理，了解華北的歷史地理。”鑒于對中國西南地緣政治有更為深刻歷史洞察，毛澤東在長征路上棄南而就北，將中國革命帶入高潮。
現在回頭分析張國燾在其南下方案的優點與諸葛亮《隆中對》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體一致，是戰術性的，其缺點卻是戰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種假設的心理預期來掩蓋其偏安一隅、回避靠近并待機進取中原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性錯誤。這往好處說是張國燾對中國地緣政治的研究缺乏歷史感;往壞處說，就是“山頭主義”心理傾向。張國燾曾就紅軍發展方向詢問徐向前：“去漢中行不行?”徐帥回答說：“我們再向南部一帶發展，有很大困難。漢中地區是塊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嶺，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后來徐帥總結說：
張國燾的南下方針，雖然從戰術上看，不無可取之處，但從戰略上看，這一方針，不僅會使黨和紅軍退處川康邊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發展壯大的機會，而且更重要的是，會使黨的力量遠遠脫離全國抗日圖存的革命高潮，無法負擔自己對全國革命的領導重任。張國燾反對北進，堅持南下，是同他對整個革命形勢的右傾悲觀估計，即革命處在兩個高潮之間的錯誤觀點分不開的。
1965年5月26日，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晚上與汪東興說起這段往事：
一、四方面軍會合時，一方面軍有三萬人，四方面軍有八萬人，張國燾說他的人多，隊伍要聽他的。其實人多人少不是關鍵問題，要緊的是問題的本質，是你的路線正確不正確。長征中正確的路線應該是先向陜北，再向華北、東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陜北時只剩下八千人，堅持正確的路線，保留了革命的種子，后來建立了陜甘寧根據地，隊伍又壯大了。
當然毛澤東也不是絕對否定四川的戰略地位，而是說與陜西比較而言，它對于紅軍發展而言，不屬于主要的戰略方向。1936年4月毛澤東在指揮山西過河入晉部隊反蔣閻圍剿時對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作出充分準備，他在4月22日發給林彪等電報中交代：“萬一情況改變到暫時不許可我們在山西繼續活動時(沒有出封鎖線可能時)，我們也準備暫時回到陜、甘，經營神府區域、三邊區域、環水區域、渭水區域、陜南區域等次要的戰略方向。”“若干時間之后，即情況改變到東出有利于我作戰之時，仍然準備回到東南主要方向。”4月28日，毛澤東致電林彪等：”向西執行上述任務，仍然是為著爭取迅速直接對日作戰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務。華北各省仍然是戰略進攻方向的主要方向。”“以東方各省為長期內的主要方向，這是確定的方針。”這就是說，毛澤東并沒有絕對否定張國燾方案合理之處，而是認為張的方案不能列為當時紅軍應當竭力爭取的主要戰略方向;只是在主要戰略方向實現不了的情況下，作為退而求其次的方案，考慮比如陜南區域的次要戰略方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解放中原并跨越長江，8月，第二野戰軍、第四野戰軍即將解放湖北、湖南，8月19日，劉伯承、劉小平致電中央同意所部“攻略貴陽及川東南，以大于回之動作，選取進擊宜賓、瀘縣、江津地帶之敵，并控制上述地帶以北地區，以使宋希濂、孫震、及重慶等地之敵，完全孤立于川東地區，爾后即聚殲這些敵人，或運用政治方法解決之，以便協同川北我軍逐次解放全川問題”的命令。20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復劉伯承、鄧小平等電報：“同意你們十九日關于向川、黔進軍的基本命令。”
當然也不是說，毛澤東當時就認為只有陜北才是紅軍落腳的唯一方向，而是說當時只有陜北最有利于紅軍獲取并貼近中原。事實上，貼近而不是遠離中原是毛澤東始終關注的“戰略方向”。1940年，蔣介石掀起反共高潮，3月16日，毛澤東復電彭德懷，明確點出“我軍將來出路，實在中原” 的戰略意圖。4月5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等，強調：我軍不入華中不能生存，在可能的全國性突變時，我軍決不能限死在黃河以北而不入中原，“華中為我最重要的生命線”;“整個蘇北、皖東、淮北為我必爭之地”。1945年日本失敗已成局，7月15日，毛澤東致電河南區黨委：“你們今后作戰方針，是向西防御，向東南進攻(即對頑中區取防御方針，對敵占區取進攻方針)，以求利用時間北與太岳、太行、東與渡新黃河西進之冀魯豫部隊，南與五師部隊完全打成一片。”
毛澤東北上陜甘路線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也使張國燾后來理解了毛澤東北上陜甘路線的地緣政治意義，他在回憶錄中變相地承認了毛澤東方案的正確，他說：
陜北一帶是中國歷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嘯聚之所，它的各種條件，像大海中的一個避風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們最初的目的如何，當他們處地逆境的時候，不是南走漢中秦嶺巴山山脈，便是北走陜北，以待時機。這主要是地理的形勢使然。
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敵人的外線力量四張時在敵最安全的后方即內線的關鍵地帶預置“冷子”，由此造成敵人的戰略收縮和因此造成的形勢翻轉，是毛澤東軍事藝術中常用的手法。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大片領土，9月13日，日本占領山西大同，10月10日，石家莊淪陷;11月8日，山西太原淪陷;11月12日，上海淪陷;12月13日，南京淪淪陷，日軍準備繼續向武漢挺進，國民黨內出現綏靖妥協的思潮。此時毛澤東開始考慮在國民黨向日本出賣民族利益最壞情況出現、國際又不能提供幫助時，如何“也能自力更生地干”的問題。2月8日，毛澤東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決定戰略方針由速戰速決改變為長期進攻，目前總的目標是進攻武漢。現在日本要求中國妥協的道路還存在，如果英國出來主和，國民黨便會發生和平妥協的危險。要估計到武漢、廣州等地失陷后中國將發生的新的變化，要估計到國際不能幫助時也能自力更生地干，要鼓勵國民黨在極端困難環境之下也要繼續堅持抗戰。”
此時，他開始“為天下有變的時候”在全國關鍵區域預布“冷子”。1938年2月4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等，指示“即行電告秘密準備執行霧靈山計劃的各種條件，主要干部配備。”霧靈山，地處今河北興隆縣境，在日本占領南京后，河北繼而江蘇已成為或即將成為敵占“后方”。2月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對此解釋說：“熱河、河北兩省交界的霧靈山一帶，派楊成武去發展新的游擊區域。這是敵人的遠后方，東面策應東北抗日聯軍，南面策應晉察冀，北面與蒙古接近，西面與綏遠聯系，在天下有變的時候，這個地區可以首先得到國際的援助。”2月9日，毛澤東致電八路軍總部、長江局并告北方局，指出：“以霧靈山為中心的區域有廣大的發展前途，那是獨立作戰區域，應派精干部隊去，派去的軍政黨領導人員須有獨立應付新環境的能力。”2月15日，毛澤東就新四軍行動原則問題復電項英、陳毅，要求：“力爭集中蘇浙皖邊發展游擊戰，但在目前最有利于發展的地區還在江蘇境內的茅山山脈，即以溧陽、溧水地區為中心，向著南京、鎮江、丹陽、金壇、宜興、長興、廣德線上之敵作戰，必能建立根據地，擴大四軍基礎。如有兩個支隊，則至少以一個在茅山山脈，另一個則位于吳興、廣德、宣城之線以西策應。”
1938年5月，日軍占領徐州， 6月，日軍攻占開封，導致花園口決堤放水，豫、皖境內17個縣成為一片汪洋，140萬人無家可歸，數十萬人被淹死。日軍還在蘇北決運河大堤，致使蘇北數縣成為澤國。毛澤東立即考慮在江淮東西兩翼預先布局。6月2日，毛澤東復電正在茅山一帶開展游擊戰爭的項英：“敵之總目標在進攻武漢，你們可放手在敵后活動。”7月3日，毛澤東致電彭雪楓、朱理治，要求 “對牛伏山須即去建立黨與群眾的工作基礎。”伏牛山是中國河南省西南部山脈。東南與南陽的桐柏山相接。南出伏牛山即可控制南陽盆地并直逼黃淮平原。10月27日，武漢失陷，抗日戰爭形勢開始從戰略防御向戰略相持階段轉變。12月29日，毛澤東致電彭雪楓，肯定他在皖豫蘇地區發展游擊戰爭，創立根據地的計劃是很對的，“已開始獲得成績，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1944年初，抗日戰爭勝利已見曙光，國民黨向蘇區圍攻加緊，日軍也加大了對豫湘一線的攻勢。1月12日，毛澤東復電張云逸、饒漱石，要求特別注意在接近大別山的區域配置力量，指示：“沿長江兩岸，特別由安慶至九江一段尚有發展可能，應加派得力部隊前去建立游擊根據地。”1938年8月6日，毛澤東致電彭雪楓等，指示豫皖地區“游擊戰爭的發動一般不應過早，需要在敵人后方比較空虛的地區發動。” 14日，日本發動豫湘戰役，至8月先后占領鄭州、長沙、衡陽等地。9月，日軍發動柳桂戰役。10月7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指出：“今后主要發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時要注意東北，還要準備蘇聯打日本。在干部配備上，主要的是南方，同時注意東北。”10月31日，毛澤東主持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決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領的干部和部隊在湖南湘水和資水之間以衡山為中心建立根據地”。1945年2月24日，毛澤東致電南方局：“準備大舉躍進。目前要爭取半年左右時間，深入擴大蘇南工作，這是我黨我軍在江南生根落腳的基礎。”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毛澤東開始向大別山一帶布局。8月4日，為中央起草電報，要求廣東區黨委“準備與王震、王首道會合，開創湘粵邊根據地”，同日，起草電報致鄭位三、李先念、陳少敏，強調淮河流域的戰略地位，指出：“日寇失敗內戰爆發后，你們現有平原地區必難完全保持，現在就應考在桐柏山、大別山、鄂西、鄂南、鄂東、襄北擴展根據地問題。此項任務甚為困難，但必須精心設計，預為籌劃。”10月22日，再次致電鄭位三、李先念：“以奪取桐柏山區域為適宜，不可過早向其他區域去，反而增加你們的困難，且于大局不利。東面之豫東南(大別山)、豫東北(新黃河)，西面之豫西(伏牛山)、鄂西北，只能作幾個月后之預備機動地區，不宜提在目前的計劃上。”
1946年，國共雙方在東北地區陷入膠著，大戰在即，毛澤東開始考慮國共合作完全破裂后的軍事布局。6月22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致劉伯承、鄧小平等電報，指出“全局破裂后，請你們考慮下列方案：太行區以豫東地區為主要作戰方向，集中主要兵力盡可能攻取十幾個縣城，主要著重在野戰中消滅敵軍有生力量，相機占領開封。山東區以徐州地區為主要作戰方向，攻取徐州、蚌埠間若干縣城，主要著重調動徐州之敵于野戰中殲滅之，相機占領徐州。只要占領開封、徐州間及徐州、蚌埠間主要鐵路線及上述各縣城之半數左右，即為有利。中原部隊突圍向河南出動，其任務為鉗制河南之敵。華中部隊粟譚主力對付江北之敵”“上述作戰勝利(不一定要取得開封、徐州)后，如形勢有利，可考慮以太行、山東兩區主力渡淮河向大別山、安慶、浦口之線前進。”“這一計劃的精神著重向南，與蔣的精神著重向北相反，可將很大一部蔣軍拋在北面，處于被動地位。”這一計劃“依靠老根據地，逐步向南，穩扎穩打，并不冒險。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從國民黨區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區不受破壞。”12月25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致陳毅等電報，再次強調：“敵愈向北攻，敵后必愈空虛，愈有利于堅持游擊戰爭。派部隊派干部恢復淮南、淮北工作必須立即進行。”
挺軍大別山，在大別山預置“冷子”，只是外線問題內線解決方法成功運用的最精彩的范本。
我們知道，在宜昌至南京的長江一線有兩個南下后北折而上勾劃出的三角地帶。第一個即西面的三角地帶是宜昌南下至岳陽北折至武漢段，第二個即東面的三角地帶是由武漢南下經九江北折至南京段。比較而言，后者因其東線可直逼江浙富源地域而具有關鍵性的地緣政治意義，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間的大別山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往往有著一兩撥千斤的作用。從江北論，控制西面三角地帶的關鍵點是襄陽，而控制東面三角地帶的關鍵點就是大別山。比較二者，后者則比前者更具調動全局的意義。
大別山位于中國安徽、湖北、河南的交界處，西接桐柏山，東延為霍山，東西綿延約380公里，南北寬約175公里。西段呈西北—東南走向，東段呈東北—西南走向，一般海拔500～800米，山地主要部分海拔1 500米左右，是長江與淮河的分水嶺，其地形險峻且直逼長江中段：西制黃岡可扼武漢東出，東取安慶可威逼南京。然其孤懸于江淮平原，北兵駐入，若無后繼，其勢難久，故而風險極大，用兵此地，非高手不可為;若善用此地，據此則會對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造成絕大的震動。1947年8月，為了打破蔣介石對解放區的重點進攻，毛澤東將內線作戰變為外線作戰，一反傳統的“王濬樓船下益州”即順江而下的方式，以攻為守，果斷采取“無后方外線行動”，千里大躍進攻勢，派劉鄧率軍從民權至商丘和虞城地區分三路越過隴海路，分別向大別山疾進。這不僅對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和湖北重鎮武漢造成絕大的震動，而且還為不久到來的淮海戰役預埋了與之呼應的“冷子”。此棋似險，卻力重千鈞，毛澤東由此造成全國戰場形勢從戰略防御向戰略進攻的絕大轉變。
毛澤東熟知自古欲取長江者必得徐州，取徐州者必得淮甸，淮甸之要在襄陽。襄陽與淮甸以桐柏山為中線互為里表，控制桐柏山，尤其是控制其中的武勝關是控制淮甸流域的關鍵;淮甸與長江唇亡齒寒;淮甸失則長江不保。
1946年國共大戰在即，3月4日，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三人軍事小組飛抵延安，在與毛澤東交談中，張治中說：“政府改組了，中共中央應該搬到南京去，您也應該住到南京去。”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將來當然要到南京去，不過聽說南京熱得很，我怕熱，希望常住在淮陰，開會就到南京。”毛澤東的回答綿里藏針，充滿地緣政治的暗喻。誰都知道，淮陰位于江蘇省中北部，江淮平原東部，北距連云港市130公里，東南距鹽城100公里，西南距江蘇省會南京市180公里，是古淮河與京杭大運河的交點，扼水陸交通之要沖，自古乃兵家重地。從淮陰進南京，那是從國民黨手中取天下，而現在若從延安入住南京，那只能在那里寄人籬下地陪坐天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如果讀過三年后毛澤東寫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就會知道，選擇后者當然不是毛澤東的興趣所在。
在做了上述地緣政治關鍵地域的力量準備后，1949年3月31日，毛澤東和劉少奇、朱德等在接見四野軍師以上干部時傳達了志在必得的信心，他說：
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機構即將土崩瓦解，歸于消滅了。我們三路大軍浩浩蕩蕩就要下江南了，聲勢大得很，氣魄大得很。同志們，下江南去!我們一定要贏得全國的勝利!
