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重讀《孫恩盧循傳》想起他對身后形勢的一種推斷

朱永嘉

　　毛澤東在他讀的《晉書》上，批上了“1975.8再閱”這幾個大字，這是毛最后一次重讀《晉書》，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下達了要我們把《王敦傳》、《沈充傳》、《桓溫傳》、《劉牢之傳》、《王彌傳》、《蘇峻傳》、《孫恩盧循傳》注釋上送。其中有一篇《劉牢之傳》在七二年十月曾經注釋上送過，那是與《晉書》的《謝安傳》、《謝玄傳》、《桓尹傳》、《劉牢之傳》窗體頂端共四篇一起上送的。這次要求上送的《晉書》的七篇傳的組合與上次不同，這次，毛七五年讀《晉書》時，是為了對他身后可能出現的危局之一種估計，它與上次顯然不同。七二年十月送的四篇傳是講東晉王朝在謝安、謝玄等主導下如何穩定內部，打敗苻堅百萬大軍南下，從而奪取淝水之戰的勝利，整個精神是奮發向上的。這次講的是兩晉末王朝危局的狀況：這個危局包括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激化，軍隊不聽號令，動亂中地方勢力的興起，官民對立，形成群體性的對抗，中央政權由于軟弱無能而處于癱瘓狀態，有的軍隊將領反復無常。把這八篇傳概括起來，兩晉末年所呈現出來的種種危機，毛重讀這幾篇傳是他確實感到危局的暴風雨有可能在他身后出現，他想告知后來者事先有一個思想準備，便于他們能沉著冷靜地應對這種危局，并如何轉危為安。毛不在了，轉危為安的辦法得由你們自己去思考，自己尋找解決辦法。這樣的思考也是出于對后人的愛護。后來我知道，毛與王洪文、鄧小平之間曾經有過一次對話。毛向王洪文提出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問題。他說：洪文，我死后中國的前途吉兇如何?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說，但要和我講真話。王洪文不假思索地回答：全國人民一定會繼承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團結一致，將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苦笑著說：官腔官調，社論語言，新黨八股。然后毛澤東又轉過頭來問鄧小平，剛才聽了兒童團的回答，我想聽你的爽快話，我死了以后，中國將是一副什么樣的情況?你說呢?鄧小平回答說：洪文同志講的，是那么一種可能……。可能出現另外一種局面，派系林立，左派與右派對立，各自為政。中央約束不了地方，地方不服從中央，各大軍區擁兵自重，南北對峙，東西對立，軍閥混戰，全國將成一片混亂。鄧小平的講話使在座的人受到了很大的震驚。毛澤東臉色變得蒼白，周恩來緊緊地閉著嘴。毛澤東對鄧小平點點頭說：小平，直言不諱，我有同感，英雄所見略同啊!你算是說準了，兒童團吃驚了吧?盛世危言，振聾發聵啊!為此毛要王拜鄧為師。那個時期八大軍區司令員的調防，后來鄧主持整頓軍隊，都是為了防止這種可能的出現。這次毛要我們標點注釋的八篇《晉書》的相關傳記，大概就是為了具體展示鄧所說的那種可能的景象吧!重讀這八篇傳紀，可見毛當時的用心何其良苦!它們對后人還是非常有益的，那就是警鐘長鳴。

　　我接到了這個任務以后，注釋任務是下達了，但我遲遲沒有催促復旦歷史系的老師抓緊去完成這些注釋任務。為什么呢?一是因為那時我們剛因注釋庾信的《枯樹賦》換來了毛主席的批評，我剛寫過檢討，多少有一點后怕，所以做什么事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怕再出差錯。寧可放慢一點，認真一點，少出差錯為好。二是這幾篇傳記都是兩晉政治動亂中比較關鍵的人物傳。接著是毛關于《水滸傳》的談話，八、九月份是全國整頓的高潮。而特別是對軍隊的整頓。九月份下旬，毛遠新成為中央毛與政治局的聯絡員，整個政治形勢撲朔迷離。而這幾篇傳所寫的都是兩晉轉折時期的重要人物。不知道這幾個轉折時期的反面人物會應驗在什么人身上。那時誰也拿不準，我只能拖一下，慢慢地再說。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做不得出頭椽子啊!所以這些個人物傳記標點注釋的任務，下達以后，我不催不問，姚文元沒有來催，我則能拖就拖，于是這幾篇大字注釋的任務，就這樣在我手上不了了之。現在想來，對毛我還是有一份歉疚自責之心。

