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發于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3年12月上

　　內容提要：毛澤東說：“我們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1]如果熟悉自隋之后的中國歷史，就會明白毛澤東回答周恩來“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所包含的歷史經驗。鑒于這樣的尤其是李自成失敗的經驗教訓，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毛澤東即作出“抗美援朝”的決定。此舉徹底杜絕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或失控于“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美國出兵東北亞，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征為援助朝鮮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持，出兵協助金日成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之外。中國東北從而華北由此穩定至今。

　　毛澤東同志對中國歷史的洞察及正確的決策使新中國避免了李自成政權悲劇，但這并不意味著今后的中國可以永遠遠離這一悲劇。習近平同志說：“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2]這些“挑戰和問題”——比如曾被隋煬帝、唐太宗均意識到卻無力解決，明末乃至民國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終由毛澤東圓滿解決的東北亞問題——將會不斷出現并需要我們回應，在這方面，我們還要學習毛澤東同志，從毛澤東戰略思想中汲取營養并向人民交出正確的答卷。

　　每逢重大歷史時刻，人們總會想起明末甲申年。1944年，郭沫若在中國抗戰取得勝利的前夕寫下了警世名篇《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初，從西柏坡準備進京的毛澤東風趣地將此行比喻為“進京趕考：毛澤東在回答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的話時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3]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同志來到西柏坡說：“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同志說是‘進京趕考’。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4]自1644年明亡迄今，甲申年已過了它的第六個甲子。今天再祭這個年份，回味其前后發生的人和事，會有新的認識和體會。

　　一、歷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20世紀30年代初，面對日益壯大的紅軍力量，蔣介石曾多次借古喻今地悲嘆：“亡明覆轍，殷鑒不遠。”[5]1949年初，毛澤東進京前表示：“我們決不當李自成”[6]。國共兩黨領導人如此注重研究明史，大概是因為兩黨在1927年分手后的經歷與明末甲申年前后的故事——盡管結局大不相同——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明朝末期，階級矛盾極為尖銳，天災人禍不斷發生，農村破產及階級壓迫和剝削日益加重，全國到處都有農民起義爆發。1627年，陜北白水縣農民王二率領數百農民殺死澄城知縣張斗耀，揭開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1628年，王嘉胤、張獻忠、高迎祥、王左掛等紛紛起兵響應。1629年(崇禎二年)，李自成在米脂投軍王左掛，因欠餉殺死參將和當地縣令后投奔高迎祥。明朝廷任楊鶴為三邊總督對農民軍進行圍剿。在東北方向，金兵于當年(1629年)第一次入塞并兵臨京師城下，史稱“己巳之變”，明朝廷急調兵力北上保衛北京，致使關內防務空虛，楊鶴圍剿失敗。

　　由此后推三個世紀的同一時期：1927年4月和7月，蔣介石、汪精衛等先后叛變革命，大規模屠殺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為了挽救革命，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實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9月，中國共產黨在湖南、江西邊界領導和發動秋收起義，毛澤東率軍進入井岡山。1928年4月，毛澤東與朱德會師。與此同期，日寇南犯日頻：1928年5月，日軍制造“濟南慘案”，打死中國軍民一千多人，占領濟南;6月，日本在沈陽皇姑屯車站炸死張作霖;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陽制造“九一八事變”。

　　1633年(崇禎六年)冬，李自成與張獻忠等合兵，沖破官軍包圍，渡過黃河而后入河南，下鄖陽(其區域大致相當于今湖北十堰市);張獻忠部取信陽等地，馬守應部逼四川，李自成轉漢南。1634年(崇禎七年)，李自成在興安(今陜西安康)車箱峽用計脫險后，攻殺平涼。年末，明朝廷又提升已于崇禎四年接替楊鶴任陜西三邊總督的兵部右侍郎洪承疇為兵部尚書，接替因招撫失敗放走李自成的陳奇瑜，總督陜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廣軍務，統一指揮各路官軍對農民軍實行殘酷圍剿。1635年1月，張獻忠等起義軍直搗明中都鳳陽府(今安徽東北)，引起明王朝恐慌。1636年(崇禎九年)7月，高迎祥在盩厔(今陜西周至)戰敗，被捕后犧牲。當年，李自成被推為闖王并率眾——與毛澤東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推為中央軍事指揮的經歷及所采取的突圍戰術相似——“以走致敵”、聲東擊西、避實擊虛，從渭南西進，連下階州(今甘肅武都)，隴州(今陜西隴縣)，寧羌(今寧強)。旋兵分三路入川并在昭化(今廣元西南)，劍州(今劍閣)，綿州(今綿陽)屢敗官軍。1637年11月，圍攻成都。同年，楊嗣昌會兵10萬，增餉280萬，提出——與蔣介石在江西采取的“步步為營”的圍剿方針相似——“四正六隅”和“十面張網”[7]策略，限制起義軍的流動性，以達到各個擊破、最后殲滅的目的。農民軍為此遭到重大打擊：1638年(崇禎十一年)1月，張獻忠兵敗降明。李自成圍攻成都多日未果，遂折師梓潼(今四川綿陽東北)遭洪承疇伏擊，失利后放棄四川北上入甘，在河州、洮州(今甘肅臨夏和臨潭地區附近)和洪承疇的追兵兩次交戰連遭失利。后又折而東返，轉戰川陜。10月，在渭南潼關南原遭遇孫傳庭的埋伏，近乎全軍覆滅。李自成帶著劉宗敏等18人進入陜南商洛山中。