歷史上真正能對中國大西南安全產生重大壓力的方向——因為喜馬拉雅山的屏護及中國在幾乎陡直的山地中所處的居高臨下的地勢——較少地來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來自東北亞。比如清兵入關、日本從東北入侵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戰略地位及其相關通道的戰略需求陡升。歷史上，東北亞的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導到北京中樞，北京動則全局動，全局動則西南重。所以毛澤東當時特別看重明成祖把國都立在北京的經驗，說他“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這是因為他特別重視“關外問題”。關外問題即全國問題，全國問題很快就會轉化為西南問題。明乎此，我們理解了毛澤東40年代說“我們絕不學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強調“三線建設” 舉措及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之間的戰略關聯。
1959年6月，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片面撕毀了中蘇雙方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9月9日，蘇聯塔斯社就中印邊境爭端發表聲明，公開偏袒印度尼赫魯政府，反對中國。9月15日，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后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說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與此同時，蘇聯政府開始鼓吹蘇美兩國共治世界的“戴維營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對越南發動“特種戰爭”，1962年4月至5月，蘇聯駐中國新疆領事館慫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沖突，造成當地居民大量外逃。
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他開始考慮“要準備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合伙整我們”及“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怎樣對付”的問題。當時中央軍委提出“北頂南放”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則判斷“敵人很可能是中間突破”。
為了對付“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后方”建設。集中投資于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與此同時，毛澤東提議“三線建設”。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說：“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攀枝花鐵礦下決心要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是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要有個地方。”當羅瑞卿講到總參謀部擔心密云、官廳這些水庫的泄洪量太小時，毛澤東將北京的安全與四川聯系起來，說：“北京出了問題，只要有攀枝花就解決問題了。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第二天(5月2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人參加的會上進一步強調：“昨天在主席那個地方談的基本的一點就是搞四川這個第三線。主席著重地講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擺在第一，第一是講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上說：“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設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攀枝花鐵路最好兩頭修。”7月1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彭真、賀龍、羅瑞卿等說：“如果材料不夠，其他鐵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條成昆路。”1965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杭州聽取工作匯報時說：“三線建設問題，是我講遲了，早講幾年就好了，現在后悔無及。”1972年，晚年毛澤東再次強調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說：“四川是祖國的戰略大后方，是三線建設的重點。”
在這里，我們看到毛澤東應對美蘇“中間突破”的國防布局，這就是：大西南是“三線“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問題是交通問題，四川的關鍵是連接攀枝花的交通線，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線被列于優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從抗美援朝前線回國即被調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偉，告訴他：“調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國的西南大門，處于重要的戰略位置。”
1964年11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工作匯報時說：“國民黨為什么修長江—都勻—貴陽那一條線，而不修川漢那一條線?是什么道理?川漢鐵路，滿清未修，就鬧風潮，選的是北線。為什么要修川漢線，要找歷史資料做比較，都要研究一下，做個比較。”隨后毛澤東向在座的同志提問并回答說：“《三國志》講黃權隨劉備東征，劉備打了敗仗，黃權被隔斷于江北，沒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謠，說劉備殺了他的家屬。曹丕要給開追悼會，他說不要開，劉備不會殺他的家屬。后來證實果然沒有殺。是沒有路走，回不去了嘛!”這說明，毛澤東這時考慮的也是大西南的國際通道和國內從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問題。顯然，緬甸在其中的戰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覷。
毛澤東三線建設方案的提出來自對大西南地緣政治特點的深刻認識，除了來自他自身豐富的歷史知識外，還與他1935年隨中央紅軍經黔、滇、蜀北上陜甘的親身經歷有關。在云貴與蔣軍周旋期間，因北上渡江困難，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據地的設想，毛澤東也一定有了萬一北上不成如何經營黔滇川蘇區并與南面國家處理關系，以及如何從西南打通國際通道的通盤考慮，這種考慮又被黔貴川地區在隨后的抗日戰爭時期所發揮出的;連接國際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驗證。基于這些經歷，在20世紀60年代美蘇南北夾擊中國的時刻，毛澤東才會有“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即再次遷至大西南的判斷并做出“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的重大決策，這與隋煬帝曾率大軍北驅突厥、南下平陳的經歷使他認識到大運河對中國統一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出于同一個道理。1962年毛澤東西南開戰，顯然是為了奪取西南方向的主動權，而不是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僅僅是為了“教訓”印度。
今天的中國形勢有向20世紀50年代螺旋式回歸的趨勢。但同時我們也要及時做好應對未來歷史再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回歸的可能，不要再讓毛澤東曾“后悔無及”的事發生。
五、國際戰略和策略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外交進入“雪壓冬云白絮飛”的困難時期，但同時也是中國歷史進入將要發生重要轉折的前期。
在美國打壓中國的同時，中國北方盟友的表現更讓人憂慮。1959年初，蘇共“二十一大”召開，赫魯曉夫宣稱把世界戰爭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業已產生。6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中蘇于1957年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9月，艾森豪威爾與赫魯曉夫舉行會談，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形成所謂“戴維營精神”，推銷蘇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針——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親切地稱之為“G2”(還有人更親切地稱之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譯就是“親美國”)的瓊閣夢幻。9月15日， 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后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說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10月，毛澤東作詩諷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魯曉夫說：“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門”;“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此入大同”。1963年8月5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簽訂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這是“G2共治”的第一個重大結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針對當時已經擁有成熟核技術的中國和剛成功進行了核試爆的法國的。針對這個條約，毛澤東諷刺并憤怒地說：“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有人說毛澤東這首詞用字不雅，這反說明，當時毛澤東對赫魯曉夫“涂脂抹粉上豪門”的外交政策的憤怒已臻極點。
赫魯曉夫的對華政策對正處經濟困難中的中國來說更是雪上加霜。1959年3月19日，與臺灣國民黨準備“反攻大陸計劃”東西呼應，中國西藏發生武裝叛亂，達賴喇嘛隨后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勢發表講話，鼓吹召開新德里、北京、拉薩三方的所謂“圓桌會議”。9月9日，蘇聯塔斯社發表一篇關于中國和印度邊界武裝沖突的聲明，公開偏袒印度一方，并隨后給印度15億盧布的貸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指責中國共產黨，干涉中國內部事務。赫魯曉夫希望中國配合他設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國不從，兩黨兩國關系由此惡化。1959年11月3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彭真等同志討論赫魯曉夫問題，彭真說，赫魯曉夫迷戀于西方首腦會議，西方就拿著這個首腦會議像釣魚一樣總釣著他，他總想吃。毛澤東接著說：“有一天，西方一翻臉，他就處于被動。”11月12日，毛澤東對王稼祥等同志揭露赫魯曉夫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本質，他說：“他現在假借列寧的名義，假借列寧的所謂靈活，把鋒芒去掉。”赫魯曉夫的變節將中國置于兩北兩線作戰困境，對此，毛澤東向同志們堅定地表示：“現在，硬著頭皮頂著是對兩方面的：一方面對赫魯曉夫，一方面對艾森豪威爾。”
1962年的中國形勢真是“高天滾滾寒流急”：中國國內剛剛經歷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蔣介石在東南準備反攻大陸。1960年7月始，蘇聯不斷在中蘇邊界尋釁并于1961年利用中國經濟困難要求中國本息一起償還抗美援朝時蘇聯援華軍事物資的貸款。1962年4、5月間，蘇聯當局通過其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塔城地區引誘和脅迫數萬名中國公民流入蘇聯境內。印度借機在中印邊境燃起戰火。10月，印度軍隊又從西南方面對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全線進攻。
中印邊境的穩定事關中國大西南的穩定，中國被迫進行自衛反擊。但毛澤東總體上還是認為印度與美國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高調開啟，一個月后卻又輕輕落下：一仗下來，只是將印度的屁股打響了些，但沒有讓它傷筋動骨。在戰爭規模上，毛澤東巧妙利用了古巴導彈危機，將它控制在有限范圍內，不讓第三國卷入。10月20日，美國封鎖古巴海域，蘇美劍拔弩張。當天中國全線反擊。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結束封鎖，11月21日，蘇聯也對軍隊解除了動員令。當天中國也對印度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國又將印度俘虜養得黑胖黑胖，把印軍的槍擦得干干凈凈交還給他們。戰爭結果與朝鮮戰爭不同，朝鮮戰爭中中國軍隊硬是將美國硬逼到三八線以南，而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則沒有將印度硬逼到“麥線”以南。在前者，毛澤東意在打出國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澤東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兩國間的領土糾紛，毛澤東則有意留待將來從長計議。
今天總結1962年這場戰爭，我們看到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大張大合，但張合有度，其戰略戰術兼融三國時曹操進退漢中和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古典智慧：進戰退和于瞬間，畢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讓人體會出了毛澤東軍事藝術所呈現出的那種“進而不可御者，沖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者，乘其所之也”的極高境界。每讀史及此，令人不由擊節贊嘆并為之神往。反觀毛澤東出手過的東北和西南，至今均無戰事。
研究一下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贏，而是為了給中國大西南贏得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1970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接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時說：“那個麥克馬洪線我們不能承認，但是還承認它是實際控制線。”1962年以后，中國“三線”建設步伐明顯加快。
1963年起，蘇聯大量增兵中蘇邊境，對中國北疆形成新的軍事壓力。如果再考慮到東南方面蔣介石也利用中國內政外交的困難積極準備其“反攻大陸的計劃”，中國東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驟然形成共振性惡化形勢。美國學者費正清在書中說：“在北京看來，在1962年夏天融匯成了一種互相配合的威脅。”如果再考慮到1959年后中國國內還出現三年自然災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灣事件”后，美國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戰火向中國邊境蔓延的形勢，當時中國真是遇到了“雪壓冬云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的艱難處境。而當時毛澤東的心情卻是愈挫愈奮，他在詩中說“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蘇美對中國壓力的層層加碼終于有了毛澤東的明確回應：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早在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毛澤東就告訴大家：“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八大”會后，毛澤東告訴波蘭同志：“帝國主義是不怕我們的幾千年文化的。古董當然是要保護的，但我們更需要現代的科學和文化。”1964年10月11日，赫魯曉夫下臺。但蘇聯對中國施加壓力卻是有增無減，勃列日涅夫在中蘇邊境和中蒙邊境駐軍激增近百萬，這對中國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壓力。對此，毛澤東給予更堅決的回應：1969年9月23、29日，中國成功進行了地下核試驗和氫彈予以回應。
毛澤東明白，國際關系中“朋友”的含義，就是打不敗的對手。只能成為打不敗的對手，才能成為美國人的朋友。早在延安時，毛澤東就告訴美國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說：“你美國一百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一百零一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那時美國人跑進中國來一看，就會感到后悔無及。因為中國這個地方變了，房子打掃干凈了，‘四害’也除了，他們再也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點細菌也沒有多大作用。”1959年3月3日，他告訴拉美共產黨領導同志：“我們對美國不妥協，它不承認我們，我們也不承認它。至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聯合國，要他們驅逐了臺灣的代表，請我們進，我們才考慮進。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內不同美國建立外交關系、交換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些。過了十年，十五年，我們的房子打掃得干凈了，可以迎接客人。”1959年9月23日，毛澤東會見參加八大的英國共產黨代表團：“我們有兩手，我們公開對美國說，反對美國阻撓我們進入聯合國，實際上我們對進入聯合國沒有多大興趣，再過六年，等我們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后，我們進入聯合國，與美國建立外交關系更好。我們的目的是先打掃自己的房子，再請客。”1964年6月23日，毛澤東在接見智利朋友時談到中美關系，他說：“我們把美國的走狗蔣介石趕走了，把美國的勢力也趕走了，所以美國對我們不那么高興。但是，總有一天兩國的關系會正常化的，我看還要十五年。”說來也神奇，從1964年毛澤東說這話到中美于1979 年1 月1 日建立正式外交關系，時間相隔正好十五年。
20世紀70年代初，毛澤東從美國外交的困境中盡力捕捉改善中美關系的契機。1969年毛澤東注意到“中蘇分裂，美國高興”。11月中旬，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張彤傳回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帶來尼克松愿意與北京直接接觸的口信。12月22日，周恩來告訴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凱瑟，請他轉告葉海亞總統：“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觸，盡可以利用官方渠道。”1970年3月21日，毛澤東中國收到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帶來的尼克松口信：“準備開辟一條白宮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話，這樣一條渠道的存在，將不會被白宮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們可以保證完全的自由決斷。”周恩來批示：“尼克松想要采取對巴黎談判的辦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觸。”8月12日，毛澤東對到訪的蘇丹國家領導人說：我看尼克松的日子不如你這個總統好過。你們可以觀察到美國的世界戰略，它的第七艦隊可管得寬了，從美國的西太平洋一直延伸到日本海、臺灣海峽、印度洋，到阿拉伯海。這樣，真正打起來還有什么力量啊?它現在還是靠原子彈嚇人。今年“五一”在天安門上我跟他們的代辦說過，總有一天要和起來，老是這么鬧下去不行。這個原則也可以運用到同美國、同蘇聯的關系，總不能永遠是這么僵下去嘛。1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斯諾時說：
他(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談不成也可以，談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著。現在我們的一個政策是不讓美國人到中國來，這是不是正確?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讓來。為什么右派要讓來?就是說尼克松，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要讓他來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現時要跟尼克松解決。他早就到處寫信說要派代表來，我們沒有發表，守秘密啊!他對于波蘭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來當面談。所以，我說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做旅行者來談也行，當做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尼克松要派代表來中國談判，那是他自己提議的，有文件證明，說愿意在北京或者華盛頓當面談，不要讓我們外交部知道，他不要通過美國國務院。神秘的很，又是提出不要公開，又是說這種消息非常機密。1972年美國要大選，我看，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來，他自己不來。要來談的是那個時候。他對那個臺灣舍不得，蔣介石還沒有死，臺灣關他什么事?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我們又沒有占領你們那個長島。
1971年4月7日，毛澤東同意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4月14日，周恩來會見參加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后應邀訪問中國的美國代表團談話時說：“中美兩國人民過去的來往是很頻繁的，以后中斷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你們這次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我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會得到兩國人民大多數的贊成和支持。”4月21日，周恩來通過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轉告美國政府：“要從根本上恢復中美兩國關系，必須從中國的臺灣和臺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只有通過高級領導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愿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4月24日，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將此口信轉達給尼克松，尼克松以口信的方式回復周恩來，表示接受中方邀請。5月17日，尼克松又通過巴方正式答復中國，他“準備在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諸位領導進行認真交談，雙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關心的問題”。還提議：“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來總理或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舉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會談。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來中國。”