　　時間已過去三十多年，中國并未出現東晉末那種敗亡的嚴重狀況。由于是鄧執政，許多事他防范在先，出手果斷。但毛要我們標點注釋《晉書》八篇傳記，就我而言，總是壓在心頭的一筆債，是自己的一件未了事，現在年齡也大了，還了這筆債，走時才心安呢。何況這件事仍值得人們久久地去回味。毛是從兩晉轉折時期趨向滅亡的重大政事中挑選幾個關鍵的反面人物的傳記，它可能反映了毛對其身后形勢可能出現的各種局面的多種推斷。從毛一九七六年與華國鋒、王洪文談話中講到他一生只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一是文化大革命。“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辦?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可見毛對身后形勢的發展，到了一九七六年，他并沒有定論，“腥風血雨”只是說了最壞的可能。就是全國全面的內亂，那也只是極而言之，并非真會如此，而是看后人何以為之了，讓后來者在應對各種可能時，有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罷了。從這里更可以看到毛對身后事的思考，反映了毛對身后時局深深的憂慮。要我們標點這幾篇古文傳記，不僅僅是他自己閱讀，而是要以后的當局者閱讀和思考。這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種可能性的警示和告誡，有充分的思想考慮，比毫無思想準備要好。毛是從國家民族的大局來考慮的，不是從個人和家族，或者僅僅是權力如何交接來思考問題的，并不如有些人無中生有地說什么有意讓江青，毛遠新來接班，鵷雛安知鴻鵠鯤鵬之志，那只是暴露了那些造謠的小人物內心的丑惡，丟人現眼的拙劣手法罷了。我這篇博文只想就《孫恩盧循傳》所能給我們的啟迪，說一點自己的思考，即便如此，也得先弄清東晉后期形勢變化的歷史過程，何以會出現孫恩、盧循這樣的歷史人物，他們對東晉敗亡起了什么作用。

　　《晉書•孫恩傳》稱：“孫恩，字靈秀，瑯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 孫秀，是西晉末八王之亂的中心人物趙王司馬倫的謀士。趙王司馬倫是晉宣帝司馬懿的第九子，這個人在晉武帝時封為瑯玡郡王，后來才轉封為趙王，而孫秀正是趙王倫在瑯玡時為其近職小吏。瑯玡在今天山東膠南縣瑯玡臺西北，近海，也是天師道發源地之一。《晉書•趙王倫傳》稱：“倫、秀并惑巫鬼”，說明他們都是信奉天師道以鬼神設教的人，言孫恩“世奉天師道”，說明他是一個世代信奉邪教的家族成員。晉代信奉天師道這類邪教的，不僅有下層無知的民眾，而且有士大夫，東晉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父子皆信奉天師道，書法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還與道士的畫符有關。不僅士大夫信奉天師道，而且帝室往往亦信奉邪教。孫恩的叔父孫泰，《晉書•孫恩傳》稱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王珣言于會稽王道子，流之于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郁林太守，南越亦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于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為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從這一段敘述可以知道孫恩的叔父因天師道與東晉帝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并且深受帝室的信任和重用。

　　司馬道子是孝武帝的親兄弟，是他千方百計排斥謝安主持中央政局，謝安去世以后，道子與其子元顯在孝武帝后期實際掌握著東晉政局的中樞。《晉書•會稽王道子傳》稱：“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為務，姏姆尼僧，尤為親暱，并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為道子所樹立。既為揚州總錄，勢傾天下，由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為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后，為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矛盾還是從孝武帝和司馬道子兄弟矛盾起始。《晉書》道子本傳稱：“道子既為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敬禮。”孝武帝采取的措施是“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瑯邪內史緒以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向時友愛之歡矣;太后每和解之。”(《資治通鑒•晉紀三十》)內斗在帝室兄弟之間展開，越演越劇。孝武帝嗜酒，醉的時間多，醒的時候少，他與寵幸的張貴妃說笑話，講你年近三十，以你的年齡，“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姝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臥清暑殿，貴人偏飲宦者酒,使其婢以被蒙帝面弒之。”結果，司馬道子對此事不聞不問，這樣便引起王恭等與司馬道子等的對立，司馬集團內部的紛爭公開化了。由王恭領銜起兵討伐司馬道子。孫恩的叔叔孫泰便是借這個機會起兵的，他借討伐王恭，私自起兵數千人，而司馬道子的世子司馬元顯也與孫泰有來往，那時“泰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煽動百姓，私集徒眾，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是朝士皆懼泰為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道子誅之。”(《晉書•孫恩傳》)這便是孫恩所以起兵的前奏。故孫恩、盧循之兵亂實際上是東晉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延伸。如從另一視角看，它也與宗教勢力進入上層統治集團，特別是與宮廷政治相關聯的必然結果。陳寅恪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一文中說：“晉代天師道之傳播于世胄高門，本為隱伏之勢力，若漸染及于皇族，則政治上立即發生巨變。”這一類案例，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爽。故陳寅恪認為“孝武帝、會稽王道子及會稽世子元顯等東晉當日皇室之中心人物皆為天師道浸淫傳染，宜有孫盧之亂也。”