　　鑒于農民軍受到重挫，崇禎調孫傳庭、洪承疇等往遼東防務線。此使處于革命低潮中的李自成在商洛山中獲得休整喘息。與此同期，東北方向狼煙再起：金軍于1634年、1636年(當年后金改稱“清”)和1638年三次入塞。

　　1638年5月，崇禎提出“剿兵難撤，敵虜生心”[8]的題目請諸臣破解，兵部尚書楊嗣昌為此提出“必安內方可攘外”[9]的解決策略：力主通過與清議和而得以全力清剿關內農民義軍，此提議得崇禎默許，但遭到宣大總督、勤王兵總指揮盧象升及全國上下的激烈反對，致使崇禎舉棋不定。而清軍方面則坐等李自成和朝廷軍隊的內耗進一步加劇以圖漁利。

　　由此后推三個世紀的同一時期，中國工農紅軍也在與國民黨軍隊進行著反“圍剿”戰爭。1930年11月，國民黨調集約10萬余兵力對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進行大規模圍剿。毛澤東提出“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殲滅國民黨軍1.5萬余人，活捉敵第18師師長張輝瓚，紅軍獲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1931年2月，蔣介石再發20萬人的兵力，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作戰方針，對紅一方面軍實行“圍剿”。中央紅軍“誘敵深入”，連打五個大勝仗，殲敵3萬余人，繳槍2萬余支，取得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6月，蔣介石親自坐鎮南昌，自任“圍剿”軍總司令，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調集約30萬兵力，采取長驅直入、先擊破紅軍主力，搗毀根據地，然后再深入進行全面清剿的作戰方針。紅軍方面軍總前委決定仍以誘敵深入方針應對，斃傷俘敵3萬余人，獲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1932年5月，蔣介石采取逐次轉移重點，實行各個擊破，最后對中央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的方針發動第四次“圍剿”。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沉著應戰，黃陂、草臺岡兩仗，共殲敵近3個師，俘敵萬余名，繳槍萬余支，第四次“圍剿”基本打破。 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發動第五次圍剿，由于王明“左傾”路線把持中央領導機關，提出拒敵于國門之外的“保守蘇區每一寸土地”口號，與國民黨軍隊實行正面決戰，致使紅軍遭到嚴重削弱并被迫進行長征。1934年11月湘江之戰失敗后，中央紅軍和軍委兩縱隊已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人。為了糾正“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會議，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會議事實上確定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成為紅軍作戰的指導方針。遵義會議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達到成熟。

　　1935年6月，中國工農紅軍一方面軍在強渡大渡河后與四方面軍會師。此時，中央內部出現張國燾南下入川還是毛澤東北上陜北不同主張的爭論和張國燾脫離堅持北上的中央、率軍南下川康的分裂事件。毛澤東中央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方面軍繼續北上，奪取臘子口，翻越六盤山，突破國民黨軍最后一道封鎖線，于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今吳旗縣城)，先期結束了長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紅軍到達陜北延安一帶，建立陜甘根據地——此與李自成蟄伏商洛山隔河相望且直逼中原的經歷相似。與此同時，蔣介石調張學良東北軍——扮演的正是當年洪承疇、楊嗣昌的角色——到陜西圍剿陜北紅軍。

　　在東北方面，1933年1～5月，日本侵略軍已占領中國熱河、察哈爾兩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進逼北平、天津，國民黨政府鑒于所謂“亡明覆轍”的教訓，也提出與楊嗣昌的主張相同的“攘外必先安內”[10]的方針，設法與日本人議和并簽署了限令中國軍隊撤退的《塘沽協定》。1935年11月，日本唆使漢奸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冀東22個縣宣告脫離中國政府管轄，淪為日本殖民地。此事促使北平學生爆發“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中華民族陷入全面危機。蔣介石為打內戰不惜投降買國的政策遭到中國共產黨的揭露和全國人民的反對。1937年8、9月，蔣介石約見德國大使陶德曼，謀求與日本外交“調停”。蔣介石——與崇禎面臨的壓力和選擇結果相似——在國人巨大輿論、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兵諫”的壓力及日本侵略者“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重重倒逼下，最終放棄此努力[11]。