毛澤東面對國際霸權主義的堅決斗爭終于迎來了不利于蘇聯卻有利于中國的國際大變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與毛澤東在瞬間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1973年2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再次訪華，5月，中美雙方分別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與此相配合的是美國費城愛樂樂團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此前他最擔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見，他在工作日記中寫道：“我們應該很快同毛會見，并且我們不能陷入這樣的境地，即當我會見他時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階梯而他卻站在階梯的頂端。”當聽到周總理要接見時，尼克松僅帶了基辛格和溫斯頓•洛德來到毛主席的書房，學著周總理稱毛澤東為“主席”。據基辛格回憶：
第一次知道毛澤東要會見尼克松的消息是在我們剛剛到達之后。我獲悉周恩來要在會客廳同我見面。我到那兒后，他說：“毛主席想見總統先生。”我不想留下尼克松是蒙召的印象，因此提出了幾個有關晚宴上活動次序的問題。周恩來一反常態，竟露出不耐煩之色，說：“毛主席既然邀請他，就是想馬上見到他。”尼克松剛剛抵京的歡迎儀式上，會談未開始，毛澤東就在向國內外人民示意他的權威了。我們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國的國產轎車，前往毛澤東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員不準隨行，至于媒體，也只是被事后通知。
當尼克松列舉了一系列需要共同關注的國家時，毛澤東說：這些問題可同周總理談，我們談“哲學問題”。哲學問題當然就是方向問題，這些會談為未來中美關系發展確定了方向。談話結束時，尼克松握著毛澤東的手說：“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毛澤東則舉重若輕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歷史上和兩個大國同時作對的國家是必敗無疑的，因為沒有誰有這樣多的資源。拿破侖打歐洲，打得挺順，1812年又打了俄國，1815年敗了;希特勒打歐洲挺順，但又向俄國開戰，三年后敗了;日本打中國，已是很難了，但又去打美國，結果中國和美國一聯合，日本也是三年便敗。朝鮮戰爭美國敗在什么地方?敗在與中蘇作對，而且勞師征遠，結果使美國輸得沒一點面子。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最困難的時候，美國、蘇聯和中國對立，蘇聯更是大兵壓境。那是真正的三國時代，不管是中國、蘇聯，還是美國，都處于兩線作戰的困境。毛澤東明白，國家外交永遠不能和兩個大國同時作對，但操作起來卻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澤東通過珍寶島小小的一戰，輕輕翻牌，就把美國翻到中國這邊了。不打不相識，美國人佩服毛澤東，尼克松來中國，在飛機上說來與毛澤東談哲學。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其實這個公報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面作戰。”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國際問題時，再次叮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
毛澤東就是這樣，在國家外交處于最困難的時期，以斗爭求和平，敢于斗爭，也善于斗爭，在對手的敬畏中主導著歷史的方向，同時也為十年后的中國改革開放布下了伏筆。
美國新世紀外交最大的敗筆是再次將中國推向俄羅斯，造成中俄靠近，使美國再次陷入自肯尼迪以后兩面作戰的窘境。而歷史上曾陷入兩面作戰的帝國，是沒有一個不失敗的。在這一時期中國已與俄羅斯建立了高度信任的戰略伙伴關系，這是美國無法戰勝中國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美關系改善的前提。
鑒于美國經濟嚴重衰退，奧巴馬政府正在回避戰爭，但中日沖突符合華爾街軍火財團的利益，這樣可以拉動亞太軍火貿易。為此，奧巴馬在釣魚島問題上放出既要保護日本又不承認日本擁有主權的含混態度。從20世紀50至70年代美國對臺政策看，有限放縱日本以“加固”美國設在西太平洋“防波堤”，避免與中國直接沖突，將是美國選擇。而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得到美國“保護”盡管是口頭的承諾后，會避免夜長夢多，急于向中國攤牌并以此拉美國下水。與此相對，中國宜采軟擠壓的方式即不用以國家名義直接沖突(比如朝戰中的“志愿軍”)的方式應日本的挑釁，這樣既可給美國回避的理由，又可讓日本在“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窘境中最終承認中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
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澤東分別復電周恩來、劉少奇，提出“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的方針，而不采孤注一擲的方針”，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積極進攻口號，將來可用帶戰略性的反攻口號。”“但八路、新四軍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斗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于我于蘇均不利。”盡管今天的歷史條件及中日力量對比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國際上敵強我弱的大勢雖有松動但仍無根本轉變，毛澤東熬時間，不傷元氣、不搞孤注一擲的方針對于我們爭取西太平洋斗爭的勝利仍有指導意義。
六、抗戰統一戰線
毛澤東是善于吸取歷史教訓的人， 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要求高級干部學習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在文章開篇處說：
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而由于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這無論怎樣說也是值得我們回味的事。
郭沫若說得一點沒錯，即使在他這篇文章發表60多年后的今天，明末甲申年，對任何一個有民族使命感的人來說，都是不能釋懷的年份。在這一年由于李自成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崇禎的招撫即建立抗清的“統一戰線”的善意，最終導致李自成與崇禎在拉鋸式的反復火并中雙雙倒在清人腳下的悲劇。
17世紀40年代的明朝末年和20世紀同年代的中國歷史所展現出的相似的歷史邏輯，由于歷史劇幕的主角群體不同，演繹出的卻完全是不同的結果：毛澤東沒有成為李自成，蔣介石也沒有成為崇禎;日本人更沒有也不可能在中國續接清祚。1945年8月15日，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蔣介石被趕到臺灣島。
重溫明末甲申年前后的人和事，我們不難發現促成20世紀中國避免重蹈“亡明覆轍”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是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震驚中外的“雙十二事變”，以及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迅速抓住這個“時局轉換的樞紐”、作出了與蔣介石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英明決策。它使中國避免了明末崇禎和李自成在拉鋸式的反復火并中最終雙雙倒在清人腳下的悲劇的發生。
事實上，毛澤東與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建立統一戰線的認識早在日本打入東三省之日就形成了。毛澤東說：“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東三省以后，中國共產黨就在1933年，向一切進攻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國民黨軍隊提議：在停止進攻、給予人民以自由權利和武裝人民這樣三個條件之下，訂立停戰協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國民黨當局拒絕這個提議。”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認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在逼蔣抗日的方針下，并不放棄同各派反蔣軍閥進行抗聯合。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這一方針。”9月8日，毛澤東和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中國最大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蔣并提是錯誤的。我們從二月起開始改變此口號。”“你們不要提出‘打倒中央軍’及任何中國軍隊的口號，相反地要提出‘聯合抗日’口號。”“你們提出的出川、陜、豫、鄂方案，是一種向南京進攻的姿勢，只在不能出西北與南京談判決裂之時，才是可行的與必須的。”1936年12月12日，為了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的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西北軍領袖的楊虎城在西安華清池發動“兵諫”，扣留了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史稱“西安事變”。在中共中央的主導和周恩來同志的推動下，事變最終以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而和平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及全面抗戰的局面由此形成。1936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總結說：“西安事變給國民黨以大的刺激，成為它轉變的關鍵，逼著它結束十年的錯誤政策，結束十年內戰，而內戰的結束也就是抗戰的開始。西安事變促進了國共合作，是劃時代的轉變，是新階段的開始。”
國共統一戰線的形成，共產黨當然做出了較大的犧牲，但換來的卻是日本人等待坐收漁利陰謀的徹底破產。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在回應美國作家史沫萊特關于“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是“向國民黨屈服、投降和悔過”的說法時，毛澤東說：“我知道外面正有人這樣說，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不這樣說。要檢查任何一個政策一個行動的是否正確，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態度就行了。現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對所謂‘屈服、投降和悔過’的政策，就可以證明我們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沒有疑義的，共產黨的這種步驟是對國民黨一個大的讓步，但這種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事實上，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發生在當年7月7日，就是日本在挑撥國共繼續內戰無望后所做的“圖窮匕見”式的攤牌。1939年日本人小池秋羊在《北支宣撫行》一書中說得分明：“這次圣戰的原因，就在于敵人的國共合作。”
今天看來，在滿漢民族矛盾上升、漢民族內部階級矛盾下降的時期，崇禎提出的安撫為主、“培養元氣”，以求階級合作共同對外的政策，盡管不得已，但還是非常英明的。遺憾的是，這一由崇禎主動發出的與農民軍建立抗清“統一戰線”的正確愿望卻遭到具有濃厚“流寇主義”作風的各路農民軍透支性和破壞性的利用，以致雙方最終走向魚死網破的結局。1945年5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中就統一戰線的經驗總結說：“最近十年來，我們采取了忍耐的態度，這樣的方針幫助了我們，雖然也出了些糾紛，但是比較順利。歷史經驗證明，要圖痛快，就不痛快，準備了麻煩，麻煩就少。”
國共建立統一戰線，促成全國抗戰局面的形成，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取得抗戰勝利作出的巨大的貢獻。
七、社會主義
土地問題解決的好壞歷來是贏得人民支持的關鍵。我們知道，后人常將秦國能夠“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解釋為秦之“嚴刑峻法”，這其實說不通。因為在刑罰的殘酷性上其他六國并不比秦國遜色，從某種意義上說，刑罰的殘酷性往往與國家獲得人民的支持程度為反比存在。與其他六國政策比較，商鞅建立的軍功與土地獎勵相聯系的產權制度是秦王朝獲得人民(在當時主要是農民)支持的關鍵因素。這個以土地獎勵耕戰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會基礎擴大到最底層的廣大農民，這些人在其他六國，只能從貴族手中而非國家手中獲得或租得土地。這樣，與將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貴族基礎上而“嚴刑峻法”并不遜于秦的其他六國比較，秦國由此獲得的社會基礎就顯得廣大得多。如果沒有這樣廣大的社會基礎，那么，僅靠“嚴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滅亡。事實正是這樣。商鞅為秦王朝建立了小農所有制，這使秦朝獲得比其他六國更廣大的社會基礎從而統一了中國;同樣，小農經濟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沒有新的土地資源的擴充的話——就難以長期維持。這不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從古代直到現代中國的蔣家王朝滅亡的主要規律性原因。秦始皇嬴政(前259年～前210年)明白這個道理，繼承商鞅路線而獲得了天下;秦二世胡亥(前230年～前207年)不明白這個道理，他不從鞏固秦始皇建立的皇權與民權相統一的生產關系出發，而是僅靠“嚴刑峻法”加強統治，結果很快便丟掉政權。由此而論，將秦王朝快速覆亡的原因歸于始皇贏政是沒有道理的。
歷史上所謂“民心”問題歷來就不是一個純道德的問題，而是一個生產關系即生產資料所有權——歷來資產階級幫閑文人都在回避這一問題的實質——的問題。世界近代史中能夠“充分表現了1789 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侖，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橫掃歐洲并由此開辟出一個“拿破侖時代”，其中重要原因也不是所謂的“獨裁”，而是如毛澤東所說的“比較徹底地分配了土地”。1966年11月8日，毛澤東對到訪的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說：“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當然還是民主革命的性質。過去法國的拿破侖政府就曾經做過。為什么拿破侖的軍隊能夠打遍歐洲呢?就是有農民支持。”拿破侖將土地直接賦予法國和歐洲農奴，并由此使農奴轉變為小私有農民的新土地制度。恩格斯說：“對德國來說，拿破侖并不象他的敵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專橫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摧毀人。誠然，他的行動表現出來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會的代表們可能表現出來并且實際上已經到處表現出來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貴族們所慣于表現出來的一半。”與商鞅變法相似，一部《拿破侖法典》對于歐洲農民而言，就是國家將土地越過貴族直接交與農民的法典。這是與商鞅一致的路線。拿破侖旗幟，對于歐洲農民，首先對法國農民而言，就是讓他們告別貴族制度和農奴身份的旗幟，是不再作農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侖獲得了法國的乃至全歐洲的農民的擁戴。馬克思說：“拿破侖是充分表現了1789 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農民階級把他的名字寫在共和國的門面上，就是宣布要對外國進行戰爭，在國內要為自己的階級利益進行斗爭。拿破侖在農民眼中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綱領，他們舉著旗幟，奏著音樂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 ’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 vive1，Empereur!》——‘取消捐稅，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國，皇帝萬歲!’隱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個農民戰爭。”同樣的道理，拿破侖與歐洲貴族的妥協也導致他最終失去了農民的支持，這是他失敗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說：“拿破侖最大的錯誤就在于：他娶奧國皇帝的女兒為妻，和舊的反革命王朝結成同盟;他不去消滅舊歐洲的一切痕跡，反而竭力和它妥協;他力圖在歐洲帝王中間取得首屈一指的聲譽，因此他盡量把自己的宮廷搞得和他們的宮廷一樣。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圖得到和他們同樣的榮譽，拜倒在正統主義原則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統的帝王們便把篡奪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將貴族的土地奪過來交與農民，利用農民的力量進入貴族行列后，又與貴族們握手言歡，其結果是拿破侖出賣了農民的同時，農民也抽掉了對拿破侖的支持并拋棄了他。
毛澤東同志注意到并成功運用了這個規律。20世紀初中國農業及小土地農民大面積解體，毛澤東注意到農民問題對于中國革命的重要性。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先后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和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他推動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編書。“他親擬編纂計劃和具體書目，編了《國民運動叢書》和《農民問題叢刊》兩個系列。前者涉及國際政治經濟、世界革命運動、國民黨思想及其策略、蘇俄研究、國內政治經濟5個方面的內容。后者計劃出版52種，實際出了26種，有《列寧與農民》《中國農民問題研究》《土地與農民》等。”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同志制定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將土地問題與中國革命前途聯系起來，中國共產黨由此獲得巨大的革命資源并建立了新中國，隨后又迅速將小農經濟歸并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避免了歷史上必然出現的小農在獲得土地后即迅速兩極分化的惡果并由此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新中國。1958年4月5日，毛澤東告訴羅馬尼亞友人：“舊中國一是農民每戶平均土地少，二是大部分不在農民手里。這是個落后現象。可是這點也給我們一個好處，農民成為革命的一個很大的動力，要求反帝、反封建。把這些東西推翻后，分配了土地，但一看，農民土地還是很少，生活還很困難，唯一的出路就是組織起來，搞社會主義。”1963年1月21日，毛澤東告訴來訪的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說：“列寧主義最主要的是團結農民，建立工農聯盟，這是最基本的統一統一戰線。”
在此，對我們有學習意義的，是建國后毛澤東同志在全國范圍開始的生產資料改造工程并依此團結和組織全國人民所選擇的時機。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6月26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6月27日杜魯門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9月15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9月28日，美軍占領漢城。與此同期，美國聯合整個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戰略物資“禁運”也全面升級。
面對這樣的壓力，新中國需要更為堅固的社會支持力量。毛澤東同志首先從所有制而不象蔣介石那樣四處“發餉”(接近今天的“發紅包”)著手在國內組織共產黨政權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國占領漢城的當天(1950年9月28日)，中國政府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土改運動，擴大國內愛國愛黨力量。新中國政府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并在改造舊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肅清國內敵對分子的同時，也團結了全國農民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力。
毛澤東將土地改革看作是擴大和加固支持共產黨的階級基礎的重要舉措。1946年5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土地工作會議上發言指出：
國民黨統治地區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國幫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點，即不能解決土地問題，民不聊生。我們只有依靠人民同他們作斗爭，如能在一萬萬幾千萬人口中解決土地問題，即可長期支持斗爭，不覺疲倦。解決土地問題，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環節，全黨必須認識這一點。不要怕農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緊。農民的平均主義，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對，但要反對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義。平均分配土地一次不要緊，但不能常平分下去。現在類似大革命時期，農民伸出手來要土地，共產黨是否批準，今天必須表明態度。土地改革時期，不要怕自由資產階級動搖，只要我們實行了土地改革，農民得到土地，我們的力量更強大，則能鞏固地團結他們。
