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yīng)該說很多書都對我影響很大。我想了想，只好把“這本書”分成上、中、下三冊。

　　“上冊”是讀無字書。讀有字書難，讀無字書更難。我以讀黨史作例子。可以說，全國幾乎全部黨史重要事件發(fā)生地我都實地考察過，不信會后咱們可以論，大家隨便點，隨便提問。《黨史》二卷我是參加了審稿的，還得了1萬元的審稿費。《黨史》二卷里的表述、觀點由中央定調(diào)，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不能有硬傷。原來《黨史》二卷初稿里有一處硬傷，我提出后已經(jīng)改過來了。

　　大家都知道紅軍長征。我對紅軍長征的定義是：中國工農(nóng)紅軍在第二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的“九·一八”事變之后，以抗日、反圍剿、擴大根據(jù)地、打通國際通道四個目標進行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略轉(zhuǎn)移。一般人都認為參加長征的紅軍有一、二、四方面軍，后來加上吳煥先、程子華、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實際上我經(jīng)過實地考證，讀無字書，我認為長征一共有十一路紅軍。這十一路紅軍分別是：一、二、四方面軍，其中一方面軍開始叫中央紅軍，四川懋功會師后改為一方面軍;二方面軍開始是二、六軍團分別撤出湘鄂川黔根據(jù)地，到甘孜后合編為二方面軍，再加上二十五軍共四路。而在這之前還有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撤出鄂豫皖根據(jù)地開辟川陜根據(jù)地，這算是一路;賀龍的紅三軍撤出湘鄂西，開辟湘鄂川黔根據(jù)地，這是一路;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的紅七軍團在羅炳輝紅九軍團護送下，叫北上抗日先遣隊，去和方志敏會師，這是一路;任弼時、肖克、王震率領(lǐng)紅六軍團撤出湘贛根據(jù)地，和賀龍會師，這是一路;中央紅軍到陜北后進行東征，這是一路;東征回來西征，這又是一路;一、二、四方面軍會師以后，四方面軍的三個軍組成西路軍，這又是一路。所以一共有十一路紅軍在長征。當然，這是從中國工農(nóng)紅軍長征定義的角度上講，也只是一家之言，理論上可以探討。但這些在“有字書”上是讀不出來的。

　　關(guān)于長征精神，我概括了六條：堅定的信念，頑強的意志，嚴密的紀律，不怕犧牲的精神，尊重實際的作風，眾志成城的凝聚力。這也是我經(jīng)過實地考察后概括出來的。我覺得我們現(xiàn)在缺的就是這種精神。如果我們有了好的體制，好的物質(zhì)基礎(chǔ)，再有了這種精神，中華民族就一定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在“十八大”分組討論發(fā)言時，提了十點建議，第一點就是建議中央在適當?shù)臅r候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總結(jié)一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經(jīng)驗與教訓，形成一個《改革開放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我們黨在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兩個決議，一個是七大前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個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現(xiàn)在又過去了三十多年，我覺得應(yīng)該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經(jīng)驗、教訓很好地總結(jié)一下。這三十年的成績不用說，物質(zhì)文明極大地提高，但問題也不容忽視，特別是精神文明下滑，社會矛盾突出，軟實力不足。我認為這些經(jīng)驗教訓在適當時候應(yīng)該認真總結(jié)一下。

　　讀無字書，我再舉一個例子。關(guān)于《沁園春·雪》這首詞的寫作地點，陜西省和山西省之間有爭議，陜西人說是在陜西寫的，山西人說是在山西寫的。我說你們別爭了，我給你們斷一下。長征到了陜北，瓦窯堡會議決定進行東征，東征走到陜北的清澗的袁家溝，就是“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清澗的石板，瓦窯堡的碳”的清澗，清澗袁家溝對面就是黃河。當時毛主席住在白棟材家，白棟材是建國后的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第二天早晨，毛主席出去看地形，騎馬走了40多里地到了一個叫秦嶺塬的地方。那天下大雪，對岸實地看確實是“山舞銀蛇，原馳蠟像”，毛主席地形看得怎么樣不知道，但卻詩性大發(fā)，回來就寫下了這首詞的草稿，然后就過黃河了。這里還有一個小插曲，白棟材那時候還是一個小孩，毛主席臨走的時候給了白棟材父親八塊大洋作為宿費。白老頭說：“長官，大洋我就不要了，你把這個娃娃帶走吧。”現(xiàn)在到袁家溝去，袁家溝的人都說這個白老頭太有眼光了，“八塊大洋換了個江西省”。之后，毛主席到了山西石樓，又做了一些修改，把這首詞拿給陸定一看，并在小范圍內(nèi)傳頌。后來，毛主席到重慶談判時送給柳亞子并正式發(fā)表。所以，你說這首詞是在哪兒寫的?經(jīng)過實地考證，我認為是初稿寫在陜西，定稿在山西，正式發(fā)表在重慶。這是一個完整的過程。你要是不讀無字書，就搞不明白。這就是我要談的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本書的上冊——讀“無字書”。