　　1637年(崇禎十年)楊嗣昌在《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用“星星之火”來描述方興未艾的農動起義，稱當時的破產農民“逃潰轉多，饑饉薦臻，脅從彌眾，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稱十數萬;合之股股，不啻百余萬。而黃河以南，大江以北，東連廬、鳳，西盡漢、延，幅員數千里之間，一任往來飄忽，生靈百億萬之命，盡遭屠戮傷殘”[12]。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陜西戶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勢”形容農民運動對明王朝將產生的沖擊，稱“九邊要害，半在關中”，“皆緣饑軍數數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數載以來，養成燎原之勢”[13]。有比較意義的是，1930年初，毛澤東為批判當時在革命形勢處于低潮時黨內的悲觀情緒，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預言中國革命“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14]。

　　“歷史上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15]，但歷史鮮有相距三百年后連文獻用語都如此吻合的時段。大概是由于這兩段歷史所展現的驚人的相似特點，清朝以來多有政治家加入明史研究行列：治史者證其真偽，治國者察其興衰[16]。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注意研究明史。1933年蔣介石為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解釋道：“亡明覆轍，殷鑒不遠。”[17]他不僅要求兒子蔣經國讀明史[18]，亦要求軟禁中的張學良讀明史[19]。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要求高級干部學習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20]。郭沫若在文章開篇處說：

　　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而由于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這無論怎樣說也是值得我們回味的事。[21]

　　郭沫若說得一點沒錯，即使在他這篇文章發表60多年后的今天，明末甲申年，對任何一個有民族使命感的人來說，都是不能釋懷的年份。

　　二、毛澤東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22]17世紀40年代的明朝末年和20世紀同年代的中國歷史所展現出的相似的歷史邏輯，由于歷史劇幕的主角群體不同，演繹出的卻完全是不同的結果：毛澤東沒有成為李自成，蔣介石也沒有成為崇禎;日本人更沒有也不可能在中國續接清祚。1945年8月15日，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蔣介石被趕到臺灣島。由此后推約三百年即

　　1644年4月25日(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帝自縊于煤山(景山)壽皇亭;1645年9月，李自成率部到達湖北通城，遇難于九宮山[23]。

　　重溫明末甲申年前后的人和事，我們不難發現促成20世紀中國避免重蹈“亡明覆轍”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是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震驚中外的“雙十二事變”，以及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迅速抓住這個“時局轉換的樞紐”[24]、作出了與蔣介石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英明決策。事實上，毛澤東與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建立統一戰線的認識早在日本打入東三省之日就形成了。毛澤東說：“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東三省以后，中國共產黨就在1933年，向一切進攻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國民黨軍隊提議：在停止進攻、給予人民以自由權利和武裝人民這樣三個條件之下，訂立停戰協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國民黨當局拒絕這個提議。”[25]1936年12月12日，為了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的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西北軍領袖的楊虎城在西安華清池發動“兵諫”，扣留了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史稱“西安事變”。在中共中央的主導和周恩來同志的推動下，事變最終以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而和平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及全面抗戰的局面由此形成。

　　由此反觀三百年前的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等，則沒有如此遠見。他們看不到明末出現的滿漢民族矛盾上升和漢民族內部階級矛盾下降的時代特點，不是主動抓住而是機會主義式的透支性地反復挫傷崇禎向他們率先釋放的“寇亦我赤子，宜撫之，不必專戮”[26]的和解政策。這種被毛澤東稱之為“李闖式的流寇主義”[27]的作風，終使明王朝失去團結一致、共同抗清的歷史機會，也使農民義軍失去在共同對外的統一戰線中“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28]的歷史機會。