1950年11月17日，毛澤東致電廣東省委和華東東局，要求廣東和福建必須迅速地和廣泛地展開土地改革工作，指示只要廣東、福建的土改完成，廣西的土匪消滅，即使蔣介石登陸進犯也容易對付的。5天后即11月22日，毛澤東即指示中南局、華南分局、廣西省委并告西南局、西北局：“在時局緊張的情況下，必須限期剿沒股匪，加速進行土改，發展地方武裝和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我黨我軍方能取得主動，否則有陷入被動的危險。福建是和兩廣同樣解放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肅清的省份，過去福建省委認為今冬明春不能大規模地進行土改，現在他們接受了中央及華東局的意見，決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地委書記及軍分區司令會議，重新布置工作，將土改與剿匪相結合，擴大土改縣數至三十六個縣。此種計劃很值得廣東、廣西兩省仿行。”11月30日，電告廣東省委，要求：“今冬爭取完成十一個縣的土改是適當的，望照此努力實施。海南島方面也要用大力督促實行土改。”1951年1月，毛澤東告華南、中南局，對海南島的土改作出具體指示：“海南有老區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以較為加快，似可在1951年秋季完成一半，1952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鞏固了。”
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鮮戰爭接近尾聲，中朝兩國人民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中國全國90%以上農業人口獲得約7億畝土地，使農民免除了3000萬噸糧食的地租，在新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獲得了中國主體人口即農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澤東對周世釗說：
我們志愿軍武器遠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狽逃竄。這是為什么呢?沒有別的理由，這是因為我們的志愿軍都是翻身的農民和工人，他們認識這個戰爭是為保家衛國而戰。可以說，我們這回抗美援朝的戰爭是打品質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擋的。
一個美國的記者說，美國的軍隊再花20年也打不到鴨綠江。我看再打200年，他們也沒有希望打到鴨綠江。
現在回頭看，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本質上是階級及建立其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通過土改贏得了勞動人民的最堅定的支持，這種支持是如此強大不僅使共產黨由此打敗了蔣介石國民黨，而且還打敗了支持蔣介石且已擁有核武器的美帝國主義。
西方反共老手丘吉爾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誕辰80周年時也無不感慨地說斯大林“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曾長期留學蘇聯的蔣經國對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對斯大林說：“蘇聯在對德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私有制。”用蘇聯的經驗解釋1953年在朝鮮戰場上打敗美國的原因也是合適的。
就在中國抗美援朝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毛澤東預見到西方不會甘心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必將對新中國經濟實施更大的封鎖和壓力，而應對這樣的困難需要更為廣泛的人民基礎。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及時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11月4日，毛澤東在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時批評那種一些人以“普惠”代替以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為“總路線”認識傾向，指出：
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資產階級觀念。“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搞農貸，發救濟糧，依率計征，依法減免，興修小型水利，打井開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廣新式步犁、水車、噴霧器、農藥，等等，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這些好事跟總路線、社會主義聯系起來，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須搞社會主義，使這些好事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至于“確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農和富裕中農。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
到1956年中國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為1956年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基本沒有產權交易支出的經濟制度：生產資料完全掌握在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手中，國民收入不經私有產權之間的交易而純粹進入再生產領域，這既解放了中國國內的生產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現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產權支出過大、生產資金嚴重短缺，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建設對國際金融的絕對依賴。1957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理西羅基時談到中美關系時說：“我們不怕它不承認，美國愈晚承認愈好。”至于美國對中國的禁運，毛澤東說：“美國現在搞禁運，我們愿意它搞。到第二個或第三個五年計劃后它解除禁運時，那我們就會有些東西同它搞貿易，到那時我們可以同它建立關系。”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共產黨用社會主義制度團結和組織全國人民，將西方在同時期實施的對華經濟禁運的外部壓力轉化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力。
反者道之動。今天回頭看，如果當時美國不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經濟封鎖，并讓中國提前“融入全球化”、與西方“接軌”，那中國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徹底，用于國家建設的資金就會被龐雜的產權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從而使中國在建國之初就面臨同期印度同樣面臨的GDP增長與兩極分化及由此產生的對海外金融絕對依賴同步擴大的困局。果真如此，那對正處起步階段的中國的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設而言，無疑是比戰爭更為嚴重的國家災難：新中國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潰散，有組織的人民就會由此轉化為無組織的流民，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及其社會支持基礎就會由此解體，如此一來，中國就將再次陷入歷史上那周而復始的社會甫穩即亂的周期律之中。
這樣說決不是事后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當殖民統治經驗的英國人最早看到這一點。1949年8月，他們就為美國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時，從內部以“商業關系”和平瓦解新中國紅色政權的策略，當月19日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指出：
外國商業團體構成了西方在華影響的主要部分之一。我們認為，在亞洲的鐵幕后面盡可能長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觸角和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事情。我們尤其要記住，事實將會證明，中共政權最力所不及的任務之一可能就是嚴密地管轄和控制在單個的中國人中深深扎根的經商愛好，只要利用中國人的經商天分，損害共產主義事業的希望依然存在，徹底放棄我們的在華地位便至少可以說為時過早。
失去生產資料的流民人數的增長是歷史上社會動蕩乃至國家衰落的根本原因。新中國建立后，同樣的歷史難題也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毛澤東同志對此予以高度關注并試圖用改革的方式予以解決。毛澤東明白要保證中國在國際斗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需要占國內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數“精英”——這在古代就是貴族——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組織的人群，能夠組織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國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來自GDP等物質條件，也不主要來自簡單的“惠民”施舍，而是實實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反之，勞動人民一旦失去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由此產生的人民生產主導的市場條件，其身份則立即轉變為流民。
八、工農聯盟
但要組織農民，就需要改革舊的農業制度，這牽扯到改革方向。歷代政治家對此捉襟見肘，無能為力;殷鑒不遠，明朝萬歷年間的張居正南轅北轍改革造成流民大增、國家迅速走向崩潰的教訓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外患內憂，迫使明王朝利用北方戰事稍緩的間歇期起用張居正進行政治經濟改革。明穆宗在位的時候，張居正(1525～1582年)因才能出眾，得到穆宗的信任。明穆宗隆慶六年(1572年)，張居正得到大太監馮保與萬歷帝之母李太后的支持，取代了高拱。穆宗死前遺命張居正等三大臣輔政。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鈞即位，這就是明神宗萬歷皇帝。張居正在萬歷年間連續10年擔任內閣首輔(宰相)。為了挽救明朝統治的危機，他從軍事、政治、特別是經濟等方面進行改革，試圖扭轉嘉靖、隆慶以來政治腐敗、邊防松弛和民窮財竭的危局。改革——除其嚴重的負面作用外——起了相當的積極作用：“賦以時輸，國藏日益充”，國家財政收入增加，邊境安寧，萬歷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興的景象。1582年6月(萬歷十年)，張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對派重新聚集，指責張居正改革“務為煩碎”，清丈土地是“增稅害民”，實行“一條鞭法”是亂了“祖制”。他們撤銷了張居正死時特加的官爵和封號，進而查抄家產。改革失敗。
與漢、宋兩朝的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比，張居正的改革還是比較幸運的，他的改革適逢中原氣溫和北邊濕潤度的上升時期，這為張居正改革提供了較好的自然環境，也使其改革避免了與國家雙雙敗落的“王莽式”結局。
史書稱張居正“通識時變，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不謂干濟才”，但改革畢竟還是失敗了，此后明祚已近尾聲。
關于張居正改革的正面意義，史家論述較多，其負面后果，則多是些“功高震主”之類的泛論，也有人認為他敗于財稅改革。筆者認為導致張居正改革失敗從而明朝衰落的關鍵點不是財稅改革，而是以財稅改革為起點的金融改革：將已與生產資料形成穩定結合關系農民轉綁在貨幣上，用與貨幣的關系取代農民與國家的關系，這是張居正改革失敗的致命原因。書載：
神宗萬歷九年(1581年)，張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把嘉慶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地施行的一條鞭法在全國范圍推廣和實施。實施一條鞭法的顯了均平賦役，它的主要內容是把原來按照戶、丁派役的辦法改為按照丁、糧派役，或丁六糧四，或糧六丁四，或丁糧各半，然后再與夏秋兩稅和其他雜稅合編為一條，無論稅糧、差役一律改為征銀、差役俱由政府用銀雇人充當。
以土地為中介的農民與國家的直接關系轉變為以貨幣為中介的國家農民的間接關系，國家和農民同時只對貨幣負責，這樣的好處在“客觀上促進了明中葉后商品貨幣經濟的繼續發展，也說明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用現在一些人的話說就是打破了所謂“國家壟斷體制”、“進一步擴大民間融資平臺”，但問題是，在中國資本主義工業資本沒有或尚未充分形成之前，將分散無組織的小農與國家分離并轉交給手握大量貨幣、以放息為生的高利貸者，就無異于將農民交給吸血魔鬼。因為“一條鞭法”的改革中，“小生產者需要貨幣，卻首先是為了支付(對地主和國家交納的實物租和實物貢賦轉化為貨幣租和貨幣稅，在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不主要是為了生產;土地所有者“由于特殊的或急迫的需要，而一時又別無有效辦法來獲得急需的貨幣時，只有把土地賣掉，以換取貨幣”而“高利貸者除了貨幣需要者的負擔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別的限制”。中世紀歐洲受高利貸禍害至深，身為猶太人的馬克思對此也有更深刻的研究，他說：
商人資本和生息資本是最古老的資本形式。高利貸不改變生產方式，而是象寄生蟲那樣緊緊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虛弱不堪。高利貸吮吸著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產在每況愈下的條件下進行。對小農民來說，只要死一頭母牛，他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規模來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產，這樣，他就墜入高利貸者的擺布之中，而一旦落到這種地步，他就永遠不能翻身。
張居正改革與其說解放了農民，不如說解放了長期在重農抑商政策中受到壓制的金融力量。讓金融擺脫對社會生產依賴并反客為主，它就會成為奴役農民和瓦解國家的力量。張居正用于“解放”農民的貨幣并不是近代工業資本而是比工業資本更古老的“商業資本”退而“生息資本”，由此可以解釋，被貨幣“解放”出來的中國農民并沒有象中世紀英國圈地運動后的農民那樣轉為產業工人、中國也沒有象英國那樣走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道路。傅筑夫先生說：
社會上存在有大量游資，它本身又要求‘無息幣’，‘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而社會上卻又沒有足夠大的生產部門來吸收這些游資，使之轉化為產業資本，從而促進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這時社會的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土地則是最主要的生產手段。社會上既然沒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資場所，便只有購買土地來使貨幣發揮資本的機能，使土地成為生息手段。“
土地不僅可以生息，而且是財富最穩妥的一種存在形態，社會上既然缺乏其他有利的投資場所，遂群起搶購土地。所以土地買賣的開始，同時就是土地兼并的開始。
生息資本需要的不是農民生產而是農民對貨幣的需求，需要的不是農民而是身無分文因而對貨幣有強烈的終生需求的流民。大量的生息資本涌入生產領域既是張居正改革的惡果，也是造成中國歷史上包括明朝在內的許多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總結一條鞭法時說：
春秋時代的井田制，這是后代中國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范本。但即因當時貴族階級為求便利稅收制度之簡化，而終于把井田制度破壞了。……自唐代兩稅制以下，因于種種實際困難，逼得政府只在稅收制度上著眼用心，而把整頓土地制度這一重要理想放棄了。
傅筑夫先生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寫得更明白：
在流通中大量積累起來的商業資本，既沒有足夠發達的商品生產來與之相結合，亦即不能把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而僅僅當作流通手段來媒介商品交換，作衡量價值尺度，執行一些普通的貨幣職能，當它的積累數量超過了一定限度，作為商品的流通手段和其他職能也都成為不必要時，這個超過部分就不得不退出流通領域，當作貯藏手段，以貨幣形態的財富窖藏起來。但窖藏是不能增殖的，要使這種財富能夠增殖，在古代的具體歷史條件支配下，生息之道只有兩途，其一，是購買土地，土地是農業社會的主要生產手段，土地對于土地所有者來說，既是一種有利的生息資本，又是保障財富安全的一個穩妥的途徑，故手有余資的人無不想方設法去購買盡可能多的土地，這就形成了歷史上永遠無法解決的土地兼并問題，并成為一次又一次社會動亂和農民起義的總根源。
貨幣存在的前提是買者與賣者的分離，這種分離的距離越大，社會對貨幣的需求就越大;而社會，不管是什么形態的社會，其生產一旦依附于貨幣，貨幣持有商就可以反客為主，成為控制社會和瓦解國家的絕對力量。張居正改革中除了田稅、徭役、商稅、手工業稅、海關稅大部分可用銀折納外，明廷官吏的薪水、國庫的開支也用銀支付。這種支付方式被制度化并導致政府從提供公共服務的角色轉為“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角色，原來屬于政府管理的大量工作被“簡政放權”，斷腕式地移交給社會資本(實則是手持大量貨幣的商人——現在叫金融家——承包)，農民從為國家提供產品的勞動者轉變為用自己的產品從貨幣商人手中換回貨幣的勞動者，朝廷和農民的、甚至整個社會的信用紐帶為貨幣所取代，“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又有了進一步的松弛，農民生產的產品與市場的聯系也更加緊密了”。這樣，手持大量貨幣的商人和高利貸者反客為主——這有些類似今天華爾街銀行家在美國的角色——成了社會的主人。商人一旦操縱了國家，其結果自不言而喻。孟子說：“上下交爭利，則國危矣。”
社會已出現巨大的裂變危險，可明朝的學問人坐而論道的學風日益嚴重并使張居正改革負面惡果不能得到糾正。處士橫議，是宋明兩代知識分子的通病。造成這種“議論誤國”惡習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脫離實際的教育制度，元代大學者袁桷說：“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端，止于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谷戶口、糜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錢穆先生更是痛陳：“學問空疏，遂為明代士人與官僚通病。掌握獨裁權的皇帝，往往深居淵默，對朝廷事不聞不問，舉朝形成群龍無首之象，而明代風習又獎歷廷臣風發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至于以議論誤國。”毛澤東曾批評王安石變法：“無通識，并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若將毛澤東這個評價用在張居正身上也是合適的。
黑格爾說，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出現兩次;馬克思補充說：“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比較而言，張居正的改革和商鞅、王莽的改革一樣都解放了農民，但張居正與商鞅甚至王莽不同的是，后二者將農民從貴族手中“解放”出來后交給國家，而張居正卻是將農民從國家手中解放出來交給擁有大量貨幣的商人繼而高利貸者。貨幣(這在今天叫“金融”)打倒了封建等級——這得到明朝農民的歡迎，但貨幣又建立起獨立于國家和生產者之外的等級，它反客為主后又將國家與農民統統踩在腳下——這使明代農民比秦漢農民更加不幸，轉用托爾斯泰的話說就是: 改革的紅利歷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卻各有各的不幸。張居正改革后，明國家與農民的信用關系隨日益嚴重的貨幣短缺而更為脆弱。崇禎五年(1632年)，國家與勞動者農民的貨幣鏈接近中斷，浙江、南直隸等較富裕的八省秋季竟只能交上稅銀總額的14%。
崇禎長于以霹靂手段迅速清除少數位高權重的“悍虎”——這有助于他打掉了魏忠賢這只“大老虎”，卻短于對嚴懲失衡的國家進行有效調理——這卻讓他在李自成面前一籌莫展。
萬歷以后，西班牙銀幣每年輸入中國達數百萬之多，貨幣量的大規模增加，加速了社會商品和勞動力的流通，也加大速了貨幣囤積和土地買賣的勢力。明中葉，土地兼并日趨激烈，皇帝、王公、宦官大規模置地，“數量之大，超過了以前任何時代”。與今天房地產市場相似，大規模的土地兼并和屯積導致用其他于交易的流通貨幣減少，并因此產生因貨幣不足造成的政府與農民之間的信用斷裂，其結果對政府而言，就只有鎮壓一途;對農民而言，除了造反，則別無出路。
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種“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擔當精神，但這種精神一旦與脫離實際的“戈爾巴喬夫”式的無知結合，其結果也是很可怕的。張居正改革導致明末無錢交稅抵租農民被迫求助利息竟達一倍至五倍的高利貸，農民因此很快失地并轉為流民。大規模的流民出現并步入造反大軍是張居正改革的最直接的惡果，也是此后明朝迅速轉入結構性不可逆衰落的根本原因。
16世紀末，也就是在張居正改革后不久，全國起義暴動已成星火燎原之勢。1588年(萬歷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發劉汝國領導的上萬農民起義;1589年李園朗、王子龍在廣東始興、翁源一帶起義;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啟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東均有大規模的暴動。1627年(天啟七年)，陜北澄縣饑民暴動，由此拉開了有李自成參加和領導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
1637年(崇禎十年)楊嗣昌在《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用“星星之火”來描述方興未艾的農動起義，稱當時的破產農民“逃潰轉多，饑饉薦臻，脅從彌眾，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稱十數萬;合之股股，不啻百余萬。而黃河以南，大江以北，東連廬、鳳，西盡漢、延，幅員數千里之間，一任往來飄忽，生靈百億萬之命，盡遭屠戮傷殘”。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陜西戶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勢”形容農民運動對明王朝將產生的沖擊，稱“九邊要害，半在關中”，“皆緣饑軍數數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數載以來，養成燎原之勢”。
有趣且有比較意義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形勢及建國后毛澤東解決農民問題的方法。1930年初，毛澤東同志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顯然他當時也感受到明末同樣的問題：國民黨的垮臺就是20世紀30年代農民解體的結果。為了發展就必須大量引進外資，“依靠外國輸血”導致農業過早商品化，這導致農民大量破產。可以說，那是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是主要是蔣介石點燃的，而外資更是火上澆油。而這些與明萬歷年間的張居正改革的結果幾乎如出一轍。30年代土地革命戰爭中走過來的毛澤東對此體會最深，他特別注意總結中國歷代王朝特別是明朝張居正改革以后在農民問題上失策的教訓。《明季南北略》是記載明萬歷至崇禎時期北方地區史實的史書，全書共二十四卷，起自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此時張居正改革剛剛結束——清太祖努爾哈赤興起東北，止于崇禎十七年(1644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注意到這本書的內容，1943年7月28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雜史我處均無，范文瀾同志處或可找得，你可去問訊看。”，建國后毛澤東下工夫最大的也是農民問題，他著力探索的是如何避免重復明末覆轍，防止農民變為流民。如果說，毛澤東發動“三反五反”乃至后來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我們的干部蛻變為“魏忠賢”，農業合作化運動是從制度上杜絕把農民逼為“李自成”任何可能。1953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決議(草案)》后批示說：