　　再說恩格斯是哪里人?我也問過很多專家學者，都說是德國巴門人，可打開德國地圖找不到巴門這個地方，那巴門到底在哪兒呢?其實現(xiàn)在這個地方叫伍珀塔爾，在魯爾區(qū)的杜塞爾多夫，從杜塞爾多夫往東乘車一小時就到了伍珀塔爾市，當年巴門小鎮(zhèn)已經(jīng)被伍珀塔爾兼并了，所以巴門已經(jīng)不存在了。這些在“有字書”上是讀不到的，只能通過“無字書”讀到。

　　“中冊”是讀“反面書”，或者說讀有爭議的書。我覺得我們這一級的干部還是有這個鑒別能力的，正反兩面的書都讀一讀可以更好地辨別是非以正視聽。特別是有的反面書上寫的東西純屬胡說八道，我們就可以以見證人、親歷者的身份以正視聽。我認為，這些反面書或者叫有爭議的書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惡意詆毀的。比如有一個化名叫“京夫子”的人寫的書，純粹是胡編亂造。還有一本書叫《叫父親太沉重》，也是胡編亂造。一個名叫艾蓓的人，長得多少有點像周總理，來冒充周總理的女兒。因為周總理是人們公認的道德楷模，他們就從道德上，借丑化周總理以達到挖掉共產(chǎn)黨根基的目的。后來真相大白，現(xiàn)在這個人身世已經(jīng)查清楚了，就是安徽蚌埠醫(yī)學院的一個工農(nóng)兵學員，生父生母都查清楚了。

　　第二類是學者的書，受立場、角度、資料、水平的局限，不能全面地辨證地看問題，分不清主流和支流。比如說有一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在黨史界還有一定的影響，基本上全面否定了延安整風。這件事情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從主流看，沒有延安整風，全黨統(tǒng)一不了思想，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建立新中國的勝利。這是主流。歷史已經(jīng)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從支流上說，搶救運動中間出現(xiàn)擴大化，但這是支流。把支流當主流去說，以學者的身份引用了大量的數(shù)據(jù)和資料，很能讓一些年輕人產(chǎn)生誤解。這是第二類，這類書有片面性，有的立場也有問題，資料也有限，需要有分析地去讀。

　　第三類是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這類書有一定的可讀性，但這類書共同的問題都是表白自己的多。陳伯達的、王力的、聶元梓的、徐景賢的、邱會作的、吳法憲的、李作鵬的，包括黃永勝兒子寫的，這些書我都讀過。讀一讀有好處，兼聽則明，我覺得有一定的借鑒性。客觀來講，我覺得比較可讀的是邱會作的那本和朱永嘉的那本。當然，這一類書中也是真假難辨，有的把一些眾所周知的“真”再摻進自己的“假”，產(chǎn)生很壞影響比如李志綏的那一本。我認為，評價一個政治家，主要應(yīng)看他在推動歷史進步中的作用，至于生活問題咱們不清楚，也沒必要去談?wù)撨@些。所以，李志綏為了一點稿費去做這種事，我很鄙視這個人。

　　所以，“中冊”書我們看一看也有好處，看了之后可以向其他人作正面解釋，以正視聽。

　　正是讀了無字書、反面書，經(jīng)過對比之后，我認識到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但不是一般的人，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詩人，也是大藝術(shù)家(書法也是藝術(shù)的一種)。對他的評價三七開，是已經(jīng)蓋棺定論了的。但是他的“三”不是一般的三，他的“七”更不是一般的七。我認為第一，他的局限是歷史的局限，那個時代只能那樣，不能用今天的標準去衡量當年。第二，他們那一批人當時都是熱血青年，出發(fā)點都是為了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第三，那一批人在當時是最優(yōu)秀的群體，說實話，我們現(xiàn)在的人要是活在當年，誰也沒有那個水平。第四，要區(qū)分主流和支流。中華民族站起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shè)的勝利，這是他們的歷史功績。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但毛劉之爭我認為本質(zhì)上是主義之爭，也有其他枝節(jié)上的原因比如性格方面的原因等等不去多講了，但我認為看問題要看本質(zhì)。我認為500年以后再回頭看，毛主席肯定是寫進這段歷史的第一人。我們今天回頭看歷史人物，公認唐太宗是最有作為的帝王，但唐太宗也有玄武門之變，殺了兄弟，逼退老爹，娶了武則天，但這并不改變唐太宗的歷史地位。(節(jié)選自：唐雙寧：要讀萬卷”活“書：無字書，反面書，自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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