　　1628年，陜西三邊總督楊鶴上疏，建議在“遼東戰事節節潰敗，西南西陲又捉襟見肘，前后喪師失律，士馬芻糧器械一時俱盡，封疆元氣大傷”的情況下，當“嚴為之程，寬為之地，圖之以漸，鎮之一靜”。對此，崇禎批示：“培養元氣，今日要務。”[29]1629年(崇禎二年)，清軍第一次入塞，長期的遼東患亂已升級為民族沖突的戰火，同時黃土高原上的義軍烽火已成燎原之勢。當年崇禎在行人(掌傳旨、冊封等事務的官員)馬懋才反映陜西情況上陳[30]中批示“本內寬恤事宜一并申敕行”[31]。1630年(崇禎三年)2月，義軍攻宜川并圍韓城，崇禎在巡按吳煥加急上報的材料上批評當地政府“以撫失宜”，要求他們“加意輯綏，察吏安民，以底平康之治”[32]。8月崇禎在河南道御史王道純上疏中批復：“饑民嘯從，由地方官失于撫戢”[33]。當月又批復禮科給事中張第元上奏：“守令一方，司命催科，撫字得法，自然盜息民安，撫按司道察宜核，著所司即與申行。”[34]1631年正月，崇禎在文華殿召見輔臣九卿及各省朝覲監司時談到三秦之亂時說：“寇亦我赤子，宜撫之，不必專戮。”[35]4月崇禎向陜西參政劉嘉面授機宜時再次強調：“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撫之，不可純剿。”[36]

　　與蔣介石在“皖南事變”中口是心非的作法完全不同，崇禎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1631年(崇禎四年)初，三邊總督楊鶴以隆重儀式接受受到重創的陜西最具戰斗力的神一魁起義軍“歸順”，楊鶴授其守備官職，發降兵饑民印票，允其回鄉。崇禎對此極為滿意，贊楊鶴“相機招安，允協朕意”[37]。為表示誠意，楊鶴下令官軍都安營休息，非奉總督軍令，不許妄殺一人，此政策使神一魁降軍處于完全自由的無約束的狀態。楊鶴還向皇上申請帑銀二萬兩，作為降丁的“續命之膏”[38]。

　　1633年(崇禎六年)，金兵攻取旅順。11月，包括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在內的各部義軍首領向京營總兵王樸表示愿意接受招安。在被接納后，各部首領中的10多人[39]還“環跪泣請，惟命生死”[40]。然而，就在官軍北向抗清之際，這些剛發過誓的人利用朝廷的優撫政策暗渡黃河，隨后即再度反叛：攻克澠池縣城后即向新安、洛陽進發。史載農民軍“來則十余萬，如飄風驟雨。卒難回避”[41]。湖廣、陜西、四川各地大吏，上章告急。

　　1634年(崇禎七年)初，廣鹿島明守將尚可喜降后金。7月，金兵攻克保安，沿邊眾城堡失守。京師戒嚴。8月，李自成被官軍困于漢中府興安州車箱峽。適逢大雨，弓槍生銹，戰馬死亡過半。“自成大窘，乃自縛乞降”[42]，向五省總督陳奇瑜表示愿接受安撫。陳奇瑜請示并經崇禎批準后接受李自成的請求。特許李自成撤離至安全地帶，各給免死牌，供其糧草，對愿意返鄉的，要求地方政府沿途不得襲擊。在陳奇瑜的安排下，農民軍各部成建制地安然走出天險道，一路有士兵護送，供其酒飲，易馬而乘，抵足而眠，盔甲都換上了新的，補上丟失的弓箭[43]，農民軍不僅脫離的全軍覆滅的險境，而且還得到完全的休息。但李自成行至寶雞后遂而反約，殺遣送官參將柳國銘等50余人，各部農民軍盡縛安撫官員，或殺頭、或割耳，或杖責，或縛而擲于道旁。隨后進攻寶雞、麟游等七縣城[44]。崇禎無奈在遼東事起的情況下，急調河南官兵進入潼、華，湖廣官兵進入商、洛，四川官兵經由興、漢，山西官兵出蒲州、韓城，合力圍剿農民起義大軍。即使如此，崇禎也沒有完全放棄對農民軍招撫的政策，要求各部“分別剿撫”[45]。由此可看出當時崇禎——若比較三百年后同期的蔣介石在“皖南事變”[46]中對待中共的立場——與農民義軍建立統一戰線的愿望是真誠的。

　　11月，崇禎下令逮捕安撫失敗的陳奇瑜。主張力剿農民軍的洪承疇總督山陜川湖河南軍務，仍兼三邊總督，令河南、湖廣、四川、山西兵馬入陜力剿農民軍。農民軍避實搗虛分兵突出陜西，一分為三：一路由陜西上平陽、入山西;一路由武關向襄陽，進入湖廣;一路由盧氏東向進入河南。以后其他二路也陸續由山西、湖廣進入河南[47]。“數十萬大軍會集于河南，其聲勢之大已非昔日澠池渡時可比了。”[48]崇禎不得不將山海關寧遠一線的勁旅調到關內，由此造成關外失守。