　　上面我介紹了孫恩、盧循起兵的前因，下面我想講一下起兵的經過，從其經過說明孫恩、盧循起兵的條件及當時社會矛盾與其所以失敗的原因。孫恩起兵的經過，《晉書•孫恩傳》有一比較完整的敘述，其云：孫泰兵敗后，“恩逃于海。眾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復仇。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眾數萬。于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尫、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眾數十萬。于是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國內史桓謙，義興太守魏傿，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并出奔。于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并轉斗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嬰兒投于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后就汝。’”

　　孫泰、孫恩所以能在地方上起兵作亂的條件有三條，一是上層統治者的分裂，并在某種程度上得到統治者的支持或者放縱，才能得以浸潤漫延開來。二是它有一定的組織資源，天師道的活動是他們的組織資源和思想資源，如孫泰明明是被殺的，而孫恩可以愚弄民眾，說成孫泰是蟬脫不死，故民眾就海中資給孫恩，他們以“長生人”自號都是天師道為其提供的思想資源和組織資源。沒有這些個條件他們沒有辦法把群眾集合起來。三是地方上官民之間的矛盾處于非常尖銳的對立狀態，基層的官員又處于非常散亂并且實力軟弱的狀態。《晉書》司馬元顯的傳記講到他仗其父司馬道子的權勢，“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作亂。”統治者的橫征暴斂成了孫恩起兵作亂的導火索了。

　　《資治通鑒•晉紀三十三》紀其事云：“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于道室稽顙跪咒。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還是他的妻子謝道蘊還多少持刀散打對抗一下。會稽，今之紹興，當時是一個大郡了，尚且如此，其他浙江諸郡當然都不堪一擊了。故郡縣這一級政權的無能，沒有絲毫抵抗能力，為孫恩這股力量的壯大提供了機會。從孫恩起兵作亂以后的表現看，那是非常殘暴的。他們誅殺縣令郡守，而且濫殺無辜，所謂“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總數十萬”可見地方官員是他們直接沖擊的對象。因為郡縣這兩級基層官員與當地民眾處于直接對峙的狀態，所以民眾一旦起來反抗，他們變成了被打擊的直接對象。那時縣、郡這兩級官員其管轄的人數亦不過相當于現在的縣、鄉、村這三級基層官員。當時這些地方官員面對與之對抗的民眾，沒有任何抵抗的能力，《通鑒》稱：“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正因為如此，孫恩能迅速占有三吳地區，被孫恩所殺的地方官員許多都是王謝這些世族的子孫后代，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的妻子是謝安的哥哥謝奕的女兒，后來死難的謝琰是謝安的兒子，謝邈亦出身于謝家，其兄弟為孫恩滅門。從王謝二大世族的成員在東晉末，孫恩兵亂中的遭際，亦可見這些世族在民眾中積怨甚深。

　　一時殺其長吏的現象不只是在東晉末偶發的，在中國歷史上歷次民變發生時，它是帶有普遍性的社會現象。毛澤東在其臨終前幾天，還要讀洪邁寫的《容齋續筆》，記得在《容齋續筆》卷五中有一篇隨筆，它的題目叫《盜賊怨官吏》。今錄其文如下：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以應勝。晉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群盜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其徒各處大掠，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著皆殺之。宣和中，方臘為亂，陷數州，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煎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杭卒陳通為逆，每獲一命官，亦即梟斬。豈非貪殘者為吏，倚勢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為怒乎?”

　　洪邁這一條《盜賊怨官吏》說了一句公道話，那是因為官吏“倚勢虐民，比屋抱恨”，只要有一點導火索，就會引起民眾蜂起反抗的局面。洪邁所列舉的這些案例，都有官府貪財虐民的前提條件。陳涉起兵是因為秦二世大規模發民眾徭役，因大雨失期，據法當斬，所以才揭竿而起。各郡縣苦秦吏者，也群起而殺起長吏。孫恩起兵，是由于司馬元顯在江南的暴政所誘發。方臘的起兵，是朱勔對江南征發花石綱，“民預是役者,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需。”還有就是朱勔在蘇州城中心的強迫拆遷，使“郡吏逼逐,民嗟哭于路。”(《宋史•朱勔傳》)前后流毒州郡二十余年。方臘起兵時，便是以誅朱勔為號召，《水滸傳》就講到劫花石綱的故事。南宋陳通在杭州發兵變的原因則是“衣糧不足”。洪邁說清楚了民眾怨恨官吏的因果關系。要解決民變的問題，先要處置官吏虐民的矛盾。釜底抽薪，才能熄火，揚湯豈能止沸。至于民眾對官吏們報復之殘忍，不盡如洪邁所言。其中恐有渲染的成分。例如方臘起兵陷歙州，抓住了休寧知縣鞠嗣復，知縣說：“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宋史•鞠嗣復傳》，卷四百五十三)陳通在杭州的兵變，也沒有見官就殺。他們抓住的葉夢得和薛昂，對這兩個高官，都沒有傷害他們。至于唐末韋莊的《秦婦吟》所講的黃巢在長安“天街踏盡公卿骨”的狀況，也多有夸大。其實黃巢剛進長安時，還是深受民眾歡迎的。《前唐書•黃巢傳》稱：“巢眾累年為盜，行伍不勝其富，遇窮民于路，爭行施遺。既入春明門，坊市聚觀，尚讓慰曉市人曰：‘黃王為生靈，不似李家不惜汝輩，但各安家。’巢賊眾競投物遺人。”黃巢前后在長安呆了三年之久，后來殺戮官吏，是因為他們與城外官軍勾結的緣故。當然，也有錯殺、誤殺的。