這種單干制度長久下去，就要使農民的大多數成為富農、高利貸主和商業資本家進行剝削和投機事業的犧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
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
搞單干，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農民的立場上，還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農民群眾的立場上?問題就是這樣擺在我們的面前。
毛澤東這時關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結果。毛澤東將農民的組織化而不是分散化作為檢驗中國農業改革成敗的標準。在當時組織農民只有社會主義合作化一途。1959年7月29日，針對國內外關于“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臺”的質疑，毛澤東說：
如果要垮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什么，不合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要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
現在回頭看來，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選擇社會主義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義” 的“普惠”政策——為突破口團結和組織人民，將外部壓力轉化為人民支持國家動力的治國經驗，對于今天中國政治家而言，需要認真領會和學習。
毛澤東對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貢獻是將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的成果及建立其上的中國發展與工農聯盟而不是與資本聯盟。
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本質是保證而不是剝奪，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著的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國是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是中國工農聯盟的基礎。1959年12月11日，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不搞合作化，農民必然兩極分化，工農聯盟就無法鞏固。”農民兩極分化自古都是流民大規模產生的原因。適度的農民脫離土地，可以為城市工業提供勞動力后備軍，而農民過多地與土地分離，其中產生的龐大的流民隊伍就會成為瓦解國家的力量。只有發展、壯大和不斷鞏固集體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鄉間的人口形成雙向即自由來回的而不是今天這樣為資本驅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單向流動。只有農民工的生活在城鄉之間來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時，社會才能穩定，城市商品住房經營才能成為兼顧資本與消費者利益平衡的即社會主義的商品經營。而能保證進城務工人員自愿回流農村的因素，在現階段不僅僅是家庭土地承包權，而是保證農民土地權利的農村集體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權利的國家所有制。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會有穩定的工農聯盟，從而就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基礎和政治穩定。毛澤東注意到這一點并指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批注道：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國農村經濟已有使普通勞動者與土地生產資料永久分離的危險，有些地方官員連同一些學者，為了一點“房地產”或某些資本集團的利益無視勞動者的長遠利益，用所謂“城市戶口”“城市房產權”，在沒有充分就業保障的前提下，使進城農民與生產資料所有權從而與集體所有制相分離。更有報紙發表推波助瀾的“調查文章”，說“郊區農民不想種地盼拆遷致富”。這樣輿論引導的后果顯然是危險的，因為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獲得穩定的就業保障而又在農村“無立錐之地”的話，當年他們養不起耕地的困境就會迅速轉化為養不起用地權換來的房權的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今天賣掉房子的速度比當年賣掉土地(經營權)的速度要快得多。
與失去土地相比，沒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群對社會穩定會形成更直接的破壞力，而目前中國城市中的天價商品房反過來又會使已涌入城市卻又不能再回到農村的“市民”退為城鄉地帶的流民。而流民歷來就是社會大動亂的溫床。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樣面臨并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在1887年1月10日為《論住宅問題》一書第二版寫的序言中說：
當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這樣從工場手工業和小生產向大工業過渡，并且這個過渡還由于情況極其順利而加速的時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時期。一方面，大批農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發展為工業中心的大城市里來;另一方面，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經不適合新的大工業的條件和與此相應的交通;街道在加寬，新的街道在開辟，鐵路鋪到市里。正當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時候，工人住宅卻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現了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住宅缺乏現象。在一開始就作為工業中心而產生的城市中，這種住宅缺乏現象幾乎不存在。
恩格斯接著指出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在于建立起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后消滅城鄉差別。現在我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但我們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鄉差別還將長期存在。由此產生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一些負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樣會產生對社會主義國家不利的后果。那么，上述住宅問題的不利后果是什么呢?恩格斯以德國為例說：
農村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被機器和工廠生產所消滅，在德國就意味著千百萬農村生產者的生計被斷絕，幾乎一半德國小農被剝奪，不只是家庭工業轉化為工廠生產，而且農民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大農業，小地產轉化為領主的大農場——也就是意味著一場犧牲農民而有利于資本和大地產的工業和農業革命。如果德國注定連這個變革也要在舊的社會條件下完成，那末這樣的變革毫無疑問會成為一個轉折點。如果那時其他任何一國的工人階級都還沒有首先發動，那么德國一定會開始攻擊，而形成“光榮戰斗軍”的農民子弟一定會給予英勇援助。
這樣，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給每個工人一幢歸他所有的小屋子，從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縛在他的資本家那里——現在就變成完全另一個樣子了。實現這種空想，就是把一切農村房主變成工業的家庭工人，結束那些被卷入“社會旋渦”的小農的舊日的閉塞狀態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上極其低下的狀況;就是使工業革命推廣到農業地區，從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動最保守的階級變成革命的苗圃，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
若再結合中國目前的日益嚴峻的“住宅短缺”問題來看，我們便會認識到，恩格斯所指出的現象是現代國家——不管其性質如何——在社會轉型中很難避免的。現在需要我們考慮的是如何避免越來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拋棄的流民轉化為“光榮戰斗軍”，“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的歷史惡果發生在當代中國。
當時恩格斯提出根本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是“消滅城鄉對立”。目前看來，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相當的時間內都做不到這一點。但資本主義國家卻用轉移危機的方式將本國內部的“城鄉對立”轉變為外部世界的“南北對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對立緩和了本國城鄉對立及由此引發的日益嚴重的階級對立。但這條道路對后發國家，尤其是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已不可重復。對于當代中國而言，我們只有依靠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而不是什么“社區花園”、慈善式的“社區服務”和言不及義的“改革”——來解決我們面臨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發的政治穩定問題。
改革在任何國家都是一種有階級屬性的行為，言不及義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澤東曾批評這樣的政策是“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中國的改革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人民的標準。我們知道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中國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中國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中國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把共產黨改到人民的對立面;國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1957年4月25日，毛澤東在同保加利亞大使交談中總結蘇聯的教訓說：“建設了社會主義，丟掉了人民，建立了重工業，丟掉了人民，這是不成的。”同樣，我們的改革若不是維護而是損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得魚忘筌，適得其反。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不能基于資本財團——這是蔣介石走過且失敗的道路，而應該基于工農聯盟——這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實踐已經證明并獲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農聯盟的基礎是國家和集體所有制，這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礎部分。沒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產資料，而失去了生產資料，我們的人民就會轉化為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形容的“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的貧民和流民，這樣黨的執政基礎也就名存實亡。建立在流民基礎上的國家政權，就會像目前中東一些國家，一遇外來壓力即刻崩潰。而農民集體所有制則是控制脫離土地的農業人口“流量”的重要杠桿。鑒于這樣的歷史經驗，毛澤東說：“我們國家的基礎，就在工人、貧農、下中農身上。”
現在社會改革談得較多的是“社保”。毛澤東也高度關注社保問題，但反對言不及義地談社會保險，他將社會主義所有制看作是最大的社會保險。1960年1月5日，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國營人身保險是勞動者在遇有不幸事故、喪失勞動能力或家庭撫養人死亡時得到物質保證的形式之一”這句話時，毛澤東批注：“公社辦起來了，就保險了。”在這里，毛澤東將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什么“市場化改革”作為人民群眾人身保險的前提。為此，1958年5月13日，毛澤東在修改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時特意加寫這樣的警示：“農民同盟軍問題的極端重要性，革命時期是這樣，建設時期仍然是這樣。無論在什么時候，政治上犯錯誤，總是同這個問題相關聯的。”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再次強調：“還是一個農民同盟軍的問題。工人階級沒有農民這個同盟軍，革命不能成功，建設時期也是一樣，沒有這個同盟軍不能建設成強大的國家。中國的問題始終是農民同盟軍的問題。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農村混了幾十年也不清楚。”而保證工農聯盟的所有制基礎是鞏固和發展合作化集體經濟。毛澤東的這些認識最終形成全黨全國的共識，并在1954年以憲法的形式加以確認形成不容動搖的國家制度。憲法“總綱”第一條宣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
歷史反復表明，國家政權的政治生命周期的長短及其相應的抗壓能力的強弱，與其所依靠的社會基礎的大小為正比，而社會基礎的大小又與其所依賴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納和解放的勞動力的廣泛程度為正比。1927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戰略能力的差距，是這一觀點的有力證明。此前，國共合作開展北伐，實現中國統一，大得人心，這時蔣介石手頭幾乎有無限的人才和人力資源可供調配，北伐戰場上也是捷報頻傳。1927年始，他向工農開刀，轉靠買辦封建勢力，這便失去工農支持，以至在1948年國共兩黨進行大決戰的關鍵時刻，國民黨靠“發紅包”和“抓壯丁”補充軍事編制，但重賞之下已無勇夫;蔣介石方面已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共產黨方面則有源源不斷且自覺參加的人力資源可隨時投入戰場。這為毛澤東的戰略方針的順利實施和共產黨在全國戰場取得勝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同樣，也是由于我們用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別的什么制度團結了全國人民，才使新中國沖破國際國內的重重惡浪，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為此，1958年5月18日，毛澤東警告全黨：
農民是同盟軍，不抓農民問題就沒有政治，不注意五億農民的問題，就會犯錯誤，有了這個同盟軍，就是勝利。中國黨內相當多的人，不懂得農民問題的重要性，跌跟頭還是在農民問題上。
1962年11月30日，毛澤東告訴來訪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同志說：“農民跟著我們走，民族資產階級才不得不跟我們走。農民問題很重要，誰能解決農民問題，誰才能取得勝利。資產階級不能解決農民問題，歷史上的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農民問題。孫中山也不能解決農民問題。”
毛澤東同志這些思考以及恩格斯的前述指示，對今天我們正在開展的農村土地流轉試點改革來說，不能不說有著巨大的警示意義。
九、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國家穩健前進的條件是要有熟悉歷史，更要熟悉歷史政治及其本質的領袖人物。看到赫魯曉夫的政治極端幼稚，毛澤東汲取古今中外國家興衰更迭教訓，決定開展教育革命，為社會主義事業培養合格的接班人。
“政治科學是以歷史為依據的”。作為成熟的治國人才，除了政治立場堅定外，更需要運用國力的能力。但認識國力的存量并不難，有一些邏輯推論和數量統計就夠了;而認識國力的變量，則需要相當的政治經驗。這與認識皮筋本身長短并不難，而認識皮筋可以伸展的長短及其拉長承受時間則需相當的反復拉伸的經驗的道理一樣。
在這方面毛澤東為我們作了表率。
毛澤東同志不僅有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更有成熟的政治素養，它不僅包括制定戰略的能力，而且還包括為實現戰略而具備的制定政策和策略能力。毛澤東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而“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
毛澤東說：“不關心哲學，我們的工作是不能勝利的。”在這方面我們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寫的《實踐論》。世界是物質的，所以它是實踐的，物質是矛盾和變化的，所以它是辯證的。從相當的意義上說，戰略是確定現實斗爭方向的學問，而策略是尋找戰略力量即國力運用邊界(即極限和底線)的學問。事物的性質是由其對立的方面規定的，越界是矛盾轉變的標志和開始，而只有找到合理邊界，其戰略才是有意義和可有效實施的。基于此，毛澤東將歷史唯物主義所要表達的“人民必勝”的認識歸納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命題。他1958年12月1日，他告訴全黨：
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它們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在隨后的一段時間，由于它們的對立面，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步壯大，并同它們進行斗爭，越來越厲害，它們就逐步向反面轉化，化為反動派，化為落后的人們，化為紙老虎，終究被或者將被人民所推翻。
毛澤東明白，壓迫民族推行世界擴張政策的真正阻力來自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而它們的優勢在于先進的工業技術，但技術尤其是高技術可以解決一部分矛盾，但解決不了基本矛盾，尤其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而當推行擴張政策的國家開始與世界人民為敵的時候，這個矛盾基本就是無解。正因此，毛澤東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
毛澤東戰略思想只能為與人民在一起的政黨運用。脫離人民的政黨或統治者也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只是那里的統治者是為壟斷資本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在真理面前，由于沒有人民支持，他們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無法推行依靠人民的政策。
比如美國就不乏明白人。就在美國即將成為世界霸主的1943年，曾任陸軍部長助理并參加過巴黎和會的美國戰略思想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對美國人的“世界主義”情緒提出了警告。他寫道：“美國必須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達的范圍之內，也使它的手段可以達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負擔和它的力量相稱，也使它的力量足夠來完成它的‘責任’：要是不確立起這個原則，那根本就談不到什么外交政策。”1947年，李普曼針對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政策和以此為基礎的“杜魯門主義”的危險出版了《冷戰》一書指出了美國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國政府不要忘記在“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
李普曼的旨在為美國卸除“杜魯門主義所加于我們的負擔”的看法對20世紀50年代處于巔峰期的美國政治家們來說已難以接受，為了保住其高額壟斷利潤，他們寧愿選擇竭澤而漁的道路，聽信丘吉爾意在驕縱美國的“鐵幕演說”，偏愛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Arnold J.Toynbee)讓美國擔當世界民主領袖的“倡議”，采納英國人喜歡的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和凱南等不冷靜的激進建議，揮師沖向世界，這使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陷入全面危機，國力大幅衰落。
與美國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卻在中國受到毛澤東的長期關注。據統計，從1949年到1972年間，新華社電訊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約有350篇，其中全文轉載李普曼觀點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較集中的時間段是1956年至1958年。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蘇聯的挑戰》一文，認為西方的軍事集團和基地包圍政策不能遏止共產主義的發展。新華社《參考資料》第2512期刊載了這篇文章，毛澤東讀了李普曼的這篇文章后，寫下批語：“此件印發。值得一看。”1959年3月4日，他在會見美國共產黨中央書記杰克遜時說：
美帝國主義看來好像很強，實際上也是帝國主義中最強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歐洲要駐兵，在亞洲也要駐兵，如此分散，到處都有，結果是到處不頂事。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方面來看，美國都是擴張得非常大的。它越擴張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對的人也越多，這樣，事情就會向它的意愿的反面發展了。美國就好像一個用雙手抱著一堆雞蛋的人一樣，雞蛋堆得滿滿的，可是一動都動不得，稍一動雞蛋就掉下來了。
1968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領導人范文同時鼓勵說：“美國有個記者叫李普曼，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說要提防再掉進一個陷阱。他說在越南已經掉進一個陷阱了，現在的問題是要想辦法爬出這個陷阱。他還怕掉進別的陷阱里去。所以你們的事業是有希望的。”
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戰略拖垮美國的原因，是他為美國設計戰略邊界過于龐大，結果讓美國老虎吃天，耗盡了力氣。20世紀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凱南對自己曾經提出的“遏制”戰略更是后悔不迭，他在一次講演中說：