　　就在崇禎調洪承疇、盧向升大軍在中原堵截農民軍的時候，1636年(崇禎九年)6月底，北方清軍突破長城要塞喜峰口，迫使北京于7月3日宣布戒嚴。清兵鐵騎攻至皇陵所在地天壽山，進抵昌平，其前鋒已達西山，明朝兵部急調山東總兵劉澤清、山西總兵王忠等入援京師;同時朝廷還得與農民軍作戰。7月中旬，高迎祥軍被圍困于陜西周至黑水峪，高迎祥被俘殺。此事導致農民軍紛紛向官軍投降，再次請求朝庭赦免。

　　1638年正月，張獻忠、劉國能等求撫。盡管楊嗣昌反對，崇禎仍堅持“不可盡殺”，要求兵部尚書銜兼右副都御史熊文燦、監軍劉元斌“剿撫并用”，這“事實上已默許熊文燦、劉元斌大膽招撫”[49]。崇禎的寬待使接受招撫的張獻忠仍能保持著自主性：張獻忠仍可以掌握著自己的軍隊，不接受整編，其駐地谷城(湖北襄陽西)及羅汝才駐地房山、竹溪一帶反成了張羅二部的獨立王國，以至谷城知縣阮之鈿哀嘆無土可守，無民可牧，無賦可征。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更是極言：“獻忠之降難信”。 崇禎為了抗清大局對這些置疑“一概置之不理”[50]。相反，為了說服大臣們，崇禎于當年5月初給大臣出了一道如何解決“剿兵難撤，敵虜生心”兩難問題的策論，要求“卿等忠能體國，才足匡時，其悉心以對”[51]。

　　然而，就在李自成等農民軍在在渭南潼關南原遭遇孫傳庭的埋伏后轉入陜南商洛山中陷于絕境時，皇太極率清兵于1638年9月分兩路迅速突破明軍長城防線，大舉入關南下。1639年(崇禎十二年)正月攻陷濟南，3月，由青山口出長城北歸。此次清軍深入2 000余里，半年時間攻占70余城。崇禎不得不再次抽調大軍支援。張獻忠乘關內防務空虛再次反叛并與李自成會合重新向朝廷發起攻擊;清人則在關外屯積重兵，準備坐收漁利，黑白通吃。

　　1643年(崇禎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陽建立政權，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同年9月，在河南汝州殲滅明陜西總督、七省督師孫傳庭的主力，10月，破潼關、孫傳庭陣亡，旋乘勝進占西安。1644年正月，建立大順政權，定都長安，年號永昌;同年3月18日，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4月，多爾袞率八旗軍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在山海關內外擊敗李自成。6月，李自成渡黃河敗歸西安。1645年(順治二年)正月清軍破潼關，李自成經襄陽入湖北;3月底，進入武昌，后被清軍擊敗棄城而逃;4月底，在距江西九江40里處被清軍攻入老營，劉宗敏被俘殺害、宋獻策投降、牛金星不告而別，李自成逃至湖北通山縣，9月亡命于九宮山。就這樣，崇禎和李自成在拉鋸式的反復火并中最終雙雙倒在清人腳下。

　　今天看來，在滿漢民族矛盾上升、漢民族內部階級矛盾的下降的時期，崇禎提出的安撫為主、“培養元氣”，以求階級合作共同對外的政策，盡管不得已[52]，但還是非常英明的。遺憾的是，這一由崇楨主動發出的與農民軍建立抗清“統一戰線”的正確愿望卻遭到具有濃厚“流寇主義”作風的各路農民軍透支性和破壞性的利用，以致雙方最終走向魚死網破的結局。

　　蔣介石和毛澤東分別從不同的立場看到了李自成流寇主義作風產生政治危害。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說：“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闖張獻忠等流寇與滿族的旗兵，內外交侵之下，竟以覆滅。”[53]毛澤東注意到李自成無原則的“流寇主義”對革命事業帶來的危害，1929年，他在《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中批評一部分同志存在的“招兵買馬”和“招降納叛”的流寇作風，強調說：“歷史上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環境所不許可。”[54]

　　三、經驗與教訓

　　作為失敗者崇禎的命運是悲劇性的，作為勝利者李自成的命運也是悲劇性的，二者零和式的內耗則成就了滿人入主中原的勃勃雄心。有趣的是，三方的悲喜結局竟在明末甲申年中不期而遇。郭沫若看中了這一年份的特點，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說“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55]。溫故可以知新，時隔60多年后，我們重溫明末甲申年及其前后事件，會在如下三方面有新的體會和新的總結。