　　東晉末孫恩、盧循的兵亂，最終是被劉裕鎮壓下去，然而東晉這個政權則在統集團內亂中倒塌了，變成各個統治集團逐鹿的對象。先是被桓玄所篡奪，接著劉裕又把桓玄打敗，司馬氏的政權轉到了劉氏手中，改國號為宋，開始了南朝的第一個王朝。東晉先后延續了一百零三年，有了謝安、謝玄、桓尹他們取得了肥水之戰的勝利才得以偏安江東，司馬道子與司馬元顯父子倆的腐敗，就埋葬了局促于江東的這一個小王朝。而劉宋這個小朝廷也只維持了五十九年。

　　三十四年以前，毛重讀《晉書》，要我們標點注釋那八篇傳記，研究東晉后期是怎樣垮臺的，還是有實際警示的意義。三農問題(農民、農村、農業)，實際上是一個農村政權如何延續的問題，農村政權不穩，農民生活不安定，社會基礎便不牢固，農業生產也難以穩定地增長。農村政權的延續既關系到農業生產，更關系到黨和國家與農民的關系，這是國家穩定的根基所在。目前農村政權的建設是最讓人們憂心的一個問題。農村基層干部與農民的關系好不好，涉及到縣鄉村，三級基層干部的實際狀況直接影響著農業生產與農民生活的狀況，如果農村基層干部與農民在利益分配問題上，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那么要求得社會的穩定就很難了。建國初，我們殺了劉青山、張子善這兩個貪官，我們干部能有幾十年保持廉潔奉公的作風，因為那是與三反運動結合在一起的，那么是有一股勢，這個勢就是政治運動的威勢，六三年到六五年中農村的四清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那也是一股勢。有這股勢才能剎住一切歪風邪氣，有這股勢才能把各種黑惡勢力鎮壓下去。哪兒有群體性事件，哪兒就有成群結隊的上訪隊伍。說明那里的干部有問題。那里必然有權力與金錢的結合，凌辱和欺壓底層的弱者，上訪和群體性事件，從根本上講是弱者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的一種利益訴求的表現。我們常常會埋怨社會上有一種仇富、仇官的情緒，這是一定社會利益沖突的產物。當法律失去保護弱者作用的時候，民眾中便會積疊那種怨恨與憤怒的情緒。這是活躍在地下的地火，而憤怒的泛濫，又會進一步削弱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弱者被欺壓久了，便會轉化成人們的一種怨憤的情緒，只要有一個突發性的導火索，甚至是境外敵對勢力的惡意煽動，境內少數別有用心人的組織和挑動，就會引發社會群體性事件的爆發，那時便會出現非理性暴力的對抗與宣泄，就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現象。這一年多來，我們已經經歷了那么多突發性事件，要處理個別事件還是容易的，要從根本上消除產生這些事件的深層次矛盾，只有嚴肅處理一切權錢結合，規范好全黨的作風問題，才能釜底抽薪，從根本上求得社會的穩定，避免出現東晉末年那種敗亡的局面。

　　我想當年毛澤東要我們注釋《晉書·孫恩盧循傳》所具有的警示意義是非常深遠的。從《晉書·孫恩盧循傳》，我們可以看到東晉司馬氏的王朝取得淝水之戰的勝利，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不到三十六年時間這個王朝就土崩瓦解了，這里有孝武帝與司馬道子兄弟的內斗，統治集團內部內亂不斷，有士大夫長期安逸享樂而陷于無能，有官民之間各種矛盾的積疊;而這個王朝崩塌的結果，不僅百姓們生靈涂炭，孫吳到東晉那幾個世家大族包括王、謝、桓、殷幾個世族也受到沉重的打擊，如司馬道子與司馬元顯父子的結局都是身首異處。有誰愿意看到這樣悲慘的歷史結局呢!所以我們一定要居安思危，“拳拳赤子之心，天人皆可知也。”

　　2009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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