這種軍事化不僅對我們的外交政策，而且對我們的整個社會都有嚴重影響。它造成國民經濟的畸形發展，這一點我和許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們都把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產并出口武器裝備，保持龐大的武裝力量和設施。這么搞的結果對我國的經濟生產實力不會有好處，只不過使我們每年都不能把成百億美元用作生產投資。這些年來，我們已被迫使自己習慣于這種情況。這個習慣已經達到我曾大膽稱之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在不出現嚴重后遺癥的情況下把它甩掉。除了數以百萬計的穿軍服的人以外，還有成百萬的人們已經習慣于從龐大的軍事工業體系中謀得生計。數以千計的企業靠軍工維持，更不用說那些工會和社區了。軍工已經成了使我國經濟極其不穩定的那些預算赤字的根源。在軍需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與華盛頓購買者之間已經建立起復雜而極其有害的聯系。換一句話說，由于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并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說，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于這種可憎的行徑。而且如今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說：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
用同一方法，毛澤東看到了蘇聯也犯了與美國同樣的錯誤。1973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與基辛格會談時指出了蘇聯的上述短板。在回答基辛格“目前中東的問題是防止蘇聯取得統治地位”的問題時，毛澤東說：
蘇聯那個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對付這么多方面，從太平洋講起，有美國，有日本，有中國，有南亞，往西有中東，有歐洲。統共只有一百多萬兵守也不夠，何況進攻，除非你們放它進來，把中東、歐洲讓給它，它才放心。這樣才能把兵力往東調。我們也牽制他們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們。歐洲、中東、比如在蒙古，它就駐了兵。我的意見是這個蘇聯野心很大，就是歐洲、亞洲兩個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夠，困難很大。
11月17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等談話時說時再次強調這一點說：“蘇聯的日子就不那么好過，它野心很大，力量不夠。切忌不要忘記鳳姐講的話：大有大的難處。”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接見英國前首相希思，在聽到希思說蘇聯有強大的組織來增強其實力時，毛澤東說：“難道蘇聯就沒有困難嗎?我看它自顧不暇，它不能對付歐洲、中東、南亞、中國、太平洋，我看它會輸的。”
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澤東曾兩次手錄清朝人嚴成遂《三垂岡》一詩，其意高遠，當為今人認真領會。詩曰：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云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中國已經崛起且抗住并戰勝了帝國主義一百多年的飛揚跋扈和軟硬施壓，但尚未取得完全的勝利，仍面臨西方的包圍，根本無力單槍匹馬地改變世界。毛澤東意在告訴我們，只要中國能夠固守“昆侖”，堅持地區性守成，“深挖洞、廣積糧”，不搞世界性擴張，我們就有時間“閱盡人間春色”，最終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于中國的方向改變。
在紛繁復雜的萬象事物中，毛澤東總能敏銳找到其力量運用邊界。他一生不打遠仗，最遠的也就到中印邊界。1965年1月9日，斯諾問毛澤東為什么你總是說世界革命，毛澤東告訴斯諾說：“哪里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并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說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遠戰當速，近戰可久。1950年開打朝鮮戰爭，一打就是三年;1962年啟動對印自衛反擊戰，在兩個月內大啟大合。毛澤東明白的，遠處用兵是要拉長戰線并由此要有長線長時的財力支出，許多國家就是被這越來越大的費用耗倒的。蘇聯斯大林之后的領導人不太明白這樣的哲學，搞世界革命且是實打實地出兵，手伸到古巴，伸到非洲。結果把自己給拖垮了。英國衰落就是從占領印度洋開始的：為了鞏固占領印度洋的戰果，它打了三次阿富汗戰爭，打了兩次對華鴉片戰爭，收獲不少，但支出更多。進入21世紀的美國更是在英國的道路上迅速衰落的。
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前，最擔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見。知道毛主席戰爭年代養成了夜晚工作習慣，提前一個月晝眠夜作進行練習。當聽到周總理說，主席要見你。尼克松僅帶了基辛格和溫斯頓·洛德來到毛主席的書房。學著周總理稱毛澤東為“主席”。基辛格在會見時問：“主席正在學習英文嗎?”毛澤東說：“我聽說外面傳說我正在學英文，我不在意這些傳聞，它們都是假的，我認識幾個英文單字，但不懂文法。”基辛格也不放過任何一個說笑的機會：“主席發明了一個英文字。” 對此毛澤東說，“是的，我發明了一個英文詞匯paper tiger。” 基辛格馬上對號入座：“紙老虎。對了，那是指我們。”賓主大笑。
尼克松是糾正凱南戰略失誤的政治家——遺憾的是同期的蘇聯并沒有出現這樣的戰略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國的飛機上說，我要去跟毛澤東談哲學。他說的“哲學”就是兩個國家的國力運用的邊界及其國家合作的邊界。毛澤東與尼克松這兩個有哲學的政治家一握手，這個世界就變了。事實上，毛澤東注意到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為美國設計的戰略邊界過于龐大的“遏制”戰略是拖垮美國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訪華后不久，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在尼克松訪華前后，有兩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當年毛澤東對到訪的尼克松說“我喜歡右派”，第二件是毛澤東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閱讀《后漢書》中的《劉盆子傳》。毛澤東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問題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決的。你沒有沙場歷練，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學習、多長進，就會像劉盆子那樣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免成為歷史上的匆匆過客。如果將毛澤東兩次談話內容聯系起來，可知毛澤東當時的憂心所在。隨尼克松來訪的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澤東的擔憂，他說：“美國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 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書中有段文字可看作對基辛格這段話做出的的補白：
當初，列寧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對共產主義事業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稱他們為“有用的白癡”。這些有用的白癡總是一本正經，對那些最為復雜的問題作出非常簡單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們這樣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無知。他們只會呼喊口號，他們絞盡腦汁所得出的結論，充其量也只是僅適合印在圓領衫或貼在汽車保險桿上的標語：“要愛情，不要戰爭”;“不能用核武器扼殺我們的孩子”;“要是希望和平就鳴笛吧”。這些愚蠢的廢話大多無傷大局，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全部有用的白癡在街上為和平而游行或鳴喇叭，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在我們的大學里教書，一些人在為報紙撰定專欄文章，一些人在電視上高談闊論。
基辛格說的問題，不僅在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
王明的“左傾”空談和赫魯曉夫的機會主義給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巨大災難，長期與王明“左”傾作斗爭的毛澤東也看出當時中國有那么一批“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無知”的可以為資本主義利誘的“有用的白癡”，知道這些人“造反精神強，他們缺乏經驗，不懂歷史”，容易犯赫魯曉夫那種“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的錯誤。1959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赫魯曉夫“他不是老練的政治家，不大懂馬列主義，不講原則，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國，二怕中國。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隨遇而變。迷戀于暫時的利益，丟掉長遠的利益。”當月，毛澤東又在一份關于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上寫道：“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于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后他將完全破產(八年之后)。”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與劉少奇、周恩來等同志討論時局問題時談到赫魯曉夫說：“這個人一直沒有個章程，像游離層一樣，他是十二變，跟他相處，怎么個處法呀?這個人，艾森豪威爾形容過，說他是一個鐘頭之內瞬息萬變的。赫魯曉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國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想下一著棋。從戴維營回來，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國人可能變嘛。”當年12月10日，面對赫魯曉夫的胡來，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深有感觸地說：“中國和俄國的歷史經驗證明：要取得革命勝利，就要有一個成熟的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看別人，想自己。赫魯曉夫的政治幼稚病讓毛澤東對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屬于那些沒有經驗的人，或者像飛蛾投火的共青團員”——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干部制度。1958年4月27日，毛澤東在廣州召開的會議不無擔憂地說：“現在得彩的是左派，這些人政治資本大了，將來掛帥的、可能出亂子的，也就是這些人。”
就在赫魯曉夫下臺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6月16日，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上說：“要準備后事，即接班人問題。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第一條，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條，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聽各種意見，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最后，毛澤東要求：“開會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從中央局、省、地、縣到支部，都要搞幾層接班人。”其中，干部不脫離群眾并且還要善于團結群眾是毛澤東對接班人的重要要求。1961年11月24日，毛澤東在接見外國代表團時進一步指出說：“左翼就是容易犯氣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間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辦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條主義的左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說服中間派，不能擺官僚的架子。”毛澤東從一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知道，沒有基本群眾的干部是一事無成的。一個多月后，毛澤東在北戴河告訴毛遠新說：“這五條是互相聯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條是理論，也是方向。第二條是目的，到底是為誰服務，這是主要的，這一條學好了什么都好辦。第三、四、五條是方法問題。”毛澤東教育毛遠新說：“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大學畢業?中國歷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放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員后面跑，自己沒有主動性。”1965年1月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真正的領導人要在斗爭中才能看出來，你從訪貧問苦中看得出來?我不相信。在斗爭中群眾會選出自己的領袖來。”這就是說，“老練的政治家”不是在“行小惠”活動而是在真槍實彈的斗爭中產生。1967年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在談到革命大聯合以誰為核心時說，核心是在斗爭中實踐中群眾公認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張聞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認他是核心，結果垮臺了。什么是農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們都不懂。
毛澤東重視中國歷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別是注意其中的導致國家毀滅中的人的因素。十年樹木，百年樹人。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率中央高級領導到明十三陵植樹。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發表關于“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問題的講話，他將講話地點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長。
毛澤東在明十三陵考慮最多的是國家的長治久安。但研究明史，就不能不注意和總結明太祖朱元璋培養接班人的經驗和教訓。
接班人問題歸根結底是國家人才培養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是國家治理工作不能離開的重要人才來源，但其脫離實際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態則使他們在因見識卓越被納入政壇的同時也帶來對事業有極大破壞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談，而這樣的悖論又為尤其是建國之初的政治家所糾結。在利用這類知識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嘗試。比如孔丘任魯國大司寇后七日殺以言“亂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書坑儒”、曹操殺楊修等，其手段最極端的大概就數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對付這類不成熟的干部和脫離實際而又自視精英的知識分子采取的辦法就是“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議：“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免者百無一二。”即使這樣，朱元璋也沒有因此而解決培養合格接班人的問題。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對明末空議誤國的教訓有切實的總結：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群臣言事漸尚意氣。至萬歷末，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務為危言激論自標異。明末以廷議誤國，事不勝舉。要之不度時勢，徒逞臆見，是非紛呶，貽誤事機。舉其要者，流寇既起，內外相乘，若暫和關外，猶可一意治內。而思宗迫于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無敢主和事者。陳新甲主兵部，力持議款，帝亦向之，事瀉于外，為群臣大嘩，為殺新甲。孫傳庭守關中，議者責其逗撓，朝廷屢旨促戰，傳庭曰：“往不返矣，然大大夫豈能再對獄吏!”遂敗死。賊既渡河，有請撤吳三桂迎擊者，議者責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賊勢燎原，或請南幸，或請以皇儲監國南京，議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終至于一無可為而止。
故此，錢穆先生痛陳：
學問空疏，遂為明代士人與官僚通病。掌握獨裁權的皇帝，往往深居淵默，對朝廷事不聞不問，舉世聞名朝形成群龍無道之象，而明代風習又獎歷廷臣風發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至于以議論誤國。
造成這種“議論誤國”惡習的可追溯至宋朝脫離實際的教育制度，元代大學者袁桷說：
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端，止于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谷戶口、糜密出入，皆以為俗使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
毛澤東注意到這段歷史教訓。1964年5月12日，在一次談話中說：“看《明史》最生氣”，“除了明太祖、成祖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余都不好，盡做壞事。”
毛澤東在建國之初也面臨著與讓朱元璋同樣糾結的“知識分子問題”。但與朱元璋不同，毛澤東本人就是學生出身，早期學生運動的成敗以及他自身從知識分子到成熟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轉變的經歷使他對知識分子的優點缺點以及如何克服這些缺點、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體驗和認識。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在《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一文中說：
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只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知識分子不跟工人、農民結合，就不會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業的;同樣，在革命隊伍里要是沒有知識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業的。
建國初，毛澤東開始思考利用和改造相結合的知識分子政策。1950年12月29日，毛澤東為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題詞：“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這實際上提出新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有一個再學習即向人民學習的新任務。1955年8月13日和12月12日，毛澤東在審閱簡報時分別批示：“對高級知識分子一味照顧，即令有嚴重問題也不去觸動他們的想法是錯誤的。正確的方針是：堅決保護一切好人，而對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則必須發動群眾認真清查出來，并作適當的處理。”而對于只有嚴重錯誤思想，甚至反動思想，而沒有反革命行為的高級知識分子“應該給以充分的時間，耐心等待他們的進步。”1957年，毛澤東向全黨提出造就社會主義新型知識分子的任務。3月12日，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講了八個問題，第一是關于形勢，第二、第三、第四講得都是知識分子問題。毛澤東說：
在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愿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國家服務。有少數知識分子對于社會主義制度是不那么歡迎，不那么高興的，但是在帝國主義面前，他們還是愛國的。對于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
如果在今后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中間，能夠有比較多的人通過工作和生活的實踐，通過階級斗爭的實踐、生產的實踐、科學的實踐，懂得比較多的馬克思主義，這樣就好了。
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團結他們。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也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知識分子又是教育者，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里的不恰當的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
知識分子既然要為工農群眾服務，那就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書當然不可不讀，但光讀書，還不能解決問題。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的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知識分子如果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和他們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們從書本上學來的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己的東西。那末，我們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語言，不僅有愛國主義方面的共同語言、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共同語言，而且還可以有共產主義世界觀方面的共同語言。
10月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外賓時說：“資產階級是我國文化最高的階級，他們在社會上還造成了一種習慣，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影響很深。但是，我們不能不要他們，否則就沒有教授、工程師、科學家、藝術家，所以對他們是改造的問題。我們認為，大部分知識分子、富裕中農、地主、資本家是可以改造的。”