　　(一)民族統一戰線。面對風雨中飄搖的明政權，崇禎自我解脫地說：“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56]明末“亡國之象”中自然有天的因素，但更有人的責任;在后者中，今天再看，明末農民軍不能認清矛盾的時代變化，在滿漢民族矛盾上升的時候沒有與崇禎捐棄前嫌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是導致李自成與崇禎在甲申年雙雙倒在清人腳下的關鍵原因。

　　有比較意義的是，盡管崇禎和三百年后的蔣介石都主張的“安內方可攘外”，但在崇禎的“內心深處仍是攘外重于安內”[57]，而蔣介石則正好相反。在滿漢民族矛盾上升、漢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下降的時期，與蔣介石比較，崇禎更能從政治的高度，以極寬廣的胸懷看待抗清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只是不逢天時，崇禎面對的是李自成這樣具有濃重“流寇主義”情結的農民武裝，這使他的抗清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可能有任何推進。比較三百年后同期的毛澤東，在國土淪喪、中華民族陷入危機之際，他卻能迅速抓住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造成的歷史機遇，逼使蔣介石與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成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中流砥柱，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戰爭中得到了空前壯大，成為決定中國政治前途的根本動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與此相反，三個世紀前的李自成則因其反復透支性詐用崇禎的階級和解政策，致使雙方愈挫愈奮，內耗日深并最終在“兩者不肯相舍”的廝殺中于明末甲申年(1644年)為清人“得而并禽之”[58]。

　　這段相隔三百年的關于民族統一戰線的反正兩方面的教訓和經驗對未來中國具有永恒的指導意義。今天中國已經崛起于世界的東方，這引起西方反華國家的圍攻，甚至剿殺。2010年4月1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接受澳大利亞電視臺采訪時說：“如果10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地球資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59]歷史，尤其是明末甲申年及其后來的中國歷史表明，如果沒有內亂及由此產生的中國內部分裂，外來力量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是無可奈何的。大概也是基于這樣的經驗，毛澤東建國不久就告訴我們：“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60]堅持國家統一高于一切，大概也是毛澤東“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所包含的重要內容之一。

　　(二)地緣政治。毛澤東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并不意味著毛澤東拒絕李自成的成功經驗。比較李自成流動作戰和毛澤東紅軍長征的路線，我們會發現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注意對中國地緣政治規律的研究：在低潮時均沒有選擇入川實行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動折師北上進入貼近中原的陜南商洛山和陜北高原蟄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隨后便長驅直入北京。

　　三百年間與此相反的人物是張獻忠和張國燾。張獻忠與李自成分離后轉戰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兩度步諸葛亮后塵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選擇，張獻忠本人連同他的政權于1646年被清軍剿滅[61]。由此后推三個世紀，毛澤東與張國燾于1935年6月也發生過南下還是北上的爭論：當時毛澤東指出張國燾的南下方案“事實上會使一、四兩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甕中之鱉”[62];而張國燾則反唇相譏說“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甕中之鱉”[63]。事后張國燾歸隊及中國革命從陜北成功的經驗已使毛張這場爭論的是非有了明確的結論;同樣的理由，當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決策要遠比張獻忠入川作諸葛亮式的盤踞高明。今天再讀并比較這兩段歷史，可以進一步補充的結論則是，如果當年張國燾真與中央分裂并入川實行割據，其結局決不會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張獻忠更好。

　　(三)“關外問題”。在李自成的“種種的錯誤”[64]中，造成“后來失敗的大漏洞”[65]因而最具顛覆性的錯誤恐怕就是從戰略上忽視“關外問題”對于新政權生死存亡的迫切關聯性。郭沫若批評說，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丟失山海關，是“實在是太不通政略”[66]。

　　可能問題還不僅于此。張學良在晚年談到明史時說：“明清是一體的，要知清史必先知明史。”[67]事實上，清朝以后的中國歷史變遷并沒有擺脫明朝同樣經歷過的“患亂同出于關外，內變共成于陜甘”的規律。毛澤東注意到了這條政治變動規律，1949年初，在聽完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這句話后，毛澤東補充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68]。毛澤東明白：腐敗在初取天下的農民政權那里普遍存在，但并非都因此象李自成政權這樣甫立即亡；正是關外失控——而非僅僅是所謂新政權自身的“腐敗”——才是導致李自成敗退主要原因。

　　與李自成初取天下時面臨的形勢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建立，1950年6月東北亞便燃起了戰火——6月27日美國出兵朝鮮。遙望東北亞正在升起的戰云，毛澤東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順政權因痛失關外而甫立即亡教訓。

　　盡管歷史進入20世紀，但“關外問題”——這時已轉變為東北亞問題——仍對中國政治穩定具有生死的意義。1937年3月，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說：“琉臺不守，三韓[69]為墟。”[70]這是說琉球、臺灣和朝鮮半島的齒唇依存的關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后竊取中國臺灣、1910年全面占領朝鮮、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諸事件所展示的連貫邏輯同樣表明：“三韓”不保，中原為墟。朝鮮半島是中國——當然也是俄國——東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門洞開，且不論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國東北動亂及其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的影響，僅從地緣政治上及近現代歷史經驗看，更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并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重大沖擊。事實上，郭沫若提出的“關外問題”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為中國政治穩定的“軟肋”：隋之后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全國性的長期戰亂，其爆發源頭多出自關外，在這一地區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遞到北京政治中樞，如果中樞對此反應無力或失敗，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權退至中國長江一線，其結果要么是國家分裂，要么是政權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煬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識到但無力消除醞釀于東北關外的亂源，至明時東北亞已成為中國政治風暴持續發作的風口。

　　毛澤東說：“我們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71]如果熟悉自隋之后的中國歷史，就會明白毛澤東回答周恩來“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所包含的歷史經驗。鑒于這樣的尤其是李自成失敗的經驗教訓，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毛澤東即作出“抗美援朝”的決定。此舉徹底杜絕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或失控于“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美國出兵東北亞，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征為援助朝鮮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持，出兵協助金日成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之外。中國東北從而華北由此穩定至今。

　　毛澤東同志對中國歷史的洞察及正確的決策使新中國避免了李自成政權悲劇，但這并不意味著今后的中國可以永遠遠離這一悲劇。習近平同志說：“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72]這些“挑戰和問題”——比如曾被隋煬帝、唐太宗均意識到卻無力解決，明末乃至民國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終由毛澤東圓滿解決的東北亞問題——將會不斷出現并需要我們回應，在這方面，我們還要學習毛澤東同志，從毛澤東戰略思想中汲取營養并向人民交出正確的答卷。

　　[1] 毛澤東：“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毛澤東外交文選》，世界知識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537頁。

　　[2] 《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習近平再訪西柏坡側記》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13/c_116524927.htm。

　　[3]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頁。

　　[4] 《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習近平再訪西柏坡側記》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13/c_116524927.htm。

　　[5]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三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第35頁。

　　[6]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頁。

　　[7] 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卷二百五十二《楊嗣昌傳》，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6、5107頁。

　　[8] [清]孫承澤著、王劍英校點：《春明夢余錄》，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3頁。

　　[9] [明]楊嗣昌撰：《楊文弱先生集》卷九《犬馬十年遇主疏》，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第112頁。

　　[10] 1932年，蔣介石手令國民黨軍政要員：“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須安內。”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三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第34頁。

　　[11] 參見江濤：《抗戰時期的蔣介石》，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30頁。

　　[12] [明]楊嗣昌撰：《楊文弱先生集》卷十，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第130頁。

　　[13]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南居益請發軍餉》，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04頁。

　　[14] 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03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論波蘭問題》(1948年2月22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1頁。

　　[16] 《明季北略》作者計六奇在《自序》中說：“自古有一代之治，則必有一代之亂;有一代之興，則必有一代之亡。治亂興亡之故，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獨怪世之載筆者，每詳于言治，而略于言亂;喜乎言興，而諱乎言亡。如應運弘猷，新王令典，則鋪張揚勵，累楮盈篇;至勝朝軼事，亡國遺聞，則削焉不錄。若曰‘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云耳!’愚謂天下可亂可亡，而當時行事，必不可泯。”[清]計六奇：《明季北略·自序》，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頁。

　　[17]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三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第35頁。

　　[18] 蔣經國回憶說：“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于曾文正公家書，也甚為重視。后來又叫我看王陽明全集等。”參見梁之彥、曾景忠選編：《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19] 1989年6月1日，張學良在89歲生日這天談到治史時說：“在溪口時蔣先生就送我一本‘明儒學案’。叫我看。我本想研究清史，但明清是一體的，要知清史必先知明史。我就托人買了一大堆明史的書來看，還拿了個大盒子做卡片……”郭冠英著：《張學良在臺灣》，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6頁。

　　[20]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為總結明亡和李自成起義失敗教訓撰寫《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上連載發表。發表后受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重視，將《甲申三百年祭》作為中共整風的文件之一。該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區多次印成單行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21]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頁。

　　[22] [唐]劉希夷：《代悲白頭翁》

　　[23]李自成遇難時間說法不一，此采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9月說法，而顧誠則有5月說法，詳見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頁。

　　[24]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938頁。

　　[25]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937頁。

　　[26] 《流寇長編》卷四十二，崇禎四年正月甲。

　　[27] 毛澤東：《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937頁。

　　[28] 毛澤東：《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001頁。

　　[29] 轉引樊樹志著：《崇禎傳》，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頁。

　　[30]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馬懋才備陳大饑》，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05～107頁。