10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召開最高國務院會議第十三次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任務。他說：“一個政權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是不行的。無產階級專政要造成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但在1958年“大鳴、大放”自由表達意見的氛圍中，知識分子脫離實際而又自陷“處士橫議”式清談的缺點展露無遺，以至造成至今仍令文化人不能釋懷的“反右”運動。毛澤東也明白僅靠運動式的“反右”遑論朱皇帝“白刃不相饒”的方式并不能避免中國再陷明朝舊轍。為國家長治久，毛澤東認為，在利用知識分子的長處的同時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即利用和改造并重是可行的方式。最終毛澤東指出了一條新型知識分子的培養道路，這就是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道路。1958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就我國社會主義教育方針和干部參加體力勞動問題說：
教育比較帶原則性，牽涉廣大的知識界。幾千年來，都是教育脫離勞動，現在要教育與勞動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是一個革命。大體上有這樣幾條：一條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一條是黨的領導，還有一條是群眾路線，中心問題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老讀書實在不是一種辦法。書就是一些觀念形態，別的東西看不到。如果是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學校有農場，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或者半工半讀，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
1963年，毛澤東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談話時說：“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參加勞動，干部參加勞動，是保證不出修正主義的根本問題。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看再過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義。”1964年2月，作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說“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他為此要求“教育革命”，認為：“知識青年人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4月21日，毛澤東在南昌對當時負責同志說：“死讀書本，不從事工、農、商、學、兵的實際工作，造就不了人才。”而“知識分子脫離了群眾就沒有什么用。”赫魯曉夫上臺后的胡來，讓毛澤東在晚年對中國未來國家接班人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干部制度。值得體會的是，就在赫魯曉夫下臺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同澳大利亞共產黨主席希爾談話時再次重復自己的看法，他說：“很多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我們包下來了。他們看不起工農群眾，看不起工農出身的人。我們還得用他們，不用他們，我們的報紙就出不了，廣播也播不出去。文學界、藝術界，也是他們的人多。全部改變要用很長的時間。”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知識分子不會脫離實際，不會“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其目的就是要防止遠如大宋近如蘇聯的悲劇在中國重演。
“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盡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斗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從民主主義知識分子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從不成熟的黨的領導人成長為成熟的黨的領袖的過程，即使對于毛澤東來說，也不是一蹴而就式的順利完成的。1962年8月20日，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回憶說：“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列寧的。以前我也學習，是資產階級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馬列主義才傳播到中國，我們才學習。”1963年1月6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日本共產黨書記處書記袴田里見一行，說：“我這樣一個人，由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變成無產階級戰士，也曾經過一個過程。許多革命者都一樣，并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
1959年6月25日，毛澤東回到家鄉湖南湘潭。一路上，毛澤東對陪同王任重、周小舟回憶秋收起義、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時自己從不成熟到成就的轉變。他說：在開始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時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親手燒過一家地主的房子，以為農民會鼓掌贊成，但是農民不但沒有鼓掌，反而低頭散去。革命開始的時候，沒有經驗是難免到犯錯誤的。”1968年5月8日，毛澤東說：“我們黨在歷史上是有經驗教訓的。江西的AB團，福建的抓社會民主黨，鄂豫皖的抓改組派、第三黨，都反映了黨的歷史，說明當時是不成熟的。” 鄧小平說：“開始打AB團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也參加了，只是他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到延安時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1959年2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向摩洛哥共產黨領導人介紹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經驗說：“敵人教會了我們兩個辦法，一個是做秘密工作，第二是學會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他不殺人我們是學不會的。1927年時右，很大的失敗;后來的‘左’，又是一個很大的失敗。但是失敗教會了我們。大概這是不可避免的，沒有失敗教不會黨員。敵人教育我們，‘左’、右傾機會主義教會我們。這是一個認識中國的過程。”
正反兩方面的革命經驗使毛澤東較早地認識到知識分子克服自身缺點、實現自我改造的正確方法和道路。1939年5月1日，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一文中表達并在5月4日《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重復了這樣的看法：
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么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
我在這里提出了一個標準，我認為是唯一的標準。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創造性地提出“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的論斷，他說知識分子“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直到晚年，毛澤東都沒有忽視從勞動實踐中培養干部并嚴格用“五條標準”考察、要求包括自己親屬在內的干部。1974年6月24日，毛澤東在江青談她到農村“學了割麥子，曬麥子，訪了許多農戶”的來信中批示：“可以延長時間，做些調研工作，你太不懂群眾生活了。”看到江青工作中的無章法和亂來，11月12日，毛澤東囑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后臺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1975年1月下旬，毛澤東告訴王海容對江青的擔心：“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會鬧事。”當月毛澤東又當面告誡江青：“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有意見要跟政治局討論，人要有自知之明。”4月23日，毛澤東將對江青的批評提交政治討論，批示：“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為盼。”5月3日，毛澤東主持——這是最后一次主持——召開政治會議，會上再次批評說“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并重復1月批評江青的話：“要不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江青唯我一貫正確的作風使毛澤東想到因其“左”傾錯誤險些毀滅中國革命的王明，會上他提出三十年代中央蘇區抵制王明“左”傾錯誤的“鄧、毛、謝、古” 事件，指著在座的鄧小平說：“其他的人都犧牲了。那時我只見過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除了教育制度改革之外，在政治上，毛澤東嘗試著通過“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政治運動培養一些新干部。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樂觀地說：“接班要那些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堅決的，有政治經驗的。”6月16日，毛澤東在途經南昌的專列上告訴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說，他搞這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1966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專列上談話時告訴江西負責同志說：“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想通過運動，練練兵。”7月8日，毛澤東寫信給江青說“文革”只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通過這次“演習”中國的“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1967年1月1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列寧說過：沒有干部，為什么不在革命當中訓練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但同時他也對身邊的同志說：“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
1967年初，“文革”進入全面“奪權”的高潮，2月5日，上海市中32個群眾造反組織聯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宣布“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奪得上海領導權后，即籌劃建立新領導機構，并聲稱：“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標志著上海奪權的完成。”毛澤東看到這些剛開始執政就鬧笑話的“左派”們的這些表現，大失所望。2月6日，他對“文革小組”痛心地說：“你們毫無政治經驗，也沒有工人農民斗爭經驗，更沒有軍隊斗爭經驗，只是在文藝方面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們就是要打倒一切，你們早晚會被打倒。”2月10日，毛澤東再次批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解放軍文革小組顧問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2月12日，毛澤東在會上幫助他們認識自己的錯誤所在。在談到“上海人民公社”一事時，毛澤東說：“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壓著沒有發表，如果一發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黨、政、軍還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號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勢必沖擊中央，那就要改國號了，改政體，叫中華人民公社。問題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內容。”
1967年下半年，毛澤東開始考慮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問題。6月6日，毛澤東在會見錫蘭共產黨領導同志時說：“中國現在起了變化。這個變化還沒有結束，還在進行中。現在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兩三年時間來完成這種變化。”7月13日，他對林彪、周恩來等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這就是文化大革命。”8月16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同志說：“我們的這次運動打算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取得勝利，第三年掃尾，所以不要急。”與此同時，毛澤東也要求社會上“立即停止武斗，恢復生產”。
一旦國家進入治理，造反起來的青年干部就顯出經驗不足的缺點，作為補救措施，毛澤東開始考慮恢復老干部領導工作問題。
1967年5月，毛澤東會見外國軍事代表團時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學生先搞起來的，但一月風暴奪權徹底革命，就要靠時代的主人，廣大的工農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察覺問題快，但受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6月25日，周恩來同上海干部群眾代表座談時向他們轉述了毛澤東的話：“省、市一級還是要干部掛帥，紅衛兵小將往往是今天上臺，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還不能當省、市的革委會主任。”當年8月中旬，造反派沖擊外交部，奪取黨委大權。8月16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朋友在談到這件事時說：“打倒陳毅、姬鵬飛、喬冠華，誰當部長、副部長呀?他們(指外交部造反派——編者注)能當領導干部嗎?”7月14日，毛澤東在聽取河北情況匯報時說“干部多數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將來要來個大翻案。”7月18日，毛澤東在武昌召集周恩來等開會，在周恩來準備返京時對他說：“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接著召開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脫出來，許多老同志都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毛澤東并舉了鄧小平、烏蘭夫、賀龍等人的名字。9月16日，毛澤東在去往杭州的專列上同楊成武等同志談話說:“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誰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賀龍這個人，將來恐怕還是要當中央委員。鄧小平同劉少奇還是有區別的。在瑞金時，張聞天和王稼祥是受排擠的，遵義會議沒有他們不行。紅衛兵要把他們兩個搞出去斗，我不同意。”1968年8月8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同志談話時說：“紅衛兵要和工農兵相結合。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歷來如此。”毛澤東說：“學生一不掌握工業、二不掌握農業，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們只有鬧一鬧。”九大前夕(1969年1月)毛澤東在讀到的一封希望江青應為政治局常委并希望她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信上批示：“徒有虛名，都不適當。”“又李訥、毛遠新二人不宜為代表。”1973年11月，江青要求她本人和姚文元增補為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批示：“增補常委，不要。”1974年1月4日，毛澤東與周恩來談話時說：“江青沒有多少學問，又撈了一個左派的名聲，我看也不大好。”
毛澤東這樣的批評和幫助也不僅僅針對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新干部，對老干部及其子弟也是一樣。1943年8月15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
關于“還政于民”這個口號之不妥，我記得對你說過了。早幾天解放報社論末段有“官方干部”、“純老百姓代表”的話，也有不妥處，不知此文是否你寫的?我們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說“還政于民”，也不可分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論的意思并不壞，是說要讓新選代表多說話，只是不宜將“官方”、“純老百姓”這樣對稱起來，請加以考慮。
1944年4月9日，毛澤東復信陳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的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這點意見，請你考慮。”
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于無用。”同日，毛澤東致信張聞天：“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對你曾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后，我對陳云、恩來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太懂實際，記得好像也對你當面說過。”1967年4月，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去。”5月28日，毛澤東審閱《要事匯編》登載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長王少巖的家并搶走財物》一文。寫批語：“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復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數，多數還是較好的。”
毛澤東對江青等——同樣也包括在此前后對鄧小平等一些老同志——的批評盡管話重，但還是出于同志間的幫助之心，更多的是出于愛護目的，是為了讓他們擺脫知識分子固有的脫離實際的毛病、更好地成長，成為能為中國未來擔當大業的“老練的政治家”，團結絕大多數黨內外同志一道將共產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1968年12月21日，毛澤東審閱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于對敵斗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寫：“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1975年11月4日，毛澤東聽毛遠新匯報，匯報中提到汪東興在會上講主席一個時期批評這些人，一個時期批評那些人，為的是在路線上一致起來，不要一批評就要打倒似的。毛澤東點頭說：“對，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我批評江青也是這樣。”毛澤東在晚年多次勸阻一些不成熟的同志擔任要職，更多是是出于愛護、保護的目的;與此同時，毛澤東逐步將曾受過沖擊的老帥們推到前臺擔當大任，也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1975年底至1976年初，毛澤東告誡說：“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志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基辛格曾提醒福特總統不要輕視毛澤東“艱澀而簡練的話語”，因為“他這些人都是當年領導長征(在內戰時期挽救了中國共產黨事業，在連天炮火中跋山涉水完成戰略撤退)的沙場老將”;而對當時在中國新崛起的造反新秀，基辛格則有流露出“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不屑：
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也得罪了不少頭面人物，使得他們接班無望。另外，與軍界或長征老將疏于聯系，讓他們更無緣最高領導一職。這四人分別是影星和戲劇制作人、想問津中國歷史上只有寥寥可數的女性曾擔當近的高位的江青，新聞記者和政治理論家張春橋，左翼文藝評論家姚文元，還有全無擁護基礎，只因煸動工人造反工廠管理層而青云直上的無名保衛干事王洪文。
蘇聯解體時，蘇聯共產黨的“后備軍和助手”即蘇聯青年團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間成為黨的“掘墓人”的教訓說明毛澤東的擔憂不無道理。1989年在蘇共遇到最危險的時刻，已有兩千多萬團員的蘇聯共青團在社會主義國家即將解體時“竟無一人是男兒”，似從人間蒸發，悄然無聲，以至迄今讓人難以記憶。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提出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議的不是蘇共的反對派，而是從共青團區委第一書記起步進入蘇聯政治舞臺中心的戈爾巴喬夫。斯大林是有豐富斗爭經驗的政治家，他常將一些只有革命熱情而無實際經驗的人形容為“像共青團員一樣”，其含義接近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1967年6月26日，毛澤東批評說：“現在有的人年輕，造反精神強，他們缺乏經驗，不懂歷史。”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來京的成都軍區和四川省黨政負責人時，談到林彪搞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同意將它印發大軍區和省委常委并評價說：“他們也幼稚得很，那樣搞，怎么搞得成呢?”1969年，面對蘇聯大兵壓境的險惡形勢，毛澤東考慮改變中美關系，在重大決策時毛澤東首先考慮的是經過沙場的老帥們。他將正在下放的四位老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請回來，要求他們對研究一下國際形勢并提出他們的建議;與此相反，毛澤東則要求那些大權在握的“娃娃”們“要讀一點古代的東西。”1973年11月17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喬冠華、王海容、章含之、深若蕓、唐聞生等談日益走近的中美關系時說：“對美國要注意，搞斗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他對在座的青年同志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出自林黛玉，沒有調和的余地。這也是路線斗爭呢!你們這些娃娃，要讀一點古代的東西。”毛澤東的這些話對于今天一些在改革中成長起來——不管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娃娃”們，也是有教益的。