　　[31] 《崇禎長編》卷二十二，崇禎二年五月庚寅。

　　[32] 《崇禎長編》卷三十一，崇禎三年二月戊辰。

　　[33] 《崇禎長編》卷三十七，崇禎三年八月乙卯。

　　[34] 《崇禎長編》卷三十一，崇禎三年八月壬申。

　　[35] 《流寇長編》卷四十二，崇禎四年正月甲。

　　[36] [清]彭孫貽：《流寇志》卷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頁。。

　　[37] 《陜西三邊總督揚鶴題為布信招降事》見鄭天挺等編輯《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13頁)。

　　[38] 樊樹志著：《崇禎傳》，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頁。

　　[39] 此次詐降的各部首領有50多人，名單詳見《流寇長編》卷六，崇禎六年十一月乙巳、丁末。

　　[40] 《流寇長編》卷六，崇禎六年十一月乙巳、丁末。

　　[41] 順治《新鄭縣志》九十二，崇禎六年十二月戊辰。

　　[42]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十《李自成降叛不常》，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56頁。

　　[43] 樊樹志著：《崇禎傳》，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頁。

　　[44] 樊樹志著：《崇禎傳》，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289頁。

　　[45] 《國榷》卷九十三，崇禎七年三月己丑。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5632頁。

　　[46] 1940年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強令長江以南的新四軍、八路軍在一個月內全部撤到江北;中國共產黨從維護抗戰大局出發，答應將皖南的新四軍調離;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的支隊9000多人由云嶺出發北移;6日，行至皖南涇縣茂林時，遭到國民黨軍8萬多人的伏擊;新四軍奮戰七晝夜，彈盡糧絕，除約2000人突圍外，大部分被俘或犧牲;葉挺與國民黨軍隊談判時被扣押，項英、周子昆被殺害;皖南事變發生后，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憤然寫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

　　[47]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十《李自成降叛不常》，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56～157頁。

　　[48] 樊樹志著：《崇禎傳》，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頁。

　　[49] 樊樹志著：《崇禎傳》，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4頁。

　　[50] 樊樹志著：《崇禎傳》，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頁。

　　[51] [清]孫承澤著、王劍英校點：《春明夢余錄》卷二十四《內閣·御試閣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3頁。

　　[52] 據錢穆先生《國史大綱》：神宗萬歷四十六至四十八年(1618～1620年)，以遼東兵起，為此朝廷先后共增“遼餉”520萬，崇禎三年( 1630年)又加165萬有奇，“兩共685萬有奇”。后又加“勦餉”“錬餉”，先后共加1695萬兩，錢穆先生評論說：“正統以前 ，天下歲征共243萬兩，萬歷年初至400萬兩，所增殆超出七八倍。民窮財盡，為蘊亂之源。” 東西亂變共振導致的明財政捉襟見肘，迫使崇禎無力兩線作戰。正因此，崇禎的這一階級和解政策也被要求嚴格執行。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822~823頁。

　　[53] 蔣中正著：《中國之命運》，北平時報社1946年版，第9頁。

　　[54] 毛澤東：《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頁。

　　[55]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頁。

　　[56] [明]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中·崇禎》，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21頁。

　　[57] 樊樹志著：《崇禎傳》，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7頁。

　　[58] “[西漢]劉向：《戰國策·燕策·趙且伐燕章》：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莫過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愿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何建章注釋：《戰國策注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175頁。

　　[59] 薛牧青：《奧巴馬言論在華人世界掀軒然大波》

　　http://www.qnck.net.cn/content/2010-05/15/content_3232167.htm。

　　視頻鏈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RW6nY_LZw/。

　　[60] 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頁。

　　[61] 1644年張獻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即帝位，號大順。1646年，清軍南下，張獻忠引兵拒戰，在西充鳳凰山中箭而死。

　　[62]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頁。

　　[63]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頁。

　　[64]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頁。

　　[65]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頁。

　　[66]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頁。

　　[67] 郭冠英著：《張學良在臺灣》，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6頁

　　[68]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頁。

　　[69] “三韓”是指公元前2世紀末至公元后4世紀左右存在于朝鮮半島南部三個部落聯盟即馬韓，辰韓和弁韓，后亦指朝鮮半島。

　　[70] 《名人名家抗戰詩詞選(1932年5月～1945年9月)，《黨的文獻》2005年 第5期。

　　[71] 毛澤東：“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毛澤東外交文選》，世界知識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537頁。

　　[72] 《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習近平再訪西柏坡側記》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13/c_1165249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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