“制度決定一個國家走什么方向。”而政治家特定的治國能力只能在特定的國家制度中成長。在中國，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才，其成長才會有光明的前途。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的每一次“勝利”，都會造成他們的掘墓人即中國勞苦大眾人數和力量的十倍擴大。19世紀歐洲那個“共產主義幽靈”是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是以工農兵為公民絕對主體的國家，他們在絕對資本化的市場導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辯證結果則是他們反抗資本主義市場化的力量——與西方國家相比——卻是無比強大因而是無法抗拒的。因此，中國有著無產階級政治家成長的最佳土壤，而在中國放棄社會主義的“改革”也是沒有出路的。
毛澤東注意到這個規律，他說“中國自從1911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毛澤東說這話的時間是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但毛澤東并沒有專指這場運動，而是在總結中國歷史規律，因為毛澤東說“文革”只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毛澤東最后說，通過這次“演習”中國的“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基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前途充滿必勝的信心，1962年8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聽羅瑞卿談到杜勒斯認為歐洲共產黨的第二代還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時，毛澤東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帝國主義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們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
毛澤東說：“錯誤是一筆財富，不要丟了。”時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國這些經過那次“演習”的人們，應該總結出了相應的“教訓”。盡管智者見智，但一個基本的教訓用毛澤東的總結就是：要盡量避免反“左”出右，反右出“左”。而不管是極右還是“極左”，都會逼出它的反面力量，它們在中國都是不可持續的，它們對中國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國從雅各賓共和國崛起到拿破侖帝國崩潰、以及蘇聯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爾巴喬夫這些忽右忽左政策導致的災難性的后果，便是中國的前車之鑒。
毛澤東是善于吸取歷史教訓的人，也是在中國共產黨內與極右和“極左”斗爭最堅決的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毛澤東在1972年——這時“文革”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會見尼克松時就不會說“我喜歡右派”，也不會于當年告訴王洪文讀讀《劉盆子傳》。早在1966年10月，毛澤東就說過：“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讓他們學生來接班，行嗎?不知工農業，只讀一點書，行嗎?”在毛澤東看來，沒有深厚的實踐經驗，僅憑善良的動機和堅定的立場是不能擔當并完成革命重任的。
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后，俄國各地流傳著一則笑話，說當時俄國人在遠東對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國人的卻是子彈。1971年9月10日，毛澤東同南萍、熊應堂、陳勵耘、白宗善談話，談到接班人時說：“上海王洪文這個同志你們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這個同志怎么樣?把我的像到處掛，我已說過多少次了，不要這樣做了。‘萬歲’，英文翻譯為Long Live，是長壽的意思，對年輕人可喊，對年紀大的就不要喊了。”毛澤東當時最擔心的是中國高層出現那種手中只有“圣像”而沒有“子彈”、更無使用“子彈”的沙場經驗，或出現像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那種只知“衛星上天”而不知“紅旗落地”的人物。
十、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髓和靈魂，也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能力的基本要求。
大國崛起，當先反“普世”。今人所謂“普世價值”，其本質就是教條主義。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有“左”的教條主義，如王明及文革后期是脫離中國實際的“左”的教條主義，他們不管革命或建設一律以蘇聯為譜世楷模;也有右的教條主義，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不管經濟還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齊的認識，當然我們今天反對的也是這種認識，而不僅僅是因為他“左”或右。
凡事一脫離實際，就不可能進入有效的實踐。英國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實驗主義，實驗主義不信 “普世”教條，萬物得親自經歷;美國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實用主義，這也是反普世的哲學。中國共產黨也是在反“左”的和右的普世觀念的斗爭中成長壯大的。王明曾將蘇聯經驗絕對化，他們以蘇聯軍事理論為標準，說毛澤東不會打仗;他們把中國共產黨帶向湘江，出去時八萬多人，湘江之戰后回來就剩下三萬多人了。1966年9月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等說：“王明路線使我們吃虧最大。”，同樣的道理，在這次吃虧后，中國共產黨認識進步也最大：在血的教訓面前，中國共產黨人徹底擺脫了蘇聯教條的迷信，自覺地站到毛澤東一邊，找到了毛澤東思想。
在中國共產黨遭受以蘇聯為“普世價值”派的禍害期間，毛澤東同志專寫《反對本本主義》，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1956年9月23日，毛澤東在政協禮堂接見參加中共八大的英國代表時說：“共產國際很長時期犯了很大的錯誤，把我們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產國際解散了，就搞出了一個新中國來。我們不是不相信馬列主義，而是更相信了。共產國際搞教條主義，情報局又搞教條主義，教條主義就不是馬列主義。”1956年3月6日，毛澤東在聽取鐵道部匯報時說：“過去革命經過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陳獨秀的右傾，也不是后來的‘左’傾，而是不‘左’不右之傾，那是花了很大代價才找到的。”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對以蘇聯為革命“普世”樣板的認識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并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巨大的勝利。因此，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也要反對以西方為范本的教條主義。蘇聯解體的前車之鑒告訴我們：這種教條也會將中國引向災難。
當然這并不是說國外沒有可借鑒的成功經驗，而是說我們不能以它們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和絕對標準。
這里需要說的是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開展的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探索，可到70年代就為什么就搞不下去了?
這是由于后來那些反別人普世的人卻不自覺地將毛澤東時代的成功經驗連同毛澤東思想推向普世(教條)，“文革”中出現的極“左”人物及其錯誤多不在于否定毛澤東思想，而在于將毛澤東思想普世化。比如什么“頂峰論”“天才論”。頂峰的，自然也是普世的。毛澤東一生至死都在與這種傾向進行了不懈地斗爭，1968年8月13日，毛澤東會見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時說：
我只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實踐中去。我沒有什么著作，只是些歷史事實的記錄。這些東西可以供你們參考，但你們還是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你們國家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國際經驗要學習，但你們要創造自己的經驗，革命才能成功。國際的經驗應注意，但不要照搬外國的經驗。
這樣的態度在毛澤東接見外賓的談話中比比皆是。他堅決反對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普世化。毛澤東要求別人堅持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原則，同樣也是按著實事求是原則來看待和要求自己的實踐。
1950年5月20日，毛澤東閱沈陽人民政府關于鑄毛澤東銅像給新聞攝影局的公函，在 “鑄毛主席銅像”處批注：“只有諷刺意義。”10月27日，毛澤東閱北京市二屆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通過的送請政府建議中共中央考慮在天安門前建立毛澤東大銅像的提案，再次批示：“周總理，不要這樣做。”1964年3月23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共產黨代表團談到中國革命經驗時說：“中國這套經驗，在有些國家就不能采取，如農村包圍城市，先在農村勝利，然后占領大城市。這在日本就不行，在英國、美國也不行。在歐洲好多國家都不行。在亞洲其他國家，非洲、拉丁美洲等國家，大體說可以采取。”1966年7月12日9時，毛澤東約王任重同志談話，說他給江青寫信，不贊成過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贊成最高最活、當代頂峰的說法。毛澤東說：“這是強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強加于人。”7月25日，毛澤東審閱新華社文章時批示：“以后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1967年11月27日，閱日本共產黨前中央書記安齋文章，他認為：“過分強調中國農村包圍城市這條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義，實際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從城市到農村的道路。”毛澤東批示：“這個問題值得注意。我認為安齋的意見是正確的。”12月29日，毛澤東在審稿時將“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當代最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兩語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和“最高水平的”刪去。8月22日、23日、24日，毛澤東審閱姚文元送審的幾篇稿件時明確表示：“以后不要說史無前例。歷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直接刪去“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段落，并退回要求修改。9月1日毛澤東在審稿時將“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段落刪去。9月26日批評外交部接待計劃中“突出宣傳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的指示”的安排，批示“對這些不應如此做”。同時毛澤東還刪去了外交部擬定的“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口號。9月29日，審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送審的林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刪去第二頁末段工宣隊“是19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偉大創舉”，明確批示：“這句不要。”毛澤東這樣的批示幾乎貫穿“文革”的全過程。“文革”后期，一些較好的改革經驗被絕對化，連及“文革”本身被一些“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無知”(尼克松語)的人推向不容置疑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絕世樣板。與其前述的“左”右普世形式不同的只是，“文革”并不以蘇聯也不以西方而是以自己為普世標準，結果，這樣自我絕對化的作法也將“文革”推向反面。盡管毛澤東同志一直試圖糾正這個偏向以至與林彪在廬山進行了最激烈的斗爭，但畢竟天不假年，力不從心，無奈他只有將這些糾偏的任務留給后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改革開放到今天，我們已向西方學到了不少好的東西，但與“文革”后期有些相似的是，今天也有些人也開始走火入魔，忘掉了自己。他們以西方為普世標準，將美國設為絕對范本，與當年王明崇拜蘇聯經驗一樣，似乎中國改革若不合美國的標準，就統統都不達標。與“文革”的命運一樣，這樣的結果只能將中國的改革事業推向它的反面。如果說昨天的“文革”是被一些不成熟的政治人物推向反面的，那么今天政治不成熟即形而上學的政治主張也會葬送中國改革事業。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在與“左”右普世(教條)主義斗爭中成長的。革命時期多是跟“左”的“普世價值”斗爭，在今天的改革開放時期看來要與右的“普世價值”進行斗爭。
毛澤東給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最大貢獻就是實事求是、走自己的道路的探索精神。如果不這樣，看看法國共產黨、希臘共產黨等的結局。當時希臘共產黨在快要取得全國政權時指望斯大林的援助，結果援助沒到，自己卻全軍覆沒。中國共產黨走自己道路，1949年過長江的時候，斯大林不高興，不說鼓氣的話。毛澤東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打過長江，解放了全中國。如果當時聽了斯大林的話，那我們今天可能南北分裂了。
1942年3月2日，毛澤東出席中央白區工作會議，在會上談了黨的創立后的經驗教訓，說：
中國有兩個教條，一是舊教條，一是洋教條，都是思想上的奴隸。五四運動打破了舊教條的奴役，是一個重大的啟蒙運動。大革命失敗后，我們黨犯了洋教條的毛病。
在改革開放已有三十多年的今天，我們也要開展一場反對“普世價值”為幌子的洋教條主義的啟蒙運動。要走自己的路，就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我們要明白，我們改革要依靠誰、為了誰，誰是能夠保證我們勝利的階級基礎?蔣介石也想走自己的路，他為什么走不下去呢，他沒有多數人的階級基礎，他的階級基礎就是中國的少數買辦，買辦是靠洋人的支持生活的，他們表面上是坐在中國土地上，但其根部卻是接通到美國的，這樣的基礎當然不牢靠。毛澤東將人民作為新中國的階級基礎，這樣的國家就立于不敗之地。
毛澤東是善于吸取歷史教訓的人，也是善于總結自己錯誤并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人。1965年2月21日，毛澤東在聽取薄一波匯報工作是說：我自己也犯錯誤，北戴河主張大煉鋼鐵，提出鋼鐵翻一番的要求，鬧人海戰術。我到新鄉，耿起昌對我說，可不得了，這么多人上山大煉鋼鐵，沒有飯吃怎么辦?我一看形勢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覺得不好。說泄氣話了。這些教訓都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永遠不要忘記。現在想想過去那幾年鬧了多少笑話!聽薄一波匯報，聽到如何緊跟主席思想的話時，毛澤東說：什么緊緊跟上我的思想?是緊緊跟上客觀情況，掌握客觀規律，按客觀可能辦到的就辦，不可能辦到的就不辦。6月11日，毛澤東在杭州接見華東局書記處成員，在聽到1964年華東地區糧食產量達到1 100億斤，1965年農業生產計劃有些加碼時，毛澤東說：“糧食產量不要報多了，讓下面瞞一點，報多了害人，將來危險，少報些好。”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有多少干糧走多少路是制定決策的正確態度。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指示對我們今天的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十一、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毛澤東是誕生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只要這個時代的本質沒有改變，毛澤東及與毛澤東名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毛澤東思想，就會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一道成為中國人民和世界被壓迫人民及被壓迫民族用于反抗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及其壓迫的基礎性的思想資源。
毛澤東及與他的名字緊密相連的毛澤東思想是有時代和階級屬性的，它只屬于被剝削和被壓迫者：只要被壓迫人民和民族及其反抗還存在，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就會是他們及率領他們尋求解放的政黨的旗幟。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不只是馬克思的學說，它特別應該包括列寧的學說，因為列寧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范圍內有了實踐意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講槍桿子的，馬克思的哲學配上列寧帶刀子的革命實踐，它就成了無產階級取得階級斗爭勝利的法寶;不然，它就會變成戈爾巴喬夫式的政治童話而不是一種政治主張。列寧說：“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說得更為直截了當：“什么叫政權?什么叫力量?沒有別的，只有軍隊。”
用階級分析方法觀察問題，充分運用無產階級專政進行階級斗爭，貫穿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紅線。1962年8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階級、階級斗爭問題，有的同志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列寧的。以前我也學習，是資產階級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馬列主義才傳播到中國，我們才學習。總之，離開階級斗爭就不能談問題，不能說明問題。”毛澤東說：“中國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從十月革命學來的。”赫魯曉夫上臺后，毛澤東批評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昨天西方社會民主黨人及戈爾巴喬夫等通過屏蔽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達到閹割馬克思主義本質的目的，今天屏蔽列寧主義、特別是屏蔽其中的階級分析方法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也就抽掉了毛澤東思想的靈魂;而如果用被抽掉列寧主義靈魂的“毛澤東思想”、繼而用抽掉“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理論”去麻痹勞動階級，其結果對中國乃至中華民族而言，則是大災難的開始。
1960年3月24日，毛澤東在專列上主持會議，指示在宣傳上“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好像它是另外一個東西。我們在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時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并提。當然，可以單獨提毛澤東思想，但一定不要忘記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丟掉這個最根本的東西。”“光講毛澤東思想，不提馬克思列寧主義，看起來好像是把毛澤東思想抬高了，實際上是把毛澤東思想的作用降低了。”同樣的道理，如果在今天光講鄧小平理論而不提毛澤東思想，看起來也好像把鄧小平理論抬高了，實際上也是把鄧小平理論及隨后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作用降低了。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即將啟航，在這個決定中國發展方向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特別告誡我們：
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總的來說，我們黨的歷史還是光輝的歷史。雖然我們黨在歷史上，包括建國以后的三十年中，犯過一些大錯誤，甚至犯過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錯誤，但是我們黨終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使我們這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在世界上站起來，而且站住了。還是毛澤東同志那句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國內的人民也罷，國外的華僑也罷，對這點都有親身感受。也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才真正實現了全國(除臺灣外)的統一。舊中國軍閥混戰時期不必說了，就是國民黨統治時期，國家也沒有真正統一過，像對山西、兩廣、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統一。沒有中國共產黨，不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今天我們的國家還會是舊中國的樣子。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許多青年缺乏了解。
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習近平同志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
事實上，作為我們的對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對手，美國人一刻也沒有忘記毛澤東并在認真地研究毛澤東的戰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隨尼克松見到毛澤東時說：“我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我的學生要讀主席的選集。”時任美國總統福特在當天的唁電中說：“在任何時代成為歷史偉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領導是幾十年來改造中國的決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的確是我們時代的一位杰出人物。”一些視中國為對手的美國人說，他們不怕中國軍事現代化，就怕中國軍人毛澤東思想化。
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在建立新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懈奮斗中立下了豐功偉績，這一切應當歸功于毛澤東思想。“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沒有毛澤東、沒有毛澤東思想，“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的真正靈魂和戰無不勝的力量源泉;而其中的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貫通傳統與現代并實現了二者之間的完美結合，在應對當前復雜的國際斗爭形勢中，是我們需要結合新的實踐深入學習和運用的思